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顺：一个亲历者谈“文革心态”

　“头脑太简单！”多年以后，我们的老系主任在谈起当年一些学生，特别是那些曾打骂过老师的学生时，曾这样深有惋惜地说。“头脑简单”也许是我们那时的一种通病，不光青年人是然。

      “文革”决不仅仅是一两个、十几个、几百几千个特殊人物个人的失误或暴行。当时我们是个“八亿”人的大民族集体。如果没有一定带普遍性的思想文化根源，是决不会让一场自我折磨的灾难蔓延得如此之广、如此之久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这至少可以说明，在健全的意义上，我们的思想文化还不完全成熟，尽管它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

      关于“文革”那段的经历，说它是悲剧也好，喜剧也好，正剧也好，闹剧也好，人们从各个方面对它都说了很多。不必再去复述那些令人头眩目晕的过程和细节，以达到某种煽情或调侃的目的。越是时间久远，我们越需要冷静的反思和科学的解释，让它真正成为面向未来的鉴戒。

　 也许是出于职业的偏好，我总希望我们能够正视自己这一段奇特历史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层病症，想弄清楚那个从精神上支撑着“文化革命运动”的“文革心态”。

　“文革心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一言难尽，恐怕也很难一概而论。但我觉得其中肯定会有这样一个病态的心理成分，我叫它“上纲偏执症”。最能代表这种心态的就是“世上事情千万件，件件连着纲和线”这句最典型的口号。“纲”指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线”指誓不两立的两条路线。当时给人的感觉，是有迫在眉睫的巨大危险所带来的压力感笼罩了一切：这种“巨大危险”不仅指敌人正在危及我们的生存，“睡在我们身边的大大小小阴谋家和野心家”随时都可能颠覆我们的政权；而且它们无孔不入，在我们每个人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中都包含着，时时处处都存在。不管是真的相信我们正面临资本主义“复辟”、“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危险，还是觉得不这样就难以立足（我这里排除了少数阴谋家有意制造恐惧以售其奸这种特殊情况），也不管是真的相信每一个普通群众的一举一动都足以丧邦或兴邦，还是觉得人人都来抓阶级斗争是一种觉悟和责任，总之是人们竞相“上纲上线”地看待一切，而且上得越“高”就越有理、有利，全然失去了正常生活中的正常心态。这种“无限上纲”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在极端理性化的概念（成套的哲学和政治术语）、异常简单而直观的推理逻辑、振振有词的大块文章掩盖下的丧失理智状态。

　“无限上纲”并不是从“文革”才开始有的，只是在这个时期发挥得最充分罢了；也不仅仅是对别人的，还常常用来“触及”自己的灵魂。“文革”中更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如果你有了什么缺点，或工作生活中出了一点差错，不上升到纲和线是不能算有正确认识的。不要说别人，像我们这些“有文化、受资产阶级教育熏陶”的人，连自己都知道“过不了关”。

　“无限上纲”有时似乎是出于纯粹的无知和联想。我有次拣到一份传单，标题是《揭穿大野心家吴玉章企图篡国的一个大阴谋》。一看，原来是说汉字简化方案中的“国”字，是把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自己名字中的“玉”字，放在了中央！吴玉章是位辛亥革命的功臣老人，此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全国上下都尊称他为“吴老”，毛泽东也曾说他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从传单的文字风格和水平来看，显然出自幼稚的少年之手。所以这件事本身毫不足道。但“文革”初期人们竞相“发现篡党篡国大阴谋”的危机感和狂热劲头、揭发和批判的方式，却是与之不相上下，相当普遍的。

       “无限上纲”不仅是对“敌”斗争的武器，也大有成为针对日常生活手段的趋势。穿了花衣服就会如何，留了长发就会如何，裤脚肥瘦关系到什么，种花养鱼意味着什么，等等。“破四旧”时的偏激行为本身并非很持久，但这种思维方式却被应用了很久。 

       我在工厂时，就曾听到过这样做思想工作的“经验”：一个青年工人当班时睡觉，违反了劳动纪律。批评他时，他狡辩说：“俗话说‘30岁前睡不醒，30岁后睡不着’，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了打败他的狡辩，车间里就开了一个批判会，指出“30岁”云云，是“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年轻时吃喝玩乐，所以睡不醒；成年以后一心算计着怎样剥削穷人，所以睡不着。你这样说，是代表哪个阶级？”用这样的“耐心说理”帮助那个青工“端正”了认识。听了这个经验，很多人虽然都觉得如果自己是那个青年，就未必服气，但又认为这种做法还是管用。“不上纲上线，不足以发动群众，提高觉悟”，几乎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共识，因此也为不少人、特别是做群众思想工作的人长期信奉着。

“无限上纲”中所包含的蛮横、简单化和主观随意性，多半建立在倚势压人整人的基础上，它的背后却是思想观念的极端封闭、贫乏和虚弱。有位同志曾跟我私下里谈起当时流行的给人定罪的方式。他说：“你看多奇怪，现在什么都可以成为罪名……”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不提”罪，一个叫“相似”罪。

