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国滢 | 制定民法典，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编者按：从昨天到今天，小编的微信朋友圈被民法总则刷屏了。从小编进入大学开始，就知道中国在为制定一部伟大的民法典在奋斗，至今已经过去十几个年头，咱们“编撰”一部伟大民法典的日子似乎终于要来临了。但是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准备好了？本期推送中国政法大学舒国滢教授的文章，原标题为《中国学习西方法学不够谦虚》（原载腾讯思享会，本次推送已经获得作者授权）。至少听听不一样的声音。封面图片转自中国人大网。
“法治要大规模地搞工程，民法典要上马，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什么样的知识准备。没有知识准备，如萨维尼讲的，你这个时代是没有能力的。”2015年9月20日，“法政速成科与中国”研讨会暨《法政速成科讲义录》、《法政速成科纪事》首发式在北京大学举行。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舒国滢认为速成方式舶来的法科知识有很多缺陷，中国法学界已经到了应该进行整体反思和选择未来道路的时期。以下为舒国滢教授在会上的发言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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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成方式舶来的法科知识缺陷
舒国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日本作为一个西学的中转站，对于中国的法科的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李老师提供的很多素材和纪事昭示着我们中国法学的法律知识是怎么形成的，也就是李贵连老师所讲的“快餐”，实际上就是速成。中国清末1904—1906年预备立宪之前，在法科知识上是没有准备的，不像西方历史中知识生成有一个准备时间。
比如德国，1814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因为《民法典》要不要制订这一问题这一年在德国引起巨大的论战，包括黑格尔、马克思、甘斯（马克思的老师）都参与了萨维尼的论辩。论辩涉及的问题很多，萨维尼的三个观点对我们今天中国仍然有效。
中国没能很好地以谦谨的心态
继受西方法学知识体系
第一，在1814年的德国，没有哪一个法学家可以制订一部德意志《民法典》，而中国现在其实还是面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的速成有关，我们没有很好地把知识体系用一种谦谨的心态继受过来。所以在自然历史生成的过程中，法律知识人没有这个条件把知识谱系接过来。“速成科”的这些知识到了1949年以后，基本上又被切断，我们又重新开始。
萨维尼在1814年说德国人没有能力制订《民法典》的时候，其实讲到了德国整个法学界的知识状况。萨维尼很牛，他24岁写《占有权》的时候，是五百年来在占有问题上解决了罗马法上的基础理论的第一人。后来凡是写占有权的人，包括狄保这样的人都不敢写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人说自己没有能力，实际上是很谦谨地或者是很客观地看待历史。
萨维尼
第二，我们的德语不是法律语言。这是什么意思？德国当时的语言是从拉丁文、法文翻译过来的，很多语言不对接，需要一个把德意志法律语言逐渐丰富起来的过程。
德国选择罗马法而非日耳曼法
作为民法体系的基础
第三个观点，讲法典的制订需要讨论法学的演进史。这一点在萨维尼的时代是非常清晰的。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德国在19世纪的中后期才会出现帕累托学派。这个学派是干什么的？主要致力于将民法的体系建立起来。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起来？
他们选择建在罗马法的基础上，而没有选择建立在德意志普通法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日耳曼法没有作为他们法学知识的直接来源，他们选择了他们认为在当时已经构成德意志普通法的一部分的罗马法。到1873年，德国要开始制订《民法典》的时候，它那套完备的知识体系就成熟了，它的标志就是三卷本的《学说汇纂》教科书。
梅谦次郎制订日本《民法典》，最早是学法国的，后来修订之后，就学萨维尼体系为基础的德国《民法典》。所以，日本在学西方的过程中是很快速的，它在学习这一点上是值得中国人借鉴的。一个是把他们的知识转换成日本的知识的时间很短，他们也是在压缩时间，时间不等人，都有时间压力。（中国人也有时间压力，到现在也是。）他们用二三十年的时间，把西方的民法体系、罗马法体系搞得非常清楚，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到一百年还没完成这个过程。
是储备法科干部
《法政速成科讲义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法学是一门很古老的学问，罗马法里面讲了，中世纪是以法科起家，中世纪的辩证法、修辞学和语法学都是跟法学同时成长。在引进的过程中，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民法和刑法学者在速成这一点上，更多地采用了简单的拿来主义或者速成主义。比如在萨维尼体系的引进上，我们是学台湾那一套东西。大陆的学者没有很好地把这套知识吸纳进去，特别是这套体系背后的东西，我们没有学习。
比如现在民法学的大佬，真正研究萨维尼、叶尼的人几乎没有，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李老师所说的要接通一个时间节点。1904年以后的速成科可以作为一个点。1904年是一个什么时间点？清末要预备立宪，要搞修律，在制度上有大量的法科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采取了快餐式的方式，培养一大批政法人才。其目的主要不是培养教授，而是预备立宪以后的法科干部。
本文作者舒国滢教授，图片摄影，陈夏红
没有知识准备的时代是没有能力的
这种历史对我们现在有什么影响？这种速成使我们舶来的知识有很多重大缺陷，很多东西是不实的。我在搞德国法的研究，很多概念，比如法学行为的概念，现在还没有统一起来，在法学界还有不同的用法。
现在法理学界还有参与其间，说我们法律学界还有自己的行为概念，这些都是不懂或者不知道法学概念的知识生成而自己臆想出来的。我觉得中国到了该总结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应该怎么走，历史学界、法史学界要提供一个素材或者背景。
许章润要搞汉语法学，我理解他也是基于现在我们知识生成的混乱，还有知识产量的或者原创性的不足提出来的。中国现在要选择我们的道路，该到这个时期了。法治要大规模地搞工程，民法典要上马，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什么样的知识准备。没有知识准备，如萨维尼讲的，你这个时代是没有能力的。我们需要整体上进行反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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