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发布司改成效数据及20个司改典型案例
7月7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成效数据报告暨改革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主任胡仕浩、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总工程师孙福辉出席发布会并介绍相关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林文学主持发布会。
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主任胡仕浩介绍司法改革成效数据报告和典型案例选编情况
在上个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要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既要抓改革方案和改革落实的协同，更要抓改革效果的协同。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到现在，已经是第四个年头，改革整体成效该怎样评估？如何科学描述呈现？如何促进各项改革成效相得益彰，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是所有改革牵头单位共同面临的问题。
截至目前，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确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抓总的18项改革任务已全部完成。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确定的65项改革举措也已全面推开，绝大多数的改革举措已经取得很好的效果。
从改革的顶层设计上讲，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共出台了123个司法改革文件。但是，评判改革成效如何，不能单看完成了多少项改革任务、出台了多少个改革文件，要看落实情况，关键要看长期制约审判质效的体制性机制性难题有没有被有效破解、人民群众的改革获得感有没有显著提升、全面依法治国的整体成效有没有充分彰显。
经过司改办和信息中心共同研究，我们决定从两个层面给大家展现改革成效：
一是透过数据看改革。依托司法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司法大数据平台”），提取各类数据，客观分析比对，用数据呈现改革的前后之变、破题之难、成效之大，形成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成效数据报告》（以下简称《司改成效数据报告》）；
二是结合案例讲改革。通过开展改革督察和实地调研，在各地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提炼了部分探索创新性强、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改革案例，形成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一）》（以下简称《司改案例选编》）。下面，我向大家简要介绍数据报告和案例选编的主要内容。
在这一轮改革启动之初，最高人民法院就高度关注改革推进落实和成效评估问题，组织专门力量，学习借鉴相关研究机构发布的“司法公信力指数”“阳光司法指数”和“司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确定了评判改革成效的关键要素、核心指标和重要变量，制作了面向政法干警、律师、学者和当事人等不同群体的调查问卷。但是，受制于目前还在创新发展信息技术应用和不断整合的平台、口径和数据接口等因素，有一些数据还不能简单地实现一键生成。为了数据尽量客观准确，这一次发布的一些人案数据、审判绩效数据、改革成效数据，经过了政治部、研究室、审管办、信息中心等多家会商。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加速推进，特别是司法大数据平台建成后，将来许多数据可以自动生成、实时汇总、智能提取，今后我们还将不定期给大家提供一些你们关心的数据。
总体来看，评价改革成效的司法数据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传统数据，如收结案数量、案件类型、审判质效指标、人员结构和岗位分布，等等。通过对比改革前后的数据增减情况，可以客观反映改革带来的变化。第二类是改革数据，能够直接反映改革进展和成效，如网上立案、跨域立案数据；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公开数据；刑事速裁程序适用率；排除非法证据数量，等等。《司改成效数据报告》综合运用上述两类数据，辅之以大量可视化图表，从立案登记制改革、司法责任制改革、法院组织体系和管辖制度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执行体制改革、司法公开、司法高效民主便民等七个主要方面，展示了法院改革情况。
从效果上看，《司改成效数据报告》基本实现了改革内容可描述、进展可呈现、效果可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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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看力度
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改革就是涉险滩、啃硬骨头，“动自己的奶酪”。这句话在司法体制改革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改革前，全国有近21万法官。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员额法官120138人，这就意味着，将近9万名法官没有进入员额，说明司法体制改革确实是“人民法院的一场自我革命”。这一场革命性的改革带来的变化是，法官的综合素质得到明显提升，审判资源得到明显优化，全国法院员额法官几乎都是科班出身。全国法院85%以上的人力资源集中到办案一线岗位，真正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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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看压力
我们的改革不是在静态下推进，尤其是实行立案登记制后，案件数量一直呈递增状态。从地方各级法院受理案件量看，2016年较2015年增长了24.67%，2017年1至5月同比增长了11.65%。
从类型上看，行政案件增幅最大，2015年5月至2016年4月同比增长35.43%，2016年5月到2017年4月同比增长12.70%。