       前一个罪名的无辜受害者是刘少奇。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中，给刘少奇定罪的根据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修订再版时，删去了有关专政的段落。一本专门谈个人修养的书，也必须谈“专政”。否则“只字不提”就意味着“放弃”，而放弃就是“反对”，就是“背叛”！所以难怪，后来人们讲话写文章都要面面俱到，特别是政治口号一句也少不得，一个字也增删不得。

       而说到第二个罪名----“相似”罪，受其所害的人就更不计其数了。只要有人把你的言行同什么人（多半是人所共知的敌人、坏人，或其他可疑的人）的言行对上号，将两者一起并列出来，然后用一句“何其相似乃尔！”你就被定了罪，如果不是和他完全一样的罪名，至少“相似”本身也够受的。仿佛“相似”就是“相同”，相同就是“一丘之貉”。有人就是这样被“乃尔”得有口难辩，甚至家破人亡。所以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专门以编“言论对照”来搞大批判和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高手。难怪后来竟发展成了一个口号——“对着干”，就是要与一切敌人、资产阶级针锋相对，处处完全相反，绝不能有任何“相似”。

　可以想象，当时的这种做法给人们的内心带来多么大的冲击。世界上的事本来就一言难尽，谁也都会有考虑不周、“该提的不提”的时候；而且全人类都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由一个大自然哺育起来的，所以彼此间的“相似”更是防不胜防。如果不是从实际出发讲道理，而是让“不提罪”和“相似罪”这两个罪名成立，先例一开，必将后患无穷。然而当时人们却把这当成了一个发现、一个发明，竞相模仿。我们那一代人，恐怕对此已经多少习以为常了。以至多少年后，还有不少人摆脱不了它的阴影。

　使我走出这个阴影的，最初是另外一个“阴影”：那是刚开始批判“三家村”和邓拓同志《燕山夜话》的时候。为了批判，我就认真地把《燕山夜话》读了一遍。看到其中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放下即实地》，大意是围绕一个小故事展开的：有个盲人过桥时，不慎翻倒桥下，他抓住桥板悬在半空，拼命叫喊救命。从旁经过的人告诉他，桥下并不深，也没有水，放手下去即是实地。盲人不信，依旧叫喊不停。直到他筋疲力尽跌落下去后，才知道人家并没有诳他。于是自嘲道：“嘻－－，早知如此，何不放手！”作者借此故事讲了一点道理，无非是说应该克服盲目和迷信，要实事求是云云。这篇文章给我的内心震动很大，留下的印象久久不能抹去。我觉得它所说的那种心境，是很有针对性的，“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状态，悬在桥下而又不肯撒手？”这个疑问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我的观察越来无法摆脱。直到“文革”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倡导实事求是，才使我明白过来。

       分析过去这种既摧残别人又摧残自己、大家互相摧残的心理病症，我想并不在于有没有“纲、线”本身（当然纲和线本身也有是否正确的问题），而在于那种为什么要把一切都归到纲和线上，并且上得越高越好的冲动。就像“突出政治”的毛病，并不在于政治本身是不是重要，而在于为什么要把“政治”当成是至高无上的唯一标准一样。人们忘记了自己的现实，而爱好不着边际的比附。好像“关心政治”就是人人都要关心政治局委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关心国家大事”就是人人都要执行国务院的日程表，像国家领导人一样站得高、看得远，说话做事都要达到中央文件的水平。否则就是觉悟不够，非如此则国将不国。这种心态其实是颠倒了天和地的关系，撇开了实在基础去追求那“高路入云端”的境界。人们自己硬要把自己吊在空中，不肯用眼用心看看脚下，用一个正常人的正常心态实事求是地对待一切。就像那个过桥的盲人一样，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后是只有自己跌了下来，才能翻然悔悟。

       遗忘是个悲剧，但若没有痛切的反思，再惨烈的悲剧也会被遗忘。多年以后，当我在课堂上偶然提起“文革”的时候，发现学生们总有异乎寻常的反应，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的甚至说：“那多自由，多浪漫！”这使我想到，现在的青年人对于“文革”那段的历史，大概也和我对于抗日战争那段历史有相同的心态：既一知半解，又好奇。由于没有亲身体验，我也曾根据故事和电影得出过印象，抗日战争很是“壮丽而有趣”！

       当我再看到当年的“文革”歌曲和“革命样板戏”，成了时下的“卡拉ＯＫ金曲”，并被歌星用软绵绵的腔调唱来唱去的时候，衷心希望这一切“铸剑为犁”、“歌舞升平”都是真的，噩梦早已过去。但愿这不意味着，我们是一个“好了疮疤忘了痛”、甚至专门欣赏自己和别人的创伤、并且以此为荣的民族。

