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医”赵炳南：悬壶六十年，经验不带走
赵炳南老先生的这篇自述写的真是非常感人，从过去走到现在的辛酸，对后辈毫无保留的真诚，都能让我们看到一颗可爱的赤子之心。他说：“我认为，整理、继承工作，老中医责无旁贷，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把自己在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全部拿出来，哪怕是一点一滴，也能聚砂成塔。”读完想去翻翻《赵炳南临床经验集》了。
【作者简介】赵炳南（1899～1984），回族，祖籍山东德州，生于河北宛平。家境贫寒，只念过六年私塾，十四岁学徒，行医六十五载。曾任北京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一生勤奋好学，诲人不倦，为中医学发扬光大作出了贡献。
悬壶生涯六十年
我是个普通的回族老中医，今年八十三岁，经历过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行医生涯一甲子。可以说，人间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备历；人生道路的酸、辣、苦、甜、咸五味俱尝。但是我新的生命却是从解放后开始的。我不能忘本，没有党、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没有我赵炳南的今天。
老妈妈大全
我学名德明，改称炳南是以后的事了。听老人讲，祖父是饭馆掌灶的，很早故去。父亲很小便独立谋生。我家有兄弟姐妹五人，全凭父亲给人帮工做糕点，母亲零碎做点外活勉为生计。
我自幼身体羸弱，经常生病。记得五岁那年，我出天花，高烧昏迷，好几天睁不开跟。疹子出全，可谓漫无行蚁，体无完肤。那时，家里根本无钱就医，只听别人说：“别瞧这么厉害，要是出得顺，七浆、八落，九回头。”在万般无奈之时，只好请一墙之隔的老邻居王二大妈诊视。
提起王二大妈，本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老人家虽不识文墨，但粗晓医理，多知多会，大家尊称她“老妈妈大全”。我的病经王二大妈指点，慈母上街买些化毒丹之类的小药，服后很快好转，落下一身小疤，出街门，乡亲看见，都叫我“麻孩”。
六岁那年，我闹一场红白痢疾，每天拉肚子，一病就是一年。家里穷得连手纸也买不起，只好把破旧衣服撕成片当手纸，使脏了，用小灰水洗完晾干，以后再用。还是老大妈出了个偏方，用无花果加蜜蒸熟，每天服数枚，才把我的病治好。
七岁那年，我患了场疟疾，一闹也是接近一年，家乡泊岸边有块长条石，发烧时，我就躺到条石上冰身子，发冷了，就去晒太阳。不少人出偏方没治好。家母央求王二大妈说：“您别瞧着孩子受罪了，干脆死马当活马治吧。”王大妈说；“有个单方试试看，好了就好，不好就了。”她找了块绿豆大小的信石(红信石加工制品为砒霜)，布包砸碎，开白水送服。服药后，我觉得全身发热，如同登云驾雾，恍惚之中，彷佛有个天梯，爬呀爬呀，一不留神，撒手摔下来，吓得出身冷汗，病也就逐渐好了。
三年的大病，使我失去了启蒙就读的大好时光，但也培养了我对中医中药的浓厚兴趣。记得以后念私塾，老师常讲：“人生一世，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我想：凭我家的条件，哪还希望当什么良相、良医呢？要是能像王二大妈那样，骑个毛驴，拎个包袱，能给人瞧病，也就知足了。放了学，别的孩子走东串西，我就喜欢到王二大妈那儿去玩。看她熬膏药、配方子，给她打下手，听她谈天说地讲故事。有时，老人家外出采药，遇到爬坡上坎的地方，我就爬上去帮助采集。
在和王大妈接触中，耳濡目染，我也学到了一点极为简单的验方小药，如马蛇子(蜥蜴)焙干压面能治“羊角风”，鱼骨盆外敷能止血等。
记得八、九岁时，正遇少数民族办红白事，杀鸡宰鸭，热闹非凡。本家外甥金荣奔走相告，不留神，摔倒在石头角上，头上撞个大口子，流血不止。旁人用点细灰尘土用手堵住，我听王二大妈讲，鱼骨盆止血好，我找点药给他敷上，很快好了。
回想起我多病的童年生活，毋庸置疑，王二大妈以她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渴望学医的强烈愿望。
