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原春秋】秦长城的历史基础与历史意义再认识 ——以河套地区为中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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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生活，是力量，是尊严，是灵魂，是信仰，是精神，是一切创新的源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由此，为增强地区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提升全民人文素养，【九原发布】在”九原春秋“ 板块特推出“秦汉时期的九原”专栏。栏目将以”秦汉文化论坛“为依托，从各位业内专家学者的论文中摘选出精彩段落供大家学习与品读，以启淳淳九原民风、明煌煌乾坤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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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九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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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长城的历史基础与历史意义再认识
——以河套地区为中心（上）
臧知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
摘 要：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层面，将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资料相互印证，可以明确得出结论：战国时代，赵国势力未及阳山以南，赵长城止于乌拉山，高阙塞在乌拉山上，直到秦朝统一，“河南地”一直是匈奴牧场。匈奴本来并非专一的游牧民族，和华夏各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是国家形态、社会结构的发展逐步使匈奴演变成为游牧民族，直到战国时代初期，与中原农业经济区的分界并不固定。秦始皇用兵匈奴是其统一天下的继续，而蒙恬主持的长城固定了农牧分界线，具有了完整意义的军事防御系统，因修长城导致农民徭役沉重并非完全是秦始皇主观上的不恤民力，而是有着特定的时代原因。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短命而影响又极为深远的统一王朝，这个影响既有制度方面的开一代之新典制，也有着公共工程的划时代之举，尽管这些工程举措曾经耗费大量民力，给农民带来诸多苦难，是秦朝社会矛盾大爆发的重要因素，是秦朝二世而亡的直接原因，一直受到当时和后人的指责与批评，是秦政残暴的体现之一，但是，也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长城的修建就是其历史遗产的重要部分。
从史学层面研究秦长城，包括战国和西汉长城，始于20世纪上半叶，限于当时的条件，仅仅把长城作为一项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献记载，就事论事地研究长城的缘起与走向。从60年代开始，学界开始实地考察秦汉长城的现存状况，并从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的不同层面分析秦汉长城的历史意义。70年代后期以来，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采用史学研究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从历史的、地理的、生态的、社会的等等不同层面，从不同视角，对秦汉长城的修建过程、存在状况、历史意义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但是，就现有研究成果来说，史学界研究重点集中于汉长城，对河套地区的秦长城研究则要薄弱得多。其原因当然是资料使然，因为出土简牍提供了研究河西地区边防体系及社会经济的丰富资料，而河套地区只有部分遗址和少量的遗物，缺少类似居延汉简那样的文字资料。因此之故，人们对河套地区秦长城的研究大都是作为汉代长城研究的附属部分展开的，自然存在着相应的局限。
无论是从国家形态，还是从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等不同层面来看，河套地区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两千多年的历史实践说明，对河套地区的管理方式、经济开发、军事控制，不仅直接决定着中原王朝的国家安全，也直接影响着北方草原民族的兴衰发展，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内部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从秦王朝开启端绪的。所以，本文对此稍事展开，重点讨论秦长城的历史基础问题，以期对其历史意义有新的认识。
