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要在医治无法之后...才想起针灸

岐伯有道 2020-09-18

导读：中医针灸是一张“中国名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今天，针灸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其科学性屡受质疑，难以获得主流医学认同。同时，由于价格低廉，中医针灸后继乏人，学科发展遭遇“瓶颈”。如何证实针灸的科学性？如何把针灸的疗效“说清楚”？如何让针灸造福更多百姓？

“神针”赢得老外追捧

全球针灸从业人员达30多万。美国1500个临床指南中，有30多个推荐使用针灸。

阿尔及利亚一位高级官员骑马摔伤致瘫，从欧洲请了十几位医学专家，久治无效。国医大师石学敏为其进行针灸治疗，当两枚银针拔出时，患者的腿便抬起来了，在场的人惊得目瞪口呆。

意大利一名患者因车祸需做骨折复位手术，但麻药引起呼吸抑制。石学敏在其合谷、太冲、人中等穴位扎了5根针后，病人竟丝毫没有痛感，10分钟后手术复位成功。

石学敏，这位被中国工程院原院长朱光亚誉为“鬼手神针”的当代中医针灸大家，不仅赢得国内同行的赞佩，还用很多成功案例向世界证明了针灸的神奇。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中国针灸学会会长刘保延说：

“针灸由“针”和“灸”构成，采用针刺或火灸人体穴位来治疗疾病。针刺是把针具按照一定的角度刺入患者体内，运用捻转与提插等手法刺激人体特定部位，从而达到治病的目的。灸法是以预制的灸炷或灸草在体表穴位上烧灼、熏熨，利用热的刺激来预防和治疗疾病。”

刘保延介绍，目前103个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相关法律法规，18个国家和地区将针灸纳入医保体系。全球针灸从业人员达30多万。针灸的中外传承基地共有6家，涵盖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美国1500个临床指南中，有30多个推荐使用针灸。针灸已在美国44个州合法化，成为美国整合医学和医疗保健的一部分，目前美国针灸师已超过4.5万人。

针灸备受青睐，关键在于其临床上不可替代的疗效。

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王麟鹏介绍：

“世卫组织曾做过一项针灸临床研究报告的回顾与分析。该报告显示，已通过临床对照试验证明，针灸是一种有效治疗方法的疾病症状有28个；已初步证明针灸有效但仍需进一步研究的疾病与症状有63个；其他传统疗法难以奏效且个别针灸临床对照试验报告有效的疾病与症状有9个；在提供特殊现代医学知识和足够监测设备的条件下，可以让针灸医生尝试的疾病与症状有7个。”

“国内患者以神经系统及骨关节疾病为主，国外多是疼痛性疾病患者。如果针灸在临床上没效，谁还会去做研究？”王麟鹏介绍，目前国内外针灸临床试验研究所涉及的病种已经非常广泛。经初步检索，共发现针灸临床或机理研究相关的SCI收录论文2000余篇，涉及肿瘤、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多种疾病。国际范围内已完成了针灸治疗中风等循证医学系统评价。

“然而，针灸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刘保延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有力的临床疗效证据。针灸属于传统的经验医学，如何证明其疗效和安全性，是中医面临的一道重大课题。

针灸疗效不是“传说”

针刺麻醉与注射化学止痛药吗啡的麻醉效果非常相似。这说明针刺麻醉肯定有物质基础，不只是心理作用。

普通毫针针刺是微通法，火针或艾灸是温通法，三棱针放血是强通法——“贺氏三通法”在中医针灸界家喻户晓。火针方法是将0.5毫米粗耐高温的钢针在酒精灯上烧至通红，对准穴位，快进快出，不留针，整个时间不超过0.5秒，针刺后患者皮肤上出现一个小白点，感觉一点点疼。

已故国医大师贺普仁认为：

“大凡缠手的病、百治无效的病——用火针就给医生露脸。像偏头痛、面神经痉挛，扎来扎去也不见好，用上火针几次就解决问题。”

