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反中医的学术传承

按语：

别轻信名人和伟人真能够做到万事通!

即使有个别名人和伟人能在一定程度上万事通，但可以断定他们也难做到万事行。

这个“通”可代表学问是否精通，这个“行”则代表是否具有执行的能力、做事的能力。

如果以上推论能够成立，那么，也就可以断定那些跨行业、跨学科高谈阔论的名人和圣人，多半也都是一些“大忽悠”、“学术大忽悠”、“文化大忽悠”。

最近读到柴中元先生发表在《绍兴中医药》杂志上的雄文“名人谈医应加警惕之二——怨章太炎”。至少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以下事实的真相：

清末俞樾这位考据见长的一代经师承认自己不懂医学“却不惮‘骇俗听’，做了《废医论》”；其弟子章太炎自称医学第一，竟也举起了废医（存药）的大旗；自称太炎弟子的余云岫这位废止中医派的公认领袖，束于西学之教，复受其师影响，不但指责中医不科学，而且必欲消灭之。

这一脉相承、越来越烈的闹腾，使中医事业的发展受到了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大冲击。

另有记载，章太炎喜欢给人开中药处方(现在就属于非法行医)，但疗效却并不好。章太炎对中医虽有过从文字学角度的研究，但其有影响的观点却是继承俞樾的反中医衣钵，所以，别误以为章太炎先生真是中医的行家，更别自充章太炎的中医学术传人而傲。

以下转载柴中元先生的“怨章太炎”全文，并在文后附有毛嘉陵编著《第三只眼看中医》(2007年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书中对俞樾、章太炎、余云岫的点评。

“名人谈医应加警戒”之二

怨章太炎

柴中元

国学泰斗章太炎，别人赞他经、史俱精，但他自己说：“我的学问不是经学第一，也不是史学第一，而是医学第一。”

章氏晚年十分热心医事活动是事实，他除了经常“讲习国医诸校”，经常发表医文，还担任《国医杂志》主编，在中医界影响很大，所以当时上海发行的重要中医杂志均借重其名望，上海中国医学院创办时聘其为校长，名中医陆渊雷、徐衡之等人对其评价极高，《宋元明清名医类案》说：其“论医之作，散见于报章杂志者，皆不胫而走、珍如拱璧。”^①我初读有关文时，感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凭他力挺《伤寒论》这一点，就觉得彼虽非我辈业内之同行，但较之那些妄言“《伤寒论》只论六气中之一气，只对北方冬月的正伤寒有用。南方温热，无真伤寒”的名中医，识见学问，天壤之别。加之见他在病名诊断等方面颇具卓识，遂对这位一时“德高望重”的大学问家，仰视生眩惑，迷失了自我，写了“‘山药开血痹特有神效’为章太炎之独识”一文，意在发扬，加以介绍、并用之于临床，此事悟后一直乏机会自纠承讹传误之失，至今怏怏，几成心病，故本文要就这一小事先说。

一、怨乱话山药

血痹为痹证之一种，痹证是常见病，病久不愈者，秉“久病入血”的理念，用活血药于方中是常法，但难期速效。为寻求提高疗效，观章氏之说后，我乃每加山药于方中，有期待，自注意观察，久而久之，渐生疑惑，遂不断查阅：翻检医书，不少于百种；持续时间，将近二十年；求索方法，先究本草（古之《本经》、《纲目》，今之《中药大辞典》、《山药治百病》，凡目力所及者，必看），未果。次查医案书（因未见有列血痹为一病者，只能查痹证，观其他医案时，亦留意于此），未果。又查有关名医之著（如张锡纯最喜用、善用山药，故查《医学衷中参西录》，朱良春治痹证有名，故其著亦查，等等），未果。再查方书（不用说以山药为主的治痹方，即用为辅佐之方亦罕见），未果。并非抱查阅目的而看其他书时，亦留心，总希望“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但迄今没碰上这种“天上掉馅饼”式的好事以慰我如此执着之苦心。“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我不拟再求索，否则恐将成为一根筋、不转弯的傻子，故罢。

