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年10月17日（周六）下午 14:00－15:45
地点：线上 腾讯会议
叶盈 [菁莪四期伙伴]
【主讲人简介】
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负责人，国际注册筹款人认证体系CFRE国际委员会委员，菁莪四期伙伴，10年公益传播与筹款实战与咨询经验。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Reader's Digest中文版编辑，后加入上海联劝基金会创始团队从0到1打造“一个鸡蛋的暴走”，从此正式开启职业公益人生涯。入行十年，拥有本土与国际双重视野和丰富的品牌筹款实战与咨询经验，服务对象涵盖政府、互联网筹款平台、公募基金会、企业基金会、境外基金会、大中小型民间机构与行业平台。2016年起与南都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与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联合创建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致力于通过提供高质量的知识生产内容、降低知识获取与流动门槛与革新能力建设模式等方式推动中国筹款专业化发展。近年来主持了多项互联网筹款报告与行业观察报告，引进国际筹款教科书与国际注册筹款人认证体系CFRE，同时重视回应社会热点开展筹款伦理倡导工作，每年组织的公益筹款人大会因内容专业性与实操性在业内享有良好口碑。
本期特邀嘉宾：
许辉 德国耶拿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长期从事农民工相关议题的研究工作。2014年前往德国求学，期间，2015年前往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做社区田野调查。2017年以来，在东南亚和非洲多国参加学术会议和研究工作坊。
曾晶 哈佛大学梅森学者，参与创建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公益慈善教育的学院——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并担任首任教务长。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获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
在美国读个慈善学是什么感受？
我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和硕士训练跟公益慈善行业八竿子打不着，如果实在要说有什么益处，那就是学中文时候读的理论与文学作品越多，对人性的弱点可能比其他人愈发敏感，对行业期待值也就没那么高，因此入行后不太有理想和现实的心理落差，但也就仅此而已了。毕业后我本来从事媒体工作，后来阴错阳差进了公益行业，在上海联劝基金会创始团队从0到1打造“一个鸡蛋的暴走”等筹款品牌，随后开启了十年的职业公益人生涯。我的入行经历，可能会比较能代表在实务界一大批像我这个年龄的这波公益人的状态，我们并没有正经学过公益慈善相关的知识，可能连国内相对成熟的社工学科也都没有正经接触过，就直接开始进入到了公益慈善的实务工作当中，在刚开始工作的前几年也并没有着重关注行业的理论，只是在工作过程中断断续续的接触到一些理论概念，但实际做筹款工作其实并没有任何理论的支撑，只是对外宣讲解释行业价值的时候多会引用第三部门理论框架。好在我投身的公益的时间点非常幸运，那是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黄金十年，社会氛围相对较好，但时间长了你仍然会发现工作缺少方向，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在实务界工作十年后重回学校读书，希望能够在学习的过程找到一些答案。当然海外求学还有一些阴错阳差的因素，我本来没有打算全职读书。我在国内负责的机构方德瑞信专门致力于推动公益慈善筹款专业化的发展。大家也知道近几年在中国，筹款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在我刚入行的时候，项目专业化是一个主要的行业发展热门话题，后来是传播，后来就是筹款。我们比较幸运，可以在筹款在中国开始热门起来的时间点上有机会来做这样的平台，能够为行业做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基本上承担了知识生产、能力建设、基本系统、行业资料库、系统建设，还有一些行业交流的一些功能。大家能够看到的活动，比如筹款人大会，还有和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公益网校合作开展的筹款通识课程，大家可以去搜索方德瑞信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解。
