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音乐书目补正数则

文◎郑俊晖

原文刊载于《音乐研究》2022年第2期。

摘　要：以《四库全书总目》《琴书存目》《中国古籍总目》《中国音乐书谱志》等为代表的古今优秀书目，著录了大量的清代乐书，但由于清代乐书数量众多、种类繁杂等原因，在记录上存在一定的失误之处。文章围绕《太音正谱》《绿绮心传》《律吕解》《天乐正音谱》《乐述》《乐律书》《律吕卦义大成》《易律通解》《律吕新书衍义》《律吕图说》等十余种清代乐书的基本图书要素进行探究，重点讨论其撰者生平、成书经过、编修时代、典藏流变和文本关系等问题，并分析造成记录失误的原因。

关键词：音乐书目；中国音乐书谱志；音乐文献学

有清一代，享国近三百载，音乐典籍不胜枚举，仅《中国音乐书谱志（先秦—一九四九年音乐书谱全目）》（以下简称《书谱志》）著录的存世清代音乐理论及历史类书目就有100余种，戏曲音乐理论类书目近20种，琴论类书目40余种，典礼音乐类书目约50余种，至于说唱、戏曲、器乐等各类乐谱唱本等更是浩如烟海。由于数量众多、体制复杂，瑾瑜之瑕，在所难免。笔者对此已有专文论及。

近年来，随着清代音乐书目整理工作的推进，笔者在检得部分《书谱志》未载书目的同时，又围绕书名、卷数、撰者、版本、编撰等图籍基本要素多所攻究，发现仍有部分未之处：或撰者身份荫蔽，或生平事迹存疑，或成书年代有误，或著作权属肴乱，或典藏传承汩没，是故爬罗钩稽，考证辨析，阙者拾补，误者辨正，合为补正若干。篇幅所限，今择九则先行胪述如下，敬祈专家、学者指正。

一、《太音正谱》成书时代考

《书谱志·待访部分》著录此书，标注“《太音正谱》一卷，清徐伯龄撰，见《琴书存目》”。但实际上，乌程周氏于此书并未做进一步的考察，仅述“《太音正谱》一卷，清徐伯龄撰。伯龄，钱塘人”。类似的记载亦见于《杭州府志·艺文志》（民国时期）子部艺术类琴棋篆刻杂技之属：“《太音正谱》十卷，国朝钱塘徐伯龄撰。”《杭州府志》（民国时期）记事以宣统三年为断。很显然，无论是周庆云、《杭州府志》修纂者陈璚等人，还是当代《书谱志》的编者，均将此谱认定为清代琴书。

然而笔者查考之下，却发现这位徐伯龄乃是一位明代文人，精音律，尤工乐府，曾集瓯盏数十枚，以音之中度者演奏乐曲，茶顷而协。其父徐琪于“宣德二年，与弟璟同举进士，时称联璧，琪因以为字。晚守湖南宝庆府，值部使者与有隙，诬罪除名，安置塞外。天顺初起用，卒于京师。文多散失，仅传题画一绝”。既然徐琪生活于明宣德、天顺年间（1426—1464），以年龄推算，徐伯龄本人最晚也应该生活在15世纪下半叶，绝无可能是入清之人。

笔者对《杭州府志》（民国时期）中标注的徐琪、徐伯龄父子传记材料来源进行追踪之后，又在郎瑛《七修类稿》中觅得进一步的证据：

徐伯龄字延之，号箨冠子，钱塘人也。性颖敏，每书一目终身，但疏荡不拘小节，对客每跣足蓬头，夏月非惟袒裼裸裎，而内衣亦不系也，故夫慕名而来者一见后即倦与往还，然其博学高志又尝敬焉。平生精于音律，尤善琴，所著有《太音正谱》十卷、《醉桃佳趣》二十卷、《香台集注》三卷、《蟫精雋》二十卷、《旧雨堂稿》若干卷。张天锡曾为作传，脍炙人口。

