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状况的评估指标——亿方公益沙龙第二十期
★ 时间：2019年2月23日
★ 坐标：北京億方公益基金会
★ 主讲：魏佳羽 [新公民计划总干事、菁莪三期伙伴]
—— 本期沙龙主讲人：魏佳羽 ——
【 一个流动人口家庭的故事 】
故事从我自己的家庭讲起，我的姥姥和姥爷都在有很多兄弟姐妹的家庭中长大，姥姥当年随父亲闯关东来到东北，姥爷是军人，随部队从山东来到东北，1948年我的姥爷姥姥结婚，之后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几经流动，但家中人口兴旺，育有四个孩子，我妈妈是最小的，我的爸爸也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1980年，我出生在吉林省四平市，2006年因为读书来到北京，曾经离开北京去乡村图书馆做了一年志愿者，其它时间都生活在北京，但是没有北京户口，是一个流动人口。我这一代（80后）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如今我也有一个女儿，她也没有北京户口，所以是一个流动儿童，我和妻子和各自的父母再加上我的孩子就是典型的“421”家庭结构，而我们的家庭又是一个流动人口家庭。
从我的家庭情况可以窥见目前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几个问题：一方面是人口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另一方面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对于中国这艘巨轮来说，我们的人口越来越老，年轻人越来越少，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冰山，这个冰山就是流动和留守儿童的问题。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是流动儿童问题，而冰山沉下来的巨大部分是留守的儿童。
面对老龄化我们只能适应，面对低生育率我们可以努力提升，哪怕我们立刻就可以提高生育率，等到今年出生的孩子成年已经是18年后了；对于流动和留守儿童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让1亿儿童的受教育水平得到改善，我们就可以更快的看到人力资本提升的效果。这便是我们关注和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状况的背景。
【 流动人口和留守儿童结构现状 】
图上为2015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流动儿童规模是冰上能被看见的3426万，而水下的冰山分为两部分，城镇留守儿童2826万和农村留守儿童4051万。通常所谓的留守儿童一般指农村留守儿童，但城镇也有留守儿童，因为留守儿童问题在于父母不在身边，缺少亲子陪伴，而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所以说农村和城镇的留守儿童面临的本是同一问题。这个数据与民政部在2018年9月发布的我国有697万农村留守儿童的数据相差甚远，接下来我们对此数据进行拆解。
民政部对留守儿童的定义是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所以上面冰山中的17、18岁的群体被排除在外；其次民政部关注的是农村留守儿童，所以城镇留守儿童也没有被包括其中；最后一方父母外出务工的儿童也没有计算在内。三个限制条件筛选过后，报告中留下的697万留守儿童其实是整个冰山里最底层的一群孩子，严格来说这其中很多孩子可以归为事实孤儿，因为其中有部分儿童是独自生活的。民政部关注的是救助，自然重点在最弱势的群体，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群体上还有很多层，包括统计中的流动儿童中其实一部分也是留守儿童。比如我的孩子既没有和我在一起也没有送回老家，而是在临近的城市中，此时人户分离就相当于流动和留守的状态重合，统计中会被自然归到流动儿童群体中。
样的数据，当我们进一步聚焦到6-15周岁，也就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进行进一步解读，我们能看到什么？2015年教育部公布的农村留守儿童为2019万人，但没有提到城镇留守儿童的数量，根据已知的城镇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比例，我假设教育统计与人口统计在同一年龄段的比例是相当的，能推算出城镇留守儿童大概有1128万，但此问题复杂在于不同的统计中镇区有时归为城市，有时归为农村，所以对这个数字打一个星号。
以上所引用的数据均来自2015年，所有的数据也可以找到其他年份，但因为2015年有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对照，所以我们可以把不同出处的数据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这里面的数字可能不精确，但分类和结构一定是对的，在此给大家进行完整的呈现。
【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状况的评估指标 】
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定义：流动儿童最大的困境是因为他的户籍与居住地分离，而我们的公共服务是和户口绑定的，所以其最大的问题是公共服务问题，此问题不取决于其个人；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根本上是没有爸爸妈妈的陪伴，无论是缺少一方还是两方。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2013年和2015年的中国儿童人口状况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流动儿童为3426万（33.25%）较2010年流动儿童3581万（33.93%）降低0.67%，而2015年的留守儿童为6877万（38.04%）较2010年的6973万（37.84）留守儿童增加0.2%，所以五年来流动、留守儿童问题的情况几乎没有发生改变。[流动儿童教育状况的指标]