太炎先生虽说也为人看过病，但毕竟不是医生，他能有多少临床经验？这，不能因为他是大名人，就像编电视剧那样，须得高看他一眼，神化式的描写，尤须反对。如今，我对他有否用山药治过血痹？深表怀疑。如果说他确实于此毫无经验，又略无文献依据，恃才纵谈，妄言医药，留此瑕疵，供人诮议，我为章氏惜。须知《金匮^．血痹虚劳篇》之薯蓣丸，用山药（为君）是为补虚，而非因其能通血痹；即肾气丸虽有通痹之功，用山药（为臣）亦非因其“开血痹特有神效”。此事虽小，亦可为好越出专业而纵谈医药者戒。

人的精力有限，可我为这竟耗费了这么多！虽说读书无目，只能怪自己，但我轻信业外人之言，可能已成了千古唯一真用山药通痹的冤大头，想到这，也怨章太炎。为记住教训，忆得不计工拙，曾写过这样一首小诗：

血痹用山药，何曾有神效。

病人虽不知，己则应自责。

良医不言药，太炎竟乱说。

名人毋轻信，当为治学戒。

二、怪废止五行

山药事不大，这事可不小，因为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所以要多费些笔墨谈一下。

1、废止思想，影响很大

名医章次公说：“五行说在中国医学上应该早予扬弃的”，“中医的好处决不在五行生克的理论方面，五行生克也指导不了中医的临床实践。”^②类此之说，即是秉章太炎之教。章太炎是高举废医存药大旗的领军人物，他对中医的五行理论“抱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以“窃附门墙，得其指教”为幸的章次公，对此与之同调，殊不足怪（次公迷失自我，原因似与我同）。

章次公、余云岫受其师影响，还视“哲学即玄学”。章次公说：“金元以还，医家好以哲学谈医，以邀文人学士之青睐，于是玄言空论，怪诞不径，满纸皆是，亘千年而其流未息，其为害非浅尠矣。”故其一旦“任医校教习，恐其毒侵入青年之脑府也，誓予剪闢，倡言革命。”余云岫秉“中医不科学”，“救国必废玄学倡科学”的认识，把消灭中医视为救国大事、愿为之献身，“无怪乎一旦他得以侧身上层、左右医政，便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提出中医废止案”^③，从而掀起了一场中医发展史上空前绝后的大风暴。当时全国中医群情激愤，奋起自救，与之抗争，余氏对此，态度十分坚决，他说：“我们今日所訚訚辩论者乃党国之大事……公论不可让步。”他慷慨陈词：“至于岩个人，苟利于国，无不可以牺牲，身家性命视之如敝履。”论战中，继恽铁樵发表《群经见智录》后，杨泽民的《内经之哲学的检讨》影响最大，当时全国十余家报刊竞相转载，从此，其提出与之抗衡的“中医是哲学医，西医是科学医”之说，为中医界熟知并认同。章太炎虽未直接参与有关之争，但立场十分明显，他说：“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前者则近乎辞遁^④，后者实令人笑耳。”“今即不言五行，亦何损于中医之实邪！五行之论，亦与哲学何与。”明眼人一看便知，这话就是针对杨氏文而发。上引文字，既暴露了章太炎师生三人对哲学认识的错误，也暴露了中医对自己也是科学医这一认识的模糊，而究“中医为玄学所误，理论不科学”这一错误认识的源头，就在章太炎，此（废医）思想影响确实极大，若非假以时日，予以反复批驳，谬误认识，恐难纠正，今撰本文，主要为此。