这段史料的记录者郎瑛（1487—约1566），主要活动于明正德、嘉靖年间，再次证明其笔下的徐伯龄《太音正谱》只可能编修于明代。

为揭示出《太音正谱》撰辑年代被人为窜乱的轨迹，笔者现将清代至民国时期部分相关方志及书目中的记载整理如表1。

表1 

从表１可以看出，此书直至康熙五十七年前后仍被当作明代乐书著录。雍正年间开局修纂的《浙江通志》虽未标注朝代，却也未凭己意臆测。但《杭州府志》（乾隆）无中生有，在撰者名姓前添加“国朝”二字，将其误入清代琴谱，殆为后世讹误之始。由于《太音正谱》原书已佚，清末、民国年间续修《杭州府志》时，执笔者依样画瓢，承袭乾隆府志之舛误。而周庆云未察之下，又将卷数中的“十”字缺笔为“一”，遂成当代《书谱志》记载之样貌。

二、《绿绮心传》成书时代考

《书谱志·待访部分》著录此书，标注为“《绿绮心传》，明田山云撰，见《湖南通志》”。《湖南通志·艺文志》（乾隆）采撷各类文章诗词佳作，而《湖南通志·艺文志》（光绪）子部艺术类明代部分载“《绿绮心传》，零陵田山云撰”，当即《书谱志》此条所本。但笔者在查考撰者田山云及其父田龙的生平后，发现不宜简单地仅据《湖南通志》（光绪）的记载就将其完全归入明代乐书。

《永州府志·艺文志》（道光）子部艺术类将其著录为“《绿绮心传》《松风览余》，前明遗逸零陵田山云撰”，其言下之意即田山云已是入清之人。此说在《祁阳县志》（乾隆）、《祁阳县志》（民国时期）、《零陵县志》（光绪）等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祁阳县志》（乾隆）载：

田山云字雨伯，乐琴书，工诗画。小楷行草，八分小篆皆能入品。交游半天下，尝游百粤间，声名籍甚。或荐之仕，不乐也。父龙，号云先，居梅溪，咸以隐君子称之。弟山玉、山荆、山凤，并有声文苑。云独成父志，超然物外，年四十三卒……所著有《自怡草》《绿绮心传》《松风览余》等集。

《零陵县志》（光绪）记录的侧重点却在田山云之父田龙：

田龙字汝霖，号云先。工缋事，少游燕赵吴越间，丹青重于一时。性和蔼，人求之辄应，得者争宝藏焉。晚博一官，即退隐于梅溪，居家不计有无，惟放情泉石、书画自娱而已。间游城市，人皆款爱之。子四：山云善琴书，山玉、山荆、山凤均有文誉，食饩。龙垂耄，颜色犹少时，年八十四卒乡，谥端敏先生。

《祁阳县志·艺文志》（民国时期）方术略画类著录田山云《松风览余》一书，下注：

山云父龙以书画名，永历时曾服官，后隐梅溪以终。山云得于父传，故诗画皆有家风。

综合以上三条史料，我们可以捕捉到如下信息：一是田龙曾仕宦于南明永历政权，后因反清复明无望而隐居山林；二是田山云卒于不惑之年。

1644年清兵入关、明王朝覆灭之后，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朱由榔于广东肇庆称帝，并于1648—1650年间一度将势力扩展到湖南全境。田龙出仕当在此间。史家笔下的田龙“隐居零陵而山云留故里”，正隐约透露出田龙在南明永历政权失利后为躲避清兵追捕而避世之时田山云仍在世的事实。

鉴于田山云年祚不永，笔者倾向于认为，此书编修当在明崇祯帝至清顺治帝这一时间段之间。

至于各志记录为何出现诸多的差异，笔者以为或可能与清初严苛的政治环境相关。清廷在入关夺取政权的前后数十年间，对反清复明势力进行血腥镇压。“遗老旧臣佯狂敖游，居衡湘者尤众。或为沙门，或潜伏岩壑，衣明衣冠，皆莫知其姓字。”如田龙、田山云这样的胜朝遗老，为求生存而遁隐山林，导致史迹湮灭，而为其作传的亲朋故友，往往因爱而生讳，语焉不详，致其被误解为一干净明人耳。

