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第一智囊死得窝囊
当时北魏准备进攻北方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凉，但是多年战乱之后，没人了解北凉重镇姑臧和首都统万的情况，于是曾经12次出使北凉的尚书李顺成了权威。李顺爱书，有才，但操守很差，受了北凉的贿赂，一口咬定姑臧方圆百里寸草不生，而揭破他谎言的居然是一次也没去过姑臧的崔浩。崔浩的依据是《汉书•地理志》，那里面说凉州畜产丰富，崔浩由此推理，第一：没有水草，哪来牲畜？第二：谁说凉州寸草不生，一定别有用心。李顺马上哑口无言。
后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征北凉，看到统万城外水草丰茂，牛羊遍地，对崔浩大为佩服，北魏大军粮草充足，士气高涨，统万坚城一鼓而克。身在帷幄，天下尽在掌中，什么叫智囊？这就是智囊！
聪明反被聪明误！
崔浩是聪明人，但也有聪明人的通病，一是太过张扬，二是树敌太多。
崔浩杂学很多，诸子百家，无一不通，尤其偏好道家，走的是张良的路子，他的仕途很顺，在道武、明元、太武三朝都受重视，是名符其实的三朝元老。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崔浩似乎天生就让人嫉妒，据说他的面貌姣好如妇人，说白了就是奶油小生，北魏的鲜卑人肤色白晳，但也比不过他；崔浩的IQ极高，幼时就有神童之称，成年之后更是有如半仙；清河崔氏一向是高门大族，家世清贵，可以比肩江南的王、谢，崔浩自己位高权重，深受皇帝敬重。这样一个人物，想不让人嫉妒都难。
当然，崔浩的人缘并不太好，恃才傲物，再加上快人快语的性格，往往一开口就把别人批得体无完肤，无地自容，这是聪明人的通病。
几十年里，崔浩依仗皇帝宠信，把能得罪的人全得罪完了，其中有些得罪了也无妨，还有一些是绝对不能得罪的，这其中包括手握大权的鲜卑贵戚。
崔浩第一次得罪这些勋贵是在刘裕灭亡后秦这件事上。
公元四一六年，东晋的太尉刘裕在灭了南燕之后，矛头直指割据关中的后秦，刘裕是北府名将，打仗很有一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后秦这回八成要挂。刘裕的主力兵分五路，由河南西行入陕，他最怕的是北魏切断粮道，因此外交上作了努力，要修好于北魏，这是文的一手，当然军事上也作了准备。
北魏的态度很矛盾，很多人既不信刘裕能灭了后秦，又想跟这个北府兵名将较量一下，明元帝拓跋嗣也倾向这个意见，所以派了司徒长孙嵩带领10万人马驻扎黄河北岸，表面上隔岸观火，其实是趁火打劫。
在拓跋嗣看来，后秦在潼关驻有重兵，刘裕只靠水军很难攻破，加上晋军的粮草全靠水运，一旦后援不继，岂不全军覆没？北魏正好坐收渔利。这是一般人的逻辑，崔浩却不这么看，他洋洋洒洒地说了一通道理，把拓跋嗣驳得体无完肤，一向长于记事的《资治通鉴》全文记载了这段话，确实精彩。
崔浩的话大致有三层意思，首先是一个判断：刘裕一定消灭后秦，为什么呢？后秦主少国疑，内乱不断，刘裕兵精将勇，没有不胜的道理。
其次，对刘裕的才能作了评价，白手起家，扫平群雄，比后燕的开国皇帝慕容垂还厉害，但此人不是忠臣，立功回去一定篡夺晋室的江山。
对拓跋嗣趁火打劫的想法，崔浩也作了分析，长孙嵩是行政人才，决非刘裕的对手，不如放刘裕西行入关，后秦灭亡，刘裕没时间巩固，一定便宜了夏国的赫连勃勃，这人残暴害民，毫无信义，我们那时再收拾他，易如反掌。
后来的历史完全印证了崔半仙的推理，据说拓跋嗣也很高兴，还赏了美酒和精盐给他，其实这都是表面文章，从长远看崔浩已经闯了大祸。
首先，吹嘘刘裕犯了大忌，刘裕北伐，目标虽是后秦，但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都有唇亡齿寒之感，北凉的沮渠蒙逊甚至杀了一个汉人小官，只因为那人面露欣喜之色。崔浩不了解这种心理状态，说什么刘裕兵精将勇，鲜卑人听起来肯定挂味。
再者，崔浩认为刘裕强于慕容垂，原因居然是刘裕不靠祖上的余荫，殊不如拓跋嗣也是皇子出身，岂不与慕容垂一样，成了只靠出身的无能之辈。