现在先谈河套地区秦长城的历史基础，主要是后套地区秦长城与赵国长城的关系问题，这首先要确定赵长城的西端——高阙的地理位置。
作为军事防御工程，长城的修建始于春秋，到了战国时代普及化，本来是中原国家之间军事防御建筑，如楚之方城、齐长城、魏长城、赵南长城、中山长城、燕南长城等。现代人们习惯上所说的长城则是作为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军事分界线而言，是专指北边长城，其时间要晚于中原长城，是战国时代分别由赵国、秦国、燕国在北边修建，防御对象主要是北边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民族诸部；秦朝统一以后，即在燕北长城、赵北长城和秦国原来长城的基础之上修建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史记·匈奴列传》记其事云：
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三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谪之通假）戍以充之。而通直道，因边山险壍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司马迁没有按照历史发生的顺序，而是为行文的方便，概括叙述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长城及其与秦始皇长城之间的关系。如按时间顺序，应该是赵武灵王第一个修长城以备胡，燕、秦随其后。这些是学界常识，无需赘言。现在要讨论的是赵武灵王所修长城也就是史学界所称的赵北长城的西端——高阙的位置问题，这是把握蒙恬在河套地区所修长城真相及其影响的关键。
上举《史记·匈奴列传》谓“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高阙即赵武灵王长城的西端，对其地望与得名，最早作出详细描述的是郦道元。郦道元《水经注》卷三《河水》云：
河水又屈而东流，为北河。汉武帝元朔二年，大将军卫青绝梓岭，梁北河是也，东径高阙南。《史记》赵武灵王既袭胡服，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即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也。自阙北出荒中，阙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为塞道”。
郦道元出身世家，自幼“好学，历览奇书”，历仕高官，曾受命主持改镇为州的名称隶定事宜、筹划边备，“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与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储兵积粟，以为边备”。对黄河上下历史、地理变迁极为熟悉，大多实地游历过，因而对高阙所属长城的描述的真实性当然不容怀疑。因而现代学者均据郦道元的这一段描述寻找高阙的具体位置。郦道元所说的“河水又屈而东流”是指在临戎县北转向东流，“为北河”即由西向东流的这一段是为“北河”，也就是现在后套的五加河。高阙在北河之北，北河以北之山是为狼山，于是人们自然地把高阙定位在狼山上，现代的历史地图就明确地把高阙定位在石兰计山口。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陈梦家先生认为，高阙应该是乌拉山的某个山口，后有严宾先生、李逸友先生详申其说。而魏坚先生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认为狼山之说不误。
1985年8、9月间，笔者曾参加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组织的长城考察队重点考察狼山、乌拉山地区的战国秦汉长城以及相关遗址，结合考察结果，认为狼山之说不能成立，赵武灵王所修的高阙塞在今乌拉山上，赵长城的西端止于乌拉山。虽然时间过去近三十年，但是鉴于目前分歧依旧和以往论证的不足，故本文先补证旧说，确定秦长城的地理基础，而后讨论其余。
笔者认为高阙在乌拉山的理由如下：
第一，先秦至西汉所说的阴山和后来阴山所指范围不同，其时之阴山不包括北河之北的山脉也就是现代的狼山。当时的狼山名为阳山，因为地处北河之北而得名，上举《史记·匈奴列传》已经说的很明白，《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三年明确记载“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这儿的阳山就是狼山，这些已为学者辨识甚明，无需赘言。
第二，司马迁已经明确记述，蒙恬自杀、秦朝灭亡以后，“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这个“故塞”就是蒙恬渡河之前匈奴与秦朝的边界，“故塞”在河以南——无论是南河还是北河，都明确无误地说明蒙恬渡河以前在河北的阳山上不存在秦朝的边塞，阳山长城是蒙恬渡河以后所修。