三、马负图、蔡所性、杨世求

《律吕解》关系考

马负图、蔡所性、杨世求均为清代常州籍人士。《书谱志·散佚部分》著录马负图《律吕解》一卷，并注明其书目来源于张维骧编纂的《清代毗陵书目》。

但笔者查考之下发现，《清代毗陵书目》（1944年初印本）中有4处关于《律吕解》的记载。第一部《律吕解》署名蔡所性、杨世求同撰，归入卷一存世部分；第二部《律吕图解》署名马负图撰，归入卷三存世部分；第三部仍为马负图撰《律吕解》，归入卷七亡佚部分；第四部《律吕解》署名杨世求撰，归入卷七亡佚部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三个问题：一是存佚不明。马负图名下的《律吕图解》和《律吕解》一存一佚，到底是两部不同的著作，还是同一部书名抄写笔误？二是分类标准不统一。存世书目部分中，同为解析律吕蕴义的两部乐书，蔡氏之作入经部乐类，马氏之作却入子部艺术类。而就马氏名下撰述而言，《律吕图解》在存世书目中入子部艺术类，《律吕解》在亡佚书目中又被归入经部乐类。三是未详考著作权归属。为何既有蔡所性、杨世求同撰之《律吕解》，又有杨世求独撰之《律吕解》？

通过对马、蔡、杨三人生平和学术关系的分析，笔者逐渐理清其中的关系。

马负图，字伯河，号一庵，县学生。明亡入清后弃举子业，行医供孀母。潜心学术，与陆世仪、李颙、恽日初等清初理学家相切劘，“生平不喜著书，自记读书所得，有《皇极经世说》、开方密率法及图律吕解、《候气说》《知非录》《戊申劄记》。年六十有八，私谥潜德先生。”被笔者加着重号一句中的“图”字，究竟是与前面的《开方密率法》一书相关，抑或指后面的《律吕解》一书？经笔者查考，光绪五年前后，汤成烈等人着手纂写县志、整理马负图著作时，将《律吕解》《候气说》二书归入经部乐类，将“《开方密率法》一卷、《图》一卷、《皇极经世说》一卷”列入子部术数类。这证明，“开方密率法及图律吕解”句中的“图”字，当指展示算法之图，而非解音律之图，当理解成“《开方密率法》及《图》《律吕解》”。马氏撰述除《律吕解》之外，并无《律吕图解》一书。笔者颇疑张维骧移录时可能将“图”字与“律吕解”连读，无法读通后又将“图律吕解”误改为“律吕图解”，导致重复收录。

至于另外两部《律吕解》，经笔者查证发现，实为蔡所性、杨世求相与共成之作。蔡所性乃明代孝悌蔡应隆之子，字仲全，颇有贤名。杨世求，字尔京，贡生，另撰有《六书辨讹》《诗经正始》等书。蔡、杨二人合撰的《律吕解》，于光绪十三年前后可能仍存于世，故杨世求撰写的序文还被当时补修武阳地志的庄毓鋐、陆鼎翰等人采录引述，称“宋儒西山氏为《律吕新书》，订正《史》《汉》之旧，其理其数不爽毫发，固古今乐律之准也，乃数学失传而此理遂晦，因与仲全详解而阐扬之，使读是书者明其理而究其数，由此而按气，由此而审声，由此而定乐，曰西山功臣可也”，将二人合撰《律吕解》的缘由、主旨、体例均简明扼要地作了交代。这种一书系于多人名下的情况，还发生在杨世求与另一位同籍学人《〈律吕新书〉解》撰者龚式燕的身上。杨、龚二人参互考订，共辑象纬之书，结果在杨世求名下被著录成“象纬订、象纬钞、象纬图”，而在龚世燕名下被著录成“象纬考”，书同却名异。若非有时人陆世仪（1611—1672）撰序为证，必致后人误判。

之所以如此，笔者推断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蔡、杨等人身故之后，其后人各自以传记、家谱、墓表等记录其生平活动，从而误导修志者；二是因著录书籍众多，书目编撰者无暇一一翻检，未考书前杨世求之序，进而失察所致。

值得一提的是，蔡所性还“与马负图为性命交，博览载籍，凡天文、地理、乐律、兵法、奇门、遁甲之属，靡不探讨，皆能得其阃奥”，故而笔者颇疑马负图所撰之《律吕解》，与蔡、杨二人共撰《律吕解》亦有一定的渊源，但目前因缺乏进一步的证据，暂存疑于此。