2、虽是一说，各有不同

阴阳五行是从客观物质抽象而来的概念，它无非是人们用来说理的工具，以刀喻之，用于格斗，可以杀人；用于手术，可以救人，是利是弊，就看怎么用。作为上升到了理念的学说，阴阳是用来说明、探讨同一事物内部对立统一双方的性质和互相之间关系的；五行是用来解释、研究不同事物之间在互相影响中的常态和变化的，两者可互补、不排斥。其产生，既是无神论和有神论分道扬镳的开始，也是经验上升到了理念的标志。国人正是通过理念指导下的实践（即知而后行，学而时习之，行动不盲目），继续累积经验，然后在日益丰富的经验基础上，不断地、反复地修正和完善理念，才逐步获得了科学、有用的知识（指导实践，行之有效的理念，就是科学）。中医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等学说，就是这种（从方法论角度来说）具有明显的东方科研特色的理论。但作为一种（说理）工具，如何使用毕竟决之于使用者，你可以机械、唯心地去使用它，也可以辩证、唯物地去使用它，事实就是如此，古人一直都在利用它做各人想做的事：如儒家利用阴阳学说，赋予伦理观念，搞了阳尊阴卑，男尊女卑，君阳臣阴，主阳仆阴这一套；阴阳家利用五行学说，进行机械推论，搞了五德终始这一套（这都是有政治目的的）；也有人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卜吉凶、测未来、看风水（这大多围绕获利之目的）。但这种种的使用方法和理念，与中医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中医是一门立足实践的科学，具最重实效之特色（脱离实际的空谈才是玄学，把哲学等同于玄学，这是否定了唯物辩证法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所以不为机械的生克说所拘并为使解释更合乎客观实际，通过对机械生克说的修正而有了颠倒五行说。这是有别于儒家等五行说的显著标志。章次公晚年，认识到了先前跟着章太炎说五行应废不妥，“因于1957年在《健康报》上发表文字时改正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对门人说：‘如果要把五行和临床结合起来研究，可以阅读清人程芝田的颠倒五行解’”。其实颠倒说并非仅见于程氏的《医法心传》，它大量地散见于中医书籍中。总之，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家、阴阳家和占卜者的阴阳五行学说，看虽是一说，实则有不同。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梁启超受西学影响，发难五行，对此漫无分别；章太炎继其绪余，矛头直指中医五行，更是昧于此理。学博如太炎先生者尚且如此，何况识见学问之远远不逮者，无怪乎废医存药思想之所以起、所以兴。

3、表述虽异，方法不殊

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中早就讲过了东、西方科研方法的特色和不同，太炎先生没读过这些书是历史的局限。但近之国人仍要等到用西方的科研方法印证了东方科研方法得出的结论性认识竟完全与之相同时才加以惊叹，这实在是我们的悲哀。中医理论，便是如此，近人已知，从现代科学的新理论（控制论、信息论）来看，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这些中医核心理论的基本方法与黑箱理论等的方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医在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早就在使用与控制论基本相同的科研方法，所异者无非是表述词语的不同。然“言之所贵在意”，同样的意思、同样的方法，为什么用西方人习用的“矢量”、“反馈”、“耦合”、“黑箱”、“自动态”、“ABC”、“输入输出”等词来表述就是科学，用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生克乘侮、太过不及等词来表述就不科学？为什么中国的积贫积弱，章氏的弟子钱玄同等竟会归因于中文是象形字？诸此之类，是名族虚无主义？是西方文化侵略？促人深思。我认为章太炎作为一名排满反清的革命志士（其大名雀起之主因），无所畏惧、赶到总统府大骂袁世凯的勇气和在朴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均不足以说明他已有以上的认识，所以，我不但认为他从责难五行等中医理论落墨的废医思想是荒谬的，他的其他许多医文，如“与余云岫论脾脏书”等，讨论胰子油是否脾脏，说三焦即淋巴腺等这类把五脏模型与解剖学牵扯在一起的文字，显然也都是扯淡、毫无意义。可近现代的国内外不少人，对已被现代科学（控制论等）所印证了的阴阳五行学说等中医理论还怀疑、还否定、还只知用解剖、分析方法去探究藏象经络，这样搞，除了弄出些“洪汉小体”^⑥之类的东西来，难道还真指望能搞出些什么名堂来！？总之，现在的不少中国人，对控制论等这些现代科学新理论，感到科学、先进，顶礼慕拜，佩服得很。但同时认为，中医对这种已几千年了的老东西，到现在还抱着不放，真顽固、真迷信。不屑一顾，不愿再想想，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但曲士之束于教者，不可与言至德，已认定了中国无科学，中医不科学的人，少说等于不说，多说也是白说，奈之何！

