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歌舞团兴衰史
梅花歌舞团兴衰史
文◎曹千禾、南鸿雁
原文刊载于《音乐研究》2022年第3期。
摘 要:20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个职业歌舞剧团——梅花歌舞团成立,创办之初广受欢迎;1937年进入全民族抗战时期以后,歌舞团没有创作出反映时代潮流的抗日新剧目,仅靠几个原有剧目辗转南洋各地演出;解放战争期间,虽欲重整旗鼓,但因成员老化,又受战事影响,终在20世纪40年代末销声匿迹。考察梅花歌舞团的活动轨迹,不仅可以厘清该时段职业歌舞团体的兴盛历程,还可以揭示大众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
关键词:梨花少女歌舞团;梅花歌舞团;职业歌舞;魏萦波;龚秋霞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性的歌舞团体在上海相继成立,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团,但其性质为学校的附属组织,历时较短,还不是一个职业的歌舞团体。中国第一个职业歌舞团体,应为1927年12月成立的梨花少女歌舞团,后改名为梅花少女歌舞团,报界有时简称为“梅花歌舞团”。1934年,梅花少女歌舞团曾更名为“丽娃歌舞团”“联华”等,后又正式改名为“梅花歌舞团”。1938年,歌舞团到南洋演出,再改名为“娟娟旅行歌剧团”。
关于梅花歌舞团的成立时间,学界论述较为混乱。梅花歌舞团创始人魏萦波在《一个职业歌舞团的诞生》一文中,说梅花歌舞团的成立时间为“1930年夏初”。专门介绍梅花歌舞团“梅花五虎”之首龚秋霞的文章,也说其成立的时间为1930年。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其是在1922—1923年间成立的。关于梅花歌舞团演出活动的论述,更是语焉不详,或将其视为低俗歌舞团,以“商女不知亡国恨”之名加以指责。其实,梅花歌舞团不仅开启了我国现代歌舞团体的职业化、市场化历程,还喊出了“娱乐不忘爱国”的口号,在“亦邪亦正”“亦俗亦雅”中创作出了许多抗战剧目。本文以《申报》《北洋画报》等报刊中的相关材料为基础,来梳理梅花歌舞团的发展历程,并深入探析其兴衰的原因。
一、梅花歌舞团的前身
——梨花少女歌舞团
20世纪初,随着西洋舞蹈的传入与新式学堂的出现,上海一些学校开设了专门的歌舞课程。1927年2月,中国第一所培养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门学校(下文简称“歌专”)在上海成立。梅花歌舞团的创办人魏萦波被该校聘为舞蹈教员,创编了《专制的皇后》《抵抗》《胜利》等形意舞。除了教学以外,魏萦波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如1927年三四月间,她领着一班学生和音乐教员,到处参加社会性演出。魏萦波的社会演出活动,引起了上海娱乐业的关注。如复旦影片公司经理邀请魏萦波和她的学生赴厦门演出,商定由公司负责旅费及膳宿费,一天两场,每天付包银40元。据魏萦波回忆:这个无名歌舞团初创时,团员总共12人,男女各半,她自己既是团长,又肩负排练歌舞、管理服装道具、兼职化妆与司幕的任务。当时,乐队成员和演员有了固定的收入,薪资按演出日计算,休息则没有薪水。“歌舞团”在厦门的三春戏院首演后,开始到鼓浪屿、漳州、泉州等地演出。回上海途中,团员们商量成立一个正式的歌舞团体,由魏萦波负责找团址,登报招收团员。到上海后,魏萦波租用北四川路一处房屋,购置器具,并挂了一块“梨花少女歌舞团”的牌子,登了招生广告,新招女学员16人,其中年龄最大的14岁,小的只有八九岁。1927年12月中旬(具体日期不详),中国第一个职业歌舞团——梨花少女歌舞团就此诞生。
