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方与中医学，浅谈不同点及展望！
关于日本汉方与中医学的不同点
①所用方剂的不同
日本汉方最重视汉代医籍《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使用两书所载的方剂特别多。现在，日本用于健康保险的汉方方剂提取剂已达140余种，而或多或少采用这些药剂者占全部医师的一半。
在这些药剂中，约70种属《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方剂或其变方。此外，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以后的医籍中，日本亦常用宋代《和剂局方》、明代《万病回春》两书所载的方剂。
②以方剂为单位与以生药为单位的不同
在日本，长期以来使用汉方的医师(全国最多也只有30-50名)，虽亦喜用煎药，但多半按原样使用古典医籍所载方剂，至多是将两种方剂合用或加减1-2味生药。
而且，在提取剂已普及的今天，已逐渐形成了汉方药的使用应以方剂为单位的观点〔原则上用一种，有时并用2-3种)。这一点与中国常以生药为单位，各自组成新方剂的情况截然不同。
③用药剂量的不同
日本汉方与中医学的最大不同点，可以说是药物的用量。日本煎剂的一日用量多为14-20克，而提取剂也是按此剂量换算的。这种用量约相当于中国常用量的1/3-1/5。
④医疗制度的不同
在日本，凡是具有处方权的医师，均学过西医，并以此取得执照，不存在中医或汉方医的名称。在医师之外，虽也有人取得针灸师资格的，但其治疗手段只限于针灸，无汉方药的处方权。此外，尚有药剂师及药材商，他们只能销售汉方成药(药剂师也可根据医师的处方调剂)。
⑤对阴阳及虚实认识上的不同
所谓“阴阳”，原是将一切事物和现象划分为“阴”和“阳”两大类的一种分类方法；而所谓“阴证”和“阳证”，则是从各个不同方面笼统地表示阴的状态和阳的状态的用词。因而，“阴证”这一概念中包括有里、寒、虚，“阳证”这一概念中包括有表、热、实，这大概就是中医学的观点。
然而，日本却十分重视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特别是前者出发，将六经分类(六经辨证)这一在中国只用于外感热病辨证的方法，亦同时应用于所有的慢性疾病。当诊断为三阳病时〔正盛于邪)即称为“阳证”，诊断为三阴病时(邪盛于正)即称为“阴证”。
并且，阳证和阴证中又均有实证和虚证，故阳证时出现虚的情况称为“阳虚证”，阴证时出现虚的情况称为“阴虚证”。由于阳证即三阳病见有热象的时期，阴证即三阴病见有寒象的时期，故阳虚证乃热证中的虚证，阴虚证乃寒证中的虚证。这一认识与中医学中的阳虚证、阴虚证的寒热概念恰巧相反。
实证和虚证的意义也是如此。关于虚证，一般来说，中汉学与日本汉方之间并无多大差别，然而，就实证而言，日本对“邪实”之“邪”的意义的认识比较淡薄，基本都是从正实(正气实)的意义上去理解。
于是，常将所谓“虚”和“实”，看作是具有连续性意义的概念，广泛地使用“虚实之间”或“中间证”的术语。这一点，与中医学将“虚”和“实”作为无连续性意义的概念而常用“虚实挟杂”一类术语，具有明显的认识上的不同。
日本一向将三阳病看作为“热”，并将用于太阳病的桂枝汤、麻黄汤之类看作是用于热证的方剂。这是因为，日本汉方对方剂的选择，与其说是以热者寒之，寒者热之，实则泻之，虚则补之为原则，莫如说是以三阳、三阴的哪个时期即用哪个方剂的思考方法为基准的。
⑥重视脉诊与重视腹诊的不同
脉诊与望、问诊一样，同受中医学的重视，而日本汉方所重视的则是腹诊。在根据腹诊来判断虚实这一点上，中医学和日本汉方虽有相同之处，然而，日本汉方往往根据腹诊所见即可决定方剂。以下，就其主要之点加以叙述。
a.胸胁苦满:本是季肋部胀满不适这一问诊信息的专用术语，但是，在日木则将之作为腹诊所见而备受重视。即，季肋下部(特别是右侧)胀满，手指插入肋下有抵抗压痛(有时伴肝肿大)，辨为六经分类中少阳病的征象，属于柴胡剂(柴胡为主药的方剂)的适应证。
b.心下痞〔硬):心下部有阻塞感为心下痞，按之并有抵抗压痛则是心下痞硬，属于泻心汤类的适应证。
c.心下痞坚:即心下坚胀如板，常见于心脏性哮喘，属于木防己汤的适应证。
d，腹皮拘急(腹直肌拘挛):即左右两侧腹直肌均坚胀浮现。原则上，腹力弱者，属于虚证。若为幼儿则多按之忍俊不禁。系小建中汤、桂枝加芍药汤等方的适应证。
e.胸胁苦满和上腹部腹直肌紧张:即a与d并见，与a相比，原则上属于虚证。为四逆散和柴胡桂枝汤的适应证。
f.小腹急结:所谓“小腹”，系指下腹部，但多表现在左下腹。医师位于患者右侧，以中指和食指从脐部向骼前上棘轻快地滑动触摸，若有小腹急结，患者即会屈膝而诉疼痛。此为瘀血(血瘀)的腹证，女性多见。系桃核承气汤的适应证。