后来，我学徒期满，业已行医，治好了一位盲人患者，他出于感激，问了我的生辰八字。只见他掐了掐手指头，叹息地说：“好刚强的八字啊，就是五行缺火，改个名子还可以补救。”常言道：“南方丙丁火”。赵炳南的名子就这样叫开了。其实，我幼年多病，哪里是什么五行缺火，是旧中国给我们穷苦人带来的贫困和饥饿啊。
皮球的风波
要是讲学历，不怕您见笑，我既非书香门弟，也无家学真传，只间断地念过六年私塾。八岁那年，我才开始上学，因为不是官办的学堂，经费、校址和师资都没有保障，就读之处不是庙宇，就是清真寺，老师常因经费不足辞去不干，或另被富豪家聘教专馆。六年之中，我就辗转投师六处，饱尝了辍学之苦。
我懂得单凭家庭接济，根本无力供我完学。所以每在放学之余，常帮人捎带买东西，挣上一、二个铜板，零星添置点笔墨纸砚。有一次，好容易攒足了十三个铜板，看见别人家的孩子有皮球，心里很羡慕，就一个人到城里洋货店买个小皮球拍着玩。第二天，家母看见皮球，问我是哪来的，没等我说清了原委，家母急切地说：“咱们家哪能玩这个，你也不瞧瞧，鞋袜还都破着呢！”回到家，母亲把皮球刷洗干净，用净纸包好，带我进城。到了洋货店，家母向掌柜先生连连道歉，说我不懂事，错买了皮球，恳请退换。掌柜先生拿起皮球，看看完整无损，勉强同意换了双鞋面，由母亲给我做双新鞋。
这段往事常常勾起我童年生活的辛酸回忆，每念及此，不禁潸然泪下。看看现在的学生，一个个生龙活虎，无忧无虑，他们生活上甜如蜜，学习上有人教，课外活动丰富多彩，简直是手捧金饭碗，生活在天堂，而我那时过得是什么日子啊。
小沙弥子
十四岁那年，我经人介绍到伯贤氏药房学徒。一次偶然机会，德善医室的老师丁庆三出诊到药房歇脚，顺便谈起正在他那儿学徒的陈某，想到其舅父伯贤氏开办的药房学徒。于是二人商议互换徒弟，我就换到德善医室，投师丁庆三，开始了新的学徒生活。
提起德善医室，上岁数的“老北京”可能有些印象。我的老师丁庆三，起初开羊肉铺。遇有病家买肉，常常施舍肉铺自制的膏药。膏药很灵，患疮疡疖肿者，一贴就好。常言道：“此地无朱砂，红土为贵”。一传十，十传百，病人越来越多，以后干脆弃商从医，又收了几个徒弟，开设医室，给人治病。
我学徒那会儿，中医外科的水平低，人数少，只占中医人数的百分之一、二。谈不上用麻药、止痛药，更没有抗菌素。有了病，吃点中药，贴点膏药，再就是上白降丹。痛厉害了，让病人到大烟馆抽上一、二口大烟。当时有：“外科不用读书，只要心狠就成”和“会打白降红升（丹），吃遍南北二京”之说。
在这种环境下学徒，哪有老师耐心地手把手教呢？记得有一次我看《濒湖脉学》上讲：“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如微风吹鸟背上毛，厌厌聂聂。”对“厌厌聂聂”四个字，我百思不解其惑。请教师兄，也只是说“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学徒生活照例十分艰苦。每天早晨四点多起床，下门板、生火、收拾铺盖、倒便器、买东西、做饭、熬膏药、打丹、帮下手……不仅伺候老师，还要照顾师兄。无冬历夏，一年到头，每天都要干二十个小时，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
有一次，我摊膏药，一面用棍子搅，一面打瞌睡。突然，一只手插进了滚烫的膏药锅里，顿时，手上的皮被烫掉一层，疼得我钻心，又不敢让人知道，只好偷偷拿些冰片撒在上面。由于我年龄小，手脚麻俐又勤快，师兄都叫我“小沙弥子”，即小和尚。
艰苦的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磨灭我强烈的求知欲望。每当夜深人静，大家熟睡之时，我就挑灯夜读，疲乏了，用冰片蘸水点一下眼角，醒醒神，又接着念。学习所用的文具纸张，家里根本无钱购买。医室对面纸店家有个小徒弟和我相熟，常取出店内残缺不能售出的纸、笔二人分用。
在这种饥寒困苦的环境下，我自学完《医宗金鉴·外科心法》、《外科名隐集》、《外科准绳》、《疡医大全》、《濒湖脉学》、《本草纲目》等医籍，有的还能背诵，至今不忘。对于一些中医皮外科基本功，如熬膏药、摊膏药、搓药捻，上药面打丹等，也都掌握得很娴熟。这些，对我以后的行医生涯颇有受益。
设馆行医
一九二0年，北洋政府举办中医考试，我虽然考取了，但所发的是“医士”执照，只能在四郊行医，不准进城。过了几年，又经过一次考试，二百多人参加，只取十三名，我是其中之一，才准许在德善医室门口挂了个行医的牌子。旧社会，作为一个中医，不管你有多高技术，多大名气，也只能是个医士。就连蜚声遐迩的四大名医也绝无例外。直到现在，我还深存着这张用汉满两族文字书写，加盖官印的老执照，作为旧社会歧视中医的一个铁证。
就在我学徒的第四个年头，老师不幸病故，我又和诸师侄支撑门面，并继续苦读了三年。经过几年的钻研，我总算偷学了一些医疗技术，也为德善医室效尽了徒弟之劳。
