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宜宾市市长嫌工资太低，辞职后，他光脚坐在火车站里的照片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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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密码君
来源：网络
前段时间，一个在火车站等车男人的照片火了！
很难想像
他原来是四川某市长
简单朴素的绿T黑长裤、光着脚、靠墙倚坐，
手边放着两瓶几块钱的饮料……
车站里似乎从来不缺这幅装扮等车的人，
为什么偏偏这个人火了？
原因只有一个——他叫樊建川 。
当天，樊建川正在重庆火车站候车，
忙完重庆建川博物馆事宜后，
正准备出发返回成都。
樊建川何许人也？
34岁就当上了宜宾市常务副市长
为何辞职？
当时他曾以副市长身份，
参与了一次夜市摆摊活动，
为的是亲身体会市场经济，
还引起宜宾市一阵轰动。
不体验不要紧，这一体验，
樊建川的眼光就更远了。
即将升任市长之际，
他主动辞职，下海经商。
1993年，他跟朋友凑了笔钱，
合伙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辞职原因： 市长工资太低
1957年樊建川生在四川宜宾，
父母都是军人，
他自幼就很淘气，狠劲十足，
跟别人打架打赢了，
父亲不仅不罚他，还奖励白酒喝。
父亲常对他说：
有气是人，无气是尸，
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
文革轰轰烈烈来袭时，
父亲未能幸免被关进牛棚，
可他好奇父亲为什么被批斗，
就开始偷偷找跟父亲有关的传单、小报，
渐渐地，收藏报纸、书信和奖章，
成了他割舍不掉的兴趣。
幼儿园小伙伴都笑他父亲是汉奸，于是他把成绩单上父亲的名字抠掉了，这份不敢交给父亲的成绩单，也成了他的收藏品。
高中毕业后，他成为了知青，
劳动艰苦至极，他被饿晕过两次。
之后正好碰上招兵考试，
为改变命运，他急忙报名参加了，
一见到领导就开始表演：
写毛笔字，吹笛子、拉手风琴……
领导一看，这兵可以啊！
二话不说就把他带走了。
他的军旅生涯，
是从冬天零下40℃的内蒙古开始的，
两年后，他不但成为特等射手，
还当上了学雷锋的标兵。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
他立即报名参加了，
全军80人报考，却只招1个。
一般人光是想想就要放弃了，
可他偏不，非要拼命试试，
这一试没想到，
他真的考上了西安政治学院，
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
由士兵考入军校的大学生。
毕业后，他进入重庆三医大任教，
在教书的8年时间里，
他曾冒生命危险，
扑救过一个错扔手榴弹的女兵。
1987年，他又转业到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
几年时间里跑遍了整个宜宾农村，
他写的调查报告，
更是多次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
这一写，竟让他得到了
宜宾市委书记的青睐，
成了宜宾市委书记赏识的秘书。
1992年，他就成了宜宾市，
最年轻的常务副市长，
不到一年，表现优异的他，
又被组织通知将被提拔为市长。
仕途一帆风顺，前途无量，
可他却做了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
辞职下海！
原因就是：工资太低！
彪悍的他，毫不犹豫地甩了政府。
1994年，他凑来资金，
创办了“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再往后的十多年时间里，
他站在中国房产开发大潮的风口，
凭着“忠义勤信”的企业宗旨，
将白手起家的企业，
硬是做进了四川省的前10名，
个人资产已达到二三十亿，
还登上了中国富豪榜。
而后来的汶川地震，
更是检验了他的企业魂，
当时震后屹立不倒的房子正是他建的，
老百姓纷纷打出条幅表示感谢。
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
在成都市最繁华的地段，
不仅拥有自建的商品房，
还有办公楼、商铺、加油站……
可他当上大老板后，
却离老板们玩的圈子越来越远。
当年，他辞职不肯当市长，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市长的收入，
不足以支撑他收藏物品的爱好。
和那些紧盯字画古玩的大老板不同，
他从小到大，只爱在垃圾堆里扒拉个不停，
别人当破烂的东西，他却当宝贝，
身边的老板们都嫌他“品位”太低。
可他们却不知道，在樊建川心中，
有一个远比收藏品更有价值的梦想。
那就是他希望有一天，
把自己打拼十多年得来的财富，
和几十年的收藏全部用来建博物馆，
因为这100年里中国人遗忘的太多，
他要为这个民族留下记忆。
转眼到了2005年，这一年意义非凡，
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他意味深长地说：
这是一个甲子，是我们民族的大事，
我想，我必须有所舍弃了。
他决定正式开始建立博物馆，
身边朋友听说后，都急忙苦劝他：
要让一个人完蛋，就让他吸毒；