目前在政府报告中描述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指标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自2009年教育部开始公布农民工随迁子女数据以来，这个比例一直都在80%正负1%徘徊。2015年，全国农民工随迁子女规模为1367万，其中80%都能进入公办学校读书看起来是挺好的，对于流动人口子女来说，父母首先会期待他们可以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如果无法进入公办学校，也会考虑支付学费选择民办学校就读，但是民办学校的供给也是受地方政府约束的，对于哪些由于经济上或者教学方面的原因也不能入读民办学校的话，家长通常只能选择把孩子送回老家，孩子变成了留守儿童，也同时从随迁子女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这一指标却无法反映出这些从随迁子女统计中消失的儿童的状况。
假设城市中20%的民办学校全部关掉，随迁子女入公办的比例就会成为100%，但是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状况却并没有变好。教育部从2009年开始公布此指标的数据，这八年中政策和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此指标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显然这一指标即没有呈现真实的问题，也无法为我们指明问题的解决之道。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都来自农村，回去的孩子就成为了农村留守儿童，我们能从教育部发布的《中国教育概况——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中看到相应的数据。如果我们把2019万（59.63%）的义务教育阶段中农村留守儿童和1367万（40.37%）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看作一个整体，此时能够在父母居住地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为32.26%，在此之外还有8.11%的儿童能够进入民办学校，59.63%的儿童处于留守状态。
留守儿童不是问题儿童，但是留守有很大的可能对于儿童是一种伤害，就像是你手指上破了一个小口，在短时间内这个伤害并不严重，但是如果这个伤口持续很长时间一直不愈合呢，持续一年，甚至多年，伤口会变成什么样呢？
年幼的孩子应该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在父母生活的地方接受教育，长大成人。撇开各种已有的亲代养育比隔代养育更好的论证，我觉得这更像一个常识，在这个常识的基础上我们把流动和留守儿童放在一同进行考量。
在一起指数：相对于是否进入公办学校读书，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孩子是否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无论面对什么困难，如果孩子和父母在一起，家庭可以共同努力来克服困难，而不是各自独立地挣扎。在2015年，全国范围内，除去59.63%的留守儿童，只有40.37%的儿童和跟随父母一起，在父母工作、居住的城市生活，还有59.63%的儿童只能在老家留守。
入公办指数（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入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对比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流动人口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关心的是所有流动人口的子女而不仅仅是随迁子女在父母工作、居住的城市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只有将所有流动人口子女视作一个整体，我们才能看见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需求的全貌。
关于推论的故事
费米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在美国研发原子弹时有一个难题是如何计算原子弹爆炸的能量。因为原子弹爆炸时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很多常规的测量工具都无法使用，因此保障能量很难直接测量，他在原子弹爆炸时站在计算好的地点撒了纸片，通过冲击波推开纸片的距离而估算出原子弹爆炸的能量，计算结果和真实结果相差不多。费米通过如此简单的办法和指标就将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的数量级估算了出来。
同理，在流动和留守儿童问题中，特别是教育的问题，其中的细节问题非常多，但是大体的结构来看无非就是孩子与父母在一起的问题，于是我们就可以用上述两个简单的指标来做以下的描述和定义。
四个省的比较
就整个中国来说，大部分的流动人口聚集在东南沿海的省份，基于2015年的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在此选取和计算了四个省份的流动人口规模：广东3819万；浙江1770万；江苏1654万；福建1080万。
同年教育部发布了农民工随迁子女读公办学校的比例：江苏有150万随迁子女，87%在公办学校；浙江有146万随迁子女，72.47%在公办学校；福建有大概89万随迁子女，87.7%在公办学校；广州共有413万随迁子女，只有51.84%在公办学校。但是没有任何统计部门去统计一个地方的流动人口有多少孩子，其中有多少处于留守的状态。
2015年全国的流动人口有2.47亿，他们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有4958万人，经过计算能得出每十万流动人口就会对应2.01万（估算）的流动人口子女。据我了解目前农民工占整个流动人口的比例超过80%，事实上他们的生育状况相差不大，我们用全国的平均水平推算出每个省的流动人口子女的总数，减掉流动儿童的部分便得出了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中留守的部分：江苏183万、浙江210万、福建128万、广东356万。此时我们再去算流动人口子女的“在一起指数”和 “入公办指数“，广东省在一起指数为53.65%，也就是广东省流动人口的孩子有一半都可以和父母在一起；江苏44%；浙江40%；福建41%。在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广东为27%、浙江29%、江苏39%、福建36%，虽然广东的比例仍然最少，但差距并没有像随迁子女入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差距那么大，广东省的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之所以那么低，仅仅是因为广东有大量的民办学校存在。我们的目标不应该仅仅关注随迁女子女入公办学校的比例，而是应该关注如何提高流动人口子女入公办学校的比例，因为这个比例的提高才真正意味着留守儿童减少了。
