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民 | 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

作者徐志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

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

徐志民

内容提要

1896年中国留日运动开启以来，持续不断、人数众多、影响至巨的中国留日学生，成为日本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中日关系和国际形势变化，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经历了起步、延续、高潮三个阶段，在留日学生政策、留日学生群体、留日学生资料整理，以及留日学生就读学校、所学专业、个案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但是，宏观选题微观化和微观选题精细化趋向，且以日方资料为主，往往限制日本学界的研究视野和关注范围，容易忽略探讨近代中国留日现象的本质，陷入就事论事。因而，如何充分利用中日史料，拓宽研究视野，深化研究内容，以长时段的学术眼光和全局的、发展的、辩证的方法与理论，推进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

中国留日学生；中日关系；学术史；日本

1896年中国首批13名学生赴日留学，不仅标志着千年以来中日“师生关系”易位，而且近代中国持续不断的留日运动，对中日两国社会和中日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日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日本学界利用日本政府、学校和个人保存的相关史料，探讨中国留日学生的赴日原委和日本政府的应对，考察日本学校对他们的接受和教育，分析他们的留日生活及其与日本社会的关系，评介他们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等，这与中国学界侧重介绍留日学生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爱国革命活动、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有所不同。日本学界虽不乏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但往往从“知识流动”的视角，概述近代中国人的留日史，或者主要回顾与个人研究相关之学术史。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史及其研究确有全面总结之必要。故而，笔者拟通过梳理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历程，重在考察当代日本学界的相关成果和发展现状，总结其研究特点，分析其研究规律和趋向，为深化和拓展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提供“他山之石”。

一

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既是近代中国留日运动在日本社会留下深刻印迹的学术反响，也是日本学界结合近代以来中日关系、教育交流、国际环境的历史与现实做出的回应和探讨。笔者按照时间顺序，将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近代的学术积累与研究起步，其又可细分为明治末期、大正时期和昭和初期三个时期；二是战后初期的学术延续与研究低潮；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发展与研究高潮。

（一）近代的学术积累与研究起步

穿着长袍马褂、拖着长长辫子的清末留日学生，一踏足扶桑列岛便引起日本社会广泛关注。这种关注不仅仅来自于他们的穿着打扮和发饰造型，更多地来自于日本国民对昔日“先生之国”的中国人竟到日本留学的惊奇，来自于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通过明治维新取得“进步”的沾沾自喜，来自于打败清国后极度膨胀的傲慢与向东亚大陆扩张的侵略野心，来自于对作为“战败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怜悯与惋惜。这种或友善，或同情，或嘲讽，或蔑视，或兼而有之的复杂情感，不仅影响中国留日学生的对日认识，而且引起日本各界讨论。明治末期，日本知名报刊，如《外交时报》《太阳》《中央公论》等都对中国学生的到来、入学、教育和社会活动给予报道。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呼吁积极接受中国留学生，以增强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影响力。

大正时期，日本政府和军部企图独霸中国，而留日学生被视为增进“日中亲善”和辅助侵华扩张的战略资源，日本各界也对中国留日学生从直观介绍，转向实用性对策分析。明治专门学校创办者安川敬一郎，在1917年自刊《教育事业是“日中亲善”之基》，强调发挥留学教育在“日中亲善”事业中的积极作用。日本驻华使领馆人员、军人，建议改变明治末期以来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冷漠政策，转向“优待主义”，为他们提供住宿、学习便利，培养其“亲日倾向”。日本的有识之士和部分国会议员，尤其与留日学生教育相关的松本龟次郎、服部美佐雄等人，多次呼吁改善中国留日学生待遇。日本国会从1918年通过两项改善中国留日学生待遇的建议案，到1923年通过《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促使日本政府逐步调整和改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这些法案和对策虽未全部实施，但反映了大正时期日本社会关于中国留日学生问题的讨论。