结语：1、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风潮虽已息，流毒远未肃。这从“中医科学化”的提倡，《中国无科学》^⑦的问世，以及刊物（争论时，我曾发表过专文）^⑧、网上，甚至全国人代会上提案，一波接一波，仍不时有人闹腾可得到佐证。虽说受西学影响至深，几已成被洗脑者，欲改变其观念极难^⑨，“中医不科学”、“五行应废弃”这类错误认识，总有一天能纠正。

2、清．俞樾这位考据见长的一代经师^⑩承认自己不懂医学“却不惮‘骇俗听’，做了《废医论》”；其弟子章太炎自称医学第一，竟也举起了废医（存药）的大旗；自称太炎弟子的余云岫这位废止中医派的公认领袖，束于西学之教，复受其师影响，不但指责中医不科学，而且必欲消灭之。这一脉相承、越来越烈的闹腾，使中医事业的发展受到了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大冲击。建国后，高瞻远瞩的共产党政府，对风雨飘摇中的中医药事业大力扶持，写入宪法，定为国策，终于力挽狂澜，逆转颓势，使之出现了转机，“振兴”号召，鼓舞人心，但“中医落后不科学”、“阴阳五行是迷信”这些已“深入（不少）人心”的错误认识，迄今未予彻底批判和肃清，仍在给中医事业的发展带来不断的干扰，究其遗毒深远之原因，实与名人越出专业纵谈医药这一积弊，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对章太炎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功过，很有必要重新给予实事求是的评定，有鉴于斯，故今先着重就废止五行一事撰此文，太炎先生如泉下有知，想必亦当视我为诤友。

文毕，偶阅林乾良老师文：“西学中五十五年感言”，说反中医者，“其他学问最高，亦属无知。”又谓医药之事，“业外之人，请莫妄言”。“老马”至言，深得我心之同然，故抄录于文末。

注①、建国后已集为《章太炎医论》出版。

②、有关章次公的引文，录自《章次公医术经验集》，不每条详注。

③、有关余云岫的引文，录自《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也不每条注。废止案演变成的全国性政治风潮，本文不论，本文只谈有关学术的理性认识。

④、对“中医不科学”之说用“哲学医”与之抗衡，就论争言，有偷换前提之失，从逻辑上来说，“辞遁”说没错。

⑤、西医遇病因不明或病因虽明但无特效药之病时，医德好的，常会说“可叫中医看看”；医德不好的，象胡适一样，你就是给他治好了病，他也绝不会说你中医好。对（相对比较之下）西医在治疗学手段狭隘等方面的明显不科学，几乎无人意识到，这就是西医不知应以求实效所需来修正自己理念之大弊。

⑥、外国人用作伪手段搞出来的经络实质。

⑦、全称是《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出于我国现代科学的前辈任鸿隽之手。

⑧、文已收入《老医说医》第三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出版）

⑨、庄子“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夫不可以损益”这话，确是点明了人的习性，习性难改，佛也无法。

⑩、俞樾的《内经辩言》，考据颇有见地。章太炎对《伤寒论》的文献研究，尤足称道。笔者不以“废医”思想忽视其长，但此非本文所需说。

附：毛嘉陵编著《第三只眼看中医》(2007年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书中对俞樾、章太炎、余云岫的点评：

