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天原创短篇小说：疤痕

       作者简介：八月天，本名尚伟民，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在《山花》《莽原》《长江文艺》《北京文学》《雨花》《散文》等文学期刊发表长篇小说《中原狐》，中、短篇小说《遥远的麦子》、《惑乱》、《一个乡村的冬夜》等120余万字；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现实书》、《永远的村庄》，长篇小说《城市的月光》（获河南省“文鼎中原-长篇小说精品工程”奖，并入选河南省农家书屋）；获过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类奖项；执笔编剧的45集大型廉政动画片获全国第十届微电影动画作品奖；在《郑州晚报》等报纸副刊开设专栏“乡村记忆”等。

 疤  痕 

作者：八月天

       我的左腿外侧，靠近膝盖上方有一个凸起的疤痕，呈黑紫色，很显眼。我知道，它是我小时候被一种锐利的叶子划破了一个小口，然后发炎化脓成疮留下的。但究竟是实苇叶子划破的，还是玉米叶子划破的，抑或是芦苇叶子划破的，我就拿不准了。因为在那一天，我既去了实苇丛里，也从玉米地里穿过，还钻过芦苇棵子。我不知道是在哪里划破的。第二天我感觉疼的时候，那个被划的小口已经鼓起一个脓包，犹如一个肥嘟嘟的蛆横卧在我的腿上。

       记得当时我用从竹扫帚上折下的一个竹签子挑破了脓包，伤口处脓血如泉，我从作业本上撕下好几张纸才基本擦干净，疼得我吃牙咧嘴的。然后，我就开始回忆，是在哪里划破的那个小口。但思来想去，都没想起来。

       每每看到这个疤痕，我就会把那天跟这个疤痕有关的事情过一遍，尽管牵涉到我童年的一些隐私，但我还是愿意说出来与大家分享，也许能从中找出一点真相的蛛丝马迹。

       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那时的我，看起来是个本分、老实的孩子，还有点闷，村里有大人送我一个绰号：“马糊灯”，即不透亮，不机灵。但骨子里我却是放荡不羁的，总喜欢做些不本分的事情，令人瞠目。我举一例，足可证明我的桀骜——我更小的时候，有一次，母亲大人去赶集，我想跟随，母亲大人坚决不同意，我非要去，母亲大人就像拎装满红薯的篮子一样把我拎到屋里，然后把门搭挂上，我又哭又叫，在里边用尽浑身的力量晃门，那门只是发出咣当声，却晃不开，我看晃门无效，便又使出一招：一边哭喊着“我剁冬瓜”，一边从案板上拿起菜刀剁起放在当门的一个枕头大小的冬瓜。也许是那冬瓜太硬，或是年幼的我力量不够，冬瓜在菜刀下并没有如我想象的被劈成碎片，只是留下了几条轻描淡写的刀印。而关注我在屋里表演的人，只有祖母与二弟，母亲大人早已走远了。我看闹不出啥结果，只好偃旗息鼓，祖母才开门放我出来，一会儿我就像啥事没发生一样玩起来了。

       我，绰号“马糊灯”的小学三年级学生尚黎明，在班里是个看起来本分，实际上很不乖的孩子。那天上午，上完第一节数学课，第二节因为教语文课的班主任陈老师她姐姐添了个娃娃，她去她姐家走亲戚，就成了自习。我们三一班男生老大陈小省约了我和李红兵、栗树林，去学校附近的范寨村逮实苇蚂蚱。

