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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姜琍敏:胥阿姨

2017-11-17 姜琍敏 文学沙龙

       作家简介:姜琍敏,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雨花》原主编。现为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散文学会会长。 1976年迄今,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各种文学作品约500万字。部分作品被新文学大系及各种选刊、年选本广泛选载。散文集《禅边浅唱》获冰心散文奖;并曾获省五个一工程奖长篇小说奖、紫金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奖及其它奖励数十项。有作品译介国外。

       主要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不幸的幸运儿》、《愤怒的树林》、《美丽的战争》、《叫我如何不执著》、《红蝴蝶》等14部;长篇小说《多伊在中国》、《漫长的惊悚》、《女人的宗教》、《华丽洋商》、《喜欢》、《泡影》等10部。

胥 阿 姨(短篇小说)

作者   姜琍敏


       怎么说呢,现在我一想到胥阿姨,不由得就会叹口气。人的一生都有起伏、都有跌宕;不管你是王公贵胄还是庶民百姓,谁的命运都脱不开“喜怒哀乐”这四字魔咒。可胥阿姨这一生,也太那个了……

       年轻时的胥阿姨,不能说是天上的仙女,起码也算得上标致的大美人了。我的证据就是,我们七井巷里的工农面馆,自从有了胥阿姨,生意明显好了。过来人都知道的,在那刚刚熬过“三年自然灾害”的1964年左右,人都饿伤了,穷怕了;而且什么东西都要凭票。面馆本来是最让人眼热的地方,就因为要粮票,工资也普遍低,吃得起的人还是不多的。那时候的面馆,还不像现在这样花式繁多,基本上只有光面卖,顶多还有些素浇头。因为肉也是定量的,小面馆进不到那么多肉。可不管怎么说,能经常吃到一碗鲜香扑鼻的阳春面,也是那时人的一份口福了。而且,自从胥阿姨父亲中风、她顶替进店上班以后,面馆里的吃客还是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什么道理?我那时虽然还小,也快10岁的人了,这点名堂还看不出来?

       那时,我家就住在工农面馆正对面。七井巷是条狭长的小巷子,所以我每天都是在面馆里跑堂的“两两碗”、“一碗重青(多蒜叶),一碗宽汤(多汤水)”之类吆喝中醒来。而梦中早已不知在浸透了猪油蒜香的气息中吧嗒过多少回嘴了。以至对着自家的泡饭和青萝卜干,总不免恹恹地怅惘。毕竟那时的家境是不允许天天吃面的。《笑林广记》中,悭吝老头让一家子望着梁上鱼干佐餐,其实不太离谱。我就经常深深嗅着窗外的面香味下饭。偶而父亲让我用钢精锅去面店装回些面条来,也主要是哄我们几个孩子的馋虫的。不过这也就成了我最喜欢干的家务了。不光有又鲜又香的阳春面吃了,还有了跟胥阿姨面对面说上句话的机会了,你说我开心不开心呢?

       我后来知道,胥阿姨比我大12岁。喊她阿姨也是顺着我妈的意思叫的。20岁出头的胥阿姨的长相,不仅让许多街坊啧啧称道,也让还什么都不懂的我朦朦胧胧地喜欢多看她一眼。不瞒你说,我最没出息的是,有时爹妈不在边上,我会站在床上趴着窗户向面馆里张望,因为坐在店里卖面筹的胥阿姨面对着我们家,虽然光线不太亮,但她偶然一笑时亮汪汪的眼神,还是会让我感到心里暖丝丝的。

       胥阿姨好看就好看在她长了一副标准的鸭蛋脸,而且皮肤又白又嫩,还透着一抹鲜红,漂亮得让我不敢多看。特别绝的是她鼻翼旁有颗小小的黑痣,用许阿三他哥哥的话来说是,苹果上光光滑滑一点什么没有,反而不如有个小小虫眼感觉更漂亮。而我最看不够的,还是她笑起来的表情。她眼睛虽然不太大,但水灵灵的,偏着头笑眯眯问我:“今朝买几碗啊?”,那副神态,我今天还清清楚楚地想得起来。

       胥阿姨的命运,用书面话来说,应该是先扬后抑,非常清楚地划了个抛物线;活像她的长相,先荣后枯,风光迷人一阵子,很快就像春天的白玉兰一样衰败了。而且是一败涂地,一蹶不振。虽然她一直在挣扎。

       原因嘛,按我妈的说法,首先是她遇人不淑,嫁了个晦气的老公!