1.俞樾抢先“出风头”：废除中医

俞樾（1821～1907年），字荫甫，号曲园，湖州府德清人。清朝道光三十年（公元1856年），俞樾殿试中第十九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翰林编修、国史馆协修、河南学政。他在1879年发表《废医论》，成为国人主张废除中医的鼻祖。《废医论》全文共分本义篇、原医篇、医巫篇、脉虚篇、药虚篇、证古篇、去疾篇等七个篇章，七千余字。

俞樾在“本义篇”中以《周礼》、《春秋左传》、《史记》等古书为证，追述古代中国“医卜并重”，甚至“重卜甚于医”的传统。他认为，《春秋》中有巫短龟长之说，世人渐“重巫而轻卜”，故东汉以后“卜日益衰灭”，而医犹盛行。到了唐代，“李华遐叔遂有废龟之论，此论出而卜竟废。唐宋以来医犹盛行，卜则否矣”。俞樾认为，既然与医并重的“卜可废”，那么“医不可废乎?……曲园先生本遐叔废龟之论，而为废医之论”。

毛嘉陵点评 俞樾认为，既然与医并重的“卜可废”，那么医亦应废。看不出来此处由这种简单思维推导出的废医观点有没有受西学的影响，如果是按西学“根据事实证据进行逻辑推理判断”的学术研究规则，是不应当这么草率就得出结论的。很显然，这个观点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比如说，如果张三与李四在一起喝过酒，甚至多次喝酒，某一天张三杀了人，要被枪毙，是否与他一起喝过酒的李四也要一起“陪杀场”？这充分证明了俞樾治学的草率，只要稍具医学史知识的人都能判断出这是一个不讲道理的荒谬观点。

中医药虽然起源于我们祖先的劳动和医疗实践活动，但由于在早期萌芽阶段，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难免不与巫卜相混，早期的西方医学、古埃及医学也同样有过与“神灵”为伍的日子。以后随着医药学的进步和发展，自然就会与巫卜割裂开来。先秦时期的《周礼》就记载有医师的职责：“医师究人之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察天五运，并时六气……以探五病，决死生之分”。这个过程已经没有了巫的痕迹，这一时期治病已经开始主要用食疗、药疗和针灸，已逐步取代了巫师的祈祷、祭祀和咒禁。《黄帝内经·素问·五脏别论》更是明确指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已表明医学与迷信已经决裂。

从“医”字的演变也可证明医与巫卜的分离，最早的医曾写作“毉”，而后使用药物后则改写为“醫”。因当时很多药物都用酒制，故用表示酒的偏旁“酉”来代表药物。这些文献和事例证实中国医学脱离巫的影响的时间，比俞樾所说的还早得多。落后而迷信的巫卜从医中退出，这是历史的必然，但不能因为医学曾经与巫卜有过联系，就以此推导出“既然巫卜都废除了、医也应当废除”的荒谬结论。

俞樾在文中也提到，从东汉以后卜逐渐消亡，仅医盛行。实际上这说明了他也承认从那时起中医已摆脱了巫卜、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既然如此，又为何要以巫卜已废为由来提出废医呢？虽然我现在无法揣摩出俞樾这样荒唐“炒作”的真实目的，但可以认定的是现在某些人用俞樾这种逻辑混乱的错误观点，来证明废除中医的正确性，这是多么的可笑和对历史的无知。

俞樾在其他篇章中，还对中医有多种十分“滑稽”的否定，之后他又发表《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透过俞樾使我们了解到了晚清个别大文人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水准实在是令后人“无颜”。

2.章太炎痛：《内》、《难》和五行学说

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医学家，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医学等，著述甚丰。

