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点评裴高才著《首义大都督黎元洪》
裴高才简介
裴高才，作家、文化学者，湖北黄陂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著协会员，湖北周易学会理事、武汉社科联全委会委员。平素以文为乐，以传记文学创作与文化专著见长，长期致力于海内外文化交流；其代表作《无陂不成镇》《“铸剑”先驱》于台北研讨，《田长霖新传》《首义大都督黎元洪》《程颢程颐传》等在中外交流并获奖。业绩与传略入编《100个人的中国梦》《中国作家辞典》等，享有“世界杰出华人文艺家”“具有突出贡献的作家”称号。
台湾“立委”蒋（章）孝严为裴高才著《首义大都督黎元洪》题词及来函
名家点评裴高才著《首义大都督黎元洪》
裴高才先生花费了二三十年时间，到处搜求相关资料，访问黎氏后裔及知情人士，认真弄清历史真相，力求作出合乎情理的阐析；并且精益求精、几易其稿，终于写成这本知识性、可读性都很强的传记文学著作《首义大都督黎元洪》。他虽然是用“演义的形式”写作，但治史的严谨与史识的高明，却很接近史家的要求。我觉得，他确实掌握了船山“平其情”与“思其反”的要领，大体上归还了黎元洪这位“民国元勋”应有的历史公正。
——章开沅（享誉国际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
是作以“知人论世”之史笔，完整而鲜活地复原黎元洪形象，堪称可信、可读之黎传。
黎氏在中国时代大转折关头表现出的情态：仿徨犹豫，进三退二，却在风雨如磐的岁月，守住共和底线，成为辛亥首义和民国宪政的象征人物。黎氏步履蹒跚的前行历程，生动地展现了一个数千年古国由宗法专制通往民主共和的路途的崎曲坎坷。
——冯天瑜（著名史学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史坛上对黎元洪之文著时有所见，但较之黎元洪的复杂曲折阅历和独特的时代特色、人物性格，研讨似有不足。裴高才先生夙好文史，究心于辛亥人物，推出《首义大都督黎元洪》一书，运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对黎元洪进行颇为全面的解读，是一部具有学术和文学价值的作品，对深化辛亥革命及民初政局之研究均有裨益。
——皮明庥（著名史学家、研究员，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这部专著绘声绘色，生动有趣，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是一本值得广泛传播的好读物。同时，本书对黎元洪一生的功过是非，也作了比较客观的记述。我深信，此书定能引起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
——萧致治（著名史学家、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欣闻高才先生大作《首义大都督黎元洪》出版，至为欣慰。先生用心专注，新书出版，必将洛阳纸贵，定符私颂。兹随函检附“鉴往知来”贺辞，聊表祝贺之忱。
——蒋孝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台湾“立法委员”）
文化学者评说裴高才著《黎元洪》
按语：黎元洪起义武昌，为震慑清廷，号召天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纪念辛亥百年的重大历史性题材，裴高才著《首义大都督黎元洪》即将于辛亥首义百年之际面世。现刊发知名学者章开沅、皮明庥等评介，以飨读者。
2016年10月10日是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105周年，浏览裴高才先生著述《首义大都督黎元洪》，掩卷沉思，让我想起了孟子在《万章》中的“知人”与“论世”名言。窃以为，人物传记的创作如同治史，贵在知人论世，亦难在知人论世。其所以难，是由于历史具有复杂性。历史的复杂性，不仅是由于历史情境的复杂，而且还由于厕身且活动于期间的人也非常复杂，尤其是他们的性格与心理。所以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劝告自己的同行，不要扮演任意褒贬死人的“阎王殿里的判官”。
布洛赫的感慨是深沉的：“我们对自己，对当今的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可是，在我国史学界乃至文艺界，却有很长一段时间，习惯于将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作简单的划分，如“三七开”、“四六开”等等，其结论往往离历史实际甚远。