最后，崔浩说长孙嵩是行政人才，没有疆场决胜的能力，这也是得罪人的，长孙嵩比崔浩的资格还老，南征北战，都有功劳，道武帝拓跋珪的时候已经做到司徒，受封南平公爵，在北魏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崔浩以前只得罪过太史令一类的小官，这是第一次开罪于亲贵，虽然仗着皇帝撑腰，长孙嵩无可奈何，但祸根算是种下了。
酒糟鼻子惹祸
崔浩喜好神仙之术，当然与佛教为敌，佛教徒最痛心的“三武之祸”，其中一武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而他之所以灭佛，全是崔浩鼓动的结果。即便是南北朝最著名的道士之一寇谦之也认为杀僧太多，有违天和，但崔浩根本不听。
那是北魏最强盛的时代，公元四二七年，把割据关中的夏国打残，公元四二九年，大败北方劲敌柔然，公元四三一年，击溃了南方刘宋政权的第一次北伐。
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崔浩忽发奇想，以为天下太平，到了偃武修文的时候，开始动手整顿宗谱源流和贵族血统，这让他成为众矢之的、孤家寡人。
两晋南北朝，高门大姓把持着整个官僚体系，不问才能，只凭出身，因此一个人的家世成了左右仕途的关键，但如何分辨血统，却是个相当复杂的工作，需要专业技能，崔浩是大族出身，又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铁了心要做这事。
可想而知，费力不讨好。唐朝贞观年间，高士廉编撰《氏族志》，把山东崔氏列为第一，而把李氏皇族排在次席，惹得唐太宗大怒。五代后唐时，宰相郭崇韬原是寒微出身，也狠抓这项工作，结果身首异处。
以崔浩的聪明，当然知道风险的存在，只不过是拿皇帝当护身符，而他固执己见另有一层不得已的深意。北魏以武立国，刀把子握在鲜卑人手里，汉族知识分子不受重视，崔浩八成想借着整顿谱系的机会，提升汉人的政治地位。
这当然是崔浩的一厢情愿，鲜卑人正在汉化不假，但这不等于他们会让出权力与汉人分享，崔浩这一招不但失败，而且露出了揽权的狐狸尾巴。
崔浩一向在皇帝面前恭敬谨慎，可他骨子里跟其他汉人一样，轻视鲜卑人，反而把那些传统的汉人世家奉若神明，他这么想想就算了，糟糕的是还说了出来。
当时，北漂的南方贵族王慧龙要娶崔浩的侄女，王氏是江南大族，名满天下，但正因为如此，骗财骗色的冒牌货也很多，崔浩是谱系专家，知道王家人有个遗传基因，世代都是酒糟鼻子，他一看到王慧龙的大鼻子，马上大喊“的确是王氏子弟，真正的贵种”。
崔浩攀亲家，没人管闲事，但他当众大喊贵种，这就犯忌了，因为在北魏，除了鲜卑贵族，没人有资格当贵种？早就怀恨在心的长孙嵩马上告了一状，太武帝拓跋焘大怒，把崔浩叫来臭骂一顿，吓得他脱下帽子叩头认错，才算逃过一劫。
很明显，这时的崔浩已经不自觉得成了汉人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也成了鲜卑贵族必须铲除的绊脚石。这是一般人的看法，而太武帝拓跋焘看的更为长远，北魏实现长治久安暂时离不开汉人的合作，东晋灭亡以后，很多不愿屈从刘宋政权的世家大族和知识分子逃到北方，争取这些人的支持对北魏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因此尽管来自鲜卑贵族的压力越来越大，只要崔浩不是走得太远，拓跋焘还是有用得着他的地方。
危机的真正爆发源于崔浩得罪了太子，太子是皇位继承人，地位尊贵，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不会去得罪太子，但很多聪明人反而会干蠢事。
当年商鞅为了变法不惜得罪当时还是太子的秦惠文王，结果变法成功，最后还是难逃一死。崔浩也一样，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反正他压根儿没把太子放在眼里。