g，小腹硬满:即下腹部有抵抗和压痛的情况，这亦是瘀血的腹证。系桂枝获冬汤、大黄牡丹皮汤等方的应用指征。
h.小腹不仁(脐下不仁):不仁即麻痹之意，小腹不仁系指脐的下方知觉迟钝。不过，通常将脐下方比上腹部柔软肥厚作为小腹不仁，为虚证尤其是肾虚证的征兆。症状明显时，可触及铅笔芯样的筋。系应用八味丸(桂附肾气丸)的指征之一。
i.腹部动悸:即脐的附近触及强烈的动悸。系应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等方的指征。
j.腹部震水音(胃内停水):即轻叩胃院部有漉漉水声，表示中焦有水饮停滞(与腹部咕噜咕噜响的意义亦大致相同)，多属胃下垂、胃无力，系四君子汤、六君子汤、半夏白术天麻汤等方的适应证。
⑦其它方面的不同
除上所述，日本汉方颇重视气、血、水，一经发现病人有气滞、血滞(即瘀血)、水滞(日本汉方称之为水毒，相当于痰饮)的存在(重视腹诊对血滞，水滞的诊断)，即相应地应用理气剂、祛瘀血剂、逐水剂作为治疗的重点。
至于中医学所重视的八纲、脏腑、六淫、三焦、卫气营血辨证等，日本汉方则从不采用。就是有关生药的性味、升降浮沉、归经等，也仅限于作为知识来研究，实际治疗中几乎无所反映。
导致日本汉方与中医学不同的原因
①历史原因
日本和中国的医学交流，早在隋唐时期(7-8世纪)就开始了，而中国医学在日本扎根，大约是在16世纪。即，田代三喜(1465-1544年)到中国明朝留学，学习了金元医学并于1498年回国后，其弟子曲直濑道三(1507-1594年)传授众多弟子，并与弟子们一道大力施行其医术的那段时期。
道三等施行的医术，系得心应手地灵活运用金元医书上的方剂来治疗病人。至于金元医学理论，则不论从哪方面来看，他们均未予以重视。尤其是对日本人难以理解的理论，尚进行了适当的选择取舍，使之简化以符合日本国情。
例如，气伤、血伤、痰伤、郁伤—四伤理论中的郁伤，这是日本人不易理解的一个概念，因之被舍弃了。其后，便形成了同前述的气、血、水的理论。尽管如此，由于金元医学理论复杂，依据五行学说所作的解释说明等，往往使人感到有牵强附会的地方，故日本人难于接受之处仍然很多。
事出有因，日本从17世纪至18世纪，复古思想盛行，医学方面亦盛行“复伤寒论之古”之说。这是因为，《伤寒论》里很少见到金元医学中观念性的理论，其方剂的药味一般也不多，易于理解，若按条文运用方剂，常可获取良妙，医师按自己的体验即可理解。
特别是吉益东洞(1702-1773年)，将阴阳理论为主的所有理论均视作观念游戏加以排斥，认为除了能亲眼目睹之外一概不信。可以说，正是这种实证精神，才加速了明治时代汉方随荷兰医学的传入而趋于没落(例如，由子荷兰的解剖书较中国古代医学的解剖书更为切合解剖实际，因而强有力地吸引人们转向荷兰医学方面)。
然而，不管如何，东洞的观点至今在日本仍有影响， “实证重于理论”、“最优秀的古典医籍为《伤寒论》”这种看法，已深深地扎根在日本汉方临床医师的心中。
当然，这并非说金元以后的方剂就不用了，在日本一般将主要使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方剂的一派称为“古方派”，将主要使用金元以后方剂的一派称为“后世派(今方派)”。不过，目前这种区别已经相当模糊。
另一个应注意的历史原因，是由于日本在江户时代(1603-1867年)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致使日本人几乎接触不到中国明清以后的医书。进而，明治以来(1868年-)，根据政府规定，要成为医师必须学习西医并取得医师执照方可，这样，中国明清以后直至现在日中关系正常化为止，新的理论和方剂基本上未向日本作介绍。
以上，可以说是日本汉方与中医学产生较大隔阂的历史缘由。
日本汉方虽被明治政府以法律手段加以扼杀，但是，从明治末期(20世纪初)开始，又出现了倡导汉方优越性的西医医师，二次大战结束不久的1950年。成立了学术性团体—日本东洋医学会，当时会员人数仅94名。
以后，由于对化学药品副作用的惧怕，以及西医治不好的慢性病和疑难病患者寄期望于汉方医学等原因，对汉方药的需求量逐年增长，特别是从1976年汉方方剂提取剂纳入“健康保险”之后，应用汉方的医师急剧增加，迄今不衰。
从以上分析可知，中医学注重理论，常常根据理论组成各种新的方剂来治疗病人;与之相反，日本汉方则采取照搬原方或稍事加减的方式运用古典医籍(特别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方剂。
这种用法，是经历了长久的历史过程而产生的(目前方剂提取剂可以以“健康保险”的方式使用，更增强了上述倾向)。熟练而准确地应用方荆，使之能与病人的“证”相合，这是日本汉方的传统。