四个城市的比较
2015年数据显示，北京有流动人口822万、上海981万、广州570万、深圳887万，在随迁子女入公办学校比例上，北京是78.87%、上海80.42%、广州42.32%、深圳46.18%，北京上海都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同样的推算方法，北京有流动人口子女165万、上海197.87万、广州115万、深圳178万，与此相对应的是四个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留守的规模分别为北京120万、上海147.8万、广州53万、深圳100万。
如果用上述两个指标去衡量四个城市，在一起指数，北京为27%、上海25%、广州52%、深圳43%；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公办指数，北京是21%、上海20%、广州22%、深圳20%。总体上看，四个城市的公办学校在接纳流动人口子女上承担着差不多的责任。北京和上海之所以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公办学校的比例很高是因为民办学校的数量和在校生规模的很少，而在广州和深圳分别有34万和42万的随迁子女在民办学校中读书。
儿童是否随父母进城是两边互相角力的过程，一边是外部的阻力，另一边是父母的能力和意愿，只有在父母的能力和意愿大于阻力的时候，父母才能够将孩子带在身边，让孩子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当能力和意愿比阻力小时，儿童只能回乡成为了留守儿童。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儿童返乡，恰恰意味着问题在变得愈发严峻，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解决之道
目前中国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还不到60%，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0%多，距离欧美发达国家的90%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所以我们的城市化一定还会继续，儿童和父母分离的解决之道简单看有两个方向：儿童进城和父母返乡。
如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看作一座冰山的话，解决之道一是“融”解冰山，如果户籍门槛消失，我们去任何地方都能享受当地的公共服务，本质上就不会在出现流动儿童，即使有留守儿童其留守的时间也会是短期的，这样整个问题的冰山体积就会消减；二是让冰山浮出水面，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建设更多的学校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让更多的留守儿童能够跟父母在一起，在父母居住、生活的城市接受教育长大成人。
【 儿童进城 vs 父母返乡的辩论 】
观众辩论
父母返乡一：人具有社会性，乡村儿童一直生活在农村在网络之中，接受着农村较传统的习俗和规则，如进入到城市则面临着城市社会的阶层区隔，儿童会产生不属于城市的心灵缺失和孤独感，而在原生的乡村文化网络中成长的个体有着完整的思维和习惯，所以儿童在农村成长有其存在的意义。
儿童进城一：第一，目前我国养老金发放的现状是现有的劳动人口提交养老保险发放给现在的老人，所以一个城市要有充足的劳动人口才能有充足的养老金得以发放，为了吸纳流动人口使城市持续发展，就应该鼓励流动人口的子女在流入地的城市读书；第二，流动人口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人口红利和财政收入，无论是从财政还是道义上讲，政府都应该为其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支持其子女在城市读书。
父母返乡二：第一，我国致力于精准扶贫多年，到2020年消灭绝对贫困后，便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到乡村进行乡村振兴，包括建设乡村的人才，返乡的父母既有城市工作经验，又能得到更多施展才能的空间和机会，同时能享受农村的田园生活；第二，目前来看逆城市化也是我国重要的发展趋势，农村人在城市的人力、文化资本相对弱，往往难以找到稳定高薪的工作，且生活成本相对变高，回到乡村是更理性的选择；最后，夫妻双方如果带着子女进入城市生活，不仅面临着上学的问题还有照料的问题，如果夫妻有一方负责家庭照料，意味着另一方则要承担起整个家庭很重的经济负担。
儿童进城二：第一应考虑流动人口的养育成本或生活成本，流动人口之所以来到城市是因为会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报酬，与在家乡生活有着很大的收入差距，而他们又能够压缩自己的生活成本，其中重要目的就是为子女进行财富积累和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第二，从儿童角度出发，我认为儿童出生在乡村并不决定着他要接受全部的乡村文化，也不认同乡村中就绝不存在区隔。当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50%时，城市化就是时代的趋势，这意味着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的儿童都要接受与时代相符的规范和文化，因为10年、20年过去，流动人口子女同样是时代重要的社会力量。
父母返乡三：第一，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中空气质量、水质量愈加下降，当生存中最基本的要素令人担忧时，城市产生了推力，使人愿意回到农村；第二，在强调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相差悬殊的同时我们应看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我认为父母对儿童的陪伴和正向积极的教育是与公共教育旗鼓相当的，当父母回到乡村回归家庭，感情融洽，并且给予儿童正向的教育使子女在快乐的家庭中成长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儿童进城三：首先，在中国的城镇化和农民进城的过程中，政府势必在进行城市扩建包括公立幼儿园和小学的建设，这是政府责任也是顺应城市化趋势。既然父母进城是客观趋势，我们就应该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让父母和儿童更好的进城；第二个原因是城市具有极大的承载力，其原因是在大中城市的常住人口户籍的子女数在随着生育率的降低而减少，对应的是公立学校产生了许多隐形的空缺学额，只是因为各种限制导致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无法进入，但其进入公立学校的空间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已有政策推动建立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现了“教育经费可携带”，所以缓解了流动人口因子女进城上学而产生的经济负担。