       那个年代，我们豫北平原乡村的男孩子，差不多都有喜欢昆虫的嗜好，喜欢逮知了，逮蚂蚱，养蝈蝈等。

       逮知了，一是知了肉好吃。把老的、嫩的知了放火上烧熟，或者让母亲用盐腌了之后在锅里炕熟，都是极美的肉食，那几乎是除了过年过节之外我能吃到的唯一肉类食品。其次是知了皮（中药里叫蝉蜕）可以卖钱。一斤知了皮可以卖两块五毛钱，每到夏天，农家孩子都会努力地抓知了猴（蝉蛹），把知了皮晒干拿到公社收购站卖掉，那也几乎是农家孩子财政收入的唯一来源。再就是好玩。抓知了猴和逮知了的过程，充满了乐趣，没书读，没电视看，更没有网上，那就是我们弥足珍贵的游戏。

       逮蚂蚱，主要是好玩，然后才是吃肉。蚂蚱曾经铺天盖地的闹过灾，那时候蚂蚱密度却很小，逮不了多少，能吃的大家伙也就有两种，一种是我们叫做“飞头”的，方头，灰褐色，飞得远，不好逮，应该就是闹蝗灾的蝗虫的主要品种；另一种是我们叫做“扁担”的，尖头，长须，绿色（偶然也会见到胶泥色的），两头细中间粗，比较笨，动作慢，长着翅膀却很少见它们飞。往往，我们努力好久，跑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也逮不了多少，便现场找些柴火，烧熟吃掉。那也算童年时候的极品美味。

       养蝈蝈，也得靠逮，纯粹就是为了好玩了。我们把蝈蝈叫“蚰子”。主要逮会叫的雄蝈蝈，就是“叫蚰儿”，逮住母蚰，就用棍儿串起来烧熟吃掉。逮蝈蝈，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顶着毒辣辣的烈日，几个孩子蛰伏在大豆地、花生地、棉花地里，大气都不敢出，眼睛搜寻来搜寻去，在搜索鸣叫的蝈蝈。一旦发现，便蹑手蹑脚挪过去，然后瞄准机会，猛然出手，把蝈蝈捂住。当然，也有捂不住的时候，也有捂住了却被蝈蝈咬一口一松手让它逃掉的时候。捂住蝈蝈，小心翼翼地用拇指与食指捏住它的头部，再用大豆叶子或棉花叶子把它包裹住。带回家，把蝈蝈放进蚰笼或蚰葫芦里，挂在院子里或带在身上叫它唱歌。

       蚰笼子用高粱秆扎成，跟盖房子一样，按间数分大小，常见的都是两间、三间的，像三棚楼、五棚楼那种十几间的大工程，极少见，能扎那种蚰笼子的，不光要灵巧之手，还得胸有建构。一般的，蚰笼每间可放两三只蝈蝈，不可密度太大，更不能短它们的食物，否则它们会自相残杀，强壮的把羸弱的吃掉。蚰葫芦用高粱蔑编成，扁圆形，可以装在裤兜里。一个蚰葫芦里只能放一只蝈蝈，空间小，有两只就会被咬死吃掉一只。还有一种蚰葫芦，是用一种小型品种的葫芦做的，小葫芦晾干之后，先用小钢锯把葫芦锯成两半，把籽挖出来，再在上边钻几个洞，用纳鞋底绳串起来，也有的用桐油刷一遍，油光滑亮的。这种蚰葫芦，是专门用来养“暖蚰儿”的，也就是秋后逮的幼小蝈蝈，放在葫芦里，揣在身上，让它慢慢长大，到隆冬季节才长成大蝈蝈，开始鸣叫。那时候，总会在数九寒天的露天电影场听到“暖蚰儿”“吱吱”的鸣叫，让人产生季节的错觉。

       蝈蝈的食物，有丝瓜花、冬瓜花、白菜叶、嫩丝瓜叶、冬瓜片等，有时候也给它弄点青椒这样的刺激性食品，以促使它更勤奋地鸣叫。

        实苇蚂蚱，对我来说还是一种新玩意儿，因为我们村没有种实苇，临近的村庄也只有范寨村有，就是栗树林那村。栗树林给陈小省说他们村实苇丛里有实苇蚂蚱，陈小省很感兴趣；陈小省又给李红兵说，李红兵也很感兴趣；陈小省再给我说，我更感兴趣。陈小省一撺掇，我们四人就溜出教室，在栗树林的带领下开往范寨村西头的实苇坑，去见识从未见过的实苇蚂蚱。