阴差阳错的2020求学历险记
慈善学学什么
对美国公益慈善的贴面观察
对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发展的思考
2017年，道安基金会资助、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协办共同发起了国际领导力—语言强化项目（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EMP-IEP）。该项目旨在为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培养具有国际领导力的未来领导者，最大限度地改善中国本土慈善行业人才国际化发展的基础环境。得益于此契机，我在今年的1月初到了位于华盛顿DC的乔治城大学参与项目课程的学习，这个项目本应在五月结束，我计划着在劳动节时回到国内继续工作。不巧的是，国内在1月底爆发了疫情。我们虽然在海外很着急，但也只能在国外尽可能通过既往公共卫生案例梳理，帮国内机构在筹款方面提供一些建议和意见，在跟进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布了一个国内疫情期间的互联网平台筹款分析报告。在2月份的时候美国还一点都不紧张，我们在关心国内情况的同时还能无障碍地进行拜访、参观、讲座等线下学习。随后西雅图出现了第一个输入性病例，一周后，基本在美国所有的超市里都买不到口罩了。到了3月中旬，美国CDC发了警告，美国社会一下紧张起来，基本就一个上午的时间，学校立刻通知所有的课程改为线上课，所有的办公场所停止线下办公，整个楼全都要封起来，动作非常快，社区层面也是积极响应，所有的俱乐部、超市、餐馆等线下的门店都立刻停业。那时我很多的同期同学都选择了回国，而我那时对美国的医疗技术和资源有一些盲目自信，等到5月份疫情肯定能够控制住了，这次出来的好多国际交流目标还没实现，所以我没有选择回国，而是留下来继续线上学习。可是我没想到虽然美国的医疗技术顶尖，但公共卫生系统一塌糊涂。到了4月份，我开始发现按美国的控制方法确实不太可能hold住流行病，因为美国社会不可能做到完全要求大家不出门，而且刚开始美国也没有要求戴口罩，所以能看到他们基本上就是不戴口罩的如往常般生活。当4月底学习马上结束时，我原定的回国机票被取消了，后来陆续订了6张机票，也都先后被取消。所以到5月份的时候我就一边继续买机票，一边开始准备另一个解决方案——开始申请留学。当时我决定申请公益慈善筹款领域最负盛名的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家族慈善学院。幸好美国的托福非常快推出了线上考试，所以我在5月通过了托福考试，6月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很意外的是学校非常慷慨，因为我并没有申请奖学金，但随着录取通知书直接给了奖学金和助学金。我从8月下旬正式入学，说实话这里的课程设置跟我想像的很不一样，老师讲的和我想像的也非常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挺值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在美国学慈善到底在学什么。2.1 关于Lilly Family SchoolLilly Family School在国内翻成礼来家族慈善学院。其实我觉得philanthropy翻译成慈善也挺奇怪的，因为我看美国的教科书对于慈善的定义其实更像我们说的公益概念，charity这个词更像是慈善。但是对于中文来说目前还是没有一个严格意义的词可以跟它对应得上，所以我们业内就经常公益慈善连着说。今天我们还是沿用既有翻译，把礼来学院的philanthropy专业称之为慈善专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更多的慈善知识，需要更多受过更好训练的人在非营利组织工作。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印第安纳大学提议建立一个中心，其中包括1974年在旧金山成立的筹款学校。礼来永续基金(Lilly Endowment Inc.)同意提供初始资金，1987年中心成立，1988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开了第一门慈善课。1993年获得批准可以开展硕士项目，2003年获得批准可开展博士项目。因此，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学院的历史渊源很悠久，但它作为学校正式成立于2012年，是世界上第一所专门研究和教授慈善专业的学校，并以美国最伟大的慈善家族之一命名，以纪念他们几代人的慷慨和领导力。