第三，无论是武灵王时代还是以后，赵国的西北边境均止于九原，没有向西北发展，赵国领土没有达到北河一线，不存在于狼山修筑长城问题。通观赵国军事发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目的不是向西北扩张，而是为了提高和中山国作战的能力，其用兵林胡是解除用兵中山国的侧翼威胁。《史记·赵世家》谓赵武灵王在向公子成解释胡服骑射的理由时说：
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王丑之，而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
说得很明白，“骑射之备”一是“便上党之形”也就是“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二是“报中山之怨”。“报中山之怨”才是主要目的，“备三胡”不过是为了解除兼并中山国的后顾之忧而已。故胡服骑射以后，武灵王与前306年打败林胡，西进至九原也就是今包头地区，并于前302年命“吏大夫迁奴于九原，命将军、大夫、适（嫡）子、戍吏皆貉服矣”。
到公元前300年也就是赵武灵王二十六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从这个过程看，赵武灵王对九原的控制并非一蹴而就，和林胡、楼烦之间还是有一番争夺的，经过六年的反复，赵国才实现对九原的有效控制。因为赵武灵王用兵楼烦的目的首先是兼并中山国，所以在胡服骑射之后、用兵楼烦、林胡的同时大举进攻中山国，从武灵王十九年即前307年胡服骑射开始到二十六年，武灵王“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其间曾六次进攻中山国。二十七年，武灵王让位少子惠文王，自称主父，专心于军事，其目标一是尝试从九原南下进攻秦国，二是灭亡中山。武灵王的目标完成了一半，于惠文王三年即前296年灭亡中山国，进攻秦国的计划则没能实现。随后武灵王死于内乱，此后的赵国西北边境始终止于九原，没有再向西北推进，而且从赵武灵王死后赵国国事发展来看，赵国对九原地区的控制力度很有可能处于削弱之中，才有后来秦始皇命令蒙恬“略取河南地”之举，正式设立九原郡。
第四，郦道元尤其熟悉黄河上下历史变迁、地理情况，对高阙的描述当然不是凿空之论，人们根据郦道元对高阙形状的描绘寻找高阙位置自有其合理性。但是，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即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也”的时候，忽略一点：就是“山下有长城”这个前提。这个“山下有长城”，明确了长城的位置是在“山下”。这个“山下”，是在山北还是山南，从文字表述上无从判断。考察结果则告诉我们，这个“山下”只能在乌拉山之南，只有乌拉山南侧山脚下有长城，狼山长城均在山中偏北部的山岭之中，不存在“山下”问题。所以，郦道元对高阙塞的描述即便是根据脑海中的高阙图景，在狼山上按图索骥而来，我们也不能谓赵武灵王之高阙在狼山上。其实，司马迁在记述赵长城走向的时候，已经说明了找长城的位置，这就是“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说的很明白，长城在阴山下，不是在阴山中，而与阴山“并”行，那么，高阙只能位于阴山。郦道元所述和司马迁正相一致，对郦道元所说的高阙图景只能在阴山也就是乌拉山上寻找。即使在别的山上发现的山口和郦道元说的相像，也应该从郦道元给出的“山下有长城”和司马迁所说的“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这个前提出发，把握乌拉山、狼山长城的差别，将文献叙述和现场勘查统一起来，辩证分析而后确定。
第五，从历史遗迹考察结果来看，狼山长城和乌拉山长城的路线选择、修筑方式、体系构成相去甚远，根本不可能是同一历史时期修建。从路线选择上看，乌拉山长城和大青山长城一样，均在南侧山脚下，距山数米至百米不等，地势平坦；狼山长城则位于狼山北侧的崇山峻岭之中，随山起伏，因势制险。其构筑方式，乌拉山长城均为砂土夯筑；而狼山长城均为石块垒砌，充分利用山坡地形，外侧因坡立壁，陡直高峻，其内侧高度远远低于外侧，以便戍守人员登城巡视。在构成体系上，乌拉山长城仅仅是一道土质城墙，附近没见任何烽燧城障遗存；而狼山长城则由城墙、烽燧、障城构成一个工程系统，其工程量之浩大，远非乌拉山长城可以比拟。从军事防御功能来看，乌拉山长城和狼山长城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乌拉山长城位于山坡南侧，以低御高，难以起到有效抵御匈奴的作用；而乌拉山南侧山峰陡峭，山水夹带泥砂，下泻迅猛，长城难以保持完整，更难以抵挡匈奴骑兵的冲击。而狼山长城则不然，处于偏北的崇山峻岭之中，因势制险，不存在山水损毁之患；有着嘹望预警系统，有机动驻军，可以有效遏制匈奴骑兵的冲击；把诸多山中谷底圈在长城内侧，使匈奴失去在山中集结屯兵的条件，难以秘密集结兵力发动大规模袭击。二者的差异，不能用地理条件不同解释，因为，狼山和乌拉山的地理条件是相同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二者规划设计的时代不同，乌拉山长城的规划设计早于狼山长城，二者不是同一时代：乌拉山长城是赵长城，狼山长城是秦长城。
文：臧知非
图：九原发布综合整理
编辑：花小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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