章太炎早年受到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

他在1926年所写《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中指出：“五行之说，昔人或以为符号，久之妄言生克，遂若人之五脏，无不相孳乳，亦无不相贼害者。晚世庸医藉为口诀，则实验可以尽废，此必当改革者也。”接着，他又在《中国医药问题序》中进一步说：“自《素问》、《难经》以五行内统五脏，外贯百病，其说多附会。”其意就是说五行是一种牵强附会的“妄言”，应当通过实验进行检验后予以废掉。他在给上海国医学院院刊提名并拟定声明时就指出：“本刊内容一洗阴阳五行之说，欲以科学解释中医”。他的主张和思想，影响了当时不少医家，如陆渊雷、恽铁樵等。他还说：“近世多信远西医术，以汉医为诬，如其征效，则汉医反胜，然而寻责病因，辞穷即以五行为解，斯诚诬说，仲景所不道也”。

毛嘉陵点评 章太炎曾拜俞樾为师学习经史，其思想虽然没有师承老师废医的观点，但他提出的废弃五行学说的观点，却沿袭了其师父俞樾惯用荒唐逻辑得结论的功夫。他认为仲景不重视五行，其实，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就明确提到：“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张仲景在“序”中说的这番话，实际上就是伤寒论学术的重要指导思想，并不是章太炎所说的“仲景所不道也”。

五行是古代中国智者用来认识物质世界构成和运动关系的一个哲学概念。因此，五行的木、火、土、金、水，既代表构成宇宙的基本物质元素，也代表着物质运动的几类基本运动形式。五行学说在医学上用来说明人体内部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认识虽然简约，但并非完全没有实践检验的依据，比如在临床上根据“木克土”五行理论，通过疏肝理气治疗因肝气不疏引起的脾胃病变，是能够收到很好疗效的。章太炎作为一位精通中医的国学大师，为什么要以张仲景的名义提出废除五行呢？

这也许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与章太炎的学术喜好有关。因为他特别推崇张仲景：“它书或有废兴，《伤寒论》者，无时焉可废者也”，并认为“精而不迂，其惟长沙太守”，而且，在众多医家中“不拘五行生克之论者，盖独仲景一人耳。”他认为，张仲景的名气很大，又位尊“医圣”宝座，既然仲景不以五行为宗都能治病，还能成为临床大师，以此也就推论出五行并不重要，可以废也。但他不可能没有读过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序》，也不可能不知道五行是中医药的理论基石之一，在如此情况下还提出这种观点，实在让人费解，可见其治学方式部分继承了其师俞樾的做学问方式。二是与他想改进中医有关。他发现了中医的一些不足，尤其是在受到西方文化洗礼后，很想改进中医。要想改进中医应该从何下手呢？当然应当首先抓住理论根源来攻击效果才最好，于是就向五行开火了。这反映了当时中国文人在西学的高压下，面对祖先的学问所表现出来的是多么的“无奈”。

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M·波克特教授认为： “一定的方法学和技术，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合的常规标准。中国的科学，特别是中医学，采用阴阳和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来达到定性标准的单义性。中国科学家反对使用阴阳五行作常规标准，正好像西方科学家禁止使用米制来表达定量陈述的单义性一样荒谬”。一位外国学者都能这样深刻地了解中医药、理解中医药，而我们的国学大师却如此的“谦卑”和“自卑”，真让人难以相信。

3．余云岫“医学革命”的目的：彻底消灭中医

余云岫（1879～1954年），名岩，号百之，浙江镇海人，在医药卫生界的地位比较特殊，解放前和解放后均担任过政府的卫生要员。

1916年，余云岫从日本毕业回国后，开始了他向中医开刀的“医学革命生涯”。1917年，余云岫在《学艺》第2卷第5号上发表的《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一文中判到：“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话都是谎话，是绝对不合事实的，没有凭据的”，但同时，他又承认：“中国的药品确是有用的。”这是他站在西医角度对中医理论“捅的”第一刀，不过在此时他还没有将中医彻底否定，毕竟还是承认了中药的效果。这虽然谈不上是什么新论，只能说明章太炎的老师俞樾有了一个“海归粉丝”。