有时，我们的课程有时内容跟标题不一定够成直接的对应关系，比如一门课叫慈善伦理，但是实际上这门课更像是人类学的课，它根本不会讲任何的我原来以为要讲的筹款伦理的标准和应用等等，而是门哲学课和人类学课的结合，我们读的教科书也是讲赠予行为在人类的各种文明和民间故事里面的传承。虽然奇怪，但好处是它会激发你去跳出所谓的职业框架，去思考慈善，赠予和慷慨的本质到底意味着什么，捐赠除了我们现在统计的钱、时间之外，是不是还包含了更多其他的一些含义，它其实探索的是人类捐赠行为的本质，总之确实是一个不是很适合实务的课，但是可以让你去反思一些有关捐赠文化的问题。当我们选课的时候，教务主任说选三门课就可以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只学三门课吗？后来发现，课程的阅读量非常可观，尤其是文科性质课程，基本上每一门课课前都要花上两三天时间阅读大量的文献，如果你不读的话，上课基本上是懵的，更何况还会有语言的障碍。不过这个慈善学硕士学位项目的好处是它其实非常灵活，它也有提供在线的非全日制的硕士项目你可以在三年的时间完成。如果你选择线下的，在学校全职学习，两年就可以学完。而且毕业方面你有两个选择，一种是写一篇论文；另外一种就是不写论文，然后再修三门课的学分就可以毕业。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对有论文恐惧症的学生来说比较友好，还有就是比较适合像我这种已经有很多年工作经验想要补充理论基础的人。如果你是直接先在这里来上课，再回国做公益慈善的实务工作其实不太合适，因为两边的国情完全不一样；但如果你已经在国内的实务界做了五年以上，这样的学习会对你有比较大的帮助，这个课可以给你很多对比跟参照，激发你反思更深入的发展问题。
就申请门槛而言礼来是很友好的。首先，它不需要像一般的美国学校提前很久申请，它的申请截止时间离开学的时间大概只有两个月。其次是它的申请标准对于实务人士来说也很有友好，因为你如果有五年以上的该领域的专业工作经验，你只需要考托福而不用GRE，托福也只要80分就可以。另外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话还支持考Duolingo，我觉得那个比托福还简单，可以不用复习直接裸考。总之申请对于语言要求没有那么高，但当你进来读书的时候，由于阅读材料非常多，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尤其上课时老师并不会因为你是国际学生而迁就你，因为同时在上的还有很多是美国人，所以基本上都是以正常语速来进行授课。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于口语，尤其是对阅读还是要求比较高，至于写作，现在有各种软件可以辅助，所以我个人觉得还好。第三是要准备的材料，跟申请一般的美国大学差不多，你之前所有的学习经历的证明，包括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如果有交换生经验的话，也要准备交换生期间的成绩单，推荐信至少要3份，然后要有一份个人陈述，还有一份个人简历。最后还有一点，虽然申请对于语言没有过多的要求，但当你接受了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是要在参加一个英文水平的测试，不是只考了托福就可以直接上学，还要有一个语言水平的测试。如果测试不达标，还需要额外交点钱，再去上一个语言的课。学校提供了费用参考：生活费12,390美金，年学费是19,500美金。其实这个专业不贵，每个学分是1,036美金，而且学校还给你提供了在线计算器可以自己算，如果你一学期修10个学分，每个月的费用大概是四千多美金。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消费水平在美国地区里面不算高的，但是在美国人工非常贵。美国的物价基本上是国内的价格不变，把单位从人民币直接换成美金这样的消费水平。这段时间我对于美国的观察、体会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读书；二是与当地人打交道。我住在一对美国中产老夫妇的家里，我觉得这对老夫妇是特别典型的、能够代表美国志愿精神的中产家庭。他们都退休了，没有全职工作，但他们每天都非常忙，忙着支持自己喜欢的公益项目。但同时我也能看到美国的志愿服务也面临断档的问题，数据显示美国志愿者的平均年龄是55岁，48%以上的志愿者是55岁以上的年龄，也就是说目前美国更多的年轻人已经不怎么参与志愿服务了，他们并不像上两代人那样热心从事志愿服务，所以对于很多美国公益组织，志愿者的老龄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我与美国家庭打交道中，比较直观得到的信息和感受。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从读书学习的过程中领悟总结的一些差异：