四、《天乐正音谱》传世流变考

《天乐正音谱》，不分卷，（清）吴历撰。是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乐章，厘为弥撒乐音（南·南吕·一枝花）、称颂圣母乐章（北·正宫·端正好）、敬谢天主钧天乐（北·黄钟·醉花阴）、喻罪乐章（南·黄钟·赏宫花）、悲思世乐章（南·中吕·尾犯序）、警傲乐章（南·商调·山坡羊）、戒心乐章（南·仙吕·不是路）、咏规程（南·南吕·一枝花）、悲魔傲（南·正宫·瑞鹤仙）、每瑟谕众乐章等，共收录南北曲九套。第二部分为《拟古乐歌二十章》。全编以咏弥撒、咏圣母、咏感恩、咏进德为题，曲词多述天主教理，兼咏仪式，非教外人士所能熟谙。

考吴历生平，可知其又名子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江苏常熟人。习琴于陈岷，洁修自好，“学画于王时敏，心思独运，气韵厚重沉郁，迥不犹人。晚年弃家从天主教，曾再游欧罗巴……康熙五十七年，卒，年八十七。当时或言其浮海不归，后于上海南郭得其墓碣，题曰‘天学修士’云。”另据近人方豪指出，吴氏虽自幼受洗，但40岁前常与僧人来往。其欲赴欧洲拜谒教尊未果而滞留澳门，加入耶稣会后回到江浙、上海一带传教等，这些事迹彰于康熙十一年（1672）41岁之后。

据此可知，《天乐正音谱》当系吴历中晚年为弘扬天主教法、发展教众，据教义撰写曲词，采中国南北曲及时曲曲调编配而成，实为清代初年西方宗教和中国传统音乐交流互融之产物。

《天乐正音谱》之名见于李问渔所撰《渔山行状》，但却未被吴历《墨井集》《三巴集》收录，湮没于世数百年。1937年，方豪从徐宗泽神父处借得抄本，但因抗战情势紧急，直至1947年徐氏去世，还未及询问此抄本的来龙去脉。1950年，由方豪和郑骞共同校订的整理稿在台北付梓排印，而原抄本去向未可获知，故《书谱志》和《中国古籍总目》等均未著录该书。现存于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台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的是1950年校印本。

五、《乐述》撰者毛乾乾生平史事考

《乐述》三卷，（清）江西南康毛乾乾（原题毛心易）撰，今有抄本存于国家图书馆。是书卷上为审音第一，论五声十二律次序积实、律管空容成围径法、律管勾股求围径等。卷中为制器第二，叙八音名数，图说琴、瑟、管、篴、箫、篪等乐器形制。卷下为播乐第三、徵古第四，图解乐悬位次，獭祭自先秦《易》《诗》《书》《三礼》《左传》至明朱载堉、喻国人、瞿九思等诸家乐论。

历代史料对撰者毛乾乾生平的记载颇有抵牾之处。笔者将其大致归纳为两种。

一是主张毛氏出生于明代，以乾嘉年间名儒江藩《毛乾乾传》为代表，称毛氏：

崇祯时，为邑诸生。鼎革后，县令捕人科举，乾乾不得已入试，文体奇古，学使不能句读，题其卷末云：“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乾乾见而笑曰：“羽陵书生，但知钱在纸里中耳。”归隐匡庐山……郏县谢廷逸往访之，以所著《推步全仪》为质，乾乾……即以女妻之，后与廷逸偕隐阳羡。宣城梅文鼎造门求见，与文鼎论周径之理，方圆相穷相变诸率，先后天八卦位次不合者，文鼎以师事之。乾乾亦常谓人曰：“文鼎、廷逸，老人之畏友也。”乾乾审五音之轻重，六律之短长，著《律历学》若干卷，又《杂著》二卷。子磐，于算数甚有精思，世传其学。

由于江藩乃清代学术史名家，加上人物、事件等描述极为详细生动，此说后为《清史列传》、徐承礼《小腆纪传补遗》等所承袭。更有当代学者进而以文中提及的“文鼎以师事之”和“乾乾亦尝谓人曰：‘文鼎、廷逸，老人之畏友也’”为据，推断毛乾乾年岁当早于清初算学家梅文鼎（1633—1721），而冠以“明遗民”之名。