要让一个企业完蛋，就让它建博物馆！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当然知道，
这样的投入一定是无法收回的，
就连平日的运营成本能平衡，
都一定是稀有其例的。
许多人都嘲笑他是“樊哈儿”，
因为在四川话里面，“哈儿”就是傻子的意思，
说他已功成名就，还非要拿老本去拼命。
而他却是彻底铁了心：
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
少我一个没关系，中国十三亿人，
12.5亿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
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
敲响警钟，去做牺牲，
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
2005年8月15日必须开馆！
于是，他便开始了倾家荡产的行为，
先是卖掉自己的办公楼、商铺、
还有加油站，把所有属于自己的钱，
全部都投进了要建的博物馆里。
可是，以一己之力，
建一个诺大的博物馆，
这不是光有钱就能办到的事。
他四处找地，可别人都以为他是骗子，
谁能相信，一位精明的房地产商人，
会为了情怀，来做这种傻事呢？
最后，只有大邑县信了他，
找到地之后，他马上定下目标：
9个月建5个博物馆。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人们都摇摇头说他疯了，
可他却咬着牙非干不可。
他连续9个月吃睡都在工地上，
晒得焦黑，困了就在纸板上躺两三个小时，
他相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
几百万将士的英灵会保佑我的。
9个月后的2005年8月15日，
五大主题馆，
中共抗战的“中流砥柱馆”，
国党抗战的“正面战场馆”，
美国援华的“飞虎奇兵馆”，
“不屈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
经6部委严格审查，全部合格，
正式对外开馆。
馆内陈列着他几十年来，
上山下海，冒着风雪捡到的各式收藏品，
数量和价值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手写资料30吨，书信40万封，
日记两万本，像章百万枚，
总共800余万件藏品，
经鉴定的国家一级文物就有153件。
历经后续的再建设完善，到今天为止，
这里已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聚落，
总共30个分馆，
占地总面积500亩，超过近1000万件藏品，
是目前国内民间资金投入最多，
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
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民间博物馆。
在游客接待中心的墙壁上，
写着他的自白：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为了未来，收藏教训，
为了安宁，收藏灾难，
为了传承，收藏民俗 。
那段尘封而沉重的历史，
就这样被他彻底的激活。
一座警醒世代的博物馆，
令所有前往参观的人们，
无一不震撼、动容、
然后流着泪离开……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只有触摸历史经纬里的铮铮铁骨，
穿越时空，
感受那段真实清晰的岁月，
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
壮士群塑广场，
约3000平米的中国地图上，
200多位抗战名将和著名烈士的铁像，
站在他们战斗或牺牲过的地方，
令人肃然起敬。
左权将军的女儿也来了，
她一看到自己父亲的雕像，
就泪如泉涌，抱着雕像痛哭：
爸爸，我抱抱您！
平日里，他也喜欢穿行在群雕中，
因为走上一圈，心里就很亮堂，
尤其是在苦闷苦楚的时候，
面对壮士广场上的每一位壮士，
他就会感觉到自己充满了力量。
而老兵手印广场更是触动人心，
曾经抠扳机的手、扔手榴弹的手、
挥舞大刀的手，
都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手印，
每一个鲜红的手印，
都印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为取这些手印，他曾跑遍全国，
甚至还多次跑入了太平间。
正是这些无数双手，
曾在中国力挽狂澜，扭转乾坤，
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托起。
他说：一个民族不能忘记她的捍卫者，
在这些老兵凋零之前，
我们应留下他们的印记，
以为永世的纪念。
樊建川带着一批文物赶飞机，
却在机场被安检部门拦下，
由此牵出一段感动每个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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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中国抗击日寇，
曾有4000多名美国军人，