中国疼痛医学创始人、中科院院士韩济生最初加入针刺麻醉研究队伍，有点不太情愿，学西医的他并不相信中医针灸。当亲眼见证了一位20多岁女孩的开胸手术，用的完全是针刺麻醉，韩济生信服了。

当时人们对针刺麻醉的一个质疑是：针刺麻醉完全是心理作用，没有化学物质基础。韩济生负责人体针刺镇痛试验数据计算。最终计算结果曲线显示，针刺作用下，痛阈逐渐上升，到半小时左右处于高水平稳态。停针后曲线逐渐下降，平均每16分钟镇痛效果降低一半，一小时后回复到基线。针刺麻醉的这一规律，与注射化学止痛药吗啡的麻醉效果非常相似。这说明，针刺麻醉肯定有物质基础，不只是心理作用。

既然针灸有麻醉镇痛效果，增加针灸次数会不会提升麻醉效果？在一定时间内，随着针刺麻醉次数的增加，如果体内产生的“抗吗啡物质”越来越多，麻醉效果会逐步衰减。沿着这个思路，韩济生在随后的试验中提取出一种抗镇痛的物质。

回顾50多年来的针刺镇痛研究，韩济生说，中医针灸有效性不容否定，其科学性值得继续加以挖掘。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朱兵从生物学角度来证实针灸的科学性。他说，

“针刺穴位20—30分钟后，人体会分泌号称“万能药”的糖皮质激素，从而有效缓解疼痛，针灸对机体内分泌系统有着广泛的调节作用。”

“作为人体的最大器官，皮肤在生物学机能上是构成机体内外环境间的一道屏障。”朱兵说，针灸等体表刺激疗法产生对许多疾病发挥非特异调整的广谱效应，这就是内分泌—免疫功能的“皮—脑轴”机制。同时，体表刺激调节内脏功能，建立“躯体—内脏”联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特有的生物学结构，来应对各种有害应激源的攻击，形成针灸效应的生物学机制。

立足临床才有出路

中医人要尽快从过去对“理想世界”的渴求中解脱出来，高度关注“真实世界”，不断提高中医疗效。

作为一种独特的非药物疗法，传统针灸理论强调“得气”才有最佳疗效。

对患者来说，“得气”是酸、麻、胀、蚁行、流水的感觉。

对医生来说，是针下沉，有牵拉感。临床上的“有效性”在于“得气”与否，但很难得到“科学性”验证。

“2005年，一位德国科学家以偏头痛为例进行了临床实验，结果表明，中医传统针灸按辨证取穴治疗对临床疗效无帮助。这一结论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美国医学会刊》上发表后，引发的争论不断发酵。”

“经络上的穴位是否具有特异性的疗效”，被认为是关系针灸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以成都中医药大学梁繁荣教授为首的针灸经穴特异性研究团队，联合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等多学科单位，承担起国家973计划项目——“基于临床的经穴特异性基础研究”。该研究从整体代谢流的角度证实了经穴的调整效应最大，针对性最强，而非穴作用强度最弱，调整范围较窄。

对于中医针灸从业人员来说，在临床上取穴并不难。国外的研究者如果取穴位置不准确，研究结论难免发生偏颇。

王麟鹏认为，中医针灸即使被不少国外研究者证明无效，也不等于针灸临床无效，问题出在研究设计和方法上，针灸科学性首先要由临床来验证。

“这几年中国人有关针灸研究的论文不少，被国外认可的却不多。”王麟鹏说，除了外国人的偏见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医临床研究能力欠缺，由于中医人才知识结构不合理，有的只会做临床不会做研究，对疾病的认识与目前的主流医学差距明显，很难提出真正的问题，阻碍了针灸临床发展，也拉低了国外对国内研究的认识。

“由刘保延牵头开展的一项中医针灸临床研究表明，针灸在治疗慢性严重功能性便秘方面具有明显优势。2016年9月，该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内科学年鉴》，中国人关于针灸的研究正逐步得到国际认可。”

刘保延提出，中医和针灸临床疗效评价方法研究应“两法并举”：一是按照国际公认的临床研究方法，对中医药的疗效进行对照验证；二是建立“真实世界”临床实际条件下开展临床研究的方法学，推进“真实世界中医临床研究范式”，通过“证据链”的形成不断深化中医针灸防治疾病的能力和水平。