       这话不是没道理。但我不能完全认同。因为,我对胥阿姨的老公还是有些特别的感情的。他在结婚前,是我的老师。准确说是从地区师专毕业后,他就在我们七家巷小学当了体育老师。那时候,差不多也是胥阿姨进面馆上班的时候,我刚要升四年级。所以我大起来也一直叫他罗老师。

       记得那年新学期开始后,学校新来了一位体育教师。大背头、大方脸、大骨架,只是个子偏矮,大约1米7的样子。他就是罗老师。可没多久同学们就不爱叫他罗老师,而是在背后叫他“风太大”了。尤其是男同学,多半还谈罗色变,因为他上课基本不露一丝笑容,男生调皮或表现欠佳时,他还可能用篮球砸他们屁股。

       罗老师刚来时特别偏好上篮球课,在小操场上示范时,却十投不中七八;每失一次便摇头叹一口气:啧,风太大。尽管风大,仍不屈不挠,直到连中两元乃拍拍手,猛吹一声哨子:“看见没有?就要这样投!”

       于是,女生因为力气小,所以被放去自由活动、踢毽子、跳绳。男生则一律排队,依次投篮,一人一次。

       其实对于小学生而言,那罚球线仍然是太遥远了,而且也缺乏训练,所以大多数人双手投篮,使出吃奶的劲还往往碰不到篮框。可这时的风太大却不问三七二十一,投不中者不论风是否太大,一律不得重投。而几轮不中者,风太大操起篮球就往他屁股上砸,此时不论风大与否,百掷百中。

       我那时倒是喜欢风太大的。不是没挨过他的篮球,首要的原因是风太大可谓我的恩师。五年级的时候,风太大开始在同学中筛选培养垒球尖子。垒球作为一项体育内容,现在不知怎么销声匿迹了。在我的那个时代和我所处的城市,一度却是中小学中十分兴盛的活动。大概因为它成本小,易开展,因而适合缺乏经济条件的那个年代吧。它大小、重量介乎于网球和铅球之间,比赛的方法也极简单,主要是如铅球般单纯的掷远,所以人人都会。但若真要比赛起来,却不是那么好得胜的,如同战士练习掷手榴弹,也自有其技巧和规律在。

       风太大于此却独有心得,示范时,无论风是否太大,他助跑、侧身、振臂等几个动作一气呵成,十投总有九回令所有同学唏嘘惊叹。这和他的经历有关,据说他在师专时曾先后夺得区高中组的头名和市高中组的季军。所以在学生中物色苗子,重点培养以求传承,自然也就成了他的当务之急。

       经过层层筛选,从小就喜好在自家附近运河里削水片并经常独领风骚的我,最终成为风太大的独传门生。风太大给我制定的第一目标是辅导区高年级第一名,区里的前三名,市里的则走着再瞧。

       风太大给我制定的训练计划是:除了星期天,每天下课后,留校做一小时作业,然后上操场训练到天黑看不见为止。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下课一般是3、4点钟,做一个小时作业后已快五点,再训练到天黑大约是6点多。这时候别的倒好说,一般只在中午塞过些青菜萝卜饭的我,肚子早就咕咕叫了。训练效果焉能保证?