中国慈善法对于公益行业的界定与国际上诸多国家的界定非常不同，最典型的差异就是我们的定义中并不包含宗教，而美国的宗教组织每年的捐赠收入占非营利组织捐赠收入总量的30%左右。而且相比于国内比较“狭窄”的定义，美国的非营利部门由于定义宽泛所以特别庞大，因此非营利部门在美创造的就业岗位也是很大的体量，在很多州甚至超过了各州政府公务员的就业岗位，所以非营利组织从体量、就业率和贡献率上，都不可能让政府忽视。
（1）教堂、医院、经认证的医学研究机构学校、大专及大学；（2）有正在运作的筹款项目并从多种渠道获得捐款，其筹款渠道包括公众、政府机构、企业、私人基金会或其他公共慈善组织；（3）从与使命相关的项目或活动中获得收入，或（4）与一个或多个公益慈善机构保持活跃的资助关系。与此相反，非公共慈善机构通常只有一个主要资金来源（一般来自于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企业而非从多个渠道筹得），并且其主要业务是向其他慈善组织或个人发放资助，而非直接运营慈善项目。美国公共慈善机构，有点像我们的公募组织，只不过他们通常不做资助，而是以做项目为主。私人基金会通常做资助，很少会做项目。美国国税局罗列了三十余种可以免除企业所得税的非营利机构，包括社交俱乐部、公墓管理公司、互助社、宗教及慈善组织 。大部分享有税前扣除资格的组织，在税法中的501(c)(3)章节进行了规定，以便他们的捐款人可以减免自己的税费。美国的税法对非营利组织的的政策，对于美国从一个活跃着非常多非正式的慈善组织或团体转变成以专业化、商业化（businesslike）的慈善组织为主的行业格局，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跟作用。根据Candid今年发布的数据，美国的非营利部门基本还是以公共慈善机构为主，占72%。公共慈善机构里有7%是属于私人基金会。绝大部分的美国公共慈善机构资金规模非常小，75%的年收入不到10万美金。同样绝大部分的基金会也是非常小型的，很多基金会甚至没有自己的全职人员。所以在美国活跃着一批专门为基金会提供支持的服务提供商。公共慈善机构里做人类服务的最多，占27%，包括各种为老服务、儿童助养、食品救济、庇护所等等，救灾也在其中。其次是宗教，占19%，然后是教育，占14%。美国的基金会总体可以分成私人基金会和社区基金会，私人基金会又分成独立基金会、运作基金会和企业基金会，后两种基金会占比非常小，企业基金会只占3%，社区基金会只有不到1%。
虽然社区基金会的概念这几年在国内非常火，但其实在美国社区基金会仍然是一个很小规模的群体，不过能看到它的资金在缓慢增长中。上图能看到，基金会资助的方向以健康、教育为主，右边对应的是受益人群，排在首位的是经济贫困的人群，随后是儿童和青少年、再接着是女性，能看到他们把给捐赠女性受益人的项目单独列出来做统计，但目前国内还不太看得到有这样的专项统计。同样的，在美国的非营利组织中马太效应也非常明显，1%的机构拿走了将近一半的基金会资助，所以美国的非营利组织行业也并没有因为成熟而显得格外高明。但有一点会让国内机构会非常羡慕，就是美国基金会给到整个项目的行政支持资金相对比较慷慨，而且他们会专门给项目的评估提供资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国内机构，尤其是国内的资助型基金会去借鉴的，虽然国内的资助型基金会还是太少了。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把美国非营利组织的一些特点汇总成图，从上图的数据可以清晰的看到美国非营利组织的大致轮廓。给我上课的教授几乎都反对只将注册的机构算非营利组织这件事。他们认为注册机构是受政治力量影响形成的，这些机构并不能代表美国的慈善力量，比如说很多非正式的没注册的小微组织、志愿者团体，还有一些人们自发的捐赠力量，都没有被纳入进去，这些价值没有被看到和承认。但凡组织化的机构都会有一个问题，到底是追逐它自身组织的利益，还是追逐要实现的使命。尤其是当这些组织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部门的时候，它也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官僚化的问题。所以学者们也从底层逻辑上开始质疑——第三部门是必要的，而且一定对社会有益的吗？我们都觉得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所以要支持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这是我们认为的常识，但是美国的学者们对此也有反思。在第三部门发展史上，是以下三个主要事件塑造了我们现在所认为的美国的“成熟”的非营利部门。
由于政府出台的这些政策使得只有符合规定的，组织化、专业化的businesslike的机构才是“科学”的，才是应该存在的有价值的公益慈善。那这个标准本身它有没有问题？我看到这些质疑就很受震动。因为在我们的语境里面，我们的行业发展，我们所谓的行业专业化发展其实一直都是朝着businesslike这条路在走。感觉学着学着三观就碎了，常识就崩了。所以学习这些还挺有意思的，能够促使我再重新去思考我们行业发生的一些问题。对比中美的捐赠，当然没什么好比的，因为差得实在比较多，中国社会捐赠总量在GDP占比不足0.2% 。根据Giving USA披露，美国社会捐赠总量在GDP占比常年在2%左右，收入总量占比5%左右。但中美对慈善捐赠的分类统计口径不统一，美国社会捐赠每年约有30%来源于宗教领域，因此我们在下表中将这部分数据刨除，能够相对客观呈现目前差异。但还有大量的K12阶段的教育捐赠拆不出来，也就只能将就着看吧。
