从“镉米杀机”到“土十条”

导  读

只有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与土壤立法相配套、对资金进行保障与监管，并对治理成效进行客观评估的基础上，行动纲领才更具可靠性，对土壤的保护也才能发挥最大效能。

受访人：陈能场（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采访：   田乐   汪默英

整理：田乐  

来源：《景观设计学》（2015年第3卷第6期）（）

首先，您能否介绍一下我国的土壤总体健康情况？

 陈能场（以下简称陈）：近30年来，我国的土壤环境主要存在着三大问题：土壤流失、土壤污染和土壤退化，而后两者直接关系到土壤的健康情况。

在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相关的环保监管和治理措施却并不健全，土壤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加之土壤耕作过程中施肥类型的变化（从施用有机肥到施用工业化肥）、施肥和除草剂剂量过大、农药的施用、大量农膜的应用等，对土壤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导致土壤退化，出现变酸、板结、养分和微生物分布不平衡等现象，造成农产品品质下降、产量降低、重金属超标等一系列问题。

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我国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于2014年4月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调查点位覆盖我国大陆地区的全部耕地，部分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实际调查面积约630万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土壤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从污染分布情况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

土壤学视角下的理想健康土壤是什么样的？

 陈：大家知道土壤由固体、空气和水分所组成。固体部分最主要来自于其发育的岩石母体的原生和次生矿物颗粒、生物（动植物和微生物）活体和残体留下的有机质。理想的土壤中，固体占50%，空气和水分各占25%。

固体中矿物颗粒占45%，余下5%的有机质中，各种微生物有机质占10%，根系有机质占10%，已经转化为稳定的高分子的“死的”有机质——腐殖质——占80%左右。

在这些组分中，能够影响土壤健康、可被人类调节的土壤部分是有机质。有机质是土壤活力的核心。有机质本身就是养分的储藏库，其深刻地影响着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

同时，土壤有机质是衡量土壤保肥能力的阳离子交换量（CEC）的主要贡献者，根据有关文献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得出，土壤中的有机质从2%降低到1.5%，土壤的保肥能力将下降14%；土壤有机质从1%升到3%，土壤的保水能力将增加6倍。

当然，土壤有机质也深刻影响着土壤的质地和结构。丰富的有机质条件下，土壤可以形成稳定的、大量的有机／无机复合体，进而形成良好的土壤结构，不仅可以抵抗土壤侵蚀，也可为根系提供所需的水分和空气条件。

最主要的是，有机质是土壤中各种生物的碳源和能源。丰富的有机质有助于土壤自然形成庞大的食物网，构建健康的生态系统。反之，这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亦是土壤活力的来源，从养分转化到病虫害控制，都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相较于水体和大气，土壤这个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往往是被景观设计师所忽视的设计内容。您认为设计师通常在土壤方面存在着哪些理解误区，或知识缺失？

 陈：的确，可以说，土壤是珍贵的、难以再生的战略资源，也是国家和人类安身立命之所。但在现如今的发展建设过程中，设计师缺乏对土壤足够的尊重；在面对土壤治理的问题时，设计师也缺乏对土壤必要的了解。

一些景观项目采用新土作为表土来种植树木。新土中的养分和有机质含量相对较低，这势必会影响植被的生长。

由于景观中栽种的树木普遍比农作物的生长周期长，在栽种后最初的几年中可能不会有病征表现；但时间一长，树木便会出现长势不良、病害，甚至死亡等现象。而且，由于覆盖后整个场地的土壤结构会发生变化，因而新土覆盖时也需要考虑到对周边环境的后续影响。

特别是在一些居住区案例中，生活污水很容易就被引到地下水中，导致地下水中硝酸盐和大肠杆菌含量超标。另外，在高温多雨的地区，一些新土覆盖区域还容易出现地表侵蚀问题，造成土壤流失和地表水污染。

也有一些景观项目忽略了场地土壤的酸碱性、保水力、营养元素充足与否，只盲目追求景观配植上的效果，结果栽种的植被无法实现设计预期。

例如，某一南方的楼盘项目在场地上种植了大面积的观花树木，预期在每年3～5月形成“花海”。然而种植后第二年5月时却一花不开。

此外，目前也出现了不少的“都市农业”项目，试图在营造优美的城市环境的同时，也创建出生产性景观。这一理念值得认可，然而，我希望设计师能够慎重考虑场地土壤本身和产品的安全性，不能在不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就盲目地将土地视为生产性的“良田”，否则将适得其反。

在进行土壤治理时，选用治理措施的考量因素有哪些？

陈：原则上，土壤治理时应该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土壤污染的严重程度，二是土壤治理后的土地用途。

土壤是个高度不均匀和高度复杂的系统。我们首先会对污染土壤的结构、微生物等方面进行科学分析；接着根据分析数据结果，因地制宜地制定治理策略、设定不同的治理目标。

一般来说，如果地块用于农作物生产或涉及到人类的食物链，我们会在治理过程中的土壤安全性方面制定更加严格的标准——目前我国的土壤治理在生态方面的考虑仍需完善。

在具体案例中，我们还需要考虑对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以及对某些特定物种的食物链的影响等——我国目前现行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定于1995年，虽然有些数值过宽（如铅），但总体上是全世界最为严格的标准（特别是镉和汞）。目前新的土壤环境治理标准仍在修订之中，离正式公布和执行尚有时日。

近日，被媒体称为“土十条”的《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划》已由环保部提交至国务院进行审核，预计将于2016年初出台。您能否借“土十条”出台之际，为我们梳理一下我国土壤保护的立法之路？

陈：在包括中国台湾和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土壤保护标准和立法都是同时公布的，甚至是立法先于标准，这样才能让标准在实施的过程中有法可依，更有助于推动土壤保护和治理。

而事实上，中国大陆土壤相关的立法严重滞后、法律地位严重弱化，这既造成了人们长期对土壤资源和土壤保护的忽视，也使我国目前的土壤污染治理陷入困境。

全国人大环资委从1994年起就开始关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问题；环保总局与国土资源部于2004年12月提出《全国土壤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专项工作》；2005年初，中央财政专门设立了全国土壤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虽然随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深入开展，有关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报告陆续公布，但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随之出台。

2011年，新闻报道《镉米杀机》在中国掀起了对于土壤污染的全民关注，土壤立法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关于土壤保护、补偿及惩罚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出台直到今年才有迹可循。2015年，有关土壤立法的法律名称也曾出现很大的争议：到底是叫《土壤污染防治法》好，还是《土壤环境保护法》好？因为这其中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最后确定为《土壤环境保护法》，因为相较于“治理”，“保护”在资金使用、公众参与等方面的涵盖范围更广。

但我所担心的尴尬局面出现了，《土壤环境保护法》还没有正式出台，“土十条”这个行动纲领却已经被大家炒得沸沸扬扬了。我认为，只有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与土壤立法相配套、对资金进行保障与监管，并对治理成效进行客观评估的基础上，行动纲领才更具可靠性，对土壤的保护也才能发挥最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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