       风太大自有办法。这也是我很长时期对他一直怀有好感的别一大原因:每当开始训练前,等待着我的,总是一个校门口大饼油条店买来的香喷喷的热烧饼,或者一只刚出炉的烤红薯。如果这是公费倒也罢了,难得的是这都是风太大花自己的钱买给我的,而他自己从来不吃任何点心。我起先怎么也无法抗拒这份喷香扑鼻的诱惑,却又怎么也不好意思独吞这份厚意,尤其看到那些因为别的原因迟走的同学那口水直流的目光时。可是风太大把眼一瞪:一切服从教练!

       而我清楚,风太大不吃点心并不是因为他不饿,而是因为他没条件。因为同学中早有此传闻。风太大父亲因病早逝,母亲虽然在一家商店当会计,却要独自抚养四个子女。风太大刚工作不久,在家里是老大,所以他的经济状况可想而知。那时同学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并不太清楚生活负担究竟是何等的压力,但风太大的拮据却是写在明处的。他抽的香烟是“劳动”或者“阿尔巴尼亚”,身上老远就散发出劣等烟草那熏人的臭味。上体育课时,无论汗出得多少,风太大从来不脱那件印着地区师专字样的运动衣,原因不仅是因为那上面的字样,更是因为,有同学发现,他里面的背心是破的,或者有时候干脆就没背心。进行垒球训练时,风太大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他那双在我印象中从来就没见他换过的旧皮鞋。有时如果没穿运动衣的话,他还要把外衣内的一个假领子脱下来,再罩上外衣。这时,我会发现,他里面果真是要么汗衫上洞痕累累,要么干脆就只有一只假领子!脱假领子是怕汗湿污了,脱皮鞋呢?据风太大自己解释说,是为了跑起来利索。但依我看来,无疑是为了怕费那鞋底。

       另有个细节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那天风太大到区里去开个什么会,会上发了瓶汽水他没舍得喝,带了回来。汽水瓶和现在的小瓶可乐差不多,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却要比现在的可乐雪碧金贵得多。风太大没有开汽水的扳子,就歪着头用牙咬盖子,没想到盖一开汽泡咝咝地直喷出来,措手不及的风太大赶紧把嘴堵上去喝那喷出来的水,喝了几口没止住,忙喊我“快、快”,没等我把嘴张开就将瓶嘴往我嘴里捅,咯得我牙都差点掉了。

       风太大擦了把汗,冲我笑笑说:“好险啊,没想到汽会那么足。这汽水真不错,是吧?麻丝丝的。”说完咂咂着嘴,孩子似地舔了舔嘴唇,又仰头将空瓶对着嘴倒举起来,希望还能流下一滴两滴,可瓶里就是一滴也不肯流出来。等他失望而放下瓶子时,那已然凝滑到瓶口上的几滴残液却滚落在他胳膊上,他慌忙伸出舌头把它们舔了。

       风太大训练我时,运动量不知比我大多少。学校不知是穷还是不重视体育的原因,一共只剩下了三个垒球。风太大训练时,先在我身边对我的技术动作、误差等进行分析指导,然后让我把三个球掷出去,他光着脚冲过去一个个把球拣回来。分析、指导后,我再投出去。如此往复几个来回,风太大就满头大汗,气喘如牛了。有回风太大赤着脚为我拣球时,突然哎哟一声坐在地上,原来不知哪个同学掉在操场上一把开着的削铅笔刀,把风太大的脚划开条大口子。我看着那汨汨而出的鲜血浑身发冷,以为今天该就此结束训练了。哪知风太大嘘哩嘘哩地歪着嘴巴对伤口吹了一会后,呸呸吐了几口口水在伤口上,用手抹抹,拿块手帕把脚包起来,对我挥挥手:看什么?掷球去!

