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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春，毛之所以能象神明一样“胜似闲庭信步”，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与几十万国民党“追剿”大军不急不慌的周旋，便是因有了准确情报支持。
而当年秋天，中共情报机构遭受了一次大劫难，其危害堪与顾顺章的叛变。
1947年初夏，蒋介石提出实行“戡乱总动员”，以图“全力铲除”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国统区人民运动。
而当年秋天，即发生了“北平共谍案”。
当时中情部直接领导的一个规模较大、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有五部地下秘密电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
郑介民和毛人凤称搞垮了中共特工组织的半壁天下。
一份从北平秘密电台发来的电报被紧急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是一个“好消息”：“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
时间是1947年9月，这封电报出自保定绥靖公署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将参议余心清之手，电文中所说的“孙”，指的是国民党的“封疆大吏”、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
但这封密电非但没有让周恩来有丝毫欣喜，反倒大为震动。这封密电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电报是余心清通过打入保定绥靖公署的地下党员陈融生联系，经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这部密台建立于1946年，属于北平情报小组，是西安中心情报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情报来源发展到国民党部队高层。
陈融生是北平情报小组重要成员，掩护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作战处处长谢士炎就是通过他成为中共地下党员，送出了1946年国民党进攻张家口、1947年国民党部队全国战略部署等重要情报。但像与孙连仲接触这样的统战工作，本就不在北平情报小组的职责之内。隐蔽战线斗争就怕节外生枝，自行建立横向关系，徒增危险。
北平无战事，剧照
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和领导者，自然深晓其中利害，看到这封密电就意识到了可能招致的危险。他立即找来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严肃告诫：“敌人因战争招招失败，其警惕性已日益提高，机要工作也日趋严密”，“孙连仲那里我们有很重要的情报关系，北平地下党不应管这件事。统战与秘密情报要截然分开，不然会出大乱子的。”
几天之后，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而且纰漏就是北平台上。
北平无战事，剧照
中共中央正在转战陕北，对敌占区的情报需求更为迫切，要求北平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所以电台每天都要发报，有时发报时间甚至长达7个小时，这样电波就很容易被监听到。
当年负责侦测中共北平密台任务的是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科长赵容德，他把无线电侦测电台架到了吉普车上，开始对北平进行全天候监控。
这种无线电侦测电台可以通过雷达技术侦测秘密电台的位置，其技术和设备均由美国特工部门提供。秘密电台仍在每日发报，“嘀嘀嗒嗒”的电波送出了情报，也在暴露着自己的位置。
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tips 无线电侦测
当时侦测秘密电台位置，还有两个常用的办法，一是在密台发报时分区停电，如果电台的信号也突然消失，那么就能确定其方位。孙果达分析，这种办法很可能在先期已经使用过，如果频繁使用，必然被电台警觉。
另一种办法是查电费。当时电灯、收音机是最主要的耗电用品，秘密电台功率为50瓦或100瓦，已经算是大功率电器。谁家的电费明显超高，就很可能是电台。但这种办法的缺点是没有确定把握，而且不能把电台发报人员擒在当场。
当时，时任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启用了一个具备特殊本领的特务——飞贼段云鹏。
谷正文是继戴笠、郑介民、毛人凤之后，军统、保密局系统恶名昭彰的特务头子。经其手，200多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遭杀害，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策划、实施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据说毛人凤曾对其言：“你比我还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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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云鹏，曾经潜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所在的华北派遣军官邸行窃
这个飞贼名叫段云鹏，行伍出身，外号“草上飞”，横行平津从未失手。
抗战期间，段云鹏因和日本特务发生争执，一气之下，竟然胆大包天，潜入当时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所在的华北派遣军官邸行窃。据日方缉查，段云鹏是从临街的三楼兵营屋顶跃过6米宽的小巷，跃入日方官邸的，得手以后从官邸右侧墙岗亭爬上围墙逃走。共窃得手枪1支、金表1块、金条5根、翡翠球1个、金佛2尊、美金5800元、日币149600元，伪储备票200000元，日军用票360000元、黄金40两。
因损失惨重，以致冈村宁次直到多年后还对此事念念不忘，后来他在《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写到：“1943年我在华北对支那前总司令长官任上时，府邸发生了一桩极其恶劣的飞贼偷盗事件，损失尤为惨重。后虽经特高课和北平警察局多方调查，毫无结果。
但在1946年的冬天，段云鹏却栽了跟头。
那天晚上，北平市内规模最大的绸缎庄瑞蚨祥三楼陈列的最高级布匹竟然被偷个精光。消息传开，全城惊动。在当局震怒后的严密缉查下，段云鹏在几天后落网。
tips 段云鹏 1904—1967
出生于河北省冀县，1928年在北平拜著名侠盗“燕子李三”为师，苦练轻身术，江湖人赐绰号“赛狸猫”。抗战期间，段云鹏混迹江湖，竟然胆大包天，潜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所在的华北派遣军官邸行窃。