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
为尽可能还原那段历史，
他爬雪山过草地，
四处收罗美军在中国的痕迹，
找到不少当年的资料、航图、
仪表等各类物资装备。
正是因为他的坚持不懈，
国内这个目前唯一专门纪念抗战时期美军、
特别是美国空军对外援助的博物馆，
吸引了不少年近耄耋的美国老兵。
每个来到这里的美国老兵，
一看到这些熟悉的物件时，
都会像孩子一样失声大哭。
美军飞行员克尔的儿子戴维·克尔来了，
他将父亲抗战期间在华所用的物品，
全部毫无保留地捐给了博物馆。
垂垂老矣的原美军飞行员，
格鲁伯也坐着轮椅来了，
他一看到墙壁上的照片，
马上就哭起来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专门纪念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纪念馆。”
他拉着樊建川的手颤抖地说：
“我的青春，我最好的青春在中国。
我为人类和平作出的最大贡献，
就是在中国参加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
之后，他将60多年前用的飞行服、
奖章、证书、帧有女友照片的相框等，
20多件视如生命的私人藏品全部捐赠。
2008年，樊建川被美国布莱恩特大学，
授予企业管理博士的称号，
表彰他所创建的援华美军博物馆。
而最触动中国人心弦的，
无疑是抗战博物馆。
为了收藏日军的侵华物证，
他前后历时20年，
多次奔赴日本购买日军侵华时期的画报、
杂志、书籍、日军曾使用过的明信片、
作战地图、钢盔、军服、望远镜等等，
最终，他找到了大量关于，
日本侵华的珍贵历史实物和史料。
这个抗战博物展馆里，
按时间跨度分为了15个展览单元，
按照类别又分为“大屠杀”、“三光罪行”、
“细菌实验”、“慰安妇”等12个展览专题，
总共展出了6000余件，
1931年到1945年间的侵华日军罪行实物。
锈迹斑斑的钢盔、枪支、手榴弹、
发黄的报刊、文件、各类证书等，
都记录着那个年代的残酷与血腥，
同时，也记录着中华民族的不屈。
日本侵华老兵盐谷保芳，
每年都要来到博物馆捐赠侵华文物，
在壮士广场，他还手绘草图，
恳请樊建川给他塑造跪像，以示永远谢罪。
他建造这个博物馆的目的，
就是希望那些歪曲事实、
否认侵华历史的日本人，
都能来看一看，
日本是不是真的犯下了滔天大罪。
他说：事实胜于一切，
这里的文物胜于一切，
侵华日军的罪行桩柱件件，罄竹难书！
他想让建川博物馆成为，
国民忧患意识和奋发图强精神的‘钙片’，
只有回顾历史，记住历史，
我们中华民族才能更加坚定的向前。
一个国家的光荣，
可以让13亿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去分享，
而国耻，更是同样需要每个人都去承担。
在这里几乎每一个馆的落成与开放，
都牵涉着成见的爆发，价值观的争议，
还有那些居高临下的道德指责，
可他却始终用执着去应对。
他正准备揭幕第一个汉奸博物馆，
建筑已经建成，文物已经备妥，
但一直没有展出。
因为汉奸的后代，
总是动用各种力量来阻挠。
即便如此，
他并未停下揭开历史真相的脚步，
他说：现在有房奴、车奴，
我称自己是‘馆奴’，
如果老天爷还让我多活几十年的话，
我会一直做下去，
我要在有生之年建100个说真话的博物馆。
现在不是说中国梦吗？
这算是我樊建川的中国梦吧，
真成了，让我马上死都可以。
这座博物馆里躺着的，
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
更是社会理想，只有将文物摆出来，
才可以提高历史的像素，
像素越高越清晰，
就越能震撼人心发人深思。
为建博物馆他砸了十多个亿，
为了养活博物馆，
他重拾老本行去讲课，
他还坚持写书、卖唱录CD，
有时一天写好多幅字卖掉，
“一幅字，无论大小10000块，
为了博物馆，我就是这么不要脸！”
当初的亿万富翁，
生活是过得是越来越简朴了，
从大城市搬到了小镇，
大房子变成了小房子，
每天穿几十块的衣服，
上街吃几块钱的豆花血旺，
可他却乐在其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动荡年生，蜷缩小镇，
偷度余生，夫复何求。
这个冒险家总能颠覆别人的想象，
走最不寻常却最让人佩服的道路，
他曾对朋友说过：
也许要有一辈子的疯狂和野心，
才能成就终身的良心。
这个穷极他一生财力，
物力与精力建成的博物馆，
他说：要在百年之后全数捐给国家，
他从来没把博物馆，
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
他说：我是社会财富的暂时看护者，
我只是替国家保存记忆，
这些东西是我私人搜集来的，
但它们更属于这个国家。
2007年，他当众口述了这样一个遗赠，
并转身告诉自己的女儿：
你以后到博物馆也要买票。
不仅如此，他还在遗嘱中，
作出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决定：
我死后，皮囊交给，
我曾工作过八年的第三军医大学。
零碎部件如角膜等，随便取，随便用；
骨骼做成标本，亭亭玉立，
用于教学，告诉未来学生，
这就是老教员樊哈儿；
皮剥下来，绷一面军鼓放在博物馆里。
谁要敲一下，他就出现在，
声控电视墙上给他唱首歌，
但敲鼓人必须给博物馆捐1000元钱。
他把献身博物馆的愿望，演绎到了极致。
他说的这些计划，
妻子都被他说服，同意并签字了，
只有剥皮做鼓的事，她怎么也不肯同意，
她怎么能忍心呢......