梨花少女歌舞团成立后,以表演舞蹈为主,歌唱次之,后“歌专”(1928年停办)的高材生逐渐加盟,并成为团内的中坚份子,如著名舞星李璎、邹韵清、薛玲仙、郭敏智、殷蕴英、严月娴(严工上之女)、欧笑风等。“歌舞团设备齐全,侯曜等创作十余种剧目,魏萦波、严工上、殷忆秋等分任指导,忙碌异常。”到1928年5月,歌舞团已有团员32人,分设交际舞班、舞台舞班、歌唱班三班。歌舞团的歌舞剧主要有:《和平之神》、《嚎啕》、《春之生日》(爱情歌舞剧)、《三蝴蝶》等。歌舞团的舞剧主要有:《爱之死》《专制的皇后》《海之神》《奋斗》《蟠桃会》等。歌舞团的舞蹈主要有:《梨花舞》《紫罗兰舞》《红玫瑰》《微笑》《青春之乐》《大金铃舞》《碧水舞》《雪里吐艳》《西班牙舞》等;演唱歌曲主要有:《人面桃花》《邨晓》《春朝曲》《西宫怨》《落花流水》《因为你》等。
梨花少女歌舞团在各地的演出,有时是专场演出,有时是加插表演,有时在舞厅里表演,有时他们还被请去拍电影。1928年12月30日,上海举办“中华国货展览会”,歌舞团应邀表演《总理纪念歌》《燕儿双飞》《乳娘曲》《春天的快乐》《梨花舞》《卖花词》等曲目,以为助兴。随着签约演出活动的不断增加,梨花少女歌舞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演员人数也增加到40余人。
二、梅花歌舞团的成立及其兴盛
梨花少女歌舞团走红后,很多团员对“梨花”这个名字不满意,便决定更改团名。因梅花耐寒,经得起风霜雨雪,故决定用“梅花歌舞团”这个名称。
1929年1月11日,梨花少女歌舞团在《申报》登载启事,声明改名为“梅花少女歌舞团”。1月13日,《申报》刊发了一则梅花歌舞团将赴厦门演出的消息:“西门路西湖坊49号梨花少女歌舞团,现已改为梅花少女歌舞团,主事者仍系魏萦波、蔡文俊、魏芸湄等。兹闻应复旦影片公司之请,于岁底率领全体演员赴厦门、小吕宋等处表演。”
1929年8月20日,上海合群影片公司放映《海上义侠》,梅花少女歌舞团登台友情助演。《申报》刊文盛赞魏萦波为中国歌舞艺术所付出的努力:
魏萦波女士富有毅力,百折不挠,初为中华歌舞学校教授,继组梨花少女歌舞团,最后又罗致优秀歌舞人才,组织梅花少女歌舞团,引领群彦,越山涉海,先后在汕头、福州、厦门、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各埠奏艺,行益远,艺益精,而名亦益著。近复应日本之约,将有东渡之行。魏女士为友谊所迫,在先有杭州西湖博览会之行,在后有一品香记者交谊会之奏艺,其歌派之新,舞艺之美化,无往不为观众所赞。
1929年10月18日,梅花歌舞团演出《三蝴蝶》,在《申报》登载广告称:“美丽女子,裸体跳舞”,并配两裸女图片。10月22日,天一电影公司《乾隆游江南》在上海开映,特请梅花少女歌舞团表演,广告称:该团歌舞“香艳肉感,充满美的色彩”,“每当舞终幕闭,观众之掌声震耳欲聋”。该团为酬答观众之盛意,表演《三蝴蝶》《葡萄仙子》等,更为香艳,更为肉感,观者“莫不额手称庆”。