       那天天气晴朗，烈日炎炎。我们趁着课间跑出校园的时候，树上的知了叫得正欢。我们四个都穿着背心、短裤，脚上是劣质的塑料凉鞋，在两边栽着杨树的土路上，兴奋得蹦蹦跳跳。杨树的主干上，有很多旁逸的小枝杈，一些枝杈上还趴着知了皮。陈小省的动作快，像猴子一样敏捷，他接连爬了好几棵树，把知了皮摘下来装在口袋里。

       种实苇或是芦苇的地方，一般是洼地，还会有积水，所以叫苇坑。苇坑里有蛤蟆、青蛙，到夜里或雨天，蛙声齐鸣，颇有气势。

       我们去的那片实苇坑，面积不大，跟一个打麦场差不多，积水倒不多。站在路边，我们便可以看到实苇上的实苇蚂蚱。这实苇蚂蚱果然特别，它跟田地里的“飞头”体型差不多，颜色、个头有些差别。田地里的“飞头”是灰褐色，个头小，实苇蚂蚱主体是碧绿色，身体上方的两侧有两条胶泥色的线条，个头也比“飞头”大不少；颜色还有点像蝈蝈，体型却比蝈蝈修长、苗条。

       我们很兴奋地钻进实苇丛里，开始了抓捕行动。这些实苇蚂蚱，看起来很机灵，却没有“飞头”灵敏，比较好抓。抓住它，用蓖麻叶子包裹着放在地上，不大一会，地上便扔了一大片。再抓就拿不完了，我们就住手了。从实苇坑里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满头大汗，鞋上、小腿上都沾满了泥水，陈小省脚还被苇茬扎了一下。我们拿着逮来的实苇蚂蚱，跑到忙种路边的蓖麻棵下边玩到放学，才各自回家。很久以后我才发现，逮实苇蚂蚱，仅仅就是图个一时好玩。逮来烧吃，舍不得，养着它又不会叫，没啥用。我把逮来的几只实苇蚂蚱放到院子里的丝瓜架上，后来却再也没有见过它们的踪影。

       在实苇丛里钻来钻去的时候，实苇叶子在我们身体裸露的部位上划来划去，一出汗，有一些刺痒的感觉，但是否在我左腿上或其他部位拉了一个小口，还真没注意到。在蓖麻棵下边松软的沙地上趴着或坐着玩的时候，好像并没有感觉到哪里疼，也没有发现哪里有流血。

       碰巧的是，那天正好是个周六，下午不用上学。我与本村的死党李红兵、李红强一起去地里剜草。剜草是乡村孩子的基本功课，每天的下午放学，星期天和放假，都要着篮子或背着箩头，去地里剜草，或喂猪，或喂羊，或晒老草，也算为家里出把力。

       男孩子下地剜草，说是剜草，实际上干的事，大部分是剜草之外的。比如逮蚂蚱，燎麦，炸豆，燎玉米，焖红薯，偷瓜，等等。

       夏季，金黄的小麦满仁的时候，找一小片空地，一伙半大孩，跑到麦地铲些麦穗，再拾些柴火，点起火来，把麦穗放到火上燎，等到燎去麦芒，把麦穗揉搓碎，吹去麦糠，只剩下绿绿的软软的麦粒，放到嘴里，那迷人的麦香能把你醉倒。