从地域上看，2017年1月至5月，全国新收案件量最大的10个基层法院分别是北京朝阳法院、上海浦东法院、广州越秀法院、北京海淀法院、深圳宝安法院等，除郑州金水区法院外，另外9个全部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东“珠三角”地区。
这些数据，一方面折射了人民法院面临的案件压力，另一方面也为配置员额比例、调整审判力量提供了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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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看质效
大家看到案件数量的增长数据，肯定会关心法院办案质效有没有受到影响。改革后，全国法院院庭长普遍回归审判一线办理案件，办案数量逐年增长，2016全国法院院庭长办案数量同比增长28.64%，有效保障了审判质效。北京、吉林等6省市的统计数据表明，改革后法官年人均结案数有大幅增长，甘肃省增长了1.15倍。山东省改革后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为83.21天，下降了22.86%。内蒙古改革后案件审限内结案率增长了3.04%。改革后，天津市一审服判息诉率提升至98.35%，提高了近7%。一些地方通过组建审判团队，推行扁平化管理，司法效率大幅提升，如深圳福田法院2016年人均结案487.63件，涉诉信访人数下降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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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看突破
对人民法院来说，改革也是一次“破冰之旅”。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实现了刑事司法理念和庭审模式的重大突破。2013年以来，全国法院纠正重大刑事冤错案件34起。2014年至2016年，全国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一审刑事案件共计2765件，重要证人出庭率、侦查人员出庭率逐步攀升。司法责任制改革，实现了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的重大突破。改革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由独任法官、合议庭签发裁判文书的案件占比达到98%以上，案件层层审批现象得到彻底扭转。执行体制改革和信息化技术的深入运用，实现了破解“执行难”模式的重大突破。执行查控系统已与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等13家单位联网，覆盖的银行从最初的20家增至3449家，迄今已公布749万失信被执行人，限制其中728万人次购买机票、274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对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改革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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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看协同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数据也展示各项改革举措系统集成之后的效果。面对司法责任制改革后可能出现的“类案不同判”问题，2014年至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68件，发布指导性案例55件，各地高院发布参考性案例3682件，制定裁判指引、类案参考等2681件，有力促进了类案标准的统一。面对立案登记制改革带来的案件压力，人民法院协同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有效破解了人案矛盾。2014年以来，全国采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年均增长14.16%，2016年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分流导出案件153万余件，占当年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13.24%。2016年全国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结的案件量是2014年的135倍，2017年1月至5月又同比增长43.59%。信息化建设与司法改革深度融合后，也发挥了强大的“组合拳”效力。网络司法拍卖在全国法院广泛推行后，平均成交率达到85.37%，溢价率达到64.51%，为当事人节省佣金92亿。苏州法院运用智能化办案系统，使法官、书记员事务性工作分别减少40%、50%左右，案件审判效率提高20%以上。
司法界传统所说的“案例”，主要指办案时参考的指导案例或典型案例。事实上，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也经常使用“案例”概念，推广适用政治决策、商业运作、管理创新方面的成功案例，供业内借鉴参考。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案例交流作为推进改革落地见效的方法之一，已先后编发三期《改革案例选编》，推送了近百个创新改革案例。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人民法院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同时，也要深入发掘改革经验，总结提炼改革案例，讲好符合时代要求和传播规律的改革故事，将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我们这次发布的20个改革案例，就是“通过案例讲好改革故事”的一次探索和实践。下面，我从四个方面，谈谈这些案例的选取标准和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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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标准上，既不搞平衡照顾，也不搞面面俱到
这次选取的案例具有几个共性特点：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善用系统集成办法，破解了改革过程中亟待化解的重点难点问题。
二是发扬创新精神，不依靠增编添人，不依赖加班加点，善于向改革要生产力，以改革创新思维推进科学管理，充分实现内部挖潜。
三是依托信息技术，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补足机制短板，实现深度应用，全面提升审判质效。