1929年冬天,魏萦波把京剧《盘丝洞》改编成歌舞剧《七情》,这是一部反封建、反迷信的歌舞剧。1930年夏初,《七情》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厅正式公演,轰动一时。据魏萦波回忆:“在演出过程中,曾得到了田汉先生与左明先生的鼓励与帮助。”12月6日,梅花歌舞团在上海奥迪安大戏院演出《七情》《浪舞》《归来》《不见去年人》(歌剧)等,在《申报》刊登广告称:“梅花少女歌舞团是中国唯一的歌舞组织,她的芳名在全中国,哪个不知,哪个不晓。”此时龚秋霞、徐粲莺、蔡一鸣、钱镜秀、张倚等人并称“梅花五虎将”,广受赞誉。龚秋霞是五虎之首,水手舞和踢踏舞是她的保留曲目。
1931年3月10日,梅花歌舞团在上海恩派亚大戏院表演“香艳肉感”的《七情》,广告词称:该剧“是雪肤凝香娇艳动人的少女大本营,是富有肉感包含美艺的歌舞大集会”。此类“肉体之美”“少女大腿”“色艺双绝”“香艳歌舞”等广告词频频见诸报端,迎合了一些观众的趣味,梅花歌舞团一时声名大噪。
梅花少女歌舞团兴盛期间,适值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全国各地的反日斗争风起云涌。为顺应抗战形势,梅花歌舞团不断创新,推出了一些思想进步的抗日剧目,得到了观众的喜爱与追捧。
1931年8月16日,聂耳在上海观看了梅花少女歌舞团的演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戏院卖票人“一看见我们大队人马去买票,他们都互相微笑或大笑……我知道他们的心理:‘你们自己能做歌舞,怎么还要来看这些呢?’其实我们的来意也不过出出风头罢了……表现老前辈的清高,绝不像别的歌舞团专门要捣同行的乱。”但“看后谁都倾慕龚秋霞,想合作起来送她礼幛”。次日,聂耳等“夜间在门口纳凉,谈及‘梅花’的进步,回头一想自己居于所谓老前辈的地位,前途大可悲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梅花歌舞团提出“娱乐不忘爱国,救国寓于娱乐”的口号,排演了爱国史实话剧《一个铁蹄下的女性》,在报上宣传此剧为“爱国话剧,沈阳事实”,并宣称:
打破话剧沉闷的空气,提倡爱国兴奋的艺术;强权不是公理,牺牲才能救国!这是二十年份(1931年——引者)伟大香艳爱国表演。看后:能使你热血沸腾,能使你悲愤交集,能使你非常刺激,能使你共赴国难!
在战神的铁蹄下,恐怖的时期中,一个弱女子(尤其是一个舞女),在军人(尤其是兽兵)的掌握中,那蹂躏、侮辱,诸位请闭目一思,何等不堪;但是,在国难声中,有一段可歌可泣的实事,一个女同胞,舞女,竟能在百万分千万分羞辱、忍耐、兽欲、蛮横、欺凌、污秽的中间,奋斗到底,替国家争一口气。
11月13日起,该剧在上海新中央大剧院开始演出,“卖座十分拥挤”。此后,梅花歌舞团又排演了大型歌舞《抵抗之神》,海报用激扬的文字反问道:“在国难声中,我们需要的歌舞是什么?不是那颓废的萎靡之音,而是这富有抵抗精神的民族性的伟大表现!抵抗之神所昭示我们的教训,是那抵抗的力量,可以消灭一切外来侵袭的暴焰。”
1931年12月4日起,宁波举办3天3夜的募捐大会,梅花歌舞团应邀到该地义演。8月26日,为赈水灾,梅花歌舞团在南京大戏院演艺助赈。
1932年2月16日,梅花歌剧团于南京大戏院上演《到前线去》,演出所得收入,送交首都各界抗日会转送上海前方,慰问与日军交战的十九路军将士。
1933年1月7、8日,《申报》连续登载了梅花歌舞团的演出广告:《土风舞》《嫁给勇士吧》《压迫》《我怎么舍得你》(独唱),《恋爱学堂》(歌剧),《救济东北难民游艺大会》。其中《嫁给勇士吧》,由黎锦晖编创,歌词充满了爱国抗战的激情:
你牵着马!你抱着花!你回来啦!你到我家!你含着微微笑的脸蛋瓜!可加了几点黑的粗的疤!你年更轻!你体更强!你胆更大!你品更佳!你打仗冲锋辛苦哇!你平安脱了险回了家!我为民族钦敬你,为国家钦敬你,我嫁了吧!我为民族而出嫁,为国家而出嫁,嫁给你吧!