某次，拓跨焘带兵南征，留太子拓跋晃监国，崔浩辅佐，崔浩居然抓住机会一次就推荐了数十名汉族文人当州郡长官，拓跋晃相当客气的提醒他：原来的地方长官在任既久，朝廷还没有奖励，现在突然提拔一些毫无经验的白丁，取而代之，恐怕不妥，不如让他们先在地方上实习一下，熟悉政务，将来也能顺利接班。
这话洞察世情，而且在理，更护住了崔浩的面子，没想到崔浩还是大摇其头，他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些人居然如期赴任，史书没有记载太子的反映，但可想而知。
世上没有傻瓜，只有把别人当傻瓜的聪明人，这事是个分水岭，此前的崔浩是智者，此后则只剩刚愎，难怪当时的另一位智囊高允冷冰冰的说，崔浩难免一死。
史笔之诛
秉笔直书，是治史者的责任，这大概只是一个理想，事实上根本做不到，司马迁被下了蚕室，蔡邕死在王允手里，说真话从来都是危险的。
北魏打了多年的仗，不知哪根儿神经搭错，突然想起要修史，而且拓跋焘还特别交待，一定要“务从实录”，换句话说，就是要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事鲜卑人不能胜任，当然交给了崔浩，由他跟太子拓跋晃的老师高允共同主持，崔浩的职务是监秘书事，算是总负责，他也由此走上了不归路。
修史是一件浩繁的文化工程，崔浩的差使多，挂名是主编，实际负责的却是高允，高允的职位是领著作郎，手下有一个创作集体，但那些文人看出修史是进身之阶，纷纷大拍崔浩的马屁，其中闵湛、郗标是个中能手，二人知道崔浩闲暇无事时，注解了《易经》、《论语》等书，马上写了个奏章，宣称崔浩的注疏完全超越了前人，原来的各家注疏应该明令作废，刻印崔浩的新作，同时，应该让崔浩继续完成《礼传》的注疏，这才是学术界的福音。
这个马屁传到崔浩耳中自然大为受用，他马上也举荐闵湛、郗标二人文笔优秀，学术扎实，把他们拉进了国史编辑部，二人得了便宜卖乖，继续大拍马屁，竟然建议崔浩把修好的国史刊刻到石碑上，立于首都闹市街头，如此招遥，前无古人，没想到崔浩居然一口答应，高允听说之后对另一位著作郎宗钦说，崔浩即将大祸临头，我们恐怕也跑不了。
看到这里，各位大概也有点奇怪，这崔浩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谈何聪明啊？其实，崔浩走到这一步，皇帝也是有责任的。
拓跋焘对崔浩言听计从，曾经说：我是个急脾气，有时没有过采纳你的建议，事后都觉得后悔，你是三代老臣，智谋无双，以后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他还特别把崔浩介绍给各少数民族部落的酋长：你们别看这人文弱，但他胸中自有甲兵，我每次出战，都要靠他临机决策，是第一号功臣。
拓跋焘甚至对群臣说：以后军国大计，要先跟崔浩商量，才可实施。他每次到崔浩家里，都是轻车简从，无所顾忌，崔浩直入寝宫，也是毫无阻碍。
皇帝如此宠信，崔浩当然有恃无恐，修史是大事，崔浩自问非己莫属，又有皇帝的支持，所以希望办得漂亮，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专门建造了一个展示《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
《五经注》比较专业，除了做学问的，几乎无人问津，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国书》，那年月天下大乱，北魏的来历压根儿没几个人说得清楚，而崔浩和编辑们遵照拓跋焘的意思，完全秉笔直书，不加修饰，特别是北魏早期的历史，基本上是原汁原味，石碑立在首都最热闹的大街之旁，当然引得路人议论纷纷。
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国家，这个民族早期保留着很多原始风俗，比如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的祖父什翼健，曾经将儿媳收入帐中，并将孙子拓跋珪收为子，翁媳结婚后又生了秦王拓跋觚，拓跋珪自己也曾经娶过老姨。