2019,企业仍然是中国社会捐赠主要力量，占比超过 61.7% ，个人占比为26.4%。但与此相反，在美国企业捐赠数据仅占 5%，社会捐赠主体为个人，个人捐赠占比达到69%，如加上单笔数额较大的遗产捐赠，总占比达到79%。
中国人不乏慷慨之士，但目前中国人并没有向组织化的公益慈善类型的机构捐钱的习惯，所以国内一直在讨论，我们怎么去吸引更多的人来给专业机构捐钱，现在这个方向又开始有点问题了，我开始反思：公益慈善事业=公益慈善行业？当我们讨论公益慈善事业的时候，我们说的只是一个行业吗？我们讨论的是不是太窄了？我们一直在讨论行业发展，但慈善事业并不一定要有行业发展才能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公益慈善专业化=公益慈善机构专业化？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有没有可能更多的以去中心化的形式，形成公益慈善整体专业化，而非只是指注册机构的专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市场化是不是专业化必备的一块？我最近一直在琢磨，但是并没有想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大家一起来讨论。我对互联网有比较大的期待，虽然现在中国式的互联网联合筹款还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互联网有一些自我革新的能力，还是值得期待一下，我对于中国的互联网公益可能的发展趋势有两个猜想：一种是说如果往积极的方向发展，随着平台规模的扩大和平台的技术手段创新，它可以加速传统公益的革新，这个革新会体现在对项目逻辑的颠覆，对传统的筹款模式的颠覆，以及对整个公益生态的这种革新，它还会倒逼整个公益行业，继续促进公益行业专业化发展。但另一种是向下的趋势：技术未必能带来业内的革新，单纯对规模的追求可能造成无意义的增长（如强化行政劝募，只是将线下手段复制到线上，并没有促成个人捐赠的增加，也没有促进社会资本的增长）；注册机构可能边缘化：行业发展跟不上平台与捐赠人的成长，丧失主体性，沦为下游。一方面的压力，老牌的慈善会体系进入互联网筹款市场。除了少量市场化的慈善会，大部分慈善会体系运作并不属于“专业化”的力量，他们代表的是拥有行政资源优势的“传统”力量。另一方面的压力，民间非正式注册的公益力量，如粉丝会、校友会、家长会、捐赠圈的成长，和商业平台自身的成长在合流，在此合流趋势中，专业机构如不把握时机在筹款端能呈现专业的配合能力，就可能变成下游的供给方，丧失在资金筹集环节的主动性。所以在这两股压力之下，我们这些所谓注册的专业机构要何去何从，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我觉得这可能需要更多学者们参与探讨，对于整个行业发展来说恐怕需要在三五年之内找到方向。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
嘉宾：曾晶
哈佛大学梅森学者，参与创建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公益慈善教育的学院--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并担任首任教务长。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各位公益伙伴大家好，刚刚听到叶盈说自己入行十年，我的情况差不多，我最早是做媒体，后来到厦门大学教书，在2010年前后是机缘巧合加入了公益界，在公益界的时间基本都专注在公益教育。梅森学者项目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专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培养高层管理人员的一个项目，至今已经举办50年。这是一个一年制的MPA项目，它要求申请者至少有七年专业工作经验，其中数年高级职务的任职经历。我在前年刚好申请到了，也很幸运在去年毕业了，作为哈佛全面网课之前的最后一届毕业生，圆满的完成了所有课程与仪式。虽然说哈佛的课程还在线上进行着，但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似乎也不容乐观。因为根据哈佛的预测，疫情的影响可能会在2025年全面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来探讨跨文化公益学习的话题，其实是需要有一些前瞻性的思维。