       反过来也是一样。后来在清查“文革”期间为奸作恶、民愤很大的“三种人”时，我曾接待了一些来自各地的政审外调人员、专案人员。他们都是来调查我的同班同学的。有的直截了当表示怀疑某某同学可能属于“三种人”。我听了大吃一惊，心想是不是“三种人”，在你们那里十来年还不知道吗，为什么跑到学校来查？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些同学的档案材料中，有在学校“大造了一小撮走资派的反”的鉴定。经过回忆我才想起：在结业前夕，由军宣队主持、两派学生代表参加的领导小组给每个学生都做了鉴定。这个鉴定关系每个同学的命运前途，所以当时大家都很敏感，生怕自己得到的评价不能充分肯定自己的“革命”表现。因此两派学生代表都尽力为自己一派的同学说好话，结果却很圆满。据说上面的政策是：为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和保护“小将”们的积极性，只要不是犯过严重错误的，在鉴定中一律写上“大造了一小撮走资派的反”，以肯定其在“文革”期间的表现。我们班没有人犯过“严重错误”，所以每个人的鉴定中都有“大造”云云的光荣记录。谁会想到，这一虚张声势的褒奖套语，日后竟会成为一个“犯罪线索”！想到这里不禁叫我心中五味俱全。先是纳闷：难道这些审查别人的人，是从月亮上下来的，全然不知道“文革”期间是怎么回事，只好凭着那份过时的档案来识人办事吗？然后是担心那种“宁左勿右”的“文革”习气不改，仍然在用“文革”的方式否定“文革”。

　“文革”结束后，“文革”的作风和心态并不是随之立即结束的。它似乎不可能自动消除。很多迹象还不时能让我们回到那个时期。究竟为什么会如此，我一直也没能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回答。我猜想这里面肯定有思想文化上的更深的背景，值得认真地研究一番。比如这喜欢用“大”字眼，搞“大”名堂，大惊小怪的毛病——见到一点什么就欢呼或者惊叫，一会儿这个“热”了，一会儿那个“潮”了；见到几件中国的新鲜事儿，就断定“如今的中国”怎么了；见到一点外国的事儿，就说“如今的世界”怎么了；犹如当年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一样耸人听闻。动辄“全球大视角”、“神州大透视”，开口闭口“超现实”、“跨世纪”，字里行间“主义”像公司一样多如牛毛，总是比哲学家还热衷于使字眼朝“形而上”的方向膨胀，却谁都不愿从头开始做些扎扎实实“形而下”的功夫，毫不逊色于昔日夸张的豪言壮语。这一切虽然都已带有了商业化味道的“时代”气息，但也总使人觉得“假、大、空”是一种看家的本领，只不过是换了方向而已。

       我真想说：那种转过脸去就忘记了亲身的历史，忘记了总该把自己也同时摆进去照照镜子的习气，才真正是产生“三种人”的土壤！－－不过我很快又想到，自己这种过激的反应，说不定也是杞人忧天，属于“文革心态”的一个后遗症哩！于是终归释然。

       我想，要根治这种社会性的心理病症，我们所需要的恰恰是理性，是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从总体上看，“上纲偏执症”是用堂皇的“革命”高调包装起来的偏执和任性，包括对脱离实际的“革命高调”本身的偏执和任性。它看起来好像是处处都有理论和逻辑支持着的，人们非得用极强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要通过反复地开会学习，“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来灌输进头脑）才能把握和表现出来，不是一种盲目的自发行为。但这理论本身却不大注重时时用科学的、实证的方式加以具体化、精确化，人们往往只是根据它的大概意思去随意“落实”；这逻辑也是非常简单的直线推理，对前提不需要任何反思，对推理的程序更不需要有什么规则，只要能用它达到目的就行。所以它实际上依靠的恰恰是非理性，是对理论、科学、逻辑和理性的全面蔑视和摈弃。

       因此“文革”中必然地出现了这种情况：越是强调学习理论，越是强调革命的先进性和科学性，越是想让人人都成为通晓天下大事的革命家和批判家，效果却是科学、知识、理论和文化教养越是被看作一钱不值甚至有害的东西，所以很多社会科学学科被说成是“伪科学”而撤消，整个人民大学这样的文科综合大学，干脆也被解散了。

　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就有科学理性不足的先天弱点，常常是把非理性的理性当作理论，把应用技术当作科学。对于追根究底的研究，常常视之为“脱离实际”的空谈和“繁琐哲学”，嘲弄“百无一用是书生”成为时尚，何尝真正有过理性和科学？这种传统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文大革命”便足以证明。所以当我近来在报刊上看到越来越多的文章批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认为我们需要少来点理性和科学，多来点与之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就想，这些见解莫不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提出的？或许他们是把中国和今日的西方社会混为一谈了？

       作为一名哲学工作者，我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文革”这场社会大动荡？虽然正式的文件和权威的结论都已经有了，而且我也完全赞成，但这些都是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做出的说明。在课堂上下我被问起的则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当年的红卫兵、一个亲历其境的哲学家，请你谈谈在这个非常的社会环境下所得到的启示。”试问何以相告？我想，如果只准许用一句话来表达，我就说：“不可丧失理智，不可蔑视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 

     真正走出文革心态的标志，是选择民主法治！

        （摘自李德顺《选择的自我—一个哲学家眼中的人生》，北京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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