一次，河南省伪省长的女儿患鼠疮（淋巴结核），我出诊一周。师侄满以为这趟美差一定可捞到一大笔出诊费。谁知这个伪省长一毛不拔，回来两手空空。师侄怀疑我独吞了出诊费，不问青红皂白，第二天派人送了封信，硬是把我辞退，由他们独家经营。当时我没有一点积蓄，生活无着，只好到处奔波，求亲告赁，这家赊药，那家借房，东挪西借，总算在西交民巷办起了二间房子的小小医馆，有了落脚之处。
三年后，医馆业务逐年兴盛，我再礼道谢了亲友，还清了债务，又租赁了一所有“天蓬、鱼缸、石榴树”的大四台院，如此又干了三年，有点积蓄，才正式开设了西交民巷医馆。
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
旧社会，皮外科患者多为勤劳辛苦的穷人，一旦得了“腰痈、搭背、砍头疮”，往往“腿息工，牙挂对”。非但失去了养家糊口的能力，还要花费一笔钱治病。我来自底层人民，深知穷苦人看病不易。对那些无力就医者，我秉承“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的师训，免费看病吃药，分文不取。
一次，几个农民从西直门外抬来一位对心发（背部蜂窝组织炎）的患者。我见病人就诊不便，主动提出义务出诊，每次带上四、五磅药，隔五、六天去一趟。用药后，坏死组织很快脱落，新鲜疮面大小如盘，其深洞见筋骨。经我细心诊疗，亲自上药，二个月后，疮面长平痊愈。左邻右舍闻讯凑钱给我进了块木制的义匾，一路上百八十人敲锣打鼓，扭着秧歌，一直抬到医馆。在我行医生涯中，送来的木匾、玻璃匾、铜匾、银盾、银瓶不下百、八十件，惟独这块义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请我看病的，也有达官富商之类的阔人。从中也取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我除了把这些收入用来维持医馆业务外，还为社会公共事业略尽绵薄。当时的北平中医公会缺乏经费，我解囊相济；华北国医学院需要资金，我慷慨捐款；建立妇产医院，我竭力资助。到头来，只乐得两袖清风，俭朴度日。
御医与换帖
多年行医后，随着治好一些病人，我在中医外科界总算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听说，善书上写了我一笔，就连北京的洋车夫遇有皮外科病家乘坐，也主动介绍到我医馆诊疗。但那些有钱人根本看不起我们，他们管中医外科病叫“疙瘩”，管我就叫“瞧疙瘩的”。
作为一个医生，我接触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看过各种人物的面孔。富人的傲慢与跋扈，穷人的哀苦与悲戚，就像一面无形的罗网，使我难于挣脱。有人要求我一夜之间为之除却沉疴怪疾，有人希望拉我入伙，为之效力。于是，我固守着一条信念：“岂能尽随人愿，但求无愧我心”。这既是我做人的哲学，也是我对旧社会挑战的回答。
记得民国年间，清末皇帝溥仪退居天津旭街静园后，曾由他的老师陈宝琛、朱益藩二人介绍我前往看病。溥仪患的是右鼻“白刃疔”（鼻疖），唇颊部红、肿、高大，疼痛难忍，忐忑不安。那时虽说溥仪退位隐居，却还是关起门来做皇帝，神气十足。在询问病情中，我了解到他有破相之忧，希望免除手术，采用中医药治疗。我就用中医提疔的办法，外用药捻加盖黑布化毒膏，内用清热解毒托里透脓的中草药。一周后，基本痊愈，没留疤痕。
康德年间，我又给溥仪的婉容皇后看过一次病。二次接触，溥仪对我有些印象，提出让我做他的御医。我说：“家有八十岁老母无人侍奉左右，我这个年龄，只能尽孝，不能尽忠。”拒绝了皇宫的招聘。
民国年间，我曾给吴佩孚看过病，认识了他的儿子吴某。这个人喜欢玩狗，不惜重金。有一次，他的爱犬尾巴叫人剁了，蜷在墙角，疼得直打哆嗦。吴某知道我专瞧外科，便让我到他家给狗看病。当时我想，狗虽是个畜牲，但毕竟也是生灵，也就不大介意。我察看完伤势，撒点用上等冰片调制的药面，纱布包好，很快痛止，伤面愈合。吴很高兴，提出要和我换帖拜把兄弟。我说：“我信仰伊斯兰教，祖辈传下的规矩，不和外教结亲。”就这样，换帖之事，始终未成。
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使我信守一句话：“万事不求人”。我曾气愤地说：旧社会我没有一个朋友。
挂钟和拐棍
北平沦陷前，我怕挂那么多匾招惹是非，悄悄托人拍照后，卸下收藏。谁知这样也难免飞来的横祸。