       我想自己去拣球,风太大不允,还是他去拣。所不同的是他把皮鞋穿上了,并且一瘸一拐不停地呲牙咧嘴。

       这样的训练从五年级开始,直到发生一件意外事故后突然中止,前后大约断续进行了有三四个月。这几个月对我的意义不小,不仅因为我得以比一般同学深得多地认识了风太大勤恳敬业的一面,而且在于内心十分自卑的我,获得了一个宽慰满足自己某种心理的机遇。

       一个星期一的第一堂课上,我刚进教室就发现所有的人都十分反常。代课的张老师对满堂兴奋莫名地交头接耳的学生们厉声喝斥:“吵什么,吵什么?感兴趣是吧?真是名师出高徒啊。笑吧,乐吧,早晚也是他们那样的可耻下场!”我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下课后我和同学一起挤到传达室后面的小仓库和教师办公室去看热闹。有老师把着门,中气十足地哄赶着人群。人群中不仅有几乎全校的同学,还有在附近田里干活的男男女女,不知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像赶庙会一样一拨一拨地涌向学校。其实,谁也看不清小仓库或教师办公室后面的小杂间里究竟有什么人在。只是都在传说,那里面分别关着风太大和我们班的班主任李老师,双双在写检查。

       我的心抽搐不已,一点没有别的同学那种兴趣,只感到恐怖和凉到脚底的绝望。我拼命往前挤,并不想看热闹,只想看一眼李老师和风太大,人们对他们的一切讥刺都如钢针般根根扎入我的心灵。

       星期天晚上,早就接到过看校门的胖老太密报的几个教师和校长,按计划杀向学校,准确地破门而入,将正在值班床上的风太大和李老师当场按住。俩人因为拿不出结婚证明而被关在小屋里检查交待了一天,当晚,还被学校代表送进派出所。因为派出所认定他们的行为不构成犯法而被放了出来。俩人当夜就双双在运河边上的小竹林服农药自杀。幸亏被人发现,双双送进了医院。

       后来,我就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了。反正风太大和李老师都离开了我们学校。再后来,文革开始了。有一次在全区教育系统大批判会上,我竟万分诧异地发现,风太大,也就是罗老师,居然成了区文教系统革命造反指挥部的总指挥,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怒斥着那些曾经的教育局和学校领导。弯腰屈背、痛苦地受着“喷气式”的人里面,就有我们七井巷小学的原校长!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一两年后居然又传来罗老师和胥阿姨结婚的消息。那天我亲眼看见,一辆半新旧的军用吉普停在胥阿姨家大门口,穿着簇新中山装,佩着大红花,络腮胡刮得大方脸铁青的罗老师,一脸喜气地从车上下来,在全巷人惊诧又艳羡的围观下,就这么把满脸通红、深深低着头的胥阿姨接走了。而且,从此以后,胥阿姨就再也没到面馆上过班,也很少再回七井巷来。

       我后来才弄清,此时的罗老师已经是区革委会的副主任了,当年和他一起被捉奸并一起服毒的李老师,因为后遗症,一年多后就去世了。胥阿姨则是罗老师经常去七井巷工农面馆吃面看中后,托人牵线谈成的。胥阿姨本人我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妈和七井巷的人当时都无不为她啧啧称喜的。你想呀,虽然长得漂亮点,到底是一个小面馆里卖筹子的,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里,又是小业主出身的胥阿姨,能嫁给区革委会的副主任,而且结婚没多久就从小面馆调到街道,后来还混了个街道商业组副组长当当,岂不是太有福气了吗?别的不说,那年代什么都紧缺,买吃的用的要票,买大件比如手表、自行车等“三转一响”,则要的是更难弄的“工业券”。胥阿姨到街道上班没多久,就骑上了漂亮的26寸新“凤凰”,不是他老公的权势和关系,行吗?不仅她自己过得很自在,连我们家也沾了胥阿姨不少光。因为胥阿姨在面馆时我妈就和她好,她后来见到我妈,经常会悄悄塞给她几张豆制品票甚至肉票。我谈朋友的时候,想买块上海牌手表,可家里的工业券早用完了,还是我妈求了胥阿姨,才满足了我的愿望。

       按理说,人的生活不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终究还应该可能越过越好,或者保持平稳什么的。至少没有人愿意要那种人生,就好像一路爬高上了滑梯,从此却一溜烟地往下滑。可有什么办法呢?胥阿姨偏偏就生了这个命,要不怎么都说人生叵测,祸福无常呢?