昭和初期是日本侵华加剧和挑起侵略战争的年代，留日学生常常因此愤而归国，但总体上仍赓续不绝，日本学界关于他们的研究不仅没有中断，而且从学术积累真正走向学术研究。1931年，松本龟次郎出版《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回顾其教育中国留学生之历程，提出积极接受和培养中国留学生的建议，并对中日教育交流抱有期待。实藤惠秀从1936年11月至1938年12月在《日华学报》上系统介绍中国人赴日留学的原因、人数，以及日本教育机构、日本教习等，实为1896—1937年间的中国留日学生史。这些成果于1939年3月集结出版，即《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实藤惠秀还采访唐宝锷、曹汝霖等多位原留日学生，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日本文化对中国之影响》《近代日中文化论》等，分析留日教育和日本文化对留日学生、中国近代化的影响。这些成果可谓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的开山之作，直接或间接影响战后初期的留日学生研究。

（二）战后初期的学术延续与研究低潮

战后初期在冷战对峙的国际格局下，中国大陆不仅留日运动中断，转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而且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因“海外关系”备受“嫌疑”和政治运动冲击。日本经过战后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否认战争责任的错误思潮抬头，狭隘的民族主义膨胀，也没有研究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良好环境，仅仅维持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薪火相传。20世纪50年代，永井算巳主要关注明治末期中国留日学生的动向，包括1902年孙揆均、吴稚晖等20多人联名担保9名自费生入学成城学校事件，以及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反对“取缔规则”等活动。佐藤三郎介绍早期中国留日学生的一些逸闻趣事。1960年，实藤惠秀出版《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成为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的经典名著，且与其后的系列成果共同奠定他在该领域的重要地位。1966年，大高岩、波多野太郎将留日学生景梅九的《罪案》，翻译为《留日回顾——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半生》，叙述其留日期间参加同盟会和开展反清革命活动的经历。

20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从“复交”到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特别是随着“文革”结束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再次派遣留日学生，近代中国留日学生问题又引起日本学界关注。其主要关注点如下：一是重在分析清政府选派留日学生政策的确立过程、主要特点、影响因素和指导理念；二是介绍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的特设预科制度和以增进“日中亲善”、借机扩大在华权益为目的的对华文化事业；三是考察接受中国留日学生的主要学校，如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东京同仁医药学校、第一高等学校等；四是留日学生个案研究，包括鲁迅、郭沫若、彭湃；五是留日学生相关统计，如二见刚史、佐藤尚子分类统计近代日本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专业、出身、年龄、学历、毕业去向；六是整理与研究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相关史料；七是日本政府和学校对台湾地区留日学生的接受、教育和同化政策。这一时期不仅是中日关系的转折年代，也是日本学界兴起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的转折时代，反映了日本学界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与中日关系密切相关。

（三）当代的学术发展与研究高潮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全球秩序发生重大变化，而试图成为世界重要“一极”的日本，为增进各国特别是亚洲邻国对日感情，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大学招生困难等问题，决定积极招收留学生，呼应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大规模的出国留学潮。1983年8月，日本政府发布“留学生10万人计划”，即到2000年达到接受10万名留学生的规模。为此，日本政府扩充教师、教育设施、学生宿舍，放宽留学签证等，到2003年5月接受留学生达109508名，其中中国大陆留学生为70814人，占总数之64.7%；中国台湾留学生4235人，占总数之3.9%，两者合计占总数之68.6%，可见中国留日学生规模之盛。2008年7月，日本政府通过“留学生30万人计划”，预计2020年达到接受30万名留学生的规模，并制定鼓励政策。2018年5月，日本接受留学生达298980人，其中中国大陆留学生114950人，占总数之38.4%，中国台湾留学生9524人，占总数之3.2%，两者合计占总数之41.6%，虽然比例有所下降，但中国留日学生绝对人数却在增加，是日本第一大留学生群体。

