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科学：两篇精彩的论述

岐伯有道 2020-09-20

编者按：关于中医与科学的文章不少，而足够系统、严谨的梳理并不多。从本文当中，我读到的不是“中医科学与否”这个命题，而是“尽快根治民族文化自卑症”和“按照中医的传统思路、方法和特点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管理中医”的呼吁，对于探索中医传承与发展的中医人，非常值得一读。总结三篇文章，我头脑中闪出了四个关键词：穿对鞋，走对路，认准方向，脚踏实地。

中医&科学：两篇精彩的论述

中医君有话说：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李致重教授长期从事中医软科学、科学学研究，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效霞教授亦从事中医基础理论、医学史研究多年，中国中医药报今日三版独家刊发两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中医科学性问题的深入剖析。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由此很多“赤脚医生”担负起为农民解决医疗问题的重任，他们大多使用中医药技术，在农村地区以最低廉的成本行医，被形象地称为“一根针、一把草”。

“6•26指示”的贯彻，基本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降低了传染病的流行，减少了疾病的发生率及死亡率，使原本医疗资源“重城市轻乡镇”的情形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这里，中医君向曾经的赤脚医生致敬。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中医药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6•26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探讨中医科学性，也别有一番意味。

中医是成熟的医学科学

李致重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

摘要：

当代辞书对科学的解释多为“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近代科学一般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物理学、化学基础上衍生的分科之学及其技术体系，并不是人类科学的全部，科学也不是近代物理学、化学的专利。

《周易》形上与形下之说揭示了人类科学分类的公理性原则。形上类的科学以哲学为其主要带头学科，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皆属之，其中包括中医；形下类的科学以物理学、化学为其主要带头学科，自然科学里凡研究形态结构、功能的学科皆属之，其中包括西医。

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科学体系，建立在中医的先哲们运用哲学的普遍规律之上，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成熟的医学科学。当今摆在中医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厘正“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这两项事关中医科学定位的学术问题。

最近，《科技日报》《中国中医药报》分别就“不太同意中医是科学”之说进行了报道，《人民日报》并对此发表了评论。中医科学与否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为此长期纠结的根源，全在究竟什么是科学这一点上。为此这里谈一些看法，以期共同讨论。

近代科学不代表科学的全部

科学一词，英文为science，源于拉丁文的scio，本意为知识、学问。19世纪后半叶，西方近代科学涌入东方。中国的学者将英文的science译为格致或格致之学，日本的学者则译为科学。科，是分门别类的意思；格，是量度的意思，引申为分门别类；学，皆是知识或学问的意思。19世纪末年，科学一词从日本引入中国，随即在中国通行至今。

当代辞书对科学的解释大体一致，即“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这里的“自然、社会、思维”三者，是从知识范围上对科学的大体划分，不是以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为根据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分类。这里的知识体系，指的是以概念、范畴的逻辑形式对学科内容的系统表述。各个不同的学科，皆有各自确切的、系统的、理论性的概念范畴体系。另外，各个不同的学科体系，大体都可以划分为科学、技术、经验三个层次。

在三个层次中，理论科学是其本，应用技术是其用，经验部分是尚未融入其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内容。所以理论科学体系不仅集中地反映了一个学科的本质属性与特点，而且也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严复先生当年说：“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这一说法，既精当，又准确。

近代科学，一般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物理学、化学基础上衍生的分科之学及其技术体系，习惯上也称西方近代科学。它产生于西方，传播于全世界，对近代人类的物质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近代科学并不是人类科学的全部，科学也不是近代物理学、化学的专利。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都不是近代物理学、化学派生出来的知识体系。至于自然科学，古代有、现代有，西方有、东方也有，有综合性的、也有分析性的。可见即便自然科学这一领域，也不能视之为是近代物理学、化学的独家领地。