因而，对于日本汉方来说，这种理论和药物的性味，以及升降浮沉等方面的知识，并非必备不可;相反，作为其选择方剂的手段—腹诊技术，却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至于日本用药剂量之所以明显地少于中国的用量，其最大原因可能是生药的原料不足。
②民族方面或医疗制度方面的原因
一般来说，东方人的思想方法与西方人相比，前者为哲学性、主观性、综合性的，后者为科学性、客观性、分析性的。日本人与中国人同属东方人，与西方人相比较，确实具有上述的共同点。中医学传入日本并被日本人所接受，可能是基于彼此之间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然而，形成中医学体系的思想方法是中国人产生的，并非日本人所固有的。所以，日本人学习中医学乃出于借用的思想，同样，学习西区亦出于此因。不过，西医常可客观地加以证实，因此,掺入主观看法的余地较少，而中医学中主观性、观念性的理论较多，因此其它民族未必能全盘接受。
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才采取了利用中医学的成果而不管其理论如何的立场。临床上只要能得心应手地灵活运用《伤寒论》及其它古典医籍所载之方剂，便可收到明显的治疗效果。于是，如何灵活运明方剂的“口诀”便随之产生，腹诊技术也发达起来了。
吉益东洞否定所有的理论，声称除了能亲眼目睹之外均不相信，这是日本人对中医学所表现出来的最极端的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是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具有实证主义的科学素质。事实上，正是这种实证主义的思想，才使人们抛弃了中医学的解剖书，转而趋向荷兰的解剖书，并导致了日本汉方的没落。
现在，汉方的优越性已重新引起了日本人的关注，中医学的方剂再次被用于治疗疾病。但必须注意到，采用这些方剂的医师均为学习过西医并掌握了自然科学思考方法的人们，因而，凡是经不起自然科学分析方法推敲的理论以及不易获得客观验证的理论，就难以为他们所接受。
以上，探讨了日本汉方，尤其是战后的日本汉方与中医学之间产生隔阂的原因。
对未来的展望
①统一的必要性
日本汉方与中医学同出一源，但主要由于历史原因，如今已有相当明显的不同。若听其自然发展下去，对中医学走向国际是极为不利的。的确如此，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因为中医学源于中国，或许日本人应再一次从头开始学习中医学。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迄今为止，日本汉方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日本的医疗作出了贡献，并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尤其日本尚有这样一个特点，即进行汉方诊疗的医师均系受过自然科学洗礼的西医。反观现代中医学，往往碰到定义含糊、同义异词和一词多义等情况，有时逻辑上也并非能保持连贯性。
在现代自然科学已成为世界人类共同财富的今天，中医学理论也必须在逻辑上经受得住自然科学的验证。因此，有关“统一”的方案，不仅仅是日本人要学习现代中医学，而且应该是中日双方相互协作来创立新的-经得起自然科学验证的—与21世纪相适应的中医学。
②统一的条件
a.明确定义:整理同义异词和一词多义。中医学走向国际的最大障碍是定义含混。同时，同一意义的术语，有各种使用方式，可用其各个不同的意义，这也是走向国际的显著障碍。例如，“证”与“症”的使用非常混乱，其区别究竟如何?有的定义为:症二个别的症状，证=概括症状和体质的整体状态。
据此，则热证、寒证、表证、里证、虚证、实证等均当使用“证”。此外，补、益、滋、养、扶、育、健等，虽不能说是同义，但能否加以整理?有时，即使中国语言能予以区别，而译为英语或日语则成了同一词汇。
这时，合并为同一词汇使用就较为便利。同样，有关化饮、化痰、逐饮、化湿、利水、逐水、利尿、行水、利湿、理湿、燥湿、散燥、胜湿、驱湿、逐湿、渗湿、祛湿等术语也可以加以整理。
若要将相同称谓的词汇挑出，虽其数量不定，且对中国人来说，因系本国语言，或许感到无多不便，但为了在国际上求得统一，不论怎样，似有必要与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人共同讨论。
b.逻辑上的连贯性:中医学要与西医学并列而具有国际性，逻辑上必须保持连贯性。中医学因厉史悠久，常可见到理论之间的矛盾和重复。例如，胆既归入五脏六腑，又归于奇恒之腑，应如何整理?太阳病是只有表寒证呢还是也有表热证?