四是值得复制推广，破解的是共性问题，应用的是创新思维，对其他地区、层级的法院也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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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类型上，既涵盖规定动作，也鼓励自主创新
大家可以看到，这次我们选取的案例，包括三级法院的创新举措，既包括审判团队、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院庭长办案机制、员额退出机制等规定动作，也包括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化”“社会化”、送达工作“网格化”“电子化”“社会化”等机制创新。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行到现在，具备“四梁八柱”性质的基本框架已经搭建，重要的是如何让改革文件落地见效，同步完善配套性、协同性举措，强化改革的系统集成效应。绩效考核、事务外包、送达机制虽然都不属于体制性改革，但都涉及改革内生动力的激发、队伍内部潜力的挖掘，具有“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所以在20个案例中，这类创新案例占到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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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内容上，既包括具体举措，也展示改革效果
检验一项改革举措的成效，主要看解决了多少突出问题、群众对问题解决的满意度。我们在编写案例时，也着重展示改革举措的实际效果，尤其是改革前后的重大变化。我们今年在司法改革督察中发现的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法院送达创新举措就具有一定代表性。改革之前，旌阳法院结案率在全市法院长期处于“垫底”地位。该院党组经过认真研究，发现“送达难”是影响审判质效的重要因素，于是通过与律师协会签订电子送达框架协议、与公证机构签署电话送达公证备忘录、推动金融机构与借款人签订“约定明确的司法送达地址”合同等多种方式，探索构建多元送达路径，从易到难、以点带面，成功破解了“送达难”问题。改革后，各类案件审理周期大大缩短，得到当事人和律师的高度肯定。法院结案率也从2016年同期的41%上升至71%，位居全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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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导向上，既强调示范作用，也提倡结合实际
总体上看，这些入选的改革案例都具有一定示范作用，值得复制推广。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提倡照抄照搬先进经验，因为这些改革举措之所以效果显著，很重要一个原因就在于结合实际、实事求是、以变应变。我们在编写案例时，刻意针对同一主题，提供了不同的实践样本。例如，在绩效考核方式上，既有北京二中院依托大数据技术，实施精准化测算、智能化考核的案例，也有海南陵水法院这样信息化建设相对不发达，但通过整合机制、合理分层，推进简便易行考核的案例。在审判辅助事务处理上，既有广东中山第一法院这样精准剥离辅助事务，“打包”购买社会服务的案例，也有重庆江北法院这样推进文书送达、诉中保全、执行查控、文书上网、扫描归档等“八个集中”的集约化管理案例。在解决“送达难”问题上，我们也倡导多措并举，推出了福建厦门中院、泉州中院、四川德阳旌阳法院三种各具特色的送达创新模式。
记者朋友们，用数据报告和案例选编来呈现司改成效，对我们是一次全新的尝试。由于我们的人案数据平台还没有做到完全融合、实时呈现，部分改革数据仍依托各高院报送，可能还无法准确、生动、全面地呈现改革全貌。受篇幅和风格限制，20个改革案例的“故事效应”可能没有充分呈现，一些生动、鲜活的细节可能还体现不够，这些不足还请大家理解和体谅。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健全完善司法大数据平台，一手抓改革的推进落实和督察问效，一手抓改革的总结评估和经验交流，用更翔实的数据、更生动的案例，定期展示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成绩单”。也希望今天发布的数据报告和案例选编能给诸位提供一些线索和启发，帮助大家发掘出更多更好的改革经验和改革故事。
最高人民法院法信息中心总工程师孙福辉介绍司法改革成效数据报告
相关背景及数据来源
我从技术的角度向大家说明一下司法大数据分析基本情况，以及《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成效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数据来源和分析过程。
当前，运用大数据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已然成为全球发展趋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中央政法委直接领导下，最高人民法院党组高度重视司法大数据的管理、研究和应用工作。周强院长多次强调，“要充分利用审判大数据，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促进科学决策”。
为此，我们建立了司法大数据专题分析研究机制，以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审判执行、服务司法管理、服务国家治理为主线，系统开展专题分析工作。截至目前，针对社会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已通过互联网发布了离婚纠纷、涉拐犯罪、危险驾驶罪、性侵类犯罪、电信网络诈骗、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涉诉纠纷、信用卡诈骗罪、知识产权侵权等多份专题报告。
本次发布的《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成效数据报告》，是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司法改革工作开展的又一项专题分析。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坚持“用数据说话”的原则，通过对数据进行定量化的关联分析，客观反映司法改革成效，为更好地总结司改经验、推进改革举措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报告中的数据来源为我院政治部、司改办、研究室、审管办等部门的工作数据，以及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大数据平台）的汇集数据。