只有在“真实世界”的条件下，中医针灸的优势特色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刘保延介绍，“真实世界”的临床科研，是指在常规医疗条件下，利用日常医疗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开展科研活动。而“理想世界”的临床科研要求根据研究目的，人为地通过一定的方法，使研究对象尽量保持高度一致性。

刘保延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中医人要尽快从过去对“理想世界”的渴求中解脱出来，高度关注“真实世界”，从而不断提高中医疗效，把中医针灸这张“中国名片”擦得更亮。■

【来源：中国中医、人民日报】

【延伸阅读：来源新华网】

韩济生院士：我最初不信针灸，后来发现它不仅有效，而且有科学基础

▲韩济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疼痛医学创始人。我国著名生理学家，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生物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终身名誉主任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背景：韩济生自1965年开始从事针灸原理研究，1972年以来从中枢神经化学角度系统研究针刺镇痛原理，发现针刺可动员体内的镇痛系统，释放出阿片肽、单胺类神经递质等，发挥镇痛作用；不同频率的电针可释放出不同种类阿片肽；针效的优、劣取决于体内镇痛和抗镇痛两种力量的消长。研制出“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HANS）”。

1979年以来，韩济生应邀到26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演讲206次。在国内外杂志及专著上发表论文500余篇，主编中文专著9册，英文教科书1册。

“我是纯正西医，最初是不相信中医针灸的。但在完成国家任务的过程中，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我发现针灸不仅有效，而且有科学基础。”中国疼痛医学创始人，有着“针灸院士”美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说。

▲韩济生与夫人朱秀媛都对中医药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因此先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老人年近九旬，笑称自己是“85后”。他思维清晰，语速略快，起身迎客、坐下沏茶的动作甚是敏捷，毫无耄耋之态，看容貌、身形，丝毫不亚于六十多岁的人。

采访从头至尾，韩济生一直用“针刺”而非“针灸”这个词。他说，中医针灸分为“针”和“灸”，他只是对“针”的有效性做了研究，并未涉及“灸”。

“我只是对中医的一小部分做了研究。”这种谦虚，并不能掩盖开创性的成就——在韩济生的努力下，针灸在镇痛、戒毒等领域取得了广泛而显著的成效，而他对针灸机理的研究，则是中医针灸成功走向世界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正因如此，他被认为是继屠呦呦之后，有望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中国候选人之一。

从怀疑到相信

1953年，年轻的韩济生从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原想做一位外科医生。但当时国家需要建立大量医学院校，动员上医这一班毕业生不要做临床科目，全部从事基础医学，以便成为优秀教师。韩济生就放弃了多年的“外科梦”，选择生理学作为终身职业，分配到哈尔滨医大等大学工作，1962年奉调到北京医学院，做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当时那个年代，一些外国元首到中国访问，都要求看“针刺麻醉”，感到很神奇又难以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好奇和不解越来越多。1965年，根据国家指示，卫生部开始组织研究针刺麻醉原理。

“当时学院领导找到我，让我加入针麻研究队伍，我说我不信这个。领导说，我和你一起去看一个针灸麻醉手术再说。”韩济生回忆说，“看完一个二十几岁女孩的开胸手术，我就服了。”

韩济生记不清是1965年9月的哪一天，加入了对针刺机理的研究。但可以确信的是，从那一天起，中医这一中国传统医学瑰宝，与西医、现代科学之间大门，被缓缓打开；从那一天起，伴随着对针刺疗法化学物质基础的探索，中国疼痛医学开始起步；也从那一天起，韩济生与针刺麻醉结下了一生的“缘”。

而在至今50多年的研究中，有些事情，韩济生是“永远忘不了的”。

第一件，是针刺镇痛的时间因素。“1965年11月的某一天晚上我正在用算盘和计算尺整理统计白天所得结果。随着数据觉来越多，针刺有镇痛作用的曲线显得越来越光滑，好像一个图片，越走近看得越清楚。”