       秋季更热闹。燎玉米跟燎麦差不多，胡乱捡一些柴草，然后点起来，把剩两层不剥完袍的嫩玉米放进火里，等到玉米袍烧焦了，里边的玉米粒也就熟了，黄黄的，冒着热气，既有烤玉米的焦香，又有煮玉米的娇嫩。炸豆是一件极有趣的事情，把柴草与半干的豆棵一起点燃，等到柴草与豆棵烧完了，把火踩灭，一个人把衣服脱掉当扇子，把草灰扇跑，就露出一粒粒烧得焦黄焦黄的豆子，几个人围一圈一粒一粒捡着吃，人人都吃得嘴和脸都是黑的，那感觉，是幸福的。最复杂的要数焖红薯，要先挖一个窑，也就是一个圆坑，在坑的一边挖一个洞作烧火口，然后找一些大小均匀的干土坷垃，一圈一圈垒起来，越往上越小，到顶就成了一个尖。这时才开始烧火，要烧好大一会儿，把土坷垃烧得发红。试验是否烧好，通常是对着土坷垃吐上一口唾沫，看消失的速度，如果嗞的一声唾沫没了，说明烧好了，接着就把红薯一块一块放进窑里，红薯块不能太大，不然不好熟。红薯放好了，就把烧红的土坷垃踩塌埋在红薯上，再封上湿土，焖上大概一两个小时，扒开，红薯就焖熟了，吃起来真是香甜无比……

       我回忆这些的时候，仿佛嗅到了那诱人的燎麦、烤玉米穗、炸豆、焖红薯的香甜，口水如泉眼一样溢出来。

       我和李红兵、李红强吃过中午饭就下地了。之前，我们已经预谋好，趁中午，第五生产队的看瓜老头老海爷在睡觉，去瓜地偷瓜。李红强前两天就看好了，五队的瓜地熟了一拨蒜白瓜，老远就能闻到瓜香。

       偷瓜是那个年代男孩子最刺激的活动。半大孩偷瓜，虽也算是偷，但被发现或被抓，并不会被严惩，通常不会被告知家长和学校，一般都是大老远吓唬跑，骂上几句就让把瓜偷走了。偷的多了，被抓住，也是训斥几句，大不了在屁股上踹一脚，然后让滚蛋就算完事。

       五队的瓜地，在南地，据说很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故道的河床，村里人就把南地叫“南河身”。瓜地有三四亩大，北边临路，挨着路种了两畦（约五六米宽）的辣椒，居瓜地中间，有一个瓜棚，下边放着一张小床，白天老海爷就睡在这张小床上；还有一个瓜庵，在瓜地的正中间，晚上队里会派人睡在里边；瓜地东边是一片红薯地；西边是一条通往机井的忙种小路，靠小路的是一片棉花地；瓜地南边，也种了两畦辣椒，紧邻辣椒，就是别的生产队的玉米地。

       我跟李红兵、李红强经过周密谋划，瓜地北边临路，人来人往不说，老海爷就在瓜棚下，无法下手；东边的红薯地，藏不住人；西边棉花地倒可以作掩护，但要经过那条两三米宽而没有任何遮掩的小路，也容易暴露；最后决定，先潜入南边的玉米地，从玉米地出来，爬过辣椒地，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瓜地，麻利拽掉几个瓜（不能太多，一定得保证抱着瓜还能跑得快），干得利索了老海爷发现不了就能撤回玉米地，那就算完美行动了。即使被老海爷发现，紧跑几步就钻进玉米地，他也只是望玉米莫及了，最多骂几句“兔崽子”，这样也不伤大雅，也算取得最后胜利。