       你别以为胥阿姨的命运变化归根于社会的剧变。不。虽然文革结束对胥阿姨尤其是罗老师带来了很大冲击。但那并不是致命的。罗老师因为是造反派出身,职务被一撸到底,并隔离审查了一个时期,但很快就重回小学干起了他的老本行。胥阿姨也被变相免了职,但一直在街道混到了退休。而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巨变,毕竟是一次对全民的“解放”,仅仅从经济上看的话,胥阿姨一家反而也因此获得了生机。到底在街道商业办公室混了那么多年,卖面筹出身的胥阿姨具有超乎一般人的商业嗅觉。上世纪90年代初她刚满50岁,就办了停薪留职,在街道辖区内承包了一家带茶社的大众舞厅。那时还没时兴什么广场舞,有点闲空的城市人沉迷于交谊舞和什么吉特巴、伦巴、小拉甚至还有什么贴面舞、黑灯舞,胥阿姨的舞厅每天从早到晚开放六七场,场场爆满。老老少少的舞客们在蓬嚓嚓的节奏中乐不思蜀,也给胥阿姨送上了大把的钞票。胥阿姨有回喝了几口酒,对我妈夸口说,疯狂的时候,她一年就净赚了好几十万……

       现在你该明白了,胥阿姨的人生坐上滑滑梯,根本在于精神层面上。而我妈之所以要认为是她遇人不淑,嫁了个晦气老公。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养不教,父之过嘛,问题的表象出在儿子身上,根子却毫无疑问地深扎在罗老师那里。他们俩结婚以后,因为胥阿姨有点妇科病,好几年后才生下个儿子罗啸天,还差点大出血死掉。从儿子名字上你就可以看出他寄托了罗老师夫妇多么宏大的希望。罗老师也从不讳言这一点,他说自己要是从小家境不那么穷酸那么苦,也不会老受人歧视导致心理阴暗。那样他后来至少不会为图报复去当什么造反派,以至于……所以,他把扬眉吐气的希望全都放在了这个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儿子身上,但凡世上的父亲可能对儿子的好,他毫无二致,别个父亲没有的好,他也要竭尽全力给儿子。可是很久以后他却悟出,自己恰恰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上。长期溺爱的结果是,儿子非但没有如他所愿的“啸天”,反而成了个在家里骄横自私、动不动啸个不停,要这要那;在外面反而三拳打不出一个闷屁、懦弱冷漠的小皇帝。胥阿姨也曾经试图改变他一点,罗老师却处处回护,等到俩人都意识到什么时,却为时已晚——宝贝的罗啸天大专毕业后,罗老师托旧关系给他找了个工作。可是没两年就突然传来睛天霹雳:罗啸天声称要到外地去培训,离家几天后,胥阿姨却接到儿子单位电话,说他已经被除名。理由是不务正业,沉迷赌博,欠下了巨额债务。胥阿姨俩口子还将信将疑呢,当晚家里就来了伙身剌青龙的人,说要在他家打地铺,等罗啸天回来还赌账。罗老师战战兢兢地问了声:“他欠你们多少钱?”回答竟然是:“利息不谈了,你们给70棵草(万)就算数”。

       成天泡在舞厅里的胥阿姨清楚地明白儿子捅下了多大的漏子,“哦哟我的亲娘啊”,她瘫在沙发上哼哼着,半天也回不过魂来。

       替儿子还清赌债后,他在一个夜晚灰头土脸地回来了。父亲和他打了个照面,仿佛是自己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一扭头就不见了。胥阿姨噗嗵一声跪下来,结结实实给罗啸天嗑了三个响头:“小祖宗哎,我的小祖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这不是个败家子吗?你告诉我,你还赌不赌?你不告诉我,我就不起来……”