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在未来几年有计划到国外学习公益，或者在考虑如何跟国外的公益组织开展合作，进行一些跨文化的交流? 如果是海外留学，那它的投资回报必须重新计算。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根据我个人这几个月的观察，新冠疫情不仅仅对公益教育，更是对所有的高等教育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冲击。首先，新冠的影响将会常态化。直到目前，整个欧美对疫情的控制是看不到头的。拿麻省来讲，麻省的防护意识和科学态度在美国算是比较到位的州，在街上你可以看到90%以上的行人戴着口罩。即使这样，麻省现在所有高等学校都采用网课的形式，包括哈佛和麻省理工这两个顶尖大学，高校基本上都采用了线上线下混合的模式，让一年级的学生到校园，其他年级的学生基本上都是选择网课。目前整个美国的教育部门对疫情的应对还是非常茫然的。因为美国的学校，特别是公立学校，很重要的生存条件就是要有学生。如果没有学生，他们所仰赖的政府各种拨款就会减少。比如我所在的学区小学到高中的所有学生这学期开始都享有免费午餐了。为什么呢？因为能够享有午餐的学生人数直接影响了学校下一年度的预算申请，而午餐不止是给孩子吃饭这一件简单的事，它涉及到围绕着午餐的整个大产业链上的每个人。大学也是一样，今年为什么很多公立大学都把录取时间推迟，甚至给了很多奖学金以录用更多人？就是因为它需要维持基本生源以保证获得足够的拨款经费。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美国高校，特别是公办的高等学校在疫情面前非常尴尬的一个处境。因为开学，就很难避免大规模的传染，但是不开学，学校未来几年长远发展的资金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尴尬和茫然的状态。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学校的政策在不断的调整，比如一会儿因为疫情关门，一会儿迫于压力又开门了，在我们的学区已经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次的疫情对美国整个教育产业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于是有很多专家提出，美国的众多高校有没有可能借此机会发生洗牌呢？有可能。前一段时间，纽约大学商学院的Scott Galloway教授发布了一个报告——“美国高等教育：高价值还是高危险”（US Higher Education: Value VS Vulnerability），报告选取US Newsand World Report排名榜上440所高校，按照这些学校的价值评估和脆弱程度归入四个象限——蓬勃发展（thrive）勉强维持（survive）苦苦挣扎（struggle）危机四伏（challenged）
只有处于象限右上角的92所高校会蓬勃发展。右下角勉强维持的象限中，不乏我们中国人熟悉膜拜的常春藤名校布朗大学、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加州大学Davis分校、波士顿大学和罗切斯特大学，甚至还有作者执教的纽约大学。而左下角危机四伏的大学中，居然有史密斯学院、布兰迪斯大学和奥布林学院（Oberlin）。那我们是不是紧跟着这92所蓬勃发展的大学就安然无恙了呢？非也，按照Galloway的大胆预测，未来只有1%的富豪小孩才会去念全日制的文理学院。这个报告在美国反响蛮大的，变成了今年很多高中生申请大学，包括很多研究生非常重要的参考数据，大家都不希望十年以后，突然间发现母校没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座的朋友关注到这个报告的话，可以作为自己未来是否来美国读书的一个参考。第二，网络在线教育面临着井喷式的发展。美国的网络教育无论内容生产还是技术创新等方面都是遥遥领先的，但其大范围应用更多是在小学与中学阶段，在高等学校里相对较少，甚至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学者眼里，这好像是一种敛财途径，因为网络教育能降低成本就可以扩大招生。今年的反常规，让网络教学有可能变成未来几年最主要的教学形式。但我们目前从哈佛了解到的数据来看，大家对课程的满意度下降了很多，也是导致今年很多学生选择延迟入学（defer）或间隔年（gap year）。虽然与3月份春季学期相比，目前大家网课的适应度有所提升，但无论如何，线上教育跟线下课堂的讨论和互动难以相提并论，特别是在美国的高等教育里面，激发课堂上的思维碰撞是主要的教学方式，线下的人际网络互动和社群建构也是大家青睐大学的一个要素。在线教学这种趋势也让很多人觉得不再值得投资来上大学。第三，学位获得和职业发展的深度融合。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大学文凭的投资回报率逐年下降。