二是认为毛氏出生于清初，以陈鹏年《匡山先生传略》为代表，交代毛氏先世籍贯来源，云：

父明遴，以贤书令粤东，卒于官。先生扶榇归，事母家居，竭力孝养。先生……自总角时，即以圣贤身体力行之学自砥砺。及长，慨异端之纷纭，悯俗学之汩没，毅然以明道为己任，遂弃诸生入匡庐读书……岁己丑，以省母归宜兴，著《论孟述》。未成，遂病卒。呜呼！惜哉……先生著述甚伙，有《乐述》《易述》《书述》《大学述》《中庸述》《测天偶述》《推算偶述》《诗经音韵》《延陵书院会语语录》《诗文集》共若干卷。《乐述》凡三卷，六易稿而后成，一洗自汉以来诸儒之陋，有功前圣，尤为不小。表章贤哲，不能无望于世之有心人。先生以顺治癸巳生，以康熙己丑卒，年五十有七。子二：磐、幹。

这段话明确地指出毛氏生于1653年，卒于1709年。

由于毛乾乾平生隐世，史料矛盾而又佐证不足，故清李斗《扬州画舫录》、阮元《畴人传》及民国徐世昌《清儒学案》等多数史书，均采取“阙疑”的办法，仅简叙事迹，回避其生活年代的争议。

对此，笔者拟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辨析。

第一，从史料来源的可靠程度上看，江藩（1761—1831）《毛乾乾传》的记载虽然颇为细致，但其所处时代距毛乾乾已近百年，且通篇未交代其传记的材料来源。相较之下，与毛乾乾同时代的陈鹏年（1664—1723）“久耳先生名，心窃慕之。及再至金陵，询之于车须上，乃知先生已即世，终无由面相见也。予及门周龙光暨其兄邦光、荣光皆从先生游者，知先生最悉，其生平嘉言懿行难更仆数。予惧其久而遗忘也，因撮其略而为之传，俾后之学者得以考焉”。文中清楚地交代其传记撰写于车鼎贲告以毛乾乾死讯之后不久，史料来源于长期从游于毛乾乾的周氏三兄弟，其可靠性远优于百年之后的江藩。

第二，从毛乾乾与其父的生活年代来看，若真依江藩所言，毛乾乾在明崇祯年间已是诸生，则其父毛明遴中举和出任宦职的时间当亦在明代。但笔者遍考《九江府志》（同治）、《德化县志》（同治）之“选举”门中的明代名单，始终未检得毛乾乾之名，反而发现其父毛明遴于顺治甲午（1654）方得登科贤书，出任临江府教授，升任广东英德县知县，其履历正与陈鹏年《匡山先生传略》中所述相互吻合。此外，鄞县董沛（1828—1895）在与人讨论史书体例时，谈及“本朝教授之毛明遴（德化人），训导之吴应垣（弋阳人）、傅彦铨（丰城人）、黎文蒸（雩都人）、刘文靖（长宁人）、胡思藻（余干人）、胡奇尧（德兴人）、周鸿（贵溪人），皆郡志‘秩官’所佚脱者”。董沛称毛明遴为本朝教授，既直接证明其在清顺治年间方得中举入仕，又间接证明毛乾乾不可能于明崇祯年间成为诸生。

第三，从毛、梅二人学术交往来看，江藩言及梅文鼎上门造访求学，师事毛乾乾。但在梅文鼎笔下，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个版本的说法：“岁癸未（笔者按：以梅文鼎生活年代推算当指1703），匡山隐者毛心易乾乾惠访山居，偶论周径之理，因复推论及方圆相容相变诸率，益觉精明。盖学问贵相长也。中州谢野臣廷逸，毛先生婿也，于数学甚有精思，偕隐阳羡，自相师友，著述甚富，多前人所未发。”江藩和梅文鼎对这场学术会晤内容、参加对象的记载完全相同，但对会晤地点及方式的描述却截然相反，这引起了后世学者的不小困惑。对此，笔者通过对《乐述》的整理，在全书卷末的毛氏自识中觅得一条内证，有助于解开此谜案。毛氏称“是编始于壬申（1692）之秋，闭户匡山二载，甫得脱稿。再易之于石门，三易之于武江，四易之于义兴，今又五易稿矣。自甲戌（1694）出山，浪游楚豫以至江南，得力于同人者不少，围径一事讲求更悉。昨抵宣城，得梅勿庵先生指授而明。十载呕心，颇无遗憾”。文中透露出如下三个信息：（1）会晤日期，自1692年执笔撰写《乐述》起，至抵宣城得梅文鼎指授律管围径等方圆运算相关事项，历经十载，与梅文鼎所叙毛、梅相见之期大致吻合；（2）会晤地点，在宣城而非毛氏隐居之阳羡；（3）会晤方式，为毛氏得梅文鼎指授，切磋相长，而非梅文鼎师事毛乾乾。作为学术会晤的当事人，毛、梅二人的记录得到相互印证，自然要比百年后江藩等人史料来源不明的追述更加权威精确。