       罗啸天有了痛改前非的样子。起码一两年风平浪静。可是婚后不到一年,有天半夜里儿子儿媳吵翻了天,媳妇跳着嚎着说这日子她再也过不下去了,罗啸天成天夜不归宿,而且又债台高筑……这一次罗老师没有开溜,他当着媳妇面,活像当年用篮球砸同学屁股一样,稳准狠地将他的皮包砸在儿子屁股上。儿子显然被砸醒了,他真地狠下心来告别了那帮赌友。换句话说,或许是日益兴盛的彩票事业挽救了他。他的兴奋点转向了彩票。这回还算好,在家里人苦口婆心下,他买得相当克制。虽然多少也有些走火入魔,见个人就急着要人的电话号码和手机号,然后念念有词想他的数字。别人在马路上多半关注美眉或时尚,他却老扭着头看灯杆号码和门牌号,说是能启发灵感……不过,胥阿姨觉得买彩票总比赌博好得多了,于是私下里每个月再贴他两千块专门玩彩票,条件是不能超过这个数。

       儿子不仅做到了,还给她带来一个大喜讯,胥阿姨成了奶奶。

       孙子一天天长大,小嘴巴也一天天甜蜜。他尤其粘着胥阿姨,奶奶长奶奶短的,叫得胥阿姨一度枯黄憔悴的脸上渐渐恢复了红润。胥阿姨还跟罗老师商量,把七井巷娘家拆迁后分给她的一套中室户的户主,改成了孙子的名字。没想到的是,孙子长到七岁了,有个舞厅的老客对胥阿姨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这个乖孙子真是讨人喜欢啊!特别这自来卷的头发,真叫漂亮哎。你儿子也是卷头发吧?”胥阿姨心里咯噔一声,满脸笑意烟消云散,眉头深锁着,好几天也没有开。

       老舞客这句话戳到了她的痛处。因为她认识媳妇公司里的钱科长,那一头明显的自来卷,和日渐长大的孙子越来越像。胥阿姨早就有过某种不详的预感,又觉得是自己疑心病,硬是把那些断断续续冒出来的怪念头压了回去。这回她沉不住气了,雷厉风行,连罗老师都没噜嗦,又威逼又利诱,私下里做通儿子工作,悄悄带上孙子去抽了血。结果像凄厉的北风,无情地吹散了胥阿姨残存的侥幸。

       家里乱成了一锅粥。儿媳分明早有思想准备,主动提出要离婚。反而是儿子罗啸天,哼哼唧唧抹眼泪,说这都是自己沉溺于赌博的错,不肯离婚。最要命的是“孙子”,从小跟奶奶泡大的他,哪搞得懂那么多呀?听妈妈说要和他搬出去住,死死抱着胥阿姨的腿,又哭又嚎还用小拳头怦怦捶她:“好婆你骗人!好婆你不要骗人好不好!明明你一天到晚说过的,我是你的心肝肝、肉肉仔……”

       胥阿姨早成了个泪人。差点就想算了吧。可是罗老师一句话,又让她硬起了心肠:“不离婚怎么行?我们罗家的香火不就断掉啦?”

       最终,儿媳还是抱着“孙子”离开了。不过胥阿姨经过好几个不眠之夜后,不管罗老师怎么嘀咕,还是抖抖地,把那份写着“孙子”名字的房产证交给了他娘。

       和后来又发生的一切比起来,这本房产证又算得了什么呢?

       经过两三年寂寞、苦涩却还相对平静的日子,生活仿佛又绽露出美好的曙光——罗啸天又结了婚,而且在婚后不太长的时间,新儿媳又怀了孕。虽然这次托人做B超,说是个女小囡。罗老师和胥阿姨想起从前那个虎头虎脑又精灵的小“孙子”,心里有点失落,可是很快也就想通了,女小囡就女小囡吧,一件自己的贴身小棉袄,岂是别人的骨血好比的?