当代中国的“留日高潮”和持续扩大的中日教育交流，促使日本学界思考留日学生现实问题的同时，转向从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中寻找历史智慧与借鉴，推动了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的快速发展与研究高潮。首先，日本政府设立课题，资助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无论从坪井健整理的“留学生研究相关文献目录（1955—2005）”，还是从年度之“东洋教育史相关文献目录”，均可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部省（2001年1月更名为“文部科学省”）资助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项目。如，2007—2008年度的《近代中国留日归国者的社会活动》、2017—2019年度的《教育交流与东亚国际关系——中国留学生的派遣与交流》等。2001年，文部科学省在《文部科学时报》第1507号推出“特集”，纪念留学生接受制度100年，回顾1901年11月11日《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颁布以来的留学生接受体制。2005年，总务省出版《关于留学生接受推进施策的政策评价书》，反映了日本政府对留日学生研究的重视。

其次，从“单打独斗”走向共同研究，从一国学者合作走向多国学者联合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日韩学术交流日趋频繁和当代留日运动的发展，旅日学者和当代留日学生以留日体验和语言优势，在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学者也联合旅日中韩学者和留日学生共同研究，避免“单打独斗”式的个人研究或一国学者研究的局限。1998年，神奈川大学的大里浩秋、孙安石等，在横滨成立中国留日学生史研究会，搜集留日学生相关资料，组织学术交流，培养新的留日学生研究人才，推动各国学者的联合研究，从2002年出版《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的现阶段》到2019年出版《中国人留学生与“国家”“爱国”“近代”》，推出一系列高水平合作成果，某种程度上代表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的国际化水平与方向。

最后，当代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成果丰硕，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具体而言，（1）日本学界从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资料整理到学术研究，从学术论文到专著，从通俗文章到普及读物，各种成果形式皆有。（2）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足40年时间里，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成果数倍于之前80多年的成果总和，真正进入研究高潮期和研究成果的井喷期。（3）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既有以留日学生政策、留日学生群体、留日学生资料整理为主的宏观选题，也有以留日学生就读的日本学校、专业和留日学生教育者、留日学生个案为主的微观选题，内容广泛程度远超之前。（4）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的现状和趋向，是宏观选题的微观化研究和微观选题的精细化研究。

二

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即使是宏观选题也大多选取某个时段、某个事件或某个侧面进行探讨，往往把某个人、某件事考释得较为详细，彰显了日本学者的资料搜集和考证能力。但是，他们容易忽略宏观的时代背景，即近代中日关系的剧烈变动和日本不断扩大侵华行动的基本史实，较少透过近代中国留日运动的表象，探究留日学生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本质目的，以及日本政府通过接受中国留学生而培植“日中亲善”势力和向大陆侵略扩张的主要目的，往往是就事论事。

首先，原本宏观的留日学生政策选题，实则以清政府的留日政策为主。具体而言，一是清政府留日政策的形成与调整。日本学者认为甲午战后中日互有所需，是清政府选派留日学生的真正原因和历史契机，而矢野文雄的“清国留学生招聘策”，对试图效仿日本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光绪帝具有相当吸引力。戊戌政变后，清政府虽继续推行留日政策，但1905年的反对“取缔规则”事件，以及留日学生在清政府举办的考试中效果不佳，导致其调整留日政策，与日本政府在1907年8月签订“五校特约”。二是比较中日两国之留学政策。横井和彦、高明珠以日本的留学政策为参照，分析清政府的留日学生派遣政策，虽肯定后者的积极意义，但认为当时留日学生与日本留学生的历史贡献相比仍暗淡不少。三是清政府留日政策的微观化研究。如，有学者细究清政府的商业类留日学生的派遣政策与实态。

国民政府乃至伪政权的留日政策和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虽也受到关注，但皆非重点，故无论研究时限还是研究内容均不完整，没有连续性。如，三好章从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留日政策入手，重点分析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和汪伪政府的留日政策，认为三者的留日政策具有一定连续性，但后者努力将“和平运动理论”加入留日学生选拔规定之中。不过，这项研究未能关照北京政府的留日政策。至于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不仅时间上存在明治末期、大正时期和日本战败前后三个时间段的断裂，而且内容上主要是接受政策和预备教育政策，对普通教育政策和管理政策并未给予相应重视。

