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原春秋】九原：秦汉时期的北边军政重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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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生活，是力量，是尊严，是灵魂，是信仰，是精神，是一切创新的源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由此，为增强地区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提升全民人文素养，【九原发布】在”九原春秋“ 板块特推出“秦汉时期的九原”专栏。栏目将以”秦汉文化论坛“为依托，从各位业内专家学者的论文中摘选出精彩段落供大家学习与品读，以启淳淳九原民风、明煌煌乾坤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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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九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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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原：秦汉时期的北边军政重镇（上）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孙家洲 ➥

摘  要：九原——五原郡，在秦汉时期，一直是中原秦汉王朝与匈奴政权集中角力之地。除去开拓性“郡县”机构的设置之外，“直道”的北端选定在九原、“光禄塞”与“光禄城”以及 “稒阳塞”的筑设、标志着九原在“长城防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九原不仅是南北交战的百战之地，也是“款塞”议和的枢机之地。汉朝经略北方的重要支柱——度辽将军也曾经以五原为屯驻之地。两汉之交割据北方的卢芳，定都于此，自有其原因可寻。该地在秦汉时期的北部缘边诸郡之中，确实具有军政重镇的地位与作用。

一、征战要冲，款塞枢机

在南北交战时期，九原（五原）属于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故汉匈双方在一带展开大战的记载，屡见于史册。

我们不妨以汉武帝时期为例，来认识汉匈之间在九原（五原）一带的“拉锯式”争夺战之残酷。

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五原郡的复置，与汉军的反击战获得大捷直接相关。

元朔五年（前124年），“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围枹罕。匈奴入五原，杀太守。” 为了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力量，汉廷派出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 徐自为所筑的“光禄城”、“光禄塞”对于抵御匈奴的南下肯定发挥过作用，我们从匈奴军队曾经毁坏其所筑防御系统就不难得到确证。但是，它依然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匈奴的南侵。请看如下记载：“匈奴大入云中、定襄、五原、朔方，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坏光禄所筑亭障。”“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其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于是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余里。”“匈奴三千余骑入五原，略杀数千人，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

可见，即便是汉王朝在五原设郡之后，匈奴也曾经激烈反扑，甚至攻陷郡城、杀太守与都尉等汉廷所置高级军政长官。这里依然是双方交战的前沿。

论及五原地区在汉匈关系史的地位，除了关注“百战之地”之外，我们还应该高度关注这是双方政治——军事谈判的枢机之地，或者称之为“款塞”议和之地。史籍所见匈奴首领向汉王朝乞和、谈判、约降的行为，大多发生在五原郡境内、甚至是“五原塞”之下。汉代人对此很是津津乐道，他们使用“款五原塞”、“款塞来享”、“款塞自至”、“款塞称藩”、“款塞乞降”等充满了自豪感的词句来描述此类事件。其中的“款”字，较为通行的解释有两种，均见于《汉书》卷八《宣帝本纪》的注释：其一， 应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门来服从也。”其二，如淳曰：“款，宽也。请除守塞者，自保不为寇害也，故曰款五原塞。”颜师古判定为：应劭之说为长。其实，在有些历史背景之下，如淳所说的第二义，也有成立的理由。请看以下基本资料：

“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这里记载的具体地点非常明确，就在五原塞。

汉宣帝即位之后，下诏给朝臣要求议出尊崇汉武帝的庙号与庙乐，理由之一就是高度褒奖汉武帝的武功之盛：“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来享……” 同一事件、同一份诏书，在《夏侯胜传》中记载的文字却有不同，关键词也由“款塞来享”变成了“款塞自至”，文字的异同如何形成？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其详了。但无碍于现在讨论的问题，援引如下，以便对比：“朕以眇身，蒙遗德，承圣业，奉宗庙，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这里出现的“款塞”，应该是泛指，并非专指匈奴到五原塞乞求内服或议和。

东汉时期，匈奴“款塞”的举动，至少有两次发生在五原塞。而且都对战略格局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一，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年）春，匈奴薁鞬日逐王比等匈奴贵族的“款五原塞”之举，直接导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于是款五原塞，愿永为蕃蔽，捍御北虏。帝用五官中郎将耿国议，乃许之。其冬，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在《耿国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记载，是耿国力排众议，促成了汉廷接受薁鞬日逐王比在五原塞的“款塞称藩”的举动。“是时乌桓、鲜卑屡寇外境，国素有筹策，数言边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款塞称藩，愿扞御北虏。事下公卿。议者皆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狄情伪难知，不可许。国独曰：‘臣以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扞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万世有安宁之策也。’帝从其议，遂立比为南单于。由是乌桓、鲜卑保塞自守，北虏远遁，中国少事。”这一重大事态的出现，改变了汉匈之间的战略格局，北匈奴虽然与东汉政权保持“敌国”之态，但是，势力大受削弱。而南匈奴则成了依附于汉朝廷之下的部族势力了。其中有个带有政治标志性的事件：建武二十六年（50年），汉廷“遣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单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 南匈奴的单于庭一度是由汉使指定而立庭于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处。其后才“诏乃听南单于入居云中。”

其二，汉章帝建初八年（83年），又出现了“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款五原塞降”的重大事件。这无疑是北匈奴内乱与持续衰败的标志。仅仅四年之后，汉章帝章和二年（88年），就出现了南匈奴单于（休兰尸逐侯鞮单于屯屠何）上书汉廷，奏请朝廷出动大军、南匈奴全力参战，以求完全消灭北匈奴的特殊奏章。在这个奏章中，南匈奴的单于完全是以汉廷臣属的身份进言的。“臣累世蒙恩，不可胜数……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皆曰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臣伏念先父归汉以来，被蒙覆载，严塞明候，大兵拥护，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垂拱安枕，惭无报效之义。愿发国中及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师子、左呼衍日逐王须訾将万骑出朔方，左贤王安国、右大且渠王交勒苏将万骑出居延，期十二月同会虏地。臣将余兵万人屯五原、朔方塞，以为拒守。臣素愚浅，又兵众单少，不足以防内外。愿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圣帝威神，一举平定。”这个联合作战的方案，从微观来考察，南单于自统精兵，屯守五原、朔方塞，是有战略眼光的安排；而从宏观来考察，则充分表现出南匈奴与汉廷全力合作的诚意，并且很有可操作性。所以，得到了汉朝大臣耿秉的全盘肯定，直接导致窦宪、耿秉等挥军大破匈奴，取得了空前大捷。如果用联系的目光来观察，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贵族的“款五原塞降”，实在是关系到大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契机。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五原在征伐要冲、款塞枢机两方面的价值，可以从王莽“托古改制”所改的地名中，得到直观的印证。五原郡境内的东部都尉治所稒阳县，王莽改称“获降”。九原县，王莽改称“成平”。临沃县，王莽改称“振武”。西部都尉治所田辟县，王莽改称“艾虏”。西安阳县，王莽改称“鄣安”。王莽所改的地名，均为“嘉名”，主要指向都是扬威摄敌之意。

图：九原发布综合整理

文：孙家洲

编辑：橘生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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