       别说胥阿姨,就是我家和所有认识胥阿姨的人,到现在都想不通,胥阿姨上世里到底作下了什么孽,要让她这辈子的命运这么惨?后来发生的两件事,简直就好像是天上又砍下两把刀,活生生把胥阿姨的两条胳膊,不,根本就是她的心,又剁了个四分五裂,七零八落!

       那天胥阿姨正在茶社里,手机彩铃响起来,是胥阿姨最爱听的越剧唱段。胥阿姨习惯性地多听了一会才揿通电话,谁知一顿响雷般的呼啸差点震破她耳膜:“你怎么不接电话的?……少噜嗦,你快回来!你马上给我回来!回来就晓得了!快回来,越快越好!"罗啸天的咆哮差点让胥阿姨厥过去。可是当她捂着怦怦乱跳的胸口回到家中时,眼前的一切反倒让她不知是急还是气了——

       罗老师被儿子发现吊死在房间里。衣袋里藏着封写给胥阿姨的遗书:“……我实在没法再活下去,也没有勇气告诉你,更怕再拖下去会带累你们……赶快把我拖出去烧掉,骨灰随便倒哪条沟里,越快越好……你也去验个血吧,但愿天老爷保佑你没有事……”

       万幸的是,胥阿姨是没事。细细一想,怎么可能有事呢?他们起码两三年没同过房了。而让胥阿姨又恨又悔的是,如果自己不承包那个该死的舞厅,罗老师可能不至于患上那见不得人的艾滋病吧?

       其实,看着罗老师天天在舞厅里春风得意地蓬嚓嚓,而且还大受逢迎的样子,胥阿姨不是没有过疑虑。但也许是见惯不惊吧,想想都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再怎么也不至于怎么样吧,胥阿姨就眼开眼闭随他去了。哪想得到,听起来好像在天涯海角才会有的恶毛病,竟然就把自己老伴咬上了!

       一方面是万念俱灰,一方面也觉得自己都快70岁了,还苦里巴拉地有什么意思,胥阿姨把舞厅、茶社统统盘了出去。想着自己还有百把万钞票和一大套房子,从此就深居简出,准备着带孙女吧——可是一想到孙女,胥阿姨的心又拎拎地,怎么也放不下来。原因就在于这儿子儿媳的小日子,过得也太不上路了。

       胥阿姨家是120平米的四室一厅,一间书房和一间卧室归儿子儿媳。两个人只要一下班,差不多都各踞一屋,各上各的网。胥阿姨最反感和最不放心的就在这里,儿子这个新老婆就是他网恋的结果,结了婚还不好好过日子,天天各顾各地在网上泡着,这要是出什么事的话……而且胥阿姨还发现,儿子和媳妇不大一起外出应酬。却又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两三个晚上各出各的门,这又算是哪一出?

       有天后半夜胥阿姨起来上卫生间,见儿子的门缝下还有光线映出来,忍不住轻轻试了试,儿子果然忘了锁房门,可是胥阿姨不看见什么还好,一看——罗啸天精赤条条地对着荧光闪烁的电脑,正在搞什么“裸聊”!

       凡此种种,再考虑到前车之鉴,胥阿姨虽然心里也觉得,不可能儿子两次都给别人去当“爹”,但在媳妇临盆前,还是郑重其事地跟儿子摊了牌:“等医生说你小囡可以抽血了,你就跟她做亲子鉴定。做下来是你的骨血,我一笔给你们30万,算我赔不是。如果……对不起,要么马上离婚,要么你们统统滚出我的家!”罗啸天摸出根烟来闷闷地吸着,好一会才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瞒你说,我估计是我的可能不大。”“啊?要死了!这种话好瞎说的?”“算算时间好象不大对”……结果还就应了儿子的话。亲子鉴定再次证明这小囡不是罗啸天的。好在这次没费什么口舌。罗啸天自己也表示和这个媳妇并没有什么感情,只是为了安慰父母才随便从网上找了一个。没想到她原本就是人家的小三……