这在当时稀松平常，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在丈夫呼韩邪单于死后，就曾经嫁给儿子复株累若鞮单于（当然不是王昭君所生），并没有引起什么非议，但这些事情在汉人或是逐渐汉化的鲜卑贵族看来，毕竟是丢脸的，崔浩写写就算了，还要放在大庭广众之中，让人指指点点，未免过分。
于是，鲜卑贵族一批一批的去找拓跋焘告状，众口一词，崔浩假借修史之名，暴露国恶，是别有用心，惹得拔跋焘大怒，掀起一场血海风波。
第一智囊被尿浇死
这起国史案的来龙去脉很清晰，但处理却很蹊跷。崔浩和高允同为主编，前者只是挂名，后者才是实际执行人，但高允人缘好，加上是太子的老师，占了便宜。
太子拓跋晃为高允做保，说他小心谨慎，错误全是崔浩造成，因此拓跋焘召见高允时，有意开脱，只问：国书是不是全由崔浩一人所写？谁知高允老实，给了台阶也不下，答说《太祖记》一篇是著作郎邓渊所写，其余都是自己和崔浩的手笔，崔浩兼的差使多，要说内容，实际还是他写得比崔浩多。拓跋焘大怒：原来你才是主谋，还想活命吗？
太子拓跋晃眼看情况不对，再次帮腔，说高允是因为害怕胡言乱语，没想到高允自己不认帐，仍然坚持是国书主要是自己所写。人生艰难唯一死，拓跋焘看他迂直，倒很欣赏，居然免了他的死罪，作为对直臣的一种鼓励。
崔浩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据说拓跋焘让他和高允当庭对质，崔浩心神惶惑，张口结舌，不能回话，高允则侃侃而谈，条理分明，结果当然不言自明。
不过这事最大的疑点也就在这里，崔浩何许人也，怎么可能在生死关头一言不发？史书说他“惶惑不能对”，更无可能，修史一案，是非曲直，明白无误，崔浩惑于小人之言，刻石于道，当然有欠考虑，但以他的才智，想法自圆其说，并不困难。
有人猜测，崔浩的口舌被人动过手脚，以致不能开口，这有可能，因为写得最多的高允平安无事，刀光剑影却始终罩着崔浩不放，不能不让人起疑。
更有意思的是，原是国史案主角的高允摇身一变成了审判官，拓跋焘让他负责起草处理此案的诏书，要把崔浩和下属一百二十八人全部诛灭五族。高允拖着不写，还说崔浩罪不至死，把拓跋焘气得半死，要不是太子求情，他又要杀高允。
公元四五○年，最后的判决结果还是出来了，崔浩及其同宗者一律族灭，清河崔氏算是连根拔了，连带跟他联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都一扫而光，至于猛拍崔浩马屁的那些著郎当然讨不了便宜，一个不剩，全被处死。
最倒霉的是宗钦，高允跟他说过修史一事，早晚大祸临头，他偏偏不信，跟其他人大拍崔浩马屁，结果上了刑场，才由衷叹息：高允真是圣人啊！
有人以为高允是忠厚长者，其实他比崔浩更高明的就在于，他揣摩透了皇帝的心思，拓跋焘性情刚猛，果于诛杀，但也重人情，最忌讳的并不是臣下犯错，而是故意欺瞒。辽东公翟黑子是他的宠臣，平时敛财不少，被人告发，翟黑子向高允求救，高允劝他实话实说，承认错误，可惜翟黑子不听，反而巧言狡辩，惹得拓跋焘兴起，当庭把他诛杀。
《国书》主要是高允执笔，这是赖不掉的事实，崔浩顶多负个领导责任，但鲜卑贵族要借这件事搞掉的并不是高允，所以高允假装迂直（或者真的迂直），全盘把责任承担下来，反倒显示了高风亮节，加上太子相助，自然平安无事。
七月五日，是行刑的日子，崔浩被押往城南，路上押解的卫士数十人不知什么原因，也不知是谁的授意，居然轮流往他身上撒尿，据说崔浩当时嗷嗷直叫，行人闻之侧目，就连魏书都说，北魏处死高级官员，从来没有过像崔浩这样的。
崔浩之死，意味着北方世族的政治势力遭受了严重挫折，鲜卑贵族表面上取胜，但自剪羽翼，也是受害者，拓跋焘不久更大为后悔，自己叹息说：崔司徒可惜。
从今天的眼光看，崔浩是聪明，但他有中国文人的两个致命缺点，一是瞧不起人，所以人缘不好，失道寡助也是注定的；二是轻信皇帝的许诺，伴君如伴虎，崔浩却坚信有皇帝的信任就能消灾免祸，他死得可怜，但并不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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