即使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的预备教育政策，也大多局限于某所学校的预备教育或日语培训。如，二见刚史就介绍了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对中国留学生的预备教育。近代中国学生蜂拥赴日，其中不少人赴日前没有日语基础，但又欲收“速成”之效，因而日本各校对中国留学生预备教育的主要内容多为培训日语。从事留日学生教育的本田增次郎，最初通过手势、笔谈等方法教授中国学生日语，还有学校利用翻译或日语程度较好的留日学生担任课堂翻译教授日语，不少留日学生学习日语也是一知半解，反而成为中日教育交流“相互误解”的一个因素。因此，1896年中国首批留日学生的日语学习和宏文学院、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等校的日语培训，以及松本龟次郎的日语教育方法、教育理念、编纂的日语教材，作为解密留日学生学习生活的一把“钥匙”受到关注。

1923年3月，日本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兴办“对华文化事业”，资助中日文化交流和中国留日学生。阿部洋从20世纪70年代研究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的变迁，考察资助中国留日学生的一般补给生制度、选拔补给生制度、特选补给生制度，出版《“对华文化事业”研究——战前日中教育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挫折》，是其关于“对华文化事业”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山根幸夫、熊本史雄阐述了“对华文化事业”的重要内容和主要表现形式——东方文化事业的来龙去脉，以及日本政府的相关决策。日本学界虽有不少人肯定该事业的积极意义，但实藤惠秀认为这是拿着从中国敲诈来的“庚子赔款”公然进行文化侵略。

其次，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由于时间跨度长、涉及内容范围广、史料数量多，属于留日学生研究的宏观基础性课题。据大里浩秋介绍，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有1898—1922年中日交涉留日学生学费问题的《中国留日学生学费之部》，1899—1921年中国留日学生革命运动、生活状况、经费来源等方面的《中国留日学生关系杂纂：杂之部，第一至四卷》；1924—1940年中国留日学生情况汇览——《留日学生关系杂件》（全12册）；东洋文库藏有汪伪政权留日学生的资料；东京大学、爱知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法政大学、天理大学等校的同学录、研究纪要、校史中，均有不少中国留日学生的资料；《外事警察报》《外事警察概况》等报刊图书中，也有中国留日学生活动的记录，对留日学生史料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日本学界和留日学生资料保存机构，不断搜集、考订、整理、编辑和出版这些资料。1987年，法政大学大学史资料委员会出版该校1904—1909年的“清国留学生速成科”资料，包括留日速成法政学生的招收、教育、毕业，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评价。所泽润、谷本宗生等在《东京大学史纪要》上，展示该校保存的留日学生的申请书、各类报告等文献或记录。川岛真介绍了散存于日本和中国台湾的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外交部、教育部档案中的留日学生史料。大里浩秋整理了1927年8月创刊至1945年10月第97号终刊的《日华学报》每期目录，并与见城悌治、孙安石合作，将含有中国留日学生丰富资料的《日华学报》全部汇编出版，共计16卷，为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习生活与日常提供了便利。

槻木瑞生以兴亚院1940年10月编制的《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兴亚院政务部1942年3月制成的《日本留学中国要人录》，日华学会学报部1935年11月整理的《第9版留日学生名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印、郭荣生校补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名簿》，日华学会1937年6月出版的《第2版留日学务规程及概况》，东亚同文会于1918年6月、1919年6月相继提出的《中国人本邦留学情况改善案》《中国留学生状况调查书》，中国留日同学会1942年9月发行的《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第1号）等资料为基础，于2014年7月出版《日本留学中国人名簿关系资料》（全7卷），是近代中国留日学生资料整理与出版的又一项重要成果，为留日政策和留日学生个案研究提供了方便。

最后，近代或其中某个时段、某个地域的中国留日学生被视为一个整体或群体，属于整体史的宏观选题。日本学界大多根据时间顺序，分为明治末期、大正时期和战时三个留日学生群体，其中明治末期的留日学生是重点，内容包括明治末期中国人的留日史实，以及留日学生与日本社会的接触。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留日高潮的出现是近代以来西力东渐和中国人思想解放的结果，而日本人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惊奇、嘲讽、同情、怜悯交织的复杂认识，也是明治末期日本社会现实的反映，强调应以史为鉴，关注当代留日学生问题。大正时期和战时留日学生的整体研究成果不太多，既有成果也主要是考察战时特殊环境下的留日教育。