用人单位的普遍共识是大学毕业生各项技能不足，滞后于职场的要求，文凭泛滥，含金量低。Kaplan公司的高管Brandon Busteed在《福布斯》预言：未来的职场新人不是念完大学去找工作，而是找个帮你获得学历的工作——学位和职场的深度融合，带你驶入职业上升的快车道。雇主和求职者直接对接，像绕开传统的“中介”一样绕开一些名不副实的大学。这一切并非天方夜谭，沃尔玛、迪士尼、星巴克已经率先推出面向高中毕业生的学历工作一体化项目。大雇主以“团购”方式购买大学课程，使得学费开支大为减少，并真正实现学以致用。谷歌、微软大家就更熟悉了，他们已经有了自己非常成熟的一套职业认证体系，甚至他们已经宣布未来几年的招聘，不再看学历背景，那些在本公司在线教育通过自学为主的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会成为被招聘的主要对象。我昨天看新闻报道目前谷歌有一位最年轻的工程师才不到11岁。这种职业教育的趋势对传统教育行业是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们的传统教育是不是会被取代？要不要被取代？大家可能都会站在自己目前的情况去做各种判断。作为70年代的人，当我看到这些势不可挡的变化时，也在思考作为前浪要怎样去呼应和支持这样的变化。比如这几天我在斯沃思莫（Swarthmore,美国排名第三的文理学院）一位大三学生修改项目计划书。这个学院有一个传统，会给本科生一定的资助帮助他们创办自己的项目去帮助解决一个社会问题。这位学生带着这笔资助回国以后发起了一个为农民工流动学校的打工子弟提供绘画和摄影教育的公益课程。我在看他们的计划书时非常感慨，开始觉得未来的公益实践和学习会是一种非常纯粹的个人化的状态。公益实践可能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主创业，尤其是现在这些90，00以后的一代，他们中很多人没有太多生活的压力，完全是为自己的兴趣、爱好、情怀而活着。欧美精英大学的教育核心就是希望培养学生们这样一种精神，你要承担一种社会使命，要去履行你个人的社会责任，创造社会价值。所以在这种文化氛围熏陶下，他可能不再以挣工资作为生活的主要目的，他们可能会以各种形式，自主的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能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些创业活动。第二种我称之为“斜杠人生的公益参与”。比如现在“四大”（咨询公司）专门给年青的咨询师两年的假期，让他们带薪到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帮助当地扶贫，提供各种技术支持。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从事正式职业之外，自发投入到个人感兴趣公益行动。这两种实践方式有时不需要专门的培训或教育，人们会通过各种途径从前辈身上学习知识，也能通过现在发达的在线的教育资源学习，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并且愿意投入这样的时间、精力和成本，一边实践一边学。综合以上，我觉得不管是老一代的公益人，还是新一代的公益人，都要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教育行业趋势，特别是在线教育的迅猛普及。在这个大背景去分析跨文化交流与公益学习，才能更深入地思考其意义、目的和可行的途径究竟在哪里，谢谢大家。嘉宾：许辉
德国耶拿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长期从事农民工相关议题的研究工作。
我在2014年来德国读硕士，这个“全球劳工大学”（Global Labor University）学位项目是给全球工会和劳工NGO工作者设置的，跟德国、巴西、南非、印度、美国等国家的大学合作，美国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申请者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国家的合作大学就读，也有一个特别项目是可以同时跨两个国家，比如一学期是在德国，一学期是在南非。这个项目基本都有配套的奖学金或者研究助理的岗位，因为在德国不用缴学费，奖学金足够作生活费，适合在劳工领域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公益从业者来学习与交流。我读完这个硕士项目有几个收获，第一就是跟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的同学有很多交流，因为他们在各自的国家也是从事工会或劳工NGO工作的，在经验上有一定的共通性，交流起来没有障碍，可以互相比较；第二是大家在价值取向趋同，在理念上认同感很强，学习中团结协作；第三是这个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强大的校友网络，每年都会举办校友会以及区域交流会，这个网络对于我们毕业后的工作非常有益处的，比如说可以找到合作伙伴做一些跨国的比较研究。