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一天，我如常去书店逛逛，发现本城一间著名的书店进门处的展示台摆满了安伯托艾柯所有的作品。我立即明白过来：他去世了。
安伯托艾柯超越了普通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他是被人称为“大师”的那一类。用比较浅薄而粗鲁的方式来描述，他就是“死一个少一个”的那种人。他们的逝世也标志着永生——作品全集和各种各样的组合选集永远在书店和图书馆占有固定的几排架子，一代代走进象牙塔和在里边住了很久的学者们翻来复去地研究注释。很少有人能说清艾柯专精的“符号学”到底研究的是什么，让他家喻户晓的是一部《玫瑰的名字》。
公平地说，如果有个成年读者在《玫瑰的名字》刚出版时就读完全本，恐怕不会想到这本书后来会成为世纪性的畅销书。开头的大段政治宗教斗争描写，出场人物的名字身份又长又复杂，足以劝退一半读者。那种感觉就好象一个热心的英国读者读英文版的《三国演义》：第一回开头出场一百人，第一回结尾处已经死了一多半，读者伤心又愤怒，从此弃书。《玫瑰的名字》无可解释地大红大紫，红到请最受欢迎的邦德演员肖恩康纳利演主角圣方济老修士威廉。到现在我看见庞大复杂的图书馆，还会马上想起《玫瑰的名字》，因此不敢在里面徜徉太久。《卫报》在讣告中说他的思维像是一个厨用搅拌机：“洒一点托马斯·阿奎那，捏一撮博尔赫斯，再来点儿切好的符号学——变！出来一篇‘有趣的’文章。”艾柯很擅长用文学批评的手法来分析流行文化中昙花一现的那些人物和现象。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描述李维斯牌贴体剪裁牛仔裤：“因为我的新牛仔裤，生命完全外部化了。我思考自己和内裤的关系，还有内裤和我生活的社会的关系。在皮肤（流行）这个层面，我获得了自我意识。”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常常疑心艾柯这样的大师是不是生下来就是大师，父母都是大师（艾柯的父亲是一名会计师），从小就是幼儿园里最深沉的宝宝，一接触字母就淹通经史，一跨进大学的门就注定永远雄踞象牙塔的最上层。为什么他会读这么多东西，想这么多东西，写这么多东西？他会象牛顿一样煮怀表，象爱因斯坦一样不梳头吗？他每天除了看书写字以外也吃饭睡觉吗？
自从《玫瑰的名字》出版以后，艾柯成了世界名人，请他访谈的信件名片把他公寓的门缝都塞满了。他这样的人做访谈控制能力很强，绝少透露个人信息，读者能读到的只有他的智慧。好在意大利的学者视公共辩论为职业责任，艾柯不仅常常参与公共对话，也长期在报纸上写专栏。读者通过他的专栏不仅能了解他神奇大脑的智慧活动，也能了解一点他的生活并感到安慰——原来大师也有生活，而且生活里也有烦恼，他的烦恼跟我们的也相去不远。《带着鲑鱼去旅行》是安伯托艾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杂志专栏的结集，充分显示了他高超的讽剌技巧，还有他对生活的细密观察。这些细密的观察让我们普通读者感到极大的释然：原来艾柯丢了驾照补办也特别费劲，四处托关系走后门；原来艾柯吃飞机餐也有困难，也发现面包掰开以后掉的渣和面粉全都先沾在座椅上再沾在裤子上。更惊悚的是艾柯抓住了生活中各种管理部门对上流社会和普通人的差别待遇，并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设计了一场精密优雅无懈可击的犯罪，杀死情妇抛尸巴黎。不幸的是，他犯下罪行以后因为良心不安，换了普通人的衣服去度个假，结果就被警察抓起来了。如果不是因为他精通社会政治，聪明地敲诈了地方法官，可能要在监狱里呆很久。比较老实的人可能会问：艾柯在《带着鲑鱼去旅行》里写的事情都是真的吗？肯定不是（比如他一定没有杀过人分过尸）。他写的东西是他留意到的事物。这些事物存在于普通生活中，说明艾柯也和我等普通读者真的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他的“厨房搅拌机”头脑会把来自普通生活的材料加工是辛辣讽剌令人捧腹的小文章，但是在变成文章以前，那些素材来自同样的人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普通人也在过着智慧大师的生活，我们只是欠缺大师敏锐的感知和分析能力。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缺憾，反而让我感到一阵轻松愉快——如果我也象大师一样敏锐并拥有精确的文字批判能力，我不也成了大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