除按时限划分外，还有宏观地域的留日学生整体。与欧美各国留日学生相比，亚洲留日学生或东亚留日学生是一个整体。例如，移民研究会编《来日留学生的体验——北美、亚洲出身者的1930年代》，和田博文、徐静波、俞在真、横路启子编《作为“异乡”的日本——东亚留学生所见的近代》，既将亚洲或东亚留日学生视为一个整体，也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朝鲜等地留日学生视为较小范围的留日学生整体进行研究。由于选派的主体不同，中国留日学生又分为台湾“内地留学生”、伪满洲国留日学生及各地域留日学生。这些表面上被视为某个地域留日学生的整体，在日本学界的实际研究中往往选取其中的一个点或某个侧面。如，阪口直树、河口充勇分别介绍同志社、青山学院的台湾“内地留学生”；阪根庆子从近代留学教育史视角，考证与分析中国台湾“内地留学生”赴日求学的概况。

伪满洲国、内蒙古的留日学生虽也受到日本学界特别关注，但相关研究成果除滨口裕子系统地阐述伪满洲国留日学生的战时留日、战后回国和为中日复交、民间交流发挥积极作用外，主要是以地域留日学生群体为名的微观化研究。如，田中刚分析了伪蒙疆政权的留日学生选派政策、蒙古族留日学生群体；横田素子重点考察了内蒙古留日学生的“蒙古留日学生会”机关杂志《祖国》的发行、内容和思想倾向。这些成果虽以某地域或伪政权留日学生为题，但内容相当细致，反映了宏观选题微观化的特征，这也体现在留日女生群体研究之中。

留日女生作为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一个特殊群体，人数不多，但影响不小，是近代中国女性走出国门和思想解放的一个象征，因而受到重视。日本的中国留日女生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留日女生史料的整理，代表性成果是石井洋子、三崎裕子等人对中国留日女生名簿的整理与考订。二是留日女生的综合性研究，包括从中日文化教育交流史的视角和近代中国留日运动、辛亥革命、日本侵华与中日关系的时代背景出发，考察留日女生在留学救国、爱国革命洪流中的知识取向、思想变化、政治动向。三是分析留日女生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发展、女性思想解放的积极作用与影响。四是考察留日女生就读的日本学校，如实践女校“中国留学生部”、帝国女子专门学校等，以及著名的留日女生教育者下田歌子、坂寄美都子等，还有留日女生代表秋瑾，但这些已非宏观选题的微观化研究，而属于微观选题的个案研究。

三

史学研究提倡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而从小处着手的微观研究，确实有助于人们从历史深处了解和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日本学界关于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微观选题，往往致力于留日学生的某项活动、某个事件、某位人物，或者还原他们留日生活的某个细节、某个场景，或者考察他们的留日专业、就读学校、日本老师等，以见微知著，甚至就事论事。这种精细化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成果，而且提示了不少深化相关研究的资料线索和努力方向。

日本学界虽也关注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革命活动，但主要是典型事件或重大活动。如前所述，永井算巳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军、开展反对“取缔规则”等政治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从关注明治末期留日学生动向和他们参加辛亥革命，扩大到留日学生参与五四运动和反对日本侵华行动。近代中国留日学生还在日本展演中国传统戏剧和西方话剧，并以此作为开展社会活动，甚至是反帝爱国活动的一种形式。饭塚容、小谷一郎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留日学生的文艺活动、演出活动，以及以《剧场艺术》杂志为中心的中日艺术交流。从政治活动、反帝爱国活动到文艺活动，日本学界关注中国留日学生活动的范围日益广泛。