我参加过多次校友会的活动，因此这几年去了好几个国家，对不同的国家情况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尤其是在疫情之下，通过校友网络能看到各个国家完全不同的景象，而中国的抗疫模式其实可能只适合于中国，其他国家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做到这种强力的控制的。这种针对NGO工作者设立的学位项目很有益处，如果中国的公益行业也能参与其中，能够把相关的经验，比如减贫，儿童保护等做一个不错的传播，因为如果不参与交流，尤其是NGO之间的交流，很多良性的声音没有办法发展出来。我从3月中旬回德国后到现在，每周只出门买两次菜，其他时间都宅在家写论文。我所在的耶拿市是德国第一个强制要求戴口罩的城市，一开始因为大家买不到口罩，当时这里的社区基金会呼吁市民把多余的口罩或者自己制作口罩捐出去。另外如果检测呈阳性，不是重症就不需要去医院，直接家庭医生联系，然后在家里面隔离，基本上全靠公民自觉。如果需要出门买菜，也可以去。像一些老人如果没有办法出去或需要别人帮助，社区基金会就组织志愿者提供帮助，比如耶拿的一支足球队的队员会做志愿者服务，给老人家送东西。过了14天的隔离期，基本就没事了，如果需要检测核算，三四月份的时候可以开车去停车场的检测站，现在就直接跟家庭医生预约。我想请教许辉博士关于德国的基本情况，请你讲一讲德国非营利部门的相关结构。
在德国语境中，非营利组织是指在国家和市场以外，以为其成员或第三方提供需求满足、支持或利益代表为目的的志愿公益组织及公助私营商业机构。在法律形式上，德国的非营利组织可以分为：1.注册协会；2.私人基金会；3.公益性质的有限责任公司；4.公益合作社；5.其他。基金会的具体数量我没有查询过，我只知道德国的基金会类型特别多，有企业基金会、政党的基金会、公益基金会，还有艺术基金会，都比较独立的，组织规模也比较小。
德国的非营利部门的一个特色是，有着非常清晰的、自上而下的体系架构。几乎所有非营利组织都是德国联邦志愿福利组织联合会“下属”的六大全国性志愿福利服务联合会的成员。六大全国性志愿福利服务联合会包括：德国明爱联合总会、德国福音教社会服务联合总会、工人福利总联盟、德国红十字总会、德国平等福利联合会和德国犹太人中央福利办事处，这六大组织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于最大的非营利组织之列。当然，自上而下的阶层体系并不意味着严格的垂直管理关系，而是一种“看护”和支持体系。德国非营利组织主要活跃在社会服务、卫生健康服务、教育与科研、住房与就业、文化与娱乐、经济与职业、公民与消费者维权、环境保护、国际活动、资金募集等领域。不过德国非营利组织的领域分布极不均衡。从非营利组织的数量看，文化与娱乐领域的最多，其次是社会服务领域、公民与消费维权领域；从组织成员的平均规模看，经济与职业利益代表组织、卫生服务组织和国际组织的规模较大，而社会服务领域的非营利组织规模最小。值得关注的是，以组织数量、成员数量及志愿者数量来衡量，德国非营利部门中在环境与自然保护、公民与消费者维权领域的非营利组织规模是相当大的。现在欧洲最大的中国研究中心其实是墨卡托基金会在背后资助的，所以德国非营利组织是非常多元的，它不仅限于慈善、公益这方面的事业，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艺术等等。
从公益慈善行业来说，在工作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一些对实务经验的积累，如何在实务工作中有更根本性的反思？如何有更专业化的学习？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支持到实务工作者？
其实我在做公益慈善前五年工作的时候根本不会考虑这些问题，那时很多技术性的东西要解决，有很多具体的事务要完成，后来做到了行业发展领域，开始接触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它不是属于技术能解决的，不是靠开发几个课程，打造几个品牌产品这些能解决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思考方向性的问题。慈善事业本身肯定有价值，这个大家都不反对。在中国，我觉得公益慈善行业专业机构肯定是能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只是说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论能够支持指导整个行业找准那个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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