哲学是科学的科学

哲学一词，英文为philosophia，源于希腊文的philosophy，本意为“爱智慧”。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学者参照中文里“知人则哲”“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意思，第一次将philosophia译为哲学。有趣的是，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学者将science译为格致或格致之学，到20世纪之初，马相伯先生在翻译西方哲学时，也将philosophia译为格致之学。可见在当时中国学者的意识里，科学与哲学是同一性的，皆属于不可忽视的知识、学问。然而，希腊文中的“爱智慧”，强调了学者对智慧真诚热爱、忘我追求和批判反省的勇气与激情；中文里的“知人则哲”，说明哲学是有更高知识才能的人士所问津的高深学问。所以科学的本意是知识、学问，由大学问家的勇气与激情所催生的智慧，则应视为科学的科学。

当代人们对哲学一词的普遍理解是，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的高度概括”。一般，指的是普遍、全面的意思；高度，显然是基于科学而对哲学的褒扬、推崇之辞。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讲，哲学首先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研究的理论科学。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历史、哲学，而核心中的核心是哲学。正是哲学所承载的精神、思想、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观等，造就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与繁荣。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的普遍规律，历来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或任务。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的学术大师，首先就是哲人。哲学为人类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思维科学的开路先锋，才有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断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就是科学的科学。

中医的先哲们明智地运用了哲学的普遍规律，于是出现了《黄帝内经》这一医学理论巨著。人常说哲学是中医之本，同样可以说哲学是催生中医的科学。

尽快根治民族文化自卑症

一百年来，东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整合与重构，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课题，中国人至今没有交出合格的答卷。与此同时，中国人患上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自卑症。不仅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长期的自残、自虐，而且至今依然陷身于哲学贫困与近代科学主义的桎梏里。

由民族文化自卑症派生的哲学贫困与近代科学主义，是近代中医学术的两大障碍。我们长期以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作为评价中医学术是非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在中医事业发展上，游谈无根的口号天天在喊，中医西化的路子天天在走。“不太同意中医是科学”之说，是中医西化背景下哲学贫困与近代科学主义的一种变调。这种言论必将使混乱的思维更混乱，不堪的中医更不堪。

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整合与重构的文化发展新时代，发挥中西医两种医学的特色与优势，果断告别中医西化，是中医面临的首要任务。然而，不论文化发展还是告别中医西化，都需要尽快根治民族文化自卑症，方能振奋民族精神，焕发勃勃生机。

《周易》对人类科学分类的启示

在人类科学的分类上，最早、最准确、至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的，当推中国春秋时期的《周易》。《易传•系辞第十二》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指的是自然生成的客观实在，今天可以理解为天然之物。这里的“器”，指的是由人加工而成的客观实在，今天可以理解为人造之物。人类面对天然的万事万物，认识、研究其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形式与规律，形成了哲学以及哲学体系下的科学——这叫做形而上者谓之道。人类面对天然的万事万物，在有能力拆开或分析原生态的前提下，认识、研究其局部的结构与功能，形成了物理学、化学体系下的科学及其技术，并由此获得了制作人造之器的材料，制造出种种人造之器来——这叫做形而下者谓之器。

全部的人类科学哲学的知识与智慧，从古代到今天，从东方到西方，尽囊括在形上和形下这两大类之中。与现行的自然、社会、思维三个领域的划分相比，形上和形下中既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也有准确的研究方向与方法。科学体系的分类，历来是以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为根据的。由此可见，《周易》形上与形下之说凝聚着中国前哲的智慧之光，揭示了人类科学分类的公理性原则。

按照形上与形下的科学分类原则，形上类的科学以哲学为其主要带头学科。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包括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里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物候学、气象学、生态学、生物进化等皆属之，其中包括我国的中医。形下类的科学以物理学、化学为其主要带头学科。自然科学里凡研究的形态结构、功能的学科，或研究人造之器的学科皆属之，其中包括西医。

形上和形下的分类，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它是人类科学分类的历史上最早、最准确的公理性原则，只要地球不毁灭，这一公理性原则必将永远如此。