       我们先绕路来到瓜地南边的玉米地，把草篮子放在玉米地里隐藏起来，然后顺着畦岗，向瓜地靠近。在玉米地边，我们探出头看了看，老海爷果然在睡觉，但也不敢粗心。一出玉米地，我们就匍匐前进，很快爬到瓜地边。整个瓜地，散发着各种甜瓜、面瓜、菜瓜以及瓜秧的的香味；嫩黄的瓜秧尖挑着长长的须，企图向上攀爬，却没有供它依附的物体——我还知道，老海爷每天早起都会拿着一根木棍把挑起来的瓜秧尖打断，不让它荒长。瓜秧很深，但成熟的瓜还是藏不住，一眼望去，个大的、闪闪发亮的瓜比比皆是。那种青黄色、有着深深的白色条纹的蒜白瓜，成熟后看起来温润诱人，老远就可以闻到它独特的香甜。我们的动作尽量收敛，不弄出动静。我拽了两个蒜白瓜，一个黑面瓜，一个大蒜瓜，给不远处的李红兵使了个眼色，便匍匐撤退。到了玉米地，他俩很快跟过来，每人也是四五个甜瓜，我们带着胜利的微笑，各自抱着各自偷来的瓜，坦然地走过玉米地，找到了我们的篮子。接下来，就是偷瓜最美妙的享受环节了：吃瓜。我们不能公开拿到井边用水洗，就拿瓜在背心上蹭蹭，然后狼吞虎咽，美美地把自己吃个肚儿圆。

       我们穿过玉米地的时候，玉米叶子从我们汗津津的脸上、脖子上，胳膊上、腿上掠过，刺痒难受，留下了一些红斑。但我们吃瓜的时候，我依然没有发现自己腿上有被划伤的小口，依然没有发现有流血。

       我喜欢吃面瓜，当然也喜欢吃脆甜的蒜白瓜。一个足有斤把的大面瓜，加上一个小巧的蒜白瓜，把我的肚子吃得圆鼓鼓的。吃面瓜的时候，好几次把我噎得瞪白眼。李红兵与李红强也都吃得饱饱的，满意地打着饱嗝。李红兵说，明天我们还这个时候来，再过一次瓜瘾。这是后话。

       我们吃完瓜，大概是因为特别舒坦，我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偷懒，开始剜草。玉米地里有成片成片嫩嫩的秧秧草、星星草、燕儿苣，我们不一会就把篮子剜满了。这时候，才半下午，太阳还毒着呢。我们把吃剩下的瓜放在篮子里，上边掩盖上草，放心大胆地着篮子去树荫底下乘凉。原计划，我们在树荫底下玩“大炮打洋鬼”。这游戏那时候很风靡，因为道具、场地极其简单：在地上画个格局，一方只需两个“大炮”子，用大的土坷垃即可；另一方用几个小一点的砖瓦渣子即可。游戏规则是，大炮须隔一个格打“洋鬼”，“洋鬼”不能吃大炮，只能堵大炮的路，如果最后“洋鬼”方把“大炮”方堵得没法走了，即为“洋鬼”方赢；如“大炮”方让“洋鬼”方没处放子，即为“大炮”方赢。

       我们把格局画好，子都找好，准备开始玩的时候，李小蚕来了。李小蚕跟我们是一茬的，却不跟我们在一个班，是三二班的，是我们村长得最好看的小妮儿，就像说书人夸姑娘好看那样：“大眼双眼皮，小嘴疙瘩鼻儿”，算是“村花”吧。但我并不喜欢李小蚕，因为大家都说她“浪”，也就是风骚。要说一个八九岁的女孩，也没啥浪的，也就是喜欢跟长得齐整的男孩玩。我小时候长得挺讨人喜欢，是李小蚕喜欢的那种类型。