北平沦陷后，人不自由，连挂钟也不自由。日本侵略者规定中国人要按日本时间把钟拨快一小时。我想，在中国的国土上，难道中国人都不能按照中国的时间生活了吗？我开设的诊室里的挂钟，就硬是不拨，结果被汉奸狗腿子发现，一进诊所，便把挂钟摔碎了。他们一走，我又重新买了一个挂钟，照样按照中国时间拨好，挂在墙上。后来又被摔掉了一次，我再次买了个新挂钟。
当时，眼看国土沦陷，国难当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心情非常忧闷。我盼呀，盼呀，盼望抗战胜利。认为胜利后，日子可能好过些。谁知道，“强盗前面走，豺狼后脚跟”。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更是艰难。地痞流氓到诊所闹事，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再加上物价飞涨，生活毫无保障……在这种日子里，我心灰意冷，虽未满五十，却深感垂暮之年已到，于是，就拄起拐杖来了。
一九五五年，经卫生部傅连暲同志介绍我给朱德委员长看病，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亲切地和我握手，嘱咐我，给首长看病要安全有效，中西医结合，积极谨慎，与病人商量。周总理温暖的手，像一股暖流，使我感到激动周总理的亲切指示，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力量。我觉得自己心明眼亮，力量倍增，从此以后，拐杖也就自然而然地扔到一边去了。
经验不带走
一九五六年，北京第一所中医医院建立，我是第一批参加医院工作的老中医。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我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医馆，投身到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中。当时，我把自己开业时的部分药材、器械和备够五间房子的柁、木、檩、架全部捐献出来，略表自己挚诚之心。为此，政府还授予我二百元奖金。
参加医院工作后，使我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帮助，为更多的劳动人民解除病痛。我觉得自己心胸开阔了，视野宽广了，精力充沛了。
我常想，我只是个普通的回族老中医，来自底层人民，我所知道的一点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也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理应把自己学到的技术毫无保留地献给人民。
于是，我把保留多年的所有数据和手稿拿出来，把点滴心得体会说出来。例如，应用银花、生地烧成炭，清解血分的毒热，是我多年来摸索出来的治疗经验，用于临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俗话讲“外科不治癣，治癣便丢脸。”这句话固然反应了皮肤病难达速愈，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对于皮肤病治疗办法不多。我想，皮肤疮疡虽形于外，而实发于内。没有内乱，不得外患。皮肤病损的变化与阴阳之平衡，卫气营血之调和，脏腑经络之通畅息息相关。因此，我和同志们一起，从疾病的整体观念出发，从治疗难度较大的皮外科疾患入手，开展了对红斑性狼疮、自塞氏病、慢性瘘管和溃疡的研究工作，初步取得进展。
在总结经验过程中，我们从一个个病种入手。凡是跟我学过的医生，都把自己保存的有效病例，以及我讲解过的心得体会的笔记集中起来，然后我再逐个分析当时的主导思想，把同类的经验归纳起来，找出它们的共性和每个病倒的特殊性。
对于每味药，每个处方和每一段叙述，我们都认真研究修改，并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总结成功的经验，也总结失败的教训，使后学者少走弯路。
一九七五年，大家帮助我把过去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加以总结，出版了一本《赵炳南临床经验集》。全书约有三十万字，共收病种五十一个，病例一百三十七例，介绍了三种特殊疗法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验方、常用方，较为系统地反映出我的实际经验，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近年来，我年老体弱，身体欠安，难以胜任门诊的繁忙业务。我就采用录音方式，讲一点，录一点，然后根据录音材料整理成文。这是一种快速、准确、省力的方法，有利于经验的整理和传授。