其实，在中国君主时代的传统史学中，已经有些著名学者对历史的复杂性理解颇深。如王船山就是颇具史识的大儒，他极为明确地反对简化的两极评判，曾在《宋论》卷六中强调指出：“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过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不可以人废言。是者有功而不必如其所期，非者无功而功固已施于世；人不可以废言，而顾可以废功乎？论者不平其情，于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谓之非，凡功皆谓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后世无能易，犹且谪之曰：此邪人之以乱天下者。此之谓不思其反，以责小人，小人恶得而服之？已庇其身，天下后世以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怒，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小人之不服非无其理也，而又恶能抑之？”这番话堪称至理名言，而“平其情”与“思其反”更是史家与传记作家必须注意的要领，否则，便难免“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难以寻求历史的公正。
长期以来，黎元洪就没有享受过历史的公正。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国民党的正统史观的影响，而且有共产党革命史观的影响，此外还有湖北地区若干首义志士的党同伐异，乃至挥之不去的潜在“反清情结”。这样，就使我们难以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及其相关史事，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述。
我很高兴地知道湖北黄陂有位裴高才先生，他花费了二三十年时间，到处搜求相关资料，访问黎氏后裔及知情人士，认真弄清历史真相，力求作出合乎情理的阐析；并且精益求精、三易其稿，终于写成这本知识性、可读性都很强的黎元洪传记文学著作《首义大都督黎元洪》。他虽然是用“演义的形式”写作，但治史的严谨与史识的高明，却很接近史家的要求。我觉得，他确实掌握了船山“平其情”与“思其反”的要领，以“知人论世”之史笔，总体上归还了黎元洪这位“民国元勋”应有的历史公正。
武昌是辛亥首义之区，黎元洪在中国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尽管步履蹒跚，坎坷曲折，但毕竟也是迈开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我们理应给以必要的尊敬。同时，也要像张謇所说的那样，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看待黎元洪这位历史人物，“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公正。”
可喜的是，当下正在编纂的《荆楚文库》，拟将裴高才著《首义大都督黎元洪》与《辛亥首义百人传》等辛亥人物传记作为备选书目，走近历史的原生态，功莫大焉。
（章开沅：享誉国际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
裴高才向著名学者章开沅（左）请益
《首义大都督黎元洪》，裴高才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时代塑造人物，人物折射时代。在清末民初社会转折的风云时代，湖北、武汉、黄陂涌现出黎元洪这一历史人物，其时代特色和社会意义都是独具一格的。
史坛上对黎元洪之文著时有所见，但较之黎元洪的复杂曲折阅历和独特的时代特色、人物性格，研讨似有不足。湖北黄陂裴高才先生夙好文史，究心于乡邦人物，推出《首义大都督黎元洪》一书，运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对黎元洪进行颇为全面的解读，是一部具有学术和文学价值的作品，对深化辛亥革命及民初政局之研究均有裨益。