当时对针刺麻醉的一个质疑是，针刺麻醉完全是心理作用，没有化学物质基础，是“伪科学”。

韩济生在试验中发现，“针刺后的镇痛效果并不是立即显现，需要20到30分钟左右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停针后麻醉效果也不会立刻消失，而是缓慢下降。”这与临床中一般针刺麻醉施针“诱导”半小时后才能开始手术，基本一致。

“那时，我们有四张床用于人体针刺镇痛试验，有四个组同时进行，每个实验耗时一个小时。从白天到晚上，一直轮番进行。当时我负责数据计算，无论多晚，我都要用算盘、计算尺对当天数据进行处理。在出最终计算结果的那天晚上，实验楼整个楼层就我一个人。算着算着，我发现画出来的曲线是指数曲线，而且非常平滑。曲线显示，针刺作用下，痛阈逐渐上升，到半小时左右处于高水平稳态。停针后曲线逐渐下降，平均每16分钟镇痛效果降低一半，一小时后回复到基线。针刺麻醉的这一规律，与注射化学止痛药吗啡的麻醉效果非常相似。这说明：针刺麻醉肯定有物质基础，不只是心理作用。”

韩济生回忆，当时虽然整个楼层只剩他孤身一人，但却感觉“拥有了整个世界”。

第二个，是电针的“频率”要素。那一次，发现了“人体产生化学物质，与刺激电针的频率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由针灸大夫施行的“手捻针”，逐步被“电针”所取代。“那时，我们用不同电压、不同频率的电流通过针灸针输入穴位，来模拟手捻针的刺激，同时记录下镇痛效果的数据，然后再看大脑产生了什么样的物质。经过对比，我们发现，不同频率电流的刺激，会让大脑产生不同的化学物质，转而产生不同的临床效应。通过这种对应比较，有可能解开‘烧山火’‘透天凉’等‘神秘’扎针手法的奥秘。”韩济生说。

最初这项实验是在家兔和老鼠身上进行的，在人体上的实验则要困难得多。为了保证人体实验结果不受“心理因素”的干扰，韩济生当时还用了些“小计谋”。“我们好不容易收集人体试验的脑脊液，制成干粉样品后只贴上编号，没有其它名称信息，把样品送到国外检测。结果显示，人体实验结果和在其它动物体上的实验结果高度吻合。”

这个时光片段，是发生在1981年，现在提及，韩济生依然激动不已：“如果说我一辈子有所发现的话，‘穴位上不同频率的电流刺激，会令大脑产生不同的化学物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这意味着，大脑工作的‘密码’被我们发现了！”

对古老中医针灸原理的研究，使韩济生站在了现代医学的前沿。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大脑产生的物质与电流刺激的频率有关，比如，每秒两次的电流刺激，令大脑产生脑啡肽；每秒一百次的电流刺激，令大脑产生强啡肽。

西医科班出身的韩济生，在经历过上述两件事情后，对中医的认识，已和最初的“不信、质疑”完全不同，“这不是伪科学，而是无尽的宝藏。”

忧心中医“高冷”

还有一件事，是发现CCK（胆囊收缩素）具有抗镇痛的作用。

在韩济生开始进行针灸机理研究后不久，有一个问题就被提出来：既然针灸有麻醉镇痛的效果，那么增加针灸次数会不会提升麻醉效果？随后动物实验的结果给出了回答：在一定时间内，随着针刺麻醉次数的增加，麻醉效果是逐渐衰减的。这就类似于吗啡有麻醉效果，加大注射量效果就倍增。但随着注射次数的增加，体内产生的“抗吗啡物质”越来越多，麻醉效果会逐步衰减。