留日学生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在日的主业是学习。中国学界虽广泛关注他们在日学习的各个专业，但总体而言，政法、军事、师范是较受留日学生欢迎的热门专业，而日本学界侧重于某个行业或某些学校的留日专业。如，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直至中日战争期间的1939年，才实现文理科留学生人数的平衡，此前一直是文科生居多，但石田文彦专门研究学习理工科的留日学生，宗村高满相继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留日铁道学生、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的留日警察学生，分析这些特殊行业的留日学生的派遣背景、学习情况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留日学生所学专业不仅与中国近代化密切相关，而且是日本学校的专业设置和留学教育的体现。如，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农林学校等专业属性明显的日本学校，一些中国学生“慕名而来”，分别学习师范各科、农林知识等。河路由佳、渊野雄二郎、野本京子以东京高等农林学校为中心，考察1935—1944年该校中国留学生的农林知识学习与实践，并通过访谈个别留日学生，回顾他们与日本老师、同学一起学习和交流的经历。见城悌治是研究千叶医学专门学校（1923年升格为千叶医科大学）的中国留日学生史专家，他在2018年3月出版《留学生在近代日本学到了什么？》，重点分析近代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的医药、园艺、设计、师范等专业，以及他们回国后在专业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接受中国学生的日本各校中，宏文学院以其成立早、接受留日学生多和主要对他们进行日语培训、基础教育而闻名。荫山雅博根据嘉纳治五郎创设的讲道馆中所藏宏文学院相关资料，以及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国立公文书馆的档案和中日两国的报刊杂志等，不仅介绍宏文学院接受和培养中国留学生的详细情况，而且考订该校中国留学生的姓名、籍贯、所属班级、毕业升学及去向，考察嘉纳治五郎为培养山西省选派学习农林知识的留日学生而在长野县师范学校内开设的信浓宏文学院，以及该学院学生毕业后升入日本高等教育机构和回国后在教育领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高桥强主要考察了孙中山与宏文学院中国留学生的联系与交往，以及在他们中间发展革命力量的历史细节。

接受和培养中国学生较多或较有特色的日本学校，受到学界的关注相应较多。一是久负盛名的早稻田大学，既提供留日预科，也提供普通本科，成为近代日本接受中国学生的重要教育机构，甚至以该校留日学生的相互交流为中心，形成所谓“早稻田文化”。二是留日学生学习军事知识的成城学校、振武学校，以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既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推动了中国军事近代化，也是个别军阀的“军事摇篮”。三是因留日学生或特殊事件而出名的日本学校，如地理位置偏僻的东北大学，因鲁迅留学而备受关注；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广岛文理大学等校的部分留日学生，因遭受1945年8月6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而引人注目。此外，东京大学、法政大学、东京美术学校、明治大学等校的留日学生教育，均受到日本学界的关注和研究。

日本学校和部分教师或主动或被动配合日本政府侵华扩张的殖民教育政策，但仍有部分教师不受此种政策和歧视中国的社会氛围影响，恪守师者本分，对中国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鲁迅留学仙台时期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即是其中一位。松本龟次郎根据留日学生的日语程度和知识基础认真施教，积极推动中日教育交流，如创办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被誉为“中国留学生教育之父”。有“留学生教育先驱者”之称的嘉纳治五郎，创办宏文学院，多次赴中国考察教育，且不论其政治立场，至少为推动近代中国留日运动的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东京农业大学首任校长横井时敬，积极支持中国留日学生教育事业，希望通过对该校中国留学生的农业教育，促进科学的农业方法的普及和中国农业近代化。参与创办东亚同文书院的柏原文太郎，主持北京东文学社的中岛裁之，无论是否包藏政治目的，都在近代中国留日运动史上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与日本社会接触较多，或在中日两国具有广泛影响的留日学生，往往作为历史人物，成为日本学界的研究个案。如，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后，藤野严九郎在1937年3月发表专文悼念。此后虽经日本侵华战争和战后初期的中日政治对立，但在1972年中日复交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的鲁迅研究成果丰硕，包括鲁迅从宏文学院的入学与退学、在仙台时期的留学生活、鲁迅的文学创作和翻译、鲁迅与其兄弟周作人的关系等，内容广泛。1992年，山根幸夫等编著《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入门》，不仅单列“鲁迅与日本、日本人”一节，而且特设“近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一节，重点介绍日本学界关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研究成果。此后，日本学界对留日出身的中国文学家的研究继续发展，愈加细化。如，有学者探究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认识和文学理论的材料来源，萧红的文学作品与留学东京时代，钟敬文的赴日留学与中日学术交流，深入他们留日生活和文学创作的细节与情感。