裴先生立足于对黎氏独特的身世与行状的把握，并将之与时代政坛闻人作比较研究，立论云：“如果说孙中山是英雄造时势的话，那么黎元洪则是时势造英雄。”正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时势以及民初政坛诡谲多变的时势，将黎元洪推上历史舞台，成为首义都督、民国总统。此一结局，决非黎氏本人事先之人生设计。黎元洪就是这样在不可意料、缺乏思想准备的境遇中，走上政坛顶峰的。
高才先生这部作品的另一成就是，对黎氏行状中之诸多谜团进行了解读。关于黎氏的一生，尤其是其籍贯身世，历来聚讼纷纭，各言其是。作者比较诸说，广事求证，为揭开谜底，进行深入考索，认定黎氏祖籍江西，世居黄陂，生于黄陂木兰乡东厂畈最为可靠。应该说，是颇有说服力的。
在相当长的时段中，由于我们的史学研究流行一种简单的二元对应模式，品骘人物时“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是革命，便是反动”。此种非此即彼之“一刀劈”史论，是难以真实界定大千世界形形色色之人物的。我们要为历史留真，必须走出概念化、绝对化，如实叙介人物，不必拘泥于誉之或诋之的两极中。这也许就是此书的看点之一。
纵观黎元洪之一生，经历了北洋海军、湖北新军、首义都督、三任民国副总统和两任民国大总统诸时段，其间有于国有功者，也有功大于过者，亦有功过相偿者，还有过失难辞者。要进行细心的理性评介，而不能以论辩取代事实。窃以为，黎元洪出山为首义都督，是黎氏一生中关键之史事。论者常出其首义前还杀过革命党人，但此事系传闻，无确证。历来文坛上常将黎讥为“床下都督”，更缺乏佐证。事实上，在1911年10月10日晚首义枪声大作时，身为新军协统之黎元洪，并没有奔赴军营，指挥部下反抗革命军，而是避处于黄土坡僚属家中静以待之。相反，湖北新军另一统军人物张彪，却在第八镇司令部组织士兵进行顽抗。此时此刻确乎为关键时刻，黎元洪与张彪的态度迥然有别。当时，作为湖北新军第二号人物的黎元洪，居然在起义大火燃起时，对清军安危不挺身而出，而作壁上观。可见其不想与革命军为敌。黎的这种态度，才有可能被起义军请到谘议局大楼开会，并被拥立为湖北都督。以前的史论中，对这一关键史实缺乏认知，这是不能不顺便提到的。
作为两任民国总统，黎元洪可圈可点的史实很多。当时他受制于北洋军阀，也曾想有所作为，乃至一度谋南下，与孙中山的护法相呼应或参与，但由于势单力薄，也不具有孙中山再造共和的意志，因而，黎氏不能与进步潮流同行。但黎氏居京期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姿态是，当袁世凯帝制自为时，黎氏坚决予以拒绝、反对。这是黎氏的大节大德。从黎氏附和参与武昌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这两件决定性的大事而言，黎氏在近代政坛上还是显示出了独特的灵光的。作为一位军界闻人、政坛巨子，而且在大事上并不糊涂的黎元洪，在史册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皮明庥：著名史学家、研究员，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裴高才（右）与皮明庥在辛亥革命论坛上
黎元洪是20世纪初，闻名中外的一位风云人物。在清朝末年，他当过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1911年，武昌首义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总揽湖北军政大权两年多。随后，他又三次被推举为副总统、两度出任大总统。有关黎元洪的评传、列传、年谱和历史回忆录的书籍，自1960年代起，在海峡两岸已出版过数种，但是，以通俗演义形式出版、全面介绍黎元洪曲折离奇的一生，裴高才先生著《首义大都督黎元洪》则是第一本。
近百年来，凡是贬抑黎元洪的人，多讥讽黎氏为傀儡、“泥菩萨”。其实并不尽然。黎氏由于出身寒微，青少年时期经历了许多磨难。特定生活环境使他形成了许多个人的特性：谨小慎微，缺乏魄力；为人深沉，谋定后动；待人接物，平易近人；体恤民情，热心赈灾；热爱教育事业，关心家乡建设等。辛亥首义时，群龙无首，他由清军将领摇身一变成为民国军政府都督，对革命自然产生过不少消极影响；而在当时，由于他很得士兵爱戴，他的出山，对于稳定革命局势，争取广大群众倒向革命，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他掌握湖北军政大权期间，曾为稳定他在湖北的统治，杀害过不少革命党人，这是他的罪过；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他站在袁世凯一边，充当袁氏的帮凶，这也是不容讳饬的。