吕利丹 —— 支持儿童进城的视角
首先从支持儿童进城的视角对支持父母返乡者回应两点：第一，大家所怀念的乡土社会如今已很难回去，现在的乡村也面临着不平等的种种问题；第二，诚然乡村振兴需要人才，但目前我国有2.4亿（全部人口的20%）流动人口，乡村建设恐无法吸纳全部的流动人口，所以乡村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回去、能够吸纳多少人还是未知的问题。
面对流动人口进城可以由两种政策取向，一是进行调控和管理，另一种思维就是顺应趋势。；从儿童角度出发，随父母一起迁移到城市有更好的教育机会；父母角度来讲，背井离乡进入城市可以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在看到城市为流动人口付出的代价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为个人家庭和城市作出的贡献，尽管城市的资源和容量有限，但政府在做城市的规划时可以将眼光放长远，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投入，不管是对流动人口还是城市发展都将是有益的。
宋映权 —— 支持父母返乡的视角
在辩论中，从支持父母返乡的视角看可提出三个观点：
第一，教育财政资源有限：规划和管理城市的发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取消城市的门槛，大量外来人口涌进入城市读书，当地政府便要负担外来人口的教育财政投入，而教育财政资源有限，并且产生了财政制度上的错位；
第二，城市资源有限：生活资源、交通等等都限制着城市容量不能无限扩大，如果户口放开可能会出现极大量的人口到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生活，造成资源紧张；
第三，乡村需要振兴：我国政府一直在政策倡导促进乡村的振兴并且投入了财政力量，如果放开城市促使人口进入城市，则不利于乡村振兴的实现。
不针对辩论从个人角度来讲，我认为在做此选择之前要先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人为什么要从农村进入到城市，表现上人都是在做理性的选择，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为了更多的收入、更好的工作机会、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但目前如果从他们子女所受教育的指标来看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此时应意识到，城市规划者在达到城市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同时更要从微观角度看待人的选择行为，尊重个体的选择是最重要的，一个城市长远的目标应该是尊重每一个个人，尊重每一个生命，使其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把人赶回去。现有的人口政策往往会将特大城市除外，使得人口问题在特大城市中迟迟未解决，政府也许应该反思宏观政策的目标。总之，事实上我们在向理想的方向走去，但现实依然残酷。
最后，评价一个事情不能仅用一个简单的指标，对某件事情的简单结论也难以作为推广的结论，在探讨如何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之时，最佳的出发点便是尊重人的自由，尊重每个生命的重要性。
----- 本期沙龙内容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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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方公益沙龙往期回顾：
总第一期 [201702] | 公益咨询“从0到1” 点击查看【上】、【下】
总第二期 [201703] | 公益市场的“两个顾客”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三期 [201704] | 规模化解决社会问题的意义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四期 [201705] | 公益项目评估的两个视角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五期 [201706] | 投资思维下的资助之道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六期 [201708] | 商业向善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七期 [201709] | 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项目合作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八期 [201711] | 实践者能生产知识吗？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九期 [201803] | 短平快的互联网筹款时代，公益组织如何计长远？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十期 [201804] | 好评估，大家“烩”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十一期 [201805] | 公益项目中的行动研究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十二期 [201806] | 后扶贫时代，农村公益往何处去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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