1934年3—8月,梅花歌舞团团员只有30余人,历经了数次改组与更名。3月3日,魏萦波、张伟涛、唐菊新、黄昏、朱仁白等合资组织“丽娃歌舞团”,因表演不受欢迎,亏蚀甚巨,复又改组,更换团名为“联华”。嗣又因未得社会认可,又改名为“梅花歌舞团”,赴南洋曼谷等地表演,载誉而归。
1935年春节,梅花歌舞团第二次远赴曼谷演出,《凤阳花鼓》《小放牛》等民族歌舞大受当地侨胞欢迎。曼谷之后,到了新加坡,在邵氏机构的“大世界游艺场”长期演出,除了歌舞剧《小小画家》和双人舞《情伴》外,还演出了“抗敌战争爱国大猛剧”《到前线去》等,节目每两晚一换,票房极佳。3月14、16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报道梅花歌舞团公演的消息,赞该团为“誉满东方之艺术集团”。后因人事变迁,团员逐渐星散,虽然经过重整,在1937年由新加坡北上曼谷,开展第三次演出,但已风光不再。
三、梅花歌舞团的衰败及其原因
梅花歌舞团(包括其前身梨花少女歌舞团)成立后,相继有报纸刊发其演出广告、评论文章、演出照片、演员介绍等。据统计,在1927—1935年间,《申报》《北洋画报》《上海画报》《香海画报》《时代》《电声》《天津商画报刊》《戏世界》等报刊上,约有800条与歌舞团相关的信息。但1936年只有《申报》在9月28日刊载一次龚秋霞出演电影的消息。1937年5月15、17日,《申报》两次登载梅花歌舞团招收学员的广告。1938年11月10日、11月13日、12月16日,《申报》三次登载与歌舞团相关的消息,如龚秋霞演唱电影《桃色新闻》插曲的新闻、演员冯琳“捐身救国”的评论等。1939年上海《金刚画报》登载的梅花歌舞团团员照片显示,此时全团只有16人。1940年7月4日,《申报》登载一次采访龚秋霞的文章。1941—1945年间,各报没有刊登梅花歌舞团的相关消息,显示其已悄然淡出观众的视野。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梅花歌舞团的艳俗表演遭到抵制。九一八事变后,梅花歌舞团虽然有一些抗敌的演出,但是其“艳俗路线”没有变。东北地区沦陷后,此类性感歌舞受到爱国人士的抵制与批评。1931年10月7日,首都抗敌救国会要求各宣传队,在娱乐场所“宣传救国,唤醒民众”;10月20日,“国民政府”内政部通令“取缔跳舞场,以镇颓风”。1932年,聂耳随“明月歌舞剧社”到汉口公演,他在6月1日的日记中认为,公演虽然总体失败了,“但也有一小部分的成功,是女生着制服,不化妆,是别的歌舞团所不及。对外庄严,不以香艳肉感为号召,提高歌舞界地位,不然汉口人总以为歌舞团必是‘梅花’之流”。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梅花歌舞团仍在表演《后台》《璇宫艳史》等“艳舞”。当时,《商报画刊》以“歌舞升平的上海”为题,刊发了记者充满嘲讽与不满情绪的报道。1932年10月,梅花歌舞团到长沙演出,虽然演出的是抗日歌舞剧《沈阳之难》,但是因为其早先在社会上的不良形象,还是被公安局驱逐出境。1933年,梅花少女歌舞团以为西北民众还没有见过“美丽动人”的歌舞,于是致函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希望到西安去表演10天,并自认为一定会引人入胜。不料却接到邵力子秘书处的函复说:西北民生疾苦,贵团来此表演,恐将入不敷出,尚希三思。梅花少女歌舞团西北淘金的幻梦,终于破灭。1934年5月30日,梅花歌舞团仍在《申报》刊登剧目广告:“丽姝满目,媚态万千;玉趾勾魂,娇声摄魄”。1935年,歌舞团演员在社会上甚至已成为被嘲弄的对象,有人宣称要写文章“骂骂梅花歌舞团”。1937年,梅花歌舞团在广东兴宁演出,被评价为:“内容是旧的,不敢接触现实矛盾;演出后没有什么积极反应,人们不过是看热闹而已。”