但是，他廉洁自持，曾经对湖北乃至全国的革命，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还是应该肯定的。后来，袁世凯帝制自为，封黎为“武义亲王”，他为维持共和体制，宁死不受，表现了可贵的气节。他出任总统期间，对革命党人比较尊重，也想联络革命党人，力图做一些有益于共和、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只是北洋军阀势力掌控着实权，处处对他进行牵制，致使他难于有所作为，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裴先生是位实力派作家，我与他是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相识的。他写作勤奋，目前已出版古今中外名人传记专著多部，并在海内外产生积极影响。这部专著绘声绘色，生动有趣，文笔流畅，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是一本值得广泛传播的好读物。同时，本书对黎元洪一生的功过是非，也作了比较客观的记述。我深信，此书的出版定能引起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
（萧致治：著名史学家、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裴高才（左）萧致治在常德宋教仁学术研讨会上
——首部黎元洪传记小说脱稿手记
裴高才
（一）
一段史实，一种人生，一份情思。
黎元洪是一位半旧半新、充满矛盾、充满争议的人物，他的军政生涯充满了传奇和戏剧性色彩。如果说孙中山是英雄造时势的话，那么黎元洪则是时势造英雄。
我对黎氏产生兴趣纯属偶然。那是1980年秋，当时我在湖北省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教育局工作，有一天我到设在一座旧式小洋楼（前川中学旧址）的县教研室去查阅资料，突然发现了一行醒目的文字：“1920年黄陂创办第一所中学——私立前川中学，前黎大总统为该校捐赠了3万银元。”
当时正值拨乱反正，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尊师重教热潮，所以，我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堂堂大总统，自己掏腰包资助家乡教育，值得国人效法。从此，我就开始了浩繁的调查、搜集和整理工作。
其实，私立前川中学是黎元洪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时，督府首任审计科长胡康民等人发起创办的。“前川”，源于程颢《春日偶成》之“傍花随柳过前川”。且黎的出生地黄陂县木兰乡东厂畈门口有一条小溪，也有“前川”之意。而黎元洪又是捐赠建校职位最高、资金最多的一位，这样命名既有“文”趣，又有名气。于是，在建校前夕，黄陂乡亲去征求黎的意见时，黎连声称好，还欣然接受担任学校的首任董事长。
著名爱国学者胡秋原（胡康民之子），既是该校的毕业生，也是后来的校长。1946年，著名书法家于右任还为该校题写了“勤、仁、诚、勇”的校训。
黎元洪虽然是旧军人出身，但他常常手不释卷，工作上任劳任怨。这在当时鱼龙混杂的社会里，的确难能可贵。他十分重视人才，对秀才出身或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军人，不管政治倾向如何，只要是人才，他都“曲为维持，使之因才得职”。
为凸显黎元洪演义的特色，这些年来，笔者在海峡两岸搜寻史料时，既注意搜罗官方的正史，也努力寻访民间野史；既查阅了残存的宗谱、诗词、手稿与书法作品，也留意疏理民间口头流传故事与口述历史，还有英、美人士的著述及其拍摄的记录片或照片。仅在台湾，从《湖北文献》的丁道平兄，诗人与学者范延中公那儿，就淘得台湾学者与辛亥志士研究黎元洪及辛亥革命史料一大箱。
而后，遵循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一贯倡导的原则——对传主“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没其功”。故笔者对黎氏起义武昌、反对袁氏帝制、下令粉碎张勋复辟、抵制曹锟贿选等大事件，以足够的篇幅详述。同时，也不惜笔墨穿插一些颇富传奇色彩的故事。诸如“黎菩萨”之说、身世之谜、文人气质、出山之谜、“圆光”之谜、“黄陂国语案”与“床下都督”的来龙去脉等，一一铺陈。试图通过细节描写，彰显人物个性特征与事实真相。
当然，对黎氏任都督后期，兴大狱、搞报禁，屠杀张振武等“黎屠夫”角色，同样不惜笔墨描绘，试图还原黎氏的本来面目，为历史“存公正”。