大数据平台是最高人民法院建设的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并与国家相关信息资源有效融合，可面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供深度服务的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大数据平台每5分钟实时更新汇聚全国3523家法院的审判执行数据。迄今，已汇聚1.18亿件案件信息,成为全球最大的司法信息资源库，为司法大数据专题分析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数据支持，也成为反映社会运行和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晴雨表。
本次发布的《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成效数据报告》，主要使用大数据平台的三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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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院审理的案件和文书数据
我们在时间维度上，按月、按年对全国法院的新收案件量、已结案件量、案件一审二审息诉率、二审改判或发回重审率等数据指标作对比分析，客观反映各级人民法院在立案登记制改革、法院组织体系和诉讼管辖制度完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司法工作新机制建立等方面的改革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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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院人事数据及人案关联融合数据
我们通过大数据平台将汇聚的全国法院干警人事数据和案件数据进行关联融合，实现对每一位法官审理案件数量、审理案件周期、审理案件质量的具体量化，以此支撑司法责任制改革中法官员额制改革、院庭长办案职责、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等改革举措的量化分析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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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建设与运行数据
我们通过对各类信息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用户数据、业务数据进行分析，支持信息化破解执行难、四大司法公开平台应用成效等方面的分析评估。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成效数据报告》中对案件数量主要有新收、已结等常规统计方式。如无特殊说明，《报告》中案件统计涵盖十一大类型，包括管辖、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与司法救助、区际司法协助、国际司法协助、司法制裁、非诉保全、执行、强制清算与破产等。审判程序涵盖一审、二审和再审。
附：《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一）》20个典型案例目录
【案例1】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托大数据测算工作量 精确开展审判绩效考核
【案例2】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凝聚法官集体智慧 开好专业法官会议
【案例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三种审判团队模式 全面释放队伍潜能
【案例4】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司法标准化为抓手 适应责任制改革新要求
【案例5】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健全员额退出机制 实现员额“有进有出”
【案例6】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实施大数据战略 信息化助力司法改革
【案例7】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理、培养与激励并重 拓宽法官助理职业通道
【案例8】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打造“智慧审判苏州模式” 推动审判管理模式创新
【案例9】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敢闯敢试敢担当 创新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
【案例10】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坚持“六个优化” 构建审判委员会新机制
【案例11】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内部挖潜外部借力科学管理审判辅助事务
【案例12】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专业化集约化网格化 多措并举破解送达难题
【案例1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以社会化解决操作性事务 推进专业审判纵深发展
【案例14】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院庭长办案常态化让优质审判资源回到审判一线
【案例15】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要素重组与机制创新 推动审判团队新变革
【案例16】海南省陵水县人民法院：创新绩效考核模式 激发司改内生动力
【案例17】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辅助事务集约管理 集中破解人案难题
【案例18】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托信息化平台 推进审判监督管理法治化转型
【案例19】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综合施策多点发力 系统集成破解送达难
【案例20】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科学测算法官工作量 助推司法责任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