梅花歌舞团在全面抗战的情势下,没有创作出反映时代潮流的新剧目,最终只能失去国内市场。然而在此前后,歌舞团的一些成员却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比如,梅花歌舞团的乐师温涛,参加了左翼美术工作者联盟和上海反帝大同盟等组织,1936年奔赴延安,创作出许多抗敌美术作品。“草裙舞姑娘”冯琳,更是上演了一出愿意“捐身救国”的壮举。1938年5月,她在报上刊登启事说:“冯琳小姐,年方十九,容貌秀丽,并且能歌善舞,凡是爱国的同胞,不管年龄大小,只要他肯购买救国公债在一万元以上的,便可以和她实行同居,百年偕老,连做小老婆,也是情愿。”
2.歌舞团离开国内到南洋演出。1938年初,上海《电声》杂志以《梅花歌舞团轮回表演忙》为题,报道了梅花歌舞团在南洋巡回表演的消息,称其颇获“当地观众的好评”。但8月17日,该杂志又报道梅花歌舞团“生意十分惨淡,今非昔比”,文称:梅花歌舞团在广州、香港的演出,无疑是失败多于成功,“一向以中国最伟大的歌舞团自豪的梅花团,显然是没落了”。当时,梅花歌舞团欠债二三千元,主要演员风云流散加入别团,团里号召力最大的就是小童星陈娟娟。一个月后,歌舞团从香港到南洋演出,魏萦波干脆把团名改为“娟娟旅行歌剧团”。许多人都预测,这次歌舞团出国演出,不无有点面目全非之感,恐怕不容易得到他们所期待的收获。
梅花歌舞团之所以到南洋各地演出,一方面是因为在南洋侨胞中有很好的口碑,另一方面是因为日军占领了上海。1938年7月,日军在沪西愚园路设立“上海娱乐督查部”,对娱乐业颁发特许执照,每日收取保护费。当时法租界和英美公共租界成为“孤岛”,虽然娱乐行业呈现“畸形繁荣”,但是歌舞表演仍受到诸多限制。1943年8月1日,“汪伪政府”宣布“收回”两租界,对娱乐业继续采取限制措施,百乐门舞厅就因为通宵营业被查处。“处此大背景下,上海舞厅业经营艰难,苟延残喘”。梅花歌舞团若想继续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另觅他途。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梅花歌舞团准备重整旗鼓,但因团员年龄偏大,又受战事影响,一直未有起色。1946年,《香海画报》刊文报道梅花歌舞团五虎将之一、草裙舞姑娘徐粲莺以及“胡拉胡拉舞”的兴衰。文章感慨:
20年来,梅花的少女们,像张仙琳、蔡一鸣已经死了,活着的也起码40左右,完全是婆婆了,只有一个龚秋霞还在电影界里混,总算还不错的样子,人事沧桑,说起来也够人感慨的,但是时光是无情的东西啊。
1947年,《戏世界》刊发一则《二十年历史的梅花歌舞团悄然返沪》的报道:
梅花歌舞团跑过三关六码头,有着22年悠久的历史,当年的五虎将,现在走的走了,嫁的嫁了……这次组织起来的歌舞团都是些年轻貌美的少女,一个叫小粲莺的,是徐粲莺嫡传的徒弟。把梅花歌舞团分作两个阶段两种年龄来看,真有不胜沧桑之感。
同年,《戏世界》又发文报道,于乃(生卒不详)率领梅花歌舞团到东北演出,因为东北战火烽起,被阻在天津,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才找到演出地盘,不然的话,“真有绝粮之势”。天津演出后,于乃准备率团到北平,在南城的某影剧院,在电影结束后加演歌舞短剧。此后,史料再无梅花歌舞团的消息,梅花歌舞团销声匿迹。
四、梅花歌舞团的影响及意义