       儿子和儿媳不仅平静地离了婚,儿子还一板一眼地对胥阿姨说,这辈子我再也不会结什么倒头婚了——这话是三年多前说的,到现在,罗啸天果然再没有结婚。


       “清明时节雨纷纷”。可今年的雨总觉得不正常,宛如黄梅天似的,一点儿也不爽气。那雨丝儿漂漂停停,暗云中有时候还冒出点软不拉叽的太阳光来,让原本就压抑不安的墓园里,显得更沉闷了。而那东一簇西一簇燃起火苗,并漂浮着呛人烟气的烧纸堆,熏得人几乎不敢呼吸。不料,就在我扫完墓,搀着我妈从坡上下来的时候,眼前突然有个干瘦而苍老、几乎一步一喘的孤老太,引起了我的注意。那虽已有些浮肿却依然清晰的蛋形脸,尤其是鼻翼旁那明显的小黑痣,不是胥阿姨又是谁?她低头喘息着往上走,没注意我们,手里拎着的布袋鼓鼓的,露出一束花来。少不了还有许多祭食和冥币之类吧?

       我问妈看见胥阿姨没有,她抬头一看,脸色忽然变得苍白,拉着我就拐向岔路,躲开了胥阿姨。我问她为什么,她不无伤感地望着胥阿姨背影,轻轻说:“我不想让她尴尬。我知道她娘家的墓地都在南山,她到这里来恐怕是上罗老师的坟。可是她以前口口声声跟我说过,罗老师的骨灰被她像丢垃圾一样扔在了臭水沟里。”

       我不禁唏嘘。问母亲是不是知道胥阿姨的近况。她摇着头说多少知道一点。还说,有一回接到过罗啸天的电话,请她帮忙去劝劝胥阿姨,说她越来越变态了。明明不缺钱,却抠巴得好像脑子进水了。天天趁黑在小区垃圾箱边转,看见好些的纸盒什么就捡回家来。可是又不为卖钱,全堆在家里的阳台上。强行清掉一批,她又弄来一批,搞得人脚都踏不进,还冒得一屋子都是霉臭味。顶要命的是她去倒垃圾,有时候那塑料袋还倒腾出来,带回家再用!这也都罢了,罗啸天请了个钟点工,帮家里烧一顿晚饭。她起先不同意,说是浪费钱。罗啸天死活把人请了来,可每回人家走了,她都要上厨房数一遍碗和盆,好像人家会偷她的碗。还把几只镶金边的瓷盆塞在橱里的被子里。可是书柜上那两只有些年头的花瓶,她倒又不怕人偷了……

       “不管怎么说,她跟罗啸天的关系总该有所改善吧?”

       “哪里。上个月我去看胥阿姨,她还跟我说,刚刚请律师帮她弄好了一份遗嘱。还复印了一份给社区丁主任。说她死了以后,家里的存款和房子,暂时拜托社区代管。要是儿子在三年内肯结婚,并且生下孩子经过亲子鉴定,确实是罗家的血脉,凡她所有的财产就归儿子。否则,全部捐给市慈善总会……”

       我忽然生出一种冲动,一定要亲眼看一下,胥阿姨到底是来给谁上坟。于是返回身,躲闪着追上胥阿姨,直到她在一处墓碑前蹲下来,一点一点摆放着供品,嘴里还念念有词,不知在嘀咕些什么。

       我悄悄从她身后一排墓园溜过去,透过柏树枝隙定睛一看,果不其然,那不是罗老师的墓穴又是谁的?

       那墓穴还是双穴的。墓碑上用黑笔写着罗老师的名字,用红笔写着胥阿姨的名字。


       名誉顾问:杨 炼

       总       编:木 子(相思枫叶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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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委: 雪 儿   河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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