1946年，段云鹏加入国民党军统局，中尉军衔。1949年1月奉毛人凤之命携带炸弹刺杀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将何思源的二女儿炸死，作案后逃往台湾，同年9月段云鹏自台湾潜回大陆，搜集情报。1950年11月，段云鹏返回台湾，受到蒋介石的亲自接见，升任段云鹏为保密局上校组长。
1954年9月奉毛人凤之命再次潜回大陆，刺探情报，事泄被捕。破获了段云鹏的四个潜伏组、四个联络点，共捕获148名案犯。
1967年10月11日段云鹏被处决。
不过这名飞贼很快就被释放，因为当时由军统改名的保密局看中了他的特长，利用他来窃取被怀疑人的资料以判断其是否是共产党。
当时中共北平情报小组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量大、机密性高而受到中央表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关于1947年解放战争华北前线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兵力、部署等资料，有很大部分来自该小组的情报。
当时中共中央已离开延安，要求北平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所以电台的日发报时间都在4小时以上，有时长达7小时，这样电波就很容易被发现。
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当时已经大致确定了秘密电台在方圆一平方公里以内，中共情报人员也已经有所察觉。但情报小组与电台相互独立没有隶属关系，两者是靠专门的联系人发生关系的。也就是说，情报人员无权改变电台的运行，因为北平电台隶属于西安总台，即使发现危险也无法及时通知。
敌人进一步缩小范围，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五百米方圆内有一架电台，每日早上六点钟起发报。保密局颇感棘手，这一范围有百来家住户，如果挨家挨户搜查，一定会惊动电台，失去这条线索。于是他们启用了段云鹏。
当时段云鹏的任务是每天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凡是六点钟准时开灯的住户都必须仔细观察。
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说他在一所豪宅看见一个年轻人，每天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他背对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约在七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
1947年9月24日清晨，保密局特种工作组对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的北平秘密电台采取的行动，就是处心积虑地安排了要抓“活电台”。
段云鹏再次悄无声息地攀上了房顶。院内的一间屋子亮着灯，屋内的男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在段云鹏的眼皮底下发送着最后一封电报。等到他像往常一样发完电报，正在收拾设备时，段云鹏发出了信号。一伙保密局特务破门而入，中共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了。
设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的北平地下电台共有四个人，分别是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妻）、李毓萍（孟妻）。四个人当场被抓。而更令特务们惊喜异常的是，他们在查获了电台和电报稿的同时，还从李政宣床下的一个柳条箱里，抄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电报原始文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伏北平的我党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迹。
当时，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兼代局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以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联络员董肇筠（化名董明秋）。
三个小组彼此之间互不联系，但他们在秘密电台这里形成了一个交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的起获和李政宣等人的先后叛变，让这个交集成为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炸点。
由秘密电台被破坏发端的这次情报劫难迅速蔓延，很快超过了北平范围，以至于覆盖北方的一个庞大情报系统俱被牵连。
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1947年9月27日的《上海时代日报》上有一条爆炸性新闻：
“合众社北平27日电：河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音)与人事组主任谢子延(音)在27日黎明前被此间中央政府逮捕，政治观察家认为此事乃在加强中央政府对华北内战区之控制，剪除未能热心支持南京作战分子。”
此新闻中提到的二人实为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两名中将，此外还有十七名少将，另外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队各有一名少将，总计两名中将、二十名少将被捕。
10月1日，合众社又报道蒋介石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与其丈夫被捕。
陈琏就是那座豪宅的主人。
袁永熙与陈琏的结婚照
10月3日，周恩来得知陈琏被捕消息，立即致电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王石坚情报系统极为庞大，遍布东北、华北、西北，通报的电台有六七部。而这些秘密据点又无法及时切断横向联系，致使敌人在破坏北平地下组织后，能够进一步追踪我党在这三大地区的情报组织。
10月5日，蒋介石飞抵北平，亲自为此案部署后续行动。
随后在郑介民、毛人凤的直接指挥下，不仅北平和上海，中共的西安总台，以及保定、兰州、热河、沈阳等地下电台均遭破坏。
10月6日，周恩来又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并告中共中央工委及康生：“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并请中工委告诉杜理卿(许建国)、冯文彬:“利用他们关系追究此案破坏真相，并研究有无营救可能和办法。对西安第二台请考虑有无办法撤退。”又致电康生、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
蒋介石对此案评价甚高，郑介民和毛人凤更是极其期待。王石坚也因有用被送到保密局特种问题研究组工作。
台湾《传记文学》1991年二月号和三月号在全文转载熊向晖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时，特于注释9中写道：“熊文中一关键人物即王石坚，熊之一切情报均经王传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王石坚后为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