综合以上三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江藩、《清史列传》等关于毛乾乾生平的记载，颇有失实之处。毛乾乾，字用九，号心易，初名惕，生活于清顺治、康熙年间，是不折不扣的清代学者。《乐述》一书撰写历经十余载，在游历中得多位学者指正、数易其稿而成。

六、《乐律书》成书时代考

《乐律书》，（清）安徽霍邱张履宸撰，为《书谱志》和《中国古籍总目》所未载。

笔者在《霍邱县志》（同治）中检得两条关于此书自相矛盾的记录。卷十五《艺文志·著述》，将张履宸《乐律书》（未刊）归入明代书目部分，但在人物传记中又将撰者张履宸归为清人，“字紫绶，生平寡言笑。举止端方，奋志力学，困于棘闱，膺岁荐。尚主敬之学，晚年教授生徒，桃李济济。著有《乐律书》，精通算法，洵为后学津梁，儒林中所仅见也。”同一部著作，却有两个朝代的撰述时间，其一必定有误。

笔者进而在清代霍邱县贡生名单中考得相关佐证，可知张履宸为康熙五十九年岁贡。其时入清已近八十载。以人的岁寿反向推算，张氏几无可能出生于清代以前，其《乐律书》大致当撰于清康熙、雍正年间。《霍邱县志·艺文志》（同治）著录有误。

七、沈光邦音乐著述相关问题考

沈光邦，字廷扬，号皆山，（清）浙江临海人，平生精研《易》学、乐律学、算学，撰有《律吕卦义大成》《易律通解》两部乐书。前者为《书谱志》（误为《律吕封义大成》）和《中国古籍总目》等著录，后者为《书谱志·待访部分》《四库全书总目》和《中国古籍总目》（误为《易律神解》）等著录。

笔者在整理二书时，发现以下三个方面需加厘清辨析：一是两部书籍的关系，二是卷数问题，三是撰者中举时间问题。

（一）《律吕卦义大成》和《易律通解》的关系问题

考今故宫博物院藏《易律通解》清抄本，其卷首有同邑宋世犖《〈易律通解〉跋》，称沈氏“少颖悟，能手制刻漏，精三角八角八线算术，因讲求《易》理，取河洛象数以探先后天成卦源流，参以乘除消长之法，配以律吕，适与六十四卦纵横上下一一相生，环转自然。其官京师也，僦居天坛，谢绝交游，公余即闭户钩考，虽盛寒剧暑不少休。初为《律吕卦义大成》三卷，既而广采旁征，增为四卷，谓之《易律通解》”。

据此可知，《易律通解》实由《律吕卦义大成》一书增修而来，但二书却在后世遭遇了不同的命运：《易律通解》在乾隆三十七年清廷诏征天下遗书之时，由沈氏之子进呈，经浙江巡抚采进送交四库馆列入存目书而广为人知；而《律吕卦义大成》一书则传本罕见。所幸者，笔者经反复查考，终检得该书的沈光邦自序，交代其撰写《律吕卦义大成》一书的缘由乃不满前人论律沿讹习舛，无所发明，因受朱熹《周易本义》和蔡元定《律吕新书》的启发，故“不揣固陋，旁搜经、史、诸子言律吕事，断以己意，因类命题，得八十一篇，分为三卷，名曰《律吕卦义大成》。虽其中不无臆见妄断，未经古人道及。然理之所有，不嫌于创。要其大旨，总以明律吕之生往而能复云尔。西山可作，谅不余督也。时乾隆丙寅冬至日序于城南旅舍”。二书之间的源流关系，可谓一目了然。