此外，我还在同志们的协助下，将有较好疗效的十个常见病整理成计算器语言，编好程序，输入电子计算器，备日后的临床、教学、科研应用。
我认为，整理、继承工作，老中医责无旁贷，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把自己在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全部拿出来，哪怕是一点一滴，也能聚砂成塔。
我常爱说两句话：“知识不停留，经验不带走。”知识不停留，就是说，虽然我已经八十三岁，行医一甲子，还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还要钻研，还要攀登，还要挖掘，还要创新，绝不能在现有的经验上停留。经验不带走，就是说，把我的点滴经验和体会要毫无保留地献给党和人民，传给青年一代，绝不带进坟墓。
几点希望我经常收到各方面的来信，其中许多是有志于从事中医工作的青年人，他们希望我能谈谈个人的看法和体会。借此机会，我想说几句不成熟的话。
（一）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
书不可不读，对于一些中医经典医籍，不但要读，有的还要能背，但希望同志们不要钻进书堆里出不来。要重视临床，多认症、多实践。我年青时，根本不知道累，上午看病百余人，下午出诊，晚上睡在医馆，整天和病人打交道，以后虽说年岁大了，也坚持门诊，坚持会诊，从不脱离临床。只有见得多，认症准才能辨析识病严谨，立法遣药切中，对疑难大症做到心中有数。
（二）寻师认能，博采众方
要善于学习，不仅向书本学，向老师学，还要向病人学，向民间学。我自己的经验中，有很多是向别人学来的。比如熏药疗法是在我早年行医时，看见一位老太太用草纸燃烟熏治顽癣（神经性皮炎），引起了我的注意。查阅古书中也有类似这方面的记载。于是我加以改革，临床治疗很多皮外科疾患，取得很好疗效。
又如，一位头面部白驳风（白癜风）的患者，同时伴有头皮瘙痒、脱屑、头油多。我让他用透骨草煎水洗疗。数天后，白驳风如旧，但用来洗头却收到意想不到的去油止痒效果。我从病人主诉中受到启发，以后拟定了透骨草洗方专以治疗发蛀脱发病（脂溢性脱发）。
（三）千年的字会说话
要善于保存、总结临床资料，日积月累，相当可观。不要忽视只言片纸，有了新的思路，要及时记录在案。俗话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文字比记忆更加可靠。至今，我还存有一些二十年代的资料，闲暇时翻阅一下当时治好病人的感谢证明书，对回忆病例颇为有益。
（四）慢走强过站
古语讲：“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做学问要持之以恒，不怕慢，就怕站。停止不前，满足于现成的经验，必将一事无成。我常给青年人讲龟兔竞走的故事，勉励他们不断长足，有所进步。
（五）宁可会而不用，不可用而不会
俗话讲，“艺不压身”。凡有用的知识，都要用心学，现在不用，以后可能有它的用场。希望年青人珍惜大好时光，多学一些有益的知识，多掌握一些操作技巧。
为四化贡献晚年
一九八0年底，我大病一场，生平第一次住进了医院。在院、所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医务人员精心医护下，我很快好转出院，目前小休一段，待体健复元，争取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知道，年岁大了，身体的各部件也不那么灵活了。就身体的健康而言，六十岁的人，一年不如一年；七十岁的人，一月不如一月；八十岁的人，一天不如一天。对这种新陈代谢的必然，我内心感到十分平静。所感欣慰的是：我的记忆力还不错，腿脚还算灵便。我愿意在耄耋之年，抓紧有限时间，扎扎实实地做点经验整理工作，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出我的晚年。
（张志札孙在原邓丙戌陈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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