传记的一大特征就是不允许作者发表评论，书名亦然，它既是书籍的眼睛，又不应包含褒贬色彩。诸如“傀儡总统”、“柔暗总统”之类的贬义词，或“中华伟人”或“民国伟人”的褒义名，都是传记的大忌。之所以定名为《首义大都督》，除不含褒贬色彩外，还因为黎出任都督，是他一生最耀眼的光环。同时，现名比原名《首义都督》更能反映历史真实。因为当时人们称“都督”、“副总统”与“总统”，往往均要在前面加上一个“大”字。
（二）
这本小册子的形成，大抵概括为“两先两后”：即先写中长篇，后作长篇；先在报刊连载，后结集出版。从时间上顺序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7年－2002年。1997年，经《统一战线》杂志总编汪梦军、编辑部主任王思成选题策划，笔者拿出了十万字的纪实稿《黎元洪人生沉浮录》。分别在《统一战线》和《协力》杂志上连载。2000年，央视《孙中山》剧组执行导演李黎兄来汉采访我时，希望拙作能在辛亥革命90周年前夕出版。于是，我拿出了25万字的传记小说，并先后被《人民政协报》、《团结报》、《今日快报》，《世纪行》、《炎黄》、《江汉》等报刊选载或连载。
《江汉》杂志结集时，承蒙萧致治教授作序，年逾古稀的恩师萧振奎先生亲自审校。接着，海内外学者于2001年10月12日，在黎元洪的出生地木兰湖举行了作品研讨会，港澳中华魂基金会会长蔡锋，耄耋之年的台湾国父纪念馆首任馆长、著名学者童启祥教授，武汉档案馆副馆长涂文学、军事经济学院教授王松，以及张志学、何延凯等专家，对拙作从标题到内容都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
第二阶段是2003－2006年。笔者根据专家学者的建议，对全文进行了大的改动，补充了一些颇具趣味性的细节和史料，增强了文学性与可读性。
与此同时，请原《大学语文》编写组长王士毅教授、老作家李忠洲、青年作家简安然与姚薇等，对文稿，尤其是引文，进行了润色和审定。2005年10月，应陈元生、董宏猷、张炳绍诸兄之邀，笔者携稿参加武汉市第五届长篇小说笔会，作家董宏量在肯定其文学性的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笔者修订后将要目在新浪网、中国作家网、腾讯网、王冠纪实文学网等网站上刊发后，上海、北京、新疆、湖北、四川等地的出版商相继来信来电，均要求出版。2006年6-7月，《长江日报》又进行了连载，武汉市台办还将拙作列为入台宣传品。
第三阶段是2006年8月—2011年。拙作《首义都督黎元洪》于2006年8月结集出版后，湖北省暨武汉作家协会于9月15日木兰石门举办了作品研讨会，《湖北日报》、湖北电视台、华夏经纬网、《香港作家》、《武汉作家》进行了系列综述评介。
接着，笔者应荆楚网之邀，在“荆楚讲堂”开讲“黎黄陂”。同时，省市作协、台办与省委宣传部将拙作列为纪念辛亥革命95周年的重点作品，在海内外交流。一时间，新华社、中新社、中国作家网、《书屋》、《当代文学研究》、台湾《湖北文献》、湖北经视、武汉卫视等媒体，都进行了推介。
到了2007年6月24日，又由著名史学家、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严昌洪张罗，首次在辛亥革命研究中心举行了《首义都督黎元洪》的专题学术研讨会。笔者与武汉大学资深教授萧致治先生作为中心发言人，重点介绍了晚清新军中的黎元洪与黎氏的乡情。吴剑杰、王士毅、毛磊等知名学者均给予积极评介。
此外，拙作的有关内容，还被知名学者严昌洪等史家与各地同仁，以及《名人传记》、《新京报》等报刊引用或转载。
（三）
正是撰写黎传与皮明庥老师结缘，三年后皮老在策划编纂《武昌首义纪实》时，约我撰述《“床下都督”的来龙去脉》。这一问题虽然在拙作的第十六章里，曾就当年报界以讽刺小说的形式，将“床下都督”进行了详述。但对黎到底是不是“床下都督”没有系统解读。皮老此次重新将“床下都督”列为专题撰述，是因为史家对此一直存有歧义。
动笔之前，我忽然想起了美国石油巨子艾科卡的一句话：“我要找一个‘公正的敌人’为我作传。”于是，我在海峡两岸采访相关人士、查阅大量史料之后，试图以史家的求实态度，平视黎元洪这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对有关“床下都督”的材料进行反复比对。结果发现连黎氏本人也称，自己是被逼迫就任都督的。不过，流传甚广的“床下都督”之说，史书上只有“谓之”、“或曰”之类的传闻，没有确凿的证据，也不符黎氏当时身体发福的基本常识。于是，我据此形成了6000字的《“床下都督”的百年之冤》一文，再经与皮明庥先生沟通、补正，投书《中华读书报》韩晓东编辑，于2010年6月21日在该报“瞭望”版发表。一时间，新华社、中新社、中国社科院、中国作家网、《作家文摘》、香港《大公报》、凤凰网等两岸三地媒体或学术网站纷纷转载。
