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原春秋】秦长城的历史基础与历史意义再认识 ——以河套地区为中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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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九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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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长城的历史基础与历史意义再认识
——以河套地区为中心（中）
臧知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
摘 要：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层面，将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资料相互印证，可以明确得出结论：战国时代，赵国势力未及阳山以南，赵长城止于乌拉山，高阙塞在乌拉山上，直到秦朝统一，“河南地”一直是匈奴牧场。匈奴本来并非专一的游牧民族，和华夏各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是国家形态、社会结构的发展逐步使匈奴演变成为游牧民族，直到战国时代初期，与中原农业经济区的分界并不固定。秦始皇用兵匈奴是其统一天下的继续，而蒙恬主持的长城固定了农牧分界线，具有了完整意义的军事防御系统，因修长城导致农民徭役沉重并非完全是秦始皇主观上的不恤民力，而是有着特定的时代原因。
高阙地望既明，我们对秦长城历史意义的认识就深刻得多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了秦统一之后修筑长城的过程。秦始皇三十二年：
“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谪）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适（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史记·蒙恬列传》亦记其事云：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
按《秦始皇本纪》行文，秦始皇用兵匈奴的原因是迷信鬼神，听信了卢生的“亡秦者胡也”的谶语。但是结合上举《匈奴列传》和《蒙恬列传》的记载，事实并非如此：早在统一伊始，秦始皇已经命蒙恬率三十万重兵，利用秦、赵、燕三国原有长城，防守匈奴，并重点防守河套地区；秦始皇北巡，进一步看到了匈奴的威胁，为了巩固对河套南部地区也就是“河南地”的控制，才命令“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此前蒙恬的军队只局限于黄河以南，始皇三十二年蒙恬才渡河北上，占据“阳山”即狼山，在狼山上修筑长城“逶蛇而北”，所谓蒙恬“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之“十余年”就是指蒙恬从秦统一之初就负责对匈奴作战直到被迫自杀这个时间段而言。蒙恬率三十万之众“暴师于外十余年”正说明秦始皇统一伊始就把匈奴问题当作军国大事的重中之重，而不是因为听信了卢生的一句谶语。相反，卢生害怕秦始皇追究自己寻找长生不老方药的事情，怕受到法律的惩处，看到秦始皇对匈奴问题的重视，托名鬼神奏上“亡秦者胡也”的谶语，鼓动秦始皇用兵匈奴，转移秦始皇注意力，以拖延秦始皇对自己寻找长生不老方药无果的追究，谋求脱身的方法。汉人鉴于汉初民生凋敝的现实，出于对秦朝政治的反思和对秦始皇的批评，而儒生们更处于对“焚书坑儒”的不满，放大了秦始皇对谶语的迷信，说秦始皇用兵匈奴是因为 “亡秦者胡也”的鼓动。汉代士人对秦始皇用兵匈奴作出这样的评判可以理解，但是，作为现代史学研究，我们不应局限于古人。这些只要回顾一下秦国发展史就不难明白了。
对秦国发展壮大的历程稍加留意，我们就不难明白：秦是在和戎人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在彻底解除戎人的威胁以后再向东发展的。秦之建国、秦穆公的称霸、秦惠文王之攻取义渠二十五城、秦昭王杀义渠王而有其地，均显示出秦人对戎人的熟悉和一贯重视。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六国的条件下，自然把用兵矛头指向匈奴，在亲眼目睹了“河南地”的肥沃和匈奴的威胁以后，顺理成章地要彻底解除匈奴的威胁，把匈奴的地盘纳入秦朝的版图之中，真正地实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自然要占领“河南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渡河北上，把匈奴逐出“阳山”。
所以，蒙恬之进攻匈奴、修筑长城，不能简单地视之为秦始皇施政残暴、不恤民力，而应作为秦统一战争的历史延伸。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第一次把“河南地”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还在于从此明确了此后农业社会和牧业社会的分界线。
春秋时代，诸侯国土地迅速扩张，领土意识逐步自觉，降至战国，领土国家形成。原来星罗棋布于中原地区的蛮夷戎狄等等，无论是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还是滞留在文明门槛之外，其继续留居中原者则融入华夏各部，那些在与中原各国冲突中逐步移居周边地区者则继续其原来的社会传统，其经济活动则根据其生存环境或畜牧或渔猎，因地而异。北方的匈奴以及其他胡人诸部就是这样成为游牧民族的。也就是说，匈奴族源悠久，并非一开始就是北方大漠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中原农业民族必然处于冲突状态，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起码有一部分是从中原剥离而来。《史记·匈奴列传》开篇即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是有一定的历史基础的，尽管其族源和夏后氏可能没有关系，但是，所谓“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的记载至少说明了匈奴的先人和“夏后氏”关系久远而密切，体现了早期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明乎此，我们不难明白，在中国早期历史上，本来不存在农业民族和牧业民族的天然划分，本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后人根据其时代知识追叙游牧民族的历史，似乎匈奴天生就是游牧民族。就如我们仅仅根据《史记·匈奴列传》对匈奴社会生活的描述，自然会认为从其始祖淳维开始就是一个“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的游牧民族。事实并非如此。夏后氏时代之国小而又小，其国家机器还十分原始，与夏并存的众多部族都处在文明门槛之外，即使是从事农耕的部族，渔猎、采集、畜牧是其正常的经济构成，各个部族更会因为各种原因时常迁移。而仅仅谓匈奴从淳维开始居于北蛮、逐水草而居，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与发展逻辑。
至此，我们可以判定，匈奴之先民曾居住于中原，后来因为中原国家发展逐步北移，活跃于阴山、阳山以南的广大地区。战国时代，秦、燕、赵领土扩大，与之发生正面冲突。因为燕、赵长城的修建止足于阴山南麓，阳山以南也就是“河南地”依然是匈奴的牧场，直接威胁中原安全，所以用兵匈奴。不过要说明的是，这种威胁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匈奴好战，而是由其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羊群、马群游荡无定，不仅影响着中原的畜牧业，而且会破坏中原农业，难免发生冲突，这就需要相应的屏障，即明确边界，又有效阻止畜群南下。燕赵地处北边，农牧兼业，自然知道与匈奴冲突的原因，因而有长城的兴建。故此，我们有理由推断，长城的最初作用并非战争意义上的军事防御，而是用来阻隔畜群的，或者说，其长城阻隔畜群的作用远大于军事防御的作用。我们看到的赵、燕长城构造简单，仅位于阴山南侧山坡下，原因就在这里。否则，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仅仅凭借山脚下的一道夯土墙，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住骑兵的进攻。否则，以赵武灵王的军事才干，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并阴山下”修建长城了。秦本来以重农著称，统一以后把秦国的农业政策推行天下，自然要在土地肥沃、水草丰美的“河南地”发展农业，而此时匈奴的力量以非昔日可比，当然不愿意把“河南地”拱手相让，军事冲突在所难免。秦始皇为了彻底解除匈奴的威胁，保证对“河南地”的控制，才大规模地用民匈奴，把匈奴逐出阳山，在阳山修筑长城，同时赋予新修长城以更多的军事职能，从此以后，“河南地”才由匈奴的牧场变成了农业区，奠定了此后历史上农牧分界的基本格局。
文：臧知非
图：九原发布综合整理
编辑：橘生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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