1917年，余云岫在日本时写的《灵素商兑》小册子出版了。他在该书中全面判和否定了中医：中医是一门“不科学的玄学”，“灵素之渊源，实在巫祝”。他进一步分析到：“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因此，“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

毛嘉陵点评 余云岫年轻时目睹了中国国家衰败、科学落后的现状，怀着报国之志到日本求学。在日本期间亲眼目睹了明治维新以后，汉医遭到废止，西医大发展后给卫生领域带来的变化，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和启示。余云岫对中西医学的认识，还受到过当时在日本的章太炎的影响。这些都促使他发誓要“长习新医，服膺名理”。

从余云岫以上论述即可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认识并不深入，完全是以西学机械唯物论为标准来看问题，也认识不清楚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他的这些观点中本身就存在着诸多逻辑矛盾，既然理论错了，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还能正确吗？反之，实践后的结论被认可是正确的，就应当可以反证其理论的合理性。

余云岫打着医学革命的旗帜，将废除中医提高到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如不消灭中医，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

正是由于对中医的偏见和对西学固执的热衷和崇信，余云岫从口头上的呼吁开始，最后终于以实际行动来对中医进行了一次“革命”。1929年2月底，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在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余云岫由此也被列为中医近代史上的一个“反面人物”。

当然，也有人在《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第2号上为余云岫辩解：“他因热爱科学的医学，所以恨非科学的医学。因时代和环境关系，他当时只知单纯从科学观点去爱国，而忘了政治革命的重要。他爱科学的医学，而排斥非科学的医学，在非科学的医学中，如仍有科学的一面的话，他仍是热爱的。换句话说，他是判它的缺点，发扬它的优点。这是他医学革命的思想根源。”从以上辩解可以看出，在余云岫所处的年代，对西方科学已到了绝对尊崇的程度，而且西方科学已成为衡量一切知识的是非标准。既然余云岫对中医只是想“判它的缺点，发扬它的优点”，就不应该对中医“痛下毒手”，置中医于死地。

接着，该文还说余云岫也是维护过中医的：“他凡遇到中医书上记载合乎科学，确实可靠的地方，是张扬不遗余力的。”并举例说：“他曾判过陈克恢先生发明‘麻黄素’治喘功效，因不查考中国固有医药文献，而多走了弯路；因中国书上，在二千年前，已有麻黄治喘的记载了……他发现《崔氏别录》载有瘰疬与结核病同源说早于法国尼克氏一千几百年，因而作出论文，提到远东热带病学会上报告，获得世界各国出席代表的注意。”这些情况说明余云岫对中医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认识，也许是他良知发现后的反省，所以后来才对中医又说了客观一些的公道话。

现在中医界人士一谈到余云岫时，多将其作为中医药的“死敌”来对待，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应当以宽容一些的心态来对待这些历史事件，而且应当从他的一生的所作所为来评价他。任何人在其所处的时代中的言行，都难免会有一些历史的局限，何况余云岫的出发点也并非就全是可恶的，他希望国家能够发展先进的现代医疗，也是为了使大众的健康得到更好的保障，所以我们也不必总是盯着1929年余云岫提案废除中医这事儿不放，毕竟这个提案没有最终实施，也只不过是一桩“杀人未遂”的事件。

这一事件本身也暴露出了中医药的“脆弱”和存在着诸多不足。现在的西医西药问题也不少，带来了多少医源性疾病，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抨击，认为在还原论思想指导下的西医已走向末路了，但西医仍然“我自岿然不动”，这说明了什么呢？值得大家深思。所以，中医界只有加强自身的内涵建设，创建强大的学术体系，不断提高诊疗技术和临床疗效，这才是最好的对余云岫思想的“反击”。

文源:毛嘉陵讲中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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