       李小蚕一般都是一个人，她个性强，村里的女孩都不跟她玩，很孤单。她着的篮子里已经满了。她看见我们在那玩，就凑过来，说，尚黎明，你们玩啥呢？

       李红兵说，大炮打洋鬼，小小儿玩的，小妮家不会。

       李小蚕说，李红兵你别看不起人，你咋知道俺不会？不信试试，看打不败你。

       李红兵正要回击，李小蚕吸了吸鼻子说，甜瓜味这么大，你们谁篮子里有甜瓜？肯定是偷瓜了。

       李红强说，没，没……

       我没等李红强说下去，说，你鼻子真准。

       李小蚕说，真的啊，那你们得叫我吃个甜瓜。

       我想答应，李红兵拦住我，给我使了个眼色说，吃甜瓜行，但你得答应俺仨个事。你只要答应，俺仨人一人给你一个甜瓜。

       好啊，说吧，啥事？李小蚕心里想的只是甜瓜，答应得很爽快。

       李红兵把李小蚕拉到一边悄悄地说了好大一会，李小蚕有点犹豫、又有点害羞，但最后还是点点头，算谈成了。

       李红兵最后附在我耳朵上告诉我，我一下子就惊呆了。他跟李小蚕说的，居然是让她跟我们三个人一起脱光衣服蹭肚皮。我有点不相信，她怎么就会答应了？

       可那天的事实就是这样，为了三个甜瓜，李小蚕跟我们三个男孩一起钻进了东堰岗口的芦苇棵子里，在苇坑深处一个高岗的空地上，脱光了衣服躺在地上，我们便挨个骑在她身上摇晃了一阵，算好了一回。

       事前，李红兵先拿出一个蒜白瓜让李小蚕吃得乐滋滋的；事后，我们又每人拿出一个甜瓜送给李小蚕。因为是李红兵的主意，又是他第一个骑在李小蚕身上摇晃的，他心甘情愿多拿出一个瓜。

       钻芦苇棵子的事，因为涉及到情色，虽然是少不更事的儿戏，那些细节却依然令我难以启齿。那时候，我们的“茶壶嘴”，根本还没有发育；而李小蚕的小“豆包”，包括骑在她身上的感觉，也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仅此，我们成年后在村里遇见，都感觉很不好意思了。她后来嫁了个工人，据说生活作风上有些不检点，不知道跟我们四人的那次“群奸”是否有关。

       从芦苇棵里出来的时候，暮色已经升腾起来。偷瓜成功，又有了一次艳遇，那天的心情特别好。回到家里，二弟却埋怨我把他甩掉，讨伐我说话不算话。二弟马上该上学了，他有点迫不及待，天天问我啥时候开学。那天他本来要跟我一起去剜草的，我因为有行动，不便带他，便骗了他，自己偷跑了，他只好跟他的小伙伴一起去了。

       我把草给了羊们一些，剩下的倒在草篓里，小声对二弟说，我给你掉了个蒜白瓜，你先去放到床头，等吃完饭回屋再吃。记住，可千万不能叫咱爹咱娘知道。

       二弟便不再计较甩掉他的事情，喜滋滋地去屋里放瓜了。吃完饭，二弟狼吞虎咽吃瓜，我却一沾床便呼呼地睡去了，连摸知了猴这样的头等大事都耽误了。我与二弟睡的屋子，是两间低矮的东屋，一进屋门，就是羊们的地盘，两头老羊四头小羊，它们的粪便加上草渣在一起沤，有一股强烈的纯正羊圈气味。掀开隔山墙挂的竹帘进去，就是我们的卧室，因为窗户小，即使在白天也是阴暗的。虽然有竹帘遮挡，卧室里依然飘荡着浓郁的羊圈味道，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也不会有什么不适。我们的卧榻，是用砖墩支起来的木板，宽大而牢固，犹如唱戏搭的舞台，我跟二弟经常在上边大战数十回合也安然无事。

       次日醒来，我感觉左腿外侧有点不适，似疼非疼，似痒非痒，定神一看，便看见了那个蛆一样的脓包。我用右手拇指与食指捏了捏脓包，感觉很胀，还有些疼。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确定弄破它，便拿来书包掏出作业本准备好纸，又去外间羊圈边放的扫帚上折了一截尖细的竹枝，它就是刺破脓包的工具了。