李克农全力调查组织遭受破坏的原因和经过，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了一场。
由于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几个最重要的、打入西安国民党军政上层核心的情报人员都由王石坚领导，周恩来自然非常担心。其实王石坚早已供出了熊向晖等人的真实身份，只是特务们投鼠忌器，顾虑重重。
对此，熊向晖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周恩来当时非常精辟的分析：“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
结果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的所料。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熊向晖等三人，在收到李克农的紧急通知后一直到解放后才安全回国。
王石坚案发生之际，中央社会部正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
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了一场，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努力使损失减到最小。李克农一一听取了从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紧急撤回根据地情报人员的汇报，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指示各地组织要接受教训，割断横的关系，割断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秘密电台要采取措施，防止敌人测向的破坏，要特别注意情报组织和情报人员的安全。
李克农还想方设法寻找一些在转移中失散了的情报人员，并全力调查组织遭受破坏的原因和经过。
谢士炎
从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北方情报系统被整体破坏，前后不过10余天时间。保密局特务得到的线索，有不少是来自李政宣等人的口供。作为王石坚系统的一个分电台台长，不可能掌握整个系统的情况。从整个情报系统的被破坏程度和保密局抓捕行动的迅速准确来分析，答案只有一个，这个系统的领导人王石坚彻底叛变了。
北平共谍案核心装置——王石坚
tips 王石坚 1911——？
山东文登人。曾在中共西安情报系统所属的北平秘密电台工作。1933年5月18日第一次被捕，这次被捕后表现非常英勇，在苏州军人监狱，他积极参与了监狱秘密党组织的活动，在狱中编发《囚声》等秘密刊物，再次被叛徒告发，1935年6月，王石坚连同其他7名在押的党员一同移送南京受审。
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王石坚因此得以出狱，被中共委以重任。以后，王石坚打入到国军胡宗南部队中，曾任战区长官部密电主任。
在设法获得胡宗南的同意后，作为胡系的机构，又于西安西大街南侧比较热闹的地方，开设了一家“研究书店”，由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陈忠经挂名董事长，王石坚则出任经理，并还接办了《新秦日报》。
凭借安全与方便的公开身份，王石坚领导的这个情报系统，便一步步创造了惊人的成就。
1947年春，毛泽东之所以能象神明一样“胜似闲庭信步”，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与几十万国民党“追剿”大军不急不慌的周旋，便是因有了王石坚系统提供的准确情报支持。
王石坚是中共整个北方情报系统的负责人，他如果被捕背叛，其危害要比李政宣等人大得多。1947年9月29日，随着王石坚被捕，曾经立下卓越功勋的中共个北方情报系统被连根拔起。
王石坚后来追随国民党到了台湾，并在特务机关中任少将，后病死。
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原件现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洋洋万言。王石坚在自白书中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作贡献”，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互相牵连，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
王石坚一案牵连甚广，很多人的最后结局已经无据可查。
像陈琏、袁永熙夫妇那样被“误抓”又“查无实据”的是极个别事例，多数人都遭到了严刑审讯。有人坚贞不屈在狱中坚持斗争，有人贪生怕死叛变投敌，更有人慨然赴死从容就义。
北平五烈士
1947年11月29日，谢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国和赵良璋被保密局用美国军机从北平押送南京。“国防部军法局”以“泄露军机”为名，在中央陆军监狱的刑场上判处谢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国和赵良璋死刑，史称“北平五烈士”。
蒋介石对破获王石坚系统的“战果”欣喜异常，亲自为有功人员颁发宝鼎勋章和一万块银元。
1947年11月23日，李克农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请求处分。
李克农说：秘密工作虽难免遭受破坏，但如没有这些缺点和错误，即使部分组织发生问题，亦不致牵连如此之广，破坏如此之大。
周恩来看了报告后说：“有这样的检查报告和善后措施很好，就照这样办。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是秘密战线呢！”周恩来还说：“反正我们把胡宗南斗垮了。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以此来勉励李克农。
1949年北平解放后， 李克农查到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写给蒋介石关于破获此案的详细报告，并提审了几个当时直接参与此案的被捕敌特人员，才知道敌人不仅是通过无线电测向，而且还配以飞贼侦察才得手的。
王石坚情报系统的挫折并没有太大影响这一时期中共情报工作的辉煌。
毛在建国初评价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参考资料
揭秘"北平谍案": 2009年11月3日
王石坚系统不是中共情报“半壁”
中国新闻网 2007年3月14日
军事网：一九四七年北平“共谍”案，2009年6月7日
军统飞贼段云鹏 曾伺机暗杀叶剑英、滕代远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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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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