又，伤寒和温病理论如何统一?这些，都应该无矛盾地整理入理论连贯的体系中去。日本汉方虽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具有逻辑上的连贯性，但如果要归入中医学的完整体系，则似乎矛盾很多。为此，有必要将上述诸点进行整理，使其能国际通用，以建成逻辑连贯的中医体系。
c，应能经受自然科学的验证:中医学是在自然科学尚未发达的时代形成的，故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观察，理所当然有许多缺乏客观性和令人难以信服之处。现代自然科学虽说已如此发达，但也决不是万能的。如生命现象、电的现象，也只不过抓住了一些表象，其本质究竟如何仍未被认识。
中医学所说的“气”、“经络”亦是如此。如果说它仅仅抓住了现象，那么，即使没有抓住实质，也不能凭此一点而认定是非科学的。总之，如果逻辑上具有连贯性，并且根据这一逻辑进行治疗常能获得同样的效果，就可以认为它是能够经受住自然科学的验证的。
所幸的是日本汉方医均为学过西医的医师。通常认为，判定病情是否好转的疗效标准应采用西医的方法(不只是血和尿的检查，还包括对活动能力等其它方面的评价)，并尽量客观地进行。
这在中国也是中西医结合医师数目增加的原因。因此，希望中日双方通过互相协作来积累客观性的数据资料。如患者病情未好转，就要考虑是因药效不足，抑或是因逻辑上有什么错误。
关于药性、升降浮沉、归经等，在自然科学方面要达到某种深度的研究是可能的。例如，“证”的研究，尽管在制作“疾病模型”上存在困难，但并不能据此认定不可能进行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
当然，进行这些研究均非易事，不过，如坚持下去则是可以获得成功的。今天，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己成为世界人类共同的思维方式，为了实现中医学国际化，可以说开展这类研究势在必行。
d.关于剂量的探讨。日本用药的剂量比中国少得多，这同样是中国人不可思议之处。日本认为，“神农之秤”相当于现代通用秤的1/10，因而日本现在的剂量(《伤寒论》时代的一两换算为约1.2克)是正确的。不过，如果是这样，则会与使用大枣12枚、栀子14个等不能保持剂量的均衡了。
个人认为，日本用药量少，恐怕是由子日本得不到充裕的药材而不得己采取的策略。但若稍加追究，便显得示成理由。或许是因为日本人的国民感情与中国人不同，觉得这么多的药无论如何也不能喝。尽管日本常用药量较中国明显地少，但从所获疗效来看，也不能完全断言日本的用量不足。
当然，日本也有使用了常量的3一4倍后始见效果的报告(有关五苓散利尿效果的报告)，但在多数情况下，以常用量或其1.5倍量便可充分达到目的。倘是如此，则以爱护资源这一点来看，有关用药剂量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日本汉方与中医学现在虽有相当大的隔阂，但两者本系同出一源、基于同一理论体系的医学，故有必要统一起来。为此，日本人需要再次学习中医学。
不过，中医学也有各种逻辑矛盾和重复之处，而日本汉方亦有日本人所开发的长处(如腹诊技术等)。因而，中日两国人民应互相协作，共同努力，这样，就一定能建成一个逻辑上连贯的、受过自然科学洗礼的西医学者也能承认的新的中医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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