       挑破，挤出脓血，我想它就会好了。可它却像井底的泉眼不停地冒水一样，竟然有挤不完的脓液，两天下来便成了一个圆鼓鼓的疮，还引起了爹娘的关注。

       爹说，鸡巴孩，又费啥力了，把腿都弄烂了。

       我说，爹，我没费力，是它自己长了个疮。

       爹看看，确实是个疮，也没怀疑啥，说，去西头叫你兰姑给你抹点红汞吧。

       兰姑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有两个又粗又黑的大辫子，据说她用辫子把支书的眼窝子给甩得黑乌青，便得了个“甩大辫”的外号。兰姑跟我娘关系铁，对我自然很好，我便独自跑到她家。她一看我的腿，心疼得直说我，我的傻乖乖，咋不早点来啊，看都成啥了。

       兰姑一边用酒精消毒，一边问我，咋回事？是不是碰伤发炎了？

       因为从小跟兰姑亲近，便告诉她，是逮实苇蚂蚱时候被实苇叶子拉了个口，当然没说逃学的事。兰姑嗔怪道，不好好上学，光乱跑。

       我说，兰姑可不能给俺娘说。

       兰姑说：这回不说，以后可不能再费力了啊。

       我答应着，心里却根本没当回事。逃学，偷瓜，这是万万不能让爹娘知道的，他们要是知道了，会把我吊起来，用绳子抽我，把我的屁股打成蜘蛛网。至于跟李小蚕偷情，除了当事人，那是对任何人都难以启齿的隐私，我当然会守口如瓶。

       兰姑消完毒，说你可得忍住点疼啊，然后用一个锋利的刀片把疮杀开，用药棉把脓血挤出来，又用酒精冲洗干净，撒上消炎粉，包扎好，说，好了，隔一天再来换一回药，换三回就中了。

       我疼得出了一头的汗，故作轻松地说，不疼，一点都不疼。嘴里说着不疼，腿上却嚯嚯的如刀割，不禁吸了一口气，哎哟了一声。

       兰姑说，装啥英雄豪杰啊，说不疼那是诓傻子。

       我勉强笑了笑，赶紧跑出来了。一出门，嘴里连连哎哟了好几声，小声嘟囔道，靠，疼死我了。

       腿上包着一块白纱布，短裤又遮不住，自然很醒目，一到学校就成了同学们关注的焦点，乱问我是咋回事。我说了两种可能：要么是在实苇丛里拉的，要么是在玉米地里划的，隐匿了芦苇棵里的事情。

       李红兵诡秘地笑笑，说，也可能是在芦苇棵里吧。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你还想谝谝啊？要当叛徒，我可不怕，别鸡巴忘了，是谁想的点子。

       李红兵被我呛了几句，脸一红，就躲走了。栗树林听见我们的对话，穷追不舍，问我：你俩有啥秘密啊，告诉我，你不说我吆喝，叫大家都知道。

       我被栗树林缠得没办法，只好在跟他达成保密协议后告诉他：我们偷瓜了。偷瓜跟芦苇棵并没有啥必然联系，栗树林好在没有去仔细分析，得到一个答非所问的答案之后便不再刨根问底了。

       在同学中，逃学逮实苇蚂蚱，钻玉米地偷瓜，都不用掖着藏着，此事便就此打住。等我换了三回药，那疮渐渐好起来，便再也没人过问了。

       等到彻底痊愈，却留下一个“姜疙瘩”，即凸起的疤痕。据说，“姜疙瘩”是因为生疮期间吃姜引起的，可我也记不起来是否真的吃姜了。那时候常年不吃肉，几乎天天吃的都是生拌菜或腌咸菜，用不着姜这样奢侈的调味品；也想不起来是否村里谁家摆过红白事的酒席（倘若吃酒席便会吃到红烧肉、小酥肉之类有姜的食物），因此，也不能确定“姜疙瘩”是食姜的缘由。

       反正，我腿上留下了一个醒目的“姜疙瘩”，它在我的身体上，永远也无法抹去了。

本期设计制作：雪儿

主编：木子（相思枫叶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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