中医是成熟的科学

中医的理论科学体系，由藏象、病机、诊法、治则、方剂、中药六大范畴组成。中医的临床技术体系，由此而派生。藏象学说是中医的核心，其学术意义与西医的生理学相当，支撑着中医科学与技术体系的大厦。《黄帝内经》的《阴阳应象大论》，是讲述中医藏象学说的代表篇章。该篇针对其藏象理论说：“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名处；豀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这里用“各从其经”“各有名处”“皆有所起”“各有条理”“尽有经纪”“皆有表里”如此准确鲜明、掷地有声的语词，既是《黄帝内经》充分自信与自我肯定的表现，也是藏象理论模型成熟的见证。两千多年来中医成功的理论思维与临床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那时候，中医以证候为研究对象，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形成了人类医学史上成熟的、也是最早的一种医学体系。两千多年以后的20统论代表的系统性科学的问世而兴奋不已的时候，没有被近代科学主义蒙蔽的中国人蓦然发现：原来，世界上第一个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而人类医学上经历了数千年防病治病实践检验的第一个成功的人体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中医学。

德国著名汉学家、中医学家满晰博教授，2005年接受《科技中国》记者的采访。他指出：“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两千五百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他讲了成熟的科学应当具备的三条标准：一是以正面经验为基础，即针对确凿的事实所取得的实际效果，而且是能够重复和验证的。二是陈述的单一性，即该学科使用名词术语的准确、一致。三是经验资料的严格、合理的综合，即这一理论体系不是任意的、含糊的、近似的，而是合乎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用满晰驳教授的这三条标准来衡量，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科学体系，是当之无愧的成熟的科学。

中医是成熟的医学科学，中国历史上的指南针、火药、印刷和造纸四大技术发明，不可与中医相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医学也不可与中医相比。中西两种医学在中国“并存并重、共同繁荣，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将会带来人类医学一场真正的革命。所以世界不能没有中医，人类已经把医学未来发展的目光投向中国的中医。

当今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厘正“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这两项事关中医科学定位的学术问题。中医科学定位明确之后，中医科学不科学的争论则自然冰释。

说中医不是“科学”未尝不可

张效霞山东中医药大学

摘要：

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因“科学”指的是在近代欧洲才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机构组织、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对于医学的本质属性，由于其研究和服务的对象是具有生物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人，由此而决定了医学绝对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在西方，医学并不属于“科学”的范畴。

把医学看作当然的“科学”，是因自近代以来在中国知识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唯科学主义”——“科学”被视为绝对真理。说“中医不是科学”，一是可以消除所有一切对中医的无知与偏见，二是可以纠正把西医模式和思维方式作为中医发展思路和框架的观念。

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医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后，笔者发现，影响和制约中医的最大桎梏就是将中医视为“科学”，并运用“科学”的观念、标准、理论和方法，来认识、评判、验证、解释、改造传统的中医，以致造成对中医理论的干扰、扭曲、阉割、排斥。因此，现在是到了我们中医学界理直气壮地说出“中医不是科学，不要用科学的标准来要求我”的时候了。

然而，要论证“中医不是科学”，却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命题。说它复杂，完全可以就此写成一部洋洋数十万言的专著；说它简单，其实用一个“三段论”式的话语就能证明。

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在1949年以前的一些著名中国学者看来，中国古代当然是没有“科学”的。早在1915年，任鸿隽就在《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并且说：“故吾国之无科学，第一非天之降才尔殊，第二非社会限制独酷，一言以蔽之曰，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而已。”1921年，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宣读他的第一篇正式论文，题目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1935年10月，竺可桢为纪念中国科学社成立20周年，撰写了《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一文，认为中国古代对于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生物学虽然有相当的贡献，但是近代的实验科学，中国是没有的。

究其原因，“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1944年7月，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立写了《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一文，从心理因素阐述了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与此同时，浙江大学教授、数学史家钱宝琮撰出《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一文，将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归咎于中国人太重实用，而这些又是大陆文化、自给自足经济使然。1945年8月，竺可桢撰写了《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他说：“归根起来讲，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而此种机构，此种思想，到如今还大部遗留着。”

这些蜚声中外的前辈之所以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科学”指的是在近代欧洲才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机构组织、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先是将“科学”的概念泛化，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东西，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并以“辉格式的历史观”仅仅以论证“中国第一”作为主要目标。