可他仍然坚持每天用手在身上拍打，
因为医生说这样有助于皮肤和脂肪分离，
他说：多简单多好的事儿啊！
私人建立规模宏大的博物馆，
这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
行动者必须具备：
足够的金钱，够理想主义，
够无私无畏，孤军奋勇，
舍私利成大义。
“每个博物馆都在代表我说话”
据说，要真正把建川博物馆细看上一遍，得在安仁住3天。
若非亲自来过，否则很难想象，这个距离成都数十公里之外的小镇居然有如此之众的收藏。倘若来看过一遍，也就明白了大概——除了那些传统意义上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似乎什么都能被樊建川收入囊中。
就拿“5•12”汶川大地震馆来说，第一支到映秀的冲锋舟、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站在废墟上讲话的话筒、“敢死队”出发前喝壮行酒摔在地上的碎碗……甚至地震后被埋36天救出的“猪坚强”也被他找来，圈养在门前的空地上，有专人喂养和打扫猪圈，游客少的时候还要放它出来散步遛弯儿。
樊建川说，“我的博物馆不按套路布展，观众能看清是其一，能思考是其二。野生，山寨。”
走进建川博物馆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感受：建筑造型、展陈风格、展品内容和年代都迥然相异的20多个展馆，却带给人一种隐隐约约的“相似感”。而知晓建川博物馆建设背景的人则不难发现，这种相似感来源于它们共同的主人———樊建川。
建川博物馆聚落中，几乎每个场馆的展陈设计都透露出樊建川的理念和想法、态度和风格，直白地在大到展厅场景、小到展品摆放中一一显现。比如，战俘馆的地面是钢板，代表钢铁意志；川军馆的地面用的是当时四川人家里最常见的石板，为的是让人们不要忘记三百万川军战士的流血牺牲。
“每个博物馆都代表我在说话，都表明了我的历史态度。”樊建川说。
日军侵华罪行馆，他请来了日本的世界级建筑大师矶崎新来设计，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建筑大师面前，樊建川没抛开自己的执拗，他在矶崎新的设计方案上做了几点改动：“最开始正门很大，我觉得不行，在旁边开了一扇小门进去，用1931顶日军钢盔象征日军侵华时的来势汹汹；以前的大门变成了出口，台阶上雕塑着日军的残兵败将灰溜溜地离开，象征抗战胜利；最开始的设计是白色的，我坚决不同意，白色太纯洁了，后来改成了灰色；这个馆的尺寸本来要高大一些，我又把它降低了……”这些改动，樊建川都取得了矶崎新的同意。
日军侵华罪行馆后门。 雷册渊 摄
在这座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民间博物馆里，要把20余个展馆仔细看完，据说需要3天。尽管不能一一阅尽它的馆藏，有一处却是参观者必去的———中国壮士群雕广场。
在这个广场上，近一万平方米的土地被抽象成一幅中国地图，两百多位抗战将士的塑像静静地站立着：赵一曼、高志航、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这些抗战中牺牲的烈士，站在他们用生命捍卫的地方；还有一批人，站在当年他们全力守卫的地方：毛泽东站在延安，邓小平站在华北，陈赓、林彪、罗荣桓，还有一批国民党将领……置身其中，仿佛置身当年的硝烟里，思绪万千，不由热血沸腾。
中国壮士群雕广场。 雷册渊 摄
对话：它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解放周末：作为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民间博物馆馆长，在您看来，“民营博物馆”和“国有博物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樊建川：第一，他们主要的资金支持来源于国家，而我们首先要养活自己，考虑更多的是市场化，必须依靠文化和旅游的结合来“做生意”；第二，我们做的是对历史的拾遗补缺，这部分是政府还顾不上做或者不方便做的，而社会有了解这些历史和文化的需求，我们就来做；第三，对同一件事情的表述不同，着眼点不一样。同样是讲战争，国有博物馆可能从战略战术、敌我形势、国际环境来讲，而我们则讲人情、讲形象，更关心战争中那些具体的个体。
解放周末：跳脱出了宏大的历史叙事方式，是否也正因为如此，更容易打上您个人的烙印？
樊建川：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博物馆是我一手创办的，必定有许多我的想法，可事实上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感受和意见，只是由我来把它表现出来。特别是对一些重大历史题材的表述，我们的历史观、价值观必须保持正确、一致，在这个基础上再尽可能多维度地呈现当时的历史，让历史的“像素”更加清晰。