接下来，在武汉市委宣传部与社科院举行的《皮明庥文集》首发式与研讨会上，笔者正好与湖北教育出版社副社长陆才坚兄相邻而坐。我将一份辛亥专题书稿提纲面呈，他看后很感兴趣。当“黎传”引言通过电邮传过去后，陆兄约进一步沟通。不日，笔者专程前往出版社，与陆兄、刘书慧主任交谈甚欢，他们决定正式申报选题。而后由万婵小姐担任责任编辑，对全文进行润饰与审校。继而，有关章节分别在《人物》、《名人传记》、《书屋》、《历史教学(中学版)》、《北京广播电视报•人物周刊》、《长江日报》、《长江商报》、《通辽日报》等报刊选载。中国国家图书馆、新华社读书频道、凤凰网、环球网、深圳新闻网、黄河新闻网等网站转载。
（四）
本书试图通过演义的形式，从黎氏的家世入手，力求客观地叙介传主从亲历甲午战争、编练新军到起义武昌、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以及投资实业的传奇人生，描述其心路历程，还原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步履蹒跚、充满矛盾性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及民国建立中的积极贡献和消极作用皆不可小视；如果将其置于历史天平做一总的权衡，黎元洪堪称一位应予基本肯定的人物。他在中国历史大转折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情态：彷徨犹豫、退二进三、终于守住共和底线，真实而生动地浓缩了一个数千年古国由专制通往民主路途的曲折坎坷。
此次推出的修订本，删除了部分与史实有出入的内容，补充完善了诸如“床下都督”的来龙去脉，黎氏尊师重教趣闻，以及他与章太炎的交游等故事。我想，黎元洪一生重视教育，此次由教育出版社出版黎传，正好是对辛亥首义先贤的缅怀与纪念。
值得一提的是，当获悉拙作行将出版，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教授，台湾“立委”蒋孝严先生欣然为该书题词；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辛亥革命史权威、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教授，著名史学家、武汉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皮明庥研究员、武汉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萧致治先生等拨冗作序，著名书法家黄德琳题写书名。所有这些，都为拙作增添了光彩。在此谨表深深的谢忱！
中央统战部的齐连振与刘正明处长，湖北省委统战部汪梦军、王思成与朱正明诸兄，武汉市台办黄楚卿、佀治洪、任健诸君，黄陂区袁堃、钱世良、穆书芹、罗向阳等区领导，高中自、刘换文等同人，对该书的出版均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帮助。
在历时二三十年的的搜集整理资料工作中，相继得到了故宫博物院、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馆、上海文史馆，湖北省暨武汉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尤其是萧致治、皮明庥、范延中与黎世炎诸公，以及宋晓丹、邓先海、陈勇等同人，无偿地提供了他们珍藏多年的图文资料。冯天瑜、严昌洪二公，对于有关疑难，几乎是有问必答。旅台黄陂乡贤张诚学、陈华山诸公等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与黎氏嫡孙黎昌晋兄也保持良好的沟通。
书稿编审期间，应《长江商报》之邀，笔者前往大专院校演讲《读书与写作——从黎黄陂手不释卷说起》，与当代大学生频繁互动，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拙作付梓前夕，又接到武汉图书馆来电，希望我在武汉纪念辛亥首义百年庆典期间，于“名家讲坛”上主讲《首义大都督》。我想，这既是图书馆、出版社，也是笔者献给辛亥百年的一束玫瑰花环吧。
著名文化学者冯天瑜（右）裴高才在武昌“红楼” -刘建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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