还是以竺可桢为例，其在1951年发表的《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一文，开宗明义即指出：“过去资本主义国家谈天文学史的人，多推崇巴比伦和希腊，蔑视中国在天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一方面固由于西洋写天文史的人，不懂得中国文字。但自命为中国通的人，也鄙夷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而弗肯称道，如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传教士谌约翰著的《中国天文学史》，把中国古来在天文学上的创造，统以为是传自印度和巴比伦即是一个例子。

也有少数学者如《星辰考源》的作者荷兰人薛莱格，误解了中国的经典，把中国天文学史推到一万六千年前，以为西方天文知识多源于中国，这也未免过于夸张。我们若用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研究世界科学发达史，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成就，自有其辉煌卓越的贡献，值得我们的探讨和宣扬。”在历数了古代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辉煌成就并与西方做了比较，最后说道：“我们回顾郭守敬以前张衡、虞喜、刘焯、一行、沈括等的伟大创造，以及千万天文工作人员积时累世的劳动成绩，我们很可以自信在人民政府所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物的文教政策领导之下，给以相当的时间，我们的天文学，和旁的科学一样，必会有更灿烂光辉的成就。”而上海的江晓原在《天学真原》一书中，用大量史料和分析，论证了中国古代根本就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

医学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对于医学的本质属性，由于其研究和服务的对象是具有生物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人，由此而决定了医学绝对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对此，我们只要看一下西方的学科分类就迎刃而解了。在西方，经常是“科学”、数学、医学三者并列。也就是说，医学、数学并不属于“科学”的范畴。然而在中国，很早以来就把数学、医学看作当然的“科学”，甚至社会学是“科学”，考古学也是“科学”；心理学是“科学”，政治学也是“科学”；哲学当然是“科学”……任何欲加好评的东西，都要冠以“科学”的名目；任何自己喜好的学问，都要归入“科学”的范畴，大众竟都觉得天经地义。“科学”一词在中国为什么被如此滥用，乃是因为自近代以来在中国知识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唯科学主义”——“科学”被视为绝对真理，甚至是终极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

于光远先生在《关于科学分类的一点看法》一文中早就指出：“‘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同道德、艺术、宗教一样都不是科学……人们通常把数学看作自然科学。这同人们通常把哲学看作是社会科学一样，是一种误解……工程学、农艺学等等，人们一般把它们看成是自然科学。我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工程学与农艺学研究的问题就不是纯粹自然科学的问题，也必须包括社会的、经济的问题在内……医学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两大科学门类相结合的科学。因为医学的对象一方面是作为自然界物质的人，另一方面这个人又是在一定社会中生活的，他的健康和疾病受到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有些疾病甚至完全是由社会的原因引起的。”

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现代医学的基础部分——生物科学，已经够得上“科学”的标准；而其主体部分——临床医学，却远远够不上“科学”的标准。此外，近年来兴起的循证医学，也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临床医学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说中医不是“科学”未尝不可

既然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医学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那么，“中医不是科学”就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了。笔者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中医不是科学”，自认为其意义有二。

一是可以消除所有一切对中医的无知与偏见。主张“取消中医”的人士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不管用通行的哪条科学标准来衡量，例如可检验性、可证伪性、可测量性等等，都很容易判断中医理论体系的不科学性”，“中医的理论和方法，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几乎就是巫术”。并由此而得出“中医是最大伪科学”之谬论。而事实是，中医连“科学”都不是，何以谈得上是“最大伪科学”呢？

二是可以纠正把西医的模式和思维方式作为中医发展的思路和框架的观念。近代以来，整个社会都以“科学”为指归，衡量和评判中医是否“科学”的标准是西医，而中医与西医相比较，几乎每个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不科学”的说法，因而以西医为参照物，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中医理论体系进行整理和研究就成为时代之潮流。但由于缺乏扎实的中医文献研究基础，缺乏对中医有关学术问题实质内容的正确和全面的理解，缺乏对中医内在规律的把握和可行性思路，因而其研究成果对中医理论和临床均不具有任何的实用价值。打破“中医是科学”这一禁锢后，就可以明言正顺地按照中医的传统思路、方法和特点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管理中医了。

本文原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140626,中医书友会,作者/李致重、张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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