解放周末：建川博物馆的展陈非常“直白”，甚至是“直楞楞”地告诉大家，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东西是什么。
樊建川：有的人把博物馆做得很玄乎，我不赞成。博物馆听起来是阳春白雪，但事实上也可以是下里巴人的。
我一直在想，建川博物馆一定要让一个即使只有小学文化的人也能看懂，让观众不用讲解员、不用手机，只通过文物、文字和图片就能把这事儿看明白，就能知道我们想说什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说，“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是强调博物馆的本质。我觉得现在一些博物馆“做偏了”，大量声光电效果的介入，甚至还有VR、AR，把博物馆做成了游戏厅、演艺场。我不是说不能用这些现代化的呈现手段，而是说它们不应该喧宾夺主，毕竟别人来博物馆不是来看场景和多媒体的，更大的篇幅、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让文物说话上，这是我们的原则。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们做得很失败，但我们主要还是针对那些对历史感兴趣的、能够沉浸进去、静下心来的人，所以我们有意识地把它做得纯粹一点。
樊建川在老兵手印广场。这个广场是他征集了4000多枚抗战老兵手印建成的。他说，正是这些当年挥舞着大刀长矛、掷手榴弹、埋地雷的手，挡住了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力挽狂澜，这些功勋卓著的手应该留下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解放周末：除了那些传统意义上具有收藏价值的珍贵文物，好像什么都能被您收入囊中，一个暖水壶、一张报纸、甚至地震废墟里的一件婚纱……您挑选藏品的标准是什么？
樊建川：首先是量，一般我都是批量收集，然后再根据展陈内容在当中慢慢挑。有三个标准：一是对记载历史有意义的；二是特别容易被人遗忘的；三是标志性的、能够反映社会变迁的，甚至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
四川绵竹有一个年画村，那里的年画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老百姓们在自家屋子的墙上画了很多年画。“5•12”地震时，很多房子都被震垮了，废墟马上就要清理，推土机一推就没了，我们就去捡了很多画着年画的墙体碎片回来。在别人看来这是废墟，可在我看来，这些东西的情感是非常饱满的，是有温度的。
解放周末：您曾说，“中国十三亿人，十二点五亿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去做牺牲，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敲响警钟”和“牺牲”是指什么？
樊建川：世界上对博物馆的主流理解是“收藏财富、传承文化”。但是，博物馆不应该只收藏春花秋月、才子佳人的东西，还应该收藏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博物馆就是收藏民族记忆，这些记忆就是“警钟”。
比如我一直想做一个“汉奸馆”，困难很大，可我还是想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有血性的民族才能得到世界的尊重。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当以后万一再有入侵者时，才不会有那些无耻的人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去与侵略者合作。中国人应该更加团结，这是一个民族的基本要求。
不屈战俘馆。 雷册渊 摄
川军抗战馆。 雷册渊 摄
解放周末：很多人认为博物馆是公益事业，投入大，效益却并不乐观。而有报道称，建川博物馆已经实现了每年近2000万元的盈余，是如何实现的？
樊建川：我做博物馆没打算赚钱。建川博物馆投资了30亿元，就算每年盈余2000万元，也不算赚钱，30亿如果存银行，每年都不止这点利息了。现在我们就是能把自己的队伍养活，还有一点结余，也都拿来买藏品了。
博物馆要生存下去，光靠理想没有实干是不行的。如果只靠门票赚钱，60块钱一张门票，20多个馆，平均一个馆就收两三块钱，水电费都不够，怎么办？除了博物馆，我们还有纪念品、酒店、餐厅在支持，还提供会议、咨询、培训、策划、道具出租等服务，现在还做成了博物馆提供商，把博物馆当成一个产业来做。
解放周末：社会上对您也存在着一些质疑的声音。您怎么看待这些非议和质疑？