（二）《易律通解》的卷数问题

《易律通解》的卷数记载不一。《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的清沈琛抄本为不分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浙江巡抚采进本为八卷（《台州外书》《书谱志·待访部分》和民国时期《临海县志稿》亦袭其说），而今故宫博物院藏清抄本仅四卷。本来版本不同，卷数分合差异也属正常。可是笔者查考之下，却发现其中的矛盾之处：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所载，1772年前后进呈的《易律通解》确为八卷写本。但嘉庆三年，黄河清受沈光邦子孙之托撰《沈光邦传》时，又称“乾隆三十七年，诏征天下遗书，浙省开局于宗阳宫，其子庠生大职录上《易律通解》四卷进呈，语具浙江搜求遗书总目中”。嘉庆十年，藏书家宋世犖从沈家借取沈光邦裔孙手抄本时，更是明言“《易律通解》四卷，计一百五十七篇”，其篇数虽比今本少二十余篇，卷数却与故宫博物院所藏抄本相合。究竟是四库馆臣的笔误，抑或不同时期传抄中的增损分合变化所致，因尚无法收集到其他版本进行比较，只能暂存疑于此。

（三）沈光邦中举时间问题

《清史列传》卷七十《文苑传》载：沈光邦“康熙十七年举人，官内阁中书，迁福建漳州府同知。未之任，卒。少颖异，能自制刻漏壶，尝精求《易》说，取河、洛象数，以探先后天成卦之由。参朱子《启蒙》三角六角乘除勾股之法，配以天文律吕，在星象设作三圈，在律管分用八变，适与六十四卦纵横上下自然相生。积二十年，书成，名《易律通解》。后宋世犖读之，谓论奇而法深，合《易》义，足为后学津梁”。而黄河清却称其于“康熙庚子举孝廉……其一生精力尤在《易律通解》一书……在盛京数十载，僦居天坛，公余之外未尝私谒。出则车中必以稿从，遂成《易律》若干卷，时齐宗伯召南见而韪之”。《台州府志》（民国时期）亦称“沈光邦字廷飏，号皆山，临海人，康熙五十九年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出补漳州同知。未之任，卒”。同一位撰者，却有着两个相差42年的中举时间，其中之一必然有误。

据上文提及的《律吕卦义大成》沈氏自序，《易律通解》乃在《律吕卦义大成》基础上增写而成，《律吕卦义大成》于乾隆丙寅（1746）方成书，那《易律通解》的撰写时间定在此后。由于此序出于沈光邦本人之手，故可成为笔者辨伪的标准。

假设《清史列传》所叙正确，沈氏于康熙十七年（1678）即中举，其生活年代就要提前近半个世纪。这样一来，会出现两个不合情理之处。一是至乾隆十一年完成《律吕卦义大成》并将其扩写为《易律通解》时，沈氏至少已届鲐背，如何能够出任官职并增修书籍于逆旅之中？二是由于沈氏至嘉庆三年前后方卒世。提前半个世纪中举，就意味着沈光邦至少要有近130年的岁寿。相较之下，沈氏于康熙五十九年中举之说，与二书的撰述时间可以构成合理的逻辑呼应。

除以上年代学的反证法辨伪之外，我们还可以从黄河清生平来观察史料来源的可靠程度。黄河清，字文徵，别字润川，临海人，“年二十三举乾隆三十六年乡试，明年中会试，四十年成进士。”作为同时代的同乡人，黄河清不仅目睹沈光邦著书立说的过程，而且直接受沈氏后人所托为其立传，其记录的准确性显然远高于出自清国史馆众手的《清史列传》。综合以上正向和反向推理，笔者以为，沈光邦乃康熙五十九年举人，《清史列传》的记载当有误。

八、《律吕新书衍义》撰者

中举时间考

《律吕新书衍义》一卷，（清）浙江新昌吕夏音撰，为《书谱志·待访部分》所著录。乾隆三十七年《四库全书》编修伊始，此书即与《易律通解》等书一并由浙江巡抚采集进呈四库馆，同列经部乐类存目。但《律吕新书衍义》现已不为《中国古籍总目》著录，是否已亡佚于20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的翰林、编检院兵燹之中，尚不得而知。

