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吃炸牡蛎一样了解一个作家

要了解一个人，不仅得看他在外面什么样，还得看他在家什么样；不仅得看他在老板面前什么样，还得看他在同事、下级、服务员面前什么样。要了解一个作家，除了看他的小说，还要看他的杂文。短小的杂文，写在生活的各个角落，写在不被作家认为是“工作”的时间和场合，更能体现一个作家真正的性格和视角，以及他对生活的观点和看法。他在杂文里不受自己小说角色的摆布，他摆脱了想象世界，面对真实，觉得有必要说什么的时候，往往有直白的表达，更能体现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钱钟书谢绝读者对他的访问，认为吃了鸡蛋觉得好也不必了解母鸡。这个比方如今不成立了——凡是卖鸡蛋的都要标榜下蛋的鸡过的是一种青山绿水间的快乐生活，至少绝不痛苦，否则消费者完全有权质疑鸡蛋的营养和道德水准。访问是受访者和访问者的交互作用：访问者得到受访者的允许，对其个人思想和生活空间窥探和检视，但受访者事后也还是常常感到被冒犯了，因为访问者能看到的比受访者想看的多，访问者的解读经常会超过了受访者的边界。受访者虽然对访问者有同样的窥探和检视，却不能从中得到什么益处：谁会在乎大作家对一个粉丝的想法呢？所以作家在访谈中多有掩饰；读读他们的杂文演讲，能更好地了解作家本人。

《村上春树杂文集》书封

村上春树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可能也欢迎自己的读者通过杂文了解他。他有一篇很详细的文章，题目是《自己是什么？（或美味的炸牡蛎吃法）》，收在《村上春树杂文集》里。这个标题看似让人摸不着头脑，却正是村上春树小说的风格。他认为小说家这种职业应该“有很多观察，但只稍微下判断”。小说家的工作是“一直累积假设”（我想他说的“假设”是小说情节走向的可能），并把假设堆积起来，就像抓起正在睡觉的猫，“温暖，柔软，湿润，无意识的猫），把它们堆积起来，成为故事。作家常常用自己喜欢而且熟悉的生活场景来比喻写小说的工作。《鱼王》的作者阿斯塔菲耶夫说小说的情节不是蘑菇，想找到就能找到。村上平生最喜欢猫，这是很明显的事了。不少人就是因为这个才成为他的书迷。

《鱼王》书封

作为读者，这些比喻让我们有点摸不到头脑。所以村上春树又进一步解释，写小说的人的日常工作，就是把“自己是什么”这回事用另外的方式说清楚。我的解读是：人要讲清“自己是什么”都不容易，小说家的技能则是把世界是上的许多事物（比如一碟炸牡蛎）变成镜子，从中映出自己的一点形象。一个小说家在寒冷冬天的黄昏走进一家常去的餐厅，点上八个炸牡蛎和一瓶啤酒，非常典型的村上的“小确幸”，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就是一个安静片刻的感官欢愉，获得一点微小的鼓励，移动去下一个场景。熟悉他的作品的人，读到这个炸牡蛎的故事，即使是匿名，也可以猜到他就是作者；不熟悉他的作品的人，可以推想他其他的作品的大概风格。这就是村上所说的，把“自己是什么”这回事用另外的方式说清楚。

《村上春树杂文集》中另一篇极为著名的作品，是他2009年在耶路撒冷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致辞。他说得很直白：得了这个奖，很多人劝他不要去领，因为以色列政府当时对加沙局势的种种镇压手段。他几经思考，还是去了，而且非常慎重地写下了这篇非常诚实直白又丝毫没有傲慢无礼之意的致辞。他自己说看了好几遍电影《正午》，然后终于下决心向机场出发。在这篇致辞里，村上春树声明了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坚固的高墙与脆弱的蛋之间，他永远站在蛋一边。他的进一步的阐释则不太被人提起，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只蛋，有着不可替代的灵魂和一个脆弱的蛋壳（即使是刚刚败选的狂人特朗普，似乎也会露出蛋壳欲碎的模样）；每一只蛋也都或多或少要面对坚固的高墙，也就是“体制”，本来应该保护我们，却有时会杀死我们或强迫我们去杀死别人，冷酷，有效率，有系统。

蛋们的唯一胜算，是意识到自己有着不可替代的灵魂，不应该被体制操纵。小说家的工作就是让蛋们意识到自己身为一只珍贵而不可替代的蛋，而且联合起来。耶路撒冷文学奖的宗旨是彰显“社会之个体自由”，所以村上春树的发言与耶路撒冷文学奖的宗旨非常契合。但是村上会作这样的致辞，在建制无比坚固、意见可以收买所以很多听众选择不相信的情境里，就非常镇静和勇敢了。

所以说，如果想了解村上春树是怎样一个人但不想读遍他的长篇短篇，不妨读读他的杂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