樊建川：有非议有质疑是很正常的。我刚开始搞建川博物馆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我会用这么大的一片土地来做博物馆，都说我是打着幌子买地做房地产，或者只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做博物馆。到今天，十多年过去了，怎么样嘛？你们来看看嘛！
解放周末：十年前，您和妻子就决定“将建川博物馆聚落以及所有文物无偿赠与成都市政府”。您会担心将来捐出去后，建川博物馆不再按照您的思路建设和发展么？
樊建川：一点儿都不担心，由政府接管不是很好嘛！至于你说的问题，我们在公证的时候附了一个条件，就是说不能动我们已经建好、展好的东西。
有人问，建川博物馆会不会以后就不发展了？我说，不发展就对了嘛。我也不期望它发展。就像武侯祠凝固在三国，都江堰凝固在汉代以前，杜甫草堂凝固在唐代，建川博物馆就应该凝固在20世纪，它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记者手记：“草莽”樊建川
樊建川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落笔成文前，“草莽”一词跃入脑海。正如他自己的评价：我和我的博物馆不按套路。野生，山寨。
“下过乡，当过兵，任过教，当过官”的樊建川，现在对自己最多的称呼是“馆奴”，这也是媒体报道时最喜欢加在他名字前的前缀。在樊建川看来，这两个字对他的形容再贴切不过：“现在有‘房奴’、有‘车奴’，而我是‘馆奴’，给博物馆当奴隶，我一辈子背的包袱就是它了。”
樊建川不厌其烦地向第一次来访的人们解释着这两个字的意思。就像做博物馆他甘之如饴一样，能为自己想到这个略显悲壮又带着一丝英雄主义色彩的称谓，樊建川很得意。
“辞职捡破烂的副市长捡出80亿捐给国家”、“倾尽亿万家产留住民族记忆”……樊建川身上有着太多的“光环”，但与此同时，质疑和争议也与他形影不离。
几天前，一则《亿万富翁火车站候车：光脚靠墙席地而坐》的消息登上了各大互联网媒体的头条，并在社交媒体中传开。新闻的主角正是樊建川。
照片中的他背靠墙壁、席地而坐，旁边地上还放着两瓶饮料。有人说他“接地气”，有人感佩于他的辛劳，有人则质疑他在“作秀”、“博眼球”……樊建川随后发微博解释，席地而坐是自己当知青和当兵多年养成的习惯。微博一经发出，点赞数瞬间突破了5万。
图片来自樊建川微博
其实，这早已不是樊建川第一次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了，每隔一段时间，他的故事就会被人翻出，在各个公号和社交媒体上“炒”一阵。而面对媒体，樊建川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当兵时，他因为学雷锋和搞宣传表现突出，被评为全师标兵；在第三军医大教书时，他曾经是宣传队的负责人；从政后，官至宜宾常务副市长，他更加深谙与媒体打交道的“玄妙”。在他的自传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现巧借媒体力量的事例。
他打理自己的微博，繁冗的工作间隙保持着每天数十条的发布量，拥有近150万的粉丝。他点开手机给记者看：“我的微博现在做得很舒服，每天要涨1000多个粉丝。平均每条阅读量在30万左右，多的有上千万。”在樊建川看来，这是建川博物馆最直接、效果最好的“广告”。
当然，他的“活络”远远不只体现在对新媒体的接受和运用上。为了筹集建馆资金，他曾到企业“拉赞助”。在没有其他企业赞助的情况下，他告诉某企业领导，他的竞争对手已经出价，向对方无形施压，最终获得了一个较高的价钱。
他有着军人的执守，也有着商人的圆滑。
就像他解释自己辞官下海一事的直白：“一是觉得我不太适合干这个工作，嘴巴太快了；二是觉得当时公务员收入太低了；三是觉得宜宾偏远，不适合我搞收藏；四是我当常务副市长，风闻说要让我当市长，我实在担不起这个担子，所以就决心辞职下海。”
就像他清楚光有一腔热血不够，要生存必须在商言商，正式开馆的当天晚上就开大会专门给员工讲营销。
就像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博物馆聚落”，只是想搞个“博物馆超市”，让博物馆成为一种普通人都能随时享受的文化形态，每个馆花几块钱就能看，价廉物美……
樊建川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自己的字画。 雷册渊 摄
正是这些多重身份的共同塑造，让樊建川最终成为了他自称的“馆奴”。而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正是樊建川身上的“草莽精神”成就了今天的他和他的建川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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