《四库全书总目》称“夏音字大昭，新昌人。雍正丙午举人，官知县”。同时期编修的《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一七“经籍考”亦同持此说。奇怪的是，《新昌县志》（民国时期）一方面在《艺文志》中沿袭《清朝文献通考》之说，另一方面却在《选举表》中将吕夏音列为康熙丙午举人、潜江知县。康熙和雍正年间俱有丙午，前者为康熙五年（1666），后者为雍正四年（1726）。同一个人，却有两个相距一个甲子的中举时间，显然自相矛盾。

对此，胡露同志已有所指瑕，但未及理证。笔者现据新发现的三条史料加以补充证明。

一是通过对湖北潜江地方志书的查询，可知吕夏音于康熙三十四年出任潜江知县。履职上任于康熙三十四年，证明其中举必在此前。

二是在《潜北旧闻》中检得“吕夏音《潜北游览记》可补邑乘之阙”一条，在引述的《游览记》原文中，吕氏自述其于康熙三十九年解绂潜邸、欲买舟东归浙江新昌原籍养老的林林总总。年老解职归田于康熙三十九年，证明其断无二十余年后于雍正四年再次中举的可能。

三是在成书于康熙二十二年前后的《东岇志略》中检得《阖邑绅士吕正音、陈捷、王性之、吕爚、吕夏音、吕起津、陈心唯等请融徹和尚重住水帘启》一篇，由此可知，吕夏音与吕正音、陈捷、吕爚等为同时代之人。吕正音，字五正，号梦轩，顺治甲午、乙未（1654—1655）联举成进士。陈捷为康熙十八年进士，授编修。吕爚乃“康熙己未进士，除漷县知县，征拜吏科给事中，迁兵科给事中。康熙丁丑会试，充分校官”。若吕夏音为雍正四年（1726）方得中举，断无可能穿越半个世纪与吕正音、陈捷、吕爚等人交游。

据此笔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和《清朝文献通考》的相关记录有误，吕夏音乃康熙年间举人。

九、《律吕图说》成书时代及传世考

《律吕图说》一卷，（清）浙江钱塘张紫芝撰。《书谱志·待访部分》据《四库全书总目》予以著录。但撰者张紫芝生平材料不显于史乘，四库馆臣仅交代其“字鹭山，一字秀山，杭州人”，于其生平及成书时间则只字不提。

经笔者查考发现，张紫芝与江南文士孔毓玑有从游之交。孔氏还曾应嘱为《律吕图说》撰序。二人有诗词酬唱，存世者有张紫芝《和孔明府龙山十景韵》等。孔毓玑，字秋岩，号象九，江南江阴县人，康熙己丑（1709）举进士，赴浙江出任衢州常山知县，任上“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己责。邑人徐长泰、詹肇熺、徐烈、郑世球、詹启璋，仁和张紫芝，归安严英，湻安齐自超皆得其益成名士”。根据孔毓玑中举的时间推测，受其提携成才的张紫芝当生活于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之间。

《律吕图说》于乾隆年间由江苏巡抚采集进呈四库馆后，被列入经部乐类存目。20世纪末，相关单位汇集百余家图书馆、博物馆及私人收藏之图书资源汇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时，均未觅得此书。《律吕图说》进呈本是否也已毁于20世纪初兵燹之中，尚不得而知。但笔者却在翻检书目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近代两位私人收藏家曾拥有此书：一是徐乃昌的92号藏书箱中，曾收录该书的雍正五年刻本，装订为两本；二是刘半农亦持有此书的雍正年间刻本，装订为两册。

综合撰者生平和书籍典藏两方面的考订，笔者一是将《律吕图说》编撰时间推定于雍正初年；二是考虑到刘半农乃20世纪上半叶人物，徐乃昌更是迟至1943年方离世，故《律吕图说》仍可能有传本存世。若能顺着徐氏、刘氏藏书在近数十年间易手流变之线索查找，将来或有重见天日之时。

项目来源：本文为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清代音乐书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BD05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信息：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福建师范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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