梅花歌舞团从成立到消失历时二十余年,开创了中国现代职业歌舞表演艺术的先河。它的兴衰历程,为后世歌舞团体的社会化运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梅花歌舞团鼎盛期,创作了《七情》《后台》《恋爱学堂》《杨贵妃》《追求》《璇宫艳史》《一场春梦》《乳燕试羽》《盘马弯弓》《弱柳迎风》《羽衣蹁跹》《三星舞》《国花舞》等歌舞剧,这些剧目顺应了时代潮流与大众需求,在中国现代歌舞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梅花歌舞团不仅培养了数位名噪一时的演员,还为当时的影视界输送了大量人才。如“梅花五虎将”之首的龚秋霞,1936年成功出演了文化影片公司(1934年成立,其父创办)的《父母子女》;1937年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并在《压岁钱》一片中一夜成名。此后,她出演过《古塔奇案》《歌儿救母记》《歌声泪痕》《激流》《浮云掩月》等近60部影片。1942年,龚秋霞担任新潮歌舞影片《蔷薇处处开》的第二女主角,代唱插曲《蔷薇处处开》,很快风靡全城,无人不晓。再如童星陈娟娟,10岁时参加梅花歌舞团,擅长表演法国肯肯舞、西班牙踢踏舞,还擅长演唱中外歌曲,出演过《壮志凌云》《慈母曲》《江南小侠》《中国白雪公主》等电影。
梅花歌舞团开创了职业艺术团体的运营方式,引领了城市大众歌舞文化的审美取向。从“歌专”、无名的小团体到梨花歌舞团,再到梅花歌舞团,魏萦波与团员们在谋求生计的前提下,边演出边创编,探索中国歌舞艺术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职业歌舞团的先驱,推动了上海乃至全国歌舞行业的发展。如1930年3月,梅花少女歌舞团应邀到重庆演出歌舞剧《麻雀与小孩》等,“卖座甚佳”;次年6月,留法音乐家熊正钧邀集音乐家吴鼎三等,仿梅花少女歌舞团办法,组建巴渝音乐歌舞社,演出歌舞剧《觉悟少年》等。再如1930年5月中旬,梅花少女歌舞团到长沙演出后,当地的一些戏剧爱好者也开始研究歌剧,探讨歌剧的起源、特点、分类、创作和表演要求等。在梅花歌舞团的影响下,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蝴蝶音乐歌剧社、桃花歌舞团和玫瑰音乐歌舞会、黎明歌舞团、共鸣歌舞团、银花歌舞团、集美歌舞社、群艳歌舞社、文学歌舞社等表演团体相继出现。梅花歌舞团作为一个艺术团体,对当时歌舞团体的发展、歌舞行业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梅花歌舞团的发展脉络表明,“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艺术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不同时期所产生的艺术作品,只有紧紧围绕时代精神,倾听大众的呼声,顺应大众文化需求,才能得到发展与传承。谁偏离了这一轨道,谁就会被历史淘汰。在政局动荡不安,外敌入侵的特殊年代,人民不是不需要音乐与舞蹈,而是需要什么样的音乐与舞蹈!艺术是“花丛中的大炮”,抗战时期民众歌咏运动的发展,大量抗敌歌曲的涌现,大批抗敌话剧、舞台剧、秧歌剧的产生,就是最好的回答。
作者信息:曹千禾,浙江音乐学院在读本科生;南鸿雁,浙江音乐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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