“当时我们想，根据‘矛盾论’的道理，针刺在产生镇痛化学物质的同时，会不会同时也产生抗镇痛的物质？而且随着针刺次数增加，这种抗麻醉物质的量会随之增加？”韩济生说。

沿着这个思路，这种抗镇痛的物质在随后的试验中被提取出来，当时只知道它的分子量大概是1000，相当于8-10个氨基酸的分量。

直到198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谜团得以解开。“当时我在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应邀做学术交流，在演讲中提到了这个拟似的‘抗镇痛物质’。一位美国科学家举手说，这个物质从化学特性上看来和他们发现的CCK很像，至于生理效应，在消化道CCK是帮助胆囊收缩排出胆汁的，不知道在神经系统中是否也会参与针刺镇痛。”韩济生说到这件事时，脸上充满会心的笑意，说“当时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此后事情的进展，一帆风顺，水落石出。在这位美国科学家的热情帮助下，韩济生拿到了CCK样品以及抗体。试验证明，韩济生近20年前发现的“抗镇痛物质”，就是CCK！

“针刺麻醉时产生的脑啡肽与CCK，高度契合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学说，二者相生相克，产生了奇妙的效果。”韩济生感叹道，“这个例子说明，在道的层面，中医和西医是一致的。我只是借助科学的方法和语言，对古老中医针灸的有效性和动态变化性，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韩济生院士对针刺镇痛具有化学物质基础的研究，在1987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在此基础上，对于抗针刺镇痛物质机理的研究，在199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回顾自己50多年来对针刺镇痛的认识、研究历程，老人不禁感慨道：“科学本身在不断进步之中，我们对世界万物之间联系的认识、规律的把握也在不断进步之中。对于我们目前暂时还认识不了、说不清楚的东西，不能因为我们不懂就轻易否定。就像我们直到现在还解释不清经络的实质是什么，它的解剖结构是什么，但决不能因此否定它。中医针灸是一个宝库，其有效性不容否定，其科学性值得我辈用如今拥有的科学技术利器继续不断加以挖掘。”

“那些说‘针刺是假的’‘针刺疗法是伪科学’的人，认识不到针灸有效性和目前已知的科学原理，就贸然否定针灸，太不应该。”

同时，老人也对中医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中医不少内容可能超出了目前科技研究能力所及，但中医不能就此‘高冷’，而应以开放的心态主动拥抱科学，不断增加科学技术对中医研究的参与，争取让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支持中医。”

“如果中医一味地采取‘避世’的态度，不仅对全世界人民的健康是一种损失，对中国传统医学乃至文化也都是一种损失。”

淡定谈“诺奖”

1997年，对于中国针灸走向世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韩济生则是其中的“关键先生”。

那一年，美国最重要的卫生研究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举行了一次千人听证会，讨论中国针灸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这次听证会，直接为相关立法提供依据，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针灸能否合法进入美国。

“到会的1000多人，大部分是医学博士，同时也有不少来自经济、法律等领域的专业人士。我第一个做报告，讲针灸的机理和作用。”回忆起这段经历，老人语气淡然。最终，听证会得出的结论是，针灸在镇痛和止呕吐方面有确实的功效，这两个结论都是有临床疗效和科学根据的。

从那以后，美国、欧洲一些国家的医疗保险公司，开始将中医针灸纳入商业保险。据世卫组织的统计，目前已有103个国家认可使用针灸疗法，其中18个已经将其纳入医疗保险体系范畴。

“针灸能够在国际上得到重视，我们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讲及此处，老人笑了。他特地向记者展示了一座奖杯——美国针灸协会终身成就奖。“美国针灸协会成立10周年的庆典，当时特意从美国挪到北京来举行，就是为了给我发这个奖。”言语之间，充满骄傲与自豪。

其实，韩济生获得的奖项不胜枚举：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次，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一次，卫生部甲级奖三次、乙级奖二次等，1995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06年首届北京大学蔡元培奖，2011年获中国医学界最高规格个人奖项——吴阶平奖，2014年获张安德中医药国际贡献奖……

正因为韩济生在医学领域尤其是针刺镇痛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他被认为是继屠呦呦之后，有望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中国候选人之一。　

对于这样的高度评价和期许，老人的回答淡然、谦逊而简单：“我不认为我们会获诺贝尔医学奖。”