除留日文学家外，诸如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蒋介石、阎锡山、孙传芳等留日出身的历史人物，作为日本学界的研究重点，已超越个案范围，更多的属于人物研究或中日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日本学界关于此类中国留日学生的研究成果丰硕、内容细致，兹不赘述，仅举周恩来的日本留学一例。如，矢吹晋编辑、铃木博翻译了周恩来19岁时的日本留学日记，鹫山恭彦介绍了周恩来留日期间与松本龟次郎的交往，但这些成果只是周恩来留日研究的冰山一角。因为周恩来的留日学习既反映中国留日学生史的某个侧面，也使其形成独特的日本观，直接或间接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与走向，所以周恩来留日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也在情理之中。在这些著名留日学生外，还有更多既有一定社会影响但又相对普通的“中层”留日学生，在愈来愈细致的留日学生个案研究中，他们或将会成为日本学界关注的一个方向。

四

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虽在切入视角、选择资料、研究内容等方面与中国学界互为补充、互相启发，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宏观选题微观化和微观选题精细化，虽是深化、细化和还原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在日学习与生活的基础与前提，但过度精细化研究，容易失去对事物本质的探讨，陷入就事论事或碎片化。二是日本学界虽尽可能运用中日文资料，但目前仍是以日文资料为主，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关注对象、研究内容和学术视野。如，中国留日学生团体包括革命团体、立宪团体、学术团体、艺术团体、各地同乡会、各校同学会等，但日本学界主要关注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会等个别团体，视野相对有限。三是日本学界缺乏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的宏观、通史性成果。如，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包括接受、教育、管理和毕业后联络几个方面，但日本学界往往关注接受和预备教育政策，且集中于明治末期、大正时期和日本投降前后三个时间段，缺少连续性、系统性，难以管窥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变化、特征和规律。

鉴于此，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需要拓宽研究视野，深化研究内容，不断推进该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从广度而言，一是充分利用中日双方资料，不断挖掘日本政府、学校、机构、团体和个人保存的留日学生相关新资料，毕竟史料是史学研究与创新的基础。二是延伸研究时限，避免过度细化或局限于明治末期、大正时期、战时、日本战败之际等单个“短时段”的研究，应以“长时段”眼光，探究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演变史，考察日本政府面对几起几落的中国留日运动和国际国内形势、中日关系变化，为何又是如何调整其中国留日学生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变化怎样反作用于留日学生与中日关系？这些内容只有在相对长时段的历史中才能观察得更清楚。三是扩大研究空间，不仅在中国留日学生与留美学生、留欧学生之间比较，或者对比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留学生，而且转向中国、东南亚、欧美各国留日学生之间更加广泛的比较，以他者的视角反观中国留日学生，或许会得出不同的认识。总之，从历史的时空经纬出发，更容易找到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在中国留学史、世界留学史上的客观位置与准确坐标。

从深度而言，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还有不少值得努力的空间。首先，需要细化研究范围。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虽然细化“程度有余”，但是细化“范围不足”。如留日学生教育者的个案研究不少，但曾游走于留日学生及其各个派系之间的犬养毅、白岩龙平等各界人士，以及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组建的各类团体，创办的百余种报刊，开展的各种活动，仍有细化研究之余地。其次，深化研究内容。只有深入分析近代中国留日学生所处的家庭环境、时代背景、国际关系等，才能探究他们赴日留学的不同目的和根本追求；只有深入分析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接受、教育、管理和安置政策的连续性及其变化，才能揭示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本质和规律。最后，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引入教育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尤其是留日学生所学专业的相关研究方法，或可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研究，毕竟新的研究方法往往带来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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