“屠呦呦研究员获奖，是因为青蒿素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使得她的研究成果更具价值。她的获奖，是中国全体医学工作者的骄傲，是国际主流医学界对中医药价值的充分认可。我们对针刺镇痛研究的贡献，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也将中国针灸推广到了世界。但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很难说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在这方面比不上屠呦呦研究员的青蒿素。但我相信，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与诺贝尔奖所鼓励的科学研究要对人类知识探索、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这一精神，是高度一致的。”

老人对于诺贝尔奖的淡然，其实就是他一直以来淡泊名利的真实写照。

1994年，韩济生获“光华奖学金”1万元人民币。他和夫人决定，5000元买纪念品送给支持他工作的有关部门和他实验室的学生和同事，5000元捐给希望工程，为北京边远山区延庆县一所小学建希望图书室。

1995年，韩济生荣获“何梁何利”奖10万港元。为推动北医大的教学科研工作，他和夫人向北医大基础医学院捐资5万元港元，设立“求索奉献”基金，鼓励青年技术员在工作中不断钻研和求索。

2014年，韩济生荣获“香港张安德中医药国际贡献奖”，并将奖金50万元港币全部捐出，用于发展《中国疼痛医学杂志》。

保持好奇探究之心

看淡名利与无私奉献，使韩济生放弃了很多，但同时又收获了很多——除了医学领域的杰出成就外，最大的收获就是健康。

“你们都说我快90了身体还这么好，但你们肯定看不出来，我有严重的失眠症，不吃安眠药睡不着觉的。怎么办？你看淡它，尽量不用管它，它对你的健康就没什么影响。”看到记者惊讶的表情，老人“得意”地笑了。

“那您饮食上有什么讲究？”记者继续追问老人的“长寿秘诀”。

“没什么讲究，一直爱吃甜食爱吃肥肉，现在还这样。”老人再次“得意”地笑了，“长寿秘诀就是饮食起居要平衡，尤其是要有适当的运动，但不能过度，我就一直坚持适当的散步、走路。虽然走路的速度已经从每分钟100米下降到80米，但我还在风雨坚持。”

老人说，健康长寿的秘诀，还有就是要保持一颗好奇的心，探究、发现生活的乐趣。

“比如，清早在操场走路，我就喜欢看天上的月亮，走到大树底下抬头看是一种感觉，走到篮球架子下面往上看又是一种感觉。”

“再比如，走路时我发现，有的垃圾箱周围比较干净，有的就比较脏，掉了不少垃圾在附近。对于周围比较脏的垃圾箱，我就会想，为什么人们不把垃圾扔到箱子里？研究的结果是，这些垃圾箱，基本都是需要用脚踩的那种，一是脚踩时盖子打开不够大，二是脚一松开盖子‘嘭’的一声撞回来合上，味儿很大，而且容易把灰啊什么的脏东西弄到身上，人们在往这些垃圾桶里扔东西时，就容易掉在垃圾桶外面。所以我建议对这种垃圾桶进行再设计，避免上面的问题，这样就会大大降低垃圾扔在外面的机会了。这些其实都是生活中的小事，但对我来说，琢磨它们不仅很好玩，而且是我的精神能保持活跃的状态。”

美满的家庭，是老人长寿的另一秘诀。“我的夫人朱秀媛，和我同岁，她对人工麝香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比我厉害。我儿子、儿媳和女儿，事业发展都挺好的。比如我儿子是北京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北京市特聘专家，儿媳是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首席科学家……”谈及自己最亲近的家人，老人话语中流露着真情、幸福和满足。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韩院士主动提出，要添加记者为微信好友，并建立一个微信群，“这样，同样的话不需要说好几遍了”。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微信的？

韩院士：哎哟，我早啦！

记者：刚有微信的时候就开始用了？

韩院士：嗯，当时我还想，不花钱还能用这些功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我都不信！没想到居然是真的。有人说，你90岁了还在用这个，我说我早就用了。

虽然口中还在说着软件用得不太熟，韩院士却已经将刚才用他手机拍下的合影照片，发到了刚刚建好的微信群里，并且十分“贴心”地选择了“原图”，说“不发原图无法放大，看不清楚……”■

【来源：人民日报、中国中医、新华网、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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