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洪烛：我拿青春赌明天

       作者简介：洪烛：原名王军。1967年生于南京，1985年保送武汉大学，现任中国文联出版社诗歌分社总监。出有诗集《南方音乐》《你是一张旧照片》《我的西域》《仓央嘉措心史》《仓央嘉措情史》，长篇小说《两栖人》，散文集《我的灵魂穿着草鞋》《眉批天空》《浪漫的骑士》等四十多部。

本文1995年刊登于《青年文摘》等多家报刊

我拿青春赌明天

——一位大学生进京求职记

洪  烛

       洪烛是当今诗坛很受青年关注的诗人，现供职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北京）。作为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的他，靠什么进入这国内文艺界的上层建筑？这里，他给我们叙说了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 ……

       我想，总会有许多东西证明我曾经爱过、恨过、追求过，也失落过，直到由幼稚变得成熟。人总是生活在过程之中。就像一幅习作阶段的画，被太浓或太淡的油彩，被过于生硬或过于脆弱的笔触所反复涂抹。这么一天蓦然回首，我发现它一切都恰到好处，甚至当时最懊恼的败笔，对于其形成都是必要的。

       于是我不是那么太爱感叹了。

       在这个夏天，一切都因为天气而变得温和，包括我每天路过的那些行道树，总是以雷同的表情提醒着我什么，我走出单位的玻璃大门，取出自行车回家去，一个意义不是那么确定的家。然而我爱它，在我这一年孤独而不无安慰的外地生活中，它提供了暂时遮风避雨的处所。当然，这里所指的风雨，主要是任何敏感者都摆脱不了的内心冲突。对于我这样新分来的大学生，单位几年之内不帮助解决住房问题，联系工作时就说好了。我现在借住在一个朋友家，上下班骑车需要一个小时。从三里河到农展馆，我天天都横穿北京，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幸福。

       在农展馆南里0号，有一幢十六层的中国文联大楼，算是国内文艺界的上层建筑了。在那里面有我的一张办公桌。我说这些没有炫耀的意思，那太俗气了，但如果一个人苦苦追求后终于在自己梦想中挣得一席之地，那份欣慰、那份自豪是应该得到谅解的。

       许多人听说我是自行求职来到这里的，第二句话就问：“你是不是托了什么关系？”我轻轻地摇了摇头，同时看见那么一个风尘仆仆的小伙子，在一年以前，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疲惫而富于梦想地行走着。他的神情令我感动，以至到了想在心里为他流点泪的程度。

       工作着是美丽的，更何况是一份渴慕已久而又来之不易的工作。

       1989年月，我还是个大学四年级学生，却不得不提前半年考虑分配问题了。我们今年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说白了就是自己联系单位。

       我所在的武汉大学算是名牌了，依珞珈山，傍东湖水，据说此山此水之间的莘莘学子大多胸怀大志。我也不太希望自己例外。我是学中文的，爱搞创作，在全国各地发表过一百多篇诗文，中学时就因这一特长而被保送进大学。现在又要走向社会了，我当然知道扎根什么地点、什么单位对我能否成为作家，成为多大的作家所具备的意义。我平静地把目光投向《中国地图》上的北京。我不爱贴域，床头的墙壁总是钉一幅地图以弥补空白。

       历代的文人可能都有“进京”这一观念，或是赴考，或是入朝。条条大路通罗马，京城的大门永远具备着诱惑力。我也摆脱不了骨子里的传统因素。我想在艺术的范围里发展自己，不得不考虑到层次问题，如果终身局限于连书店都要倒闭的小城市，怎能不有井蛙之叹?谁都知道，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据说那儿音乐会的黑市票价上涨到几十元仍然供不应求。这使我向往极了。

       然而这仍是一项不无犹豫的选择。来武汉读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南京，那真是一个美丽而让人感到舒适的城市。况且我的家庭还不错，书香门第，如若归巢，父母会把我的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同时也可能正是这一点，我理智上又倾向于一一个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闯一闯，我倒要看看自己能活成什么样子。“你还停留在浪漫主义时期”，亲爱的爸爸在“每周一歌”的家书里力图说服我。

       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坐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了。

       一下北京火车站，我故作老练地买了一张交通图，然后头就开始发晕了：那么多熟悉或不熟悉的地名，那么多公共汽车抑或地铁的线路，密密麻麻。北京太大了，许多初来乍到的外地人都这么说过。

       晚上我住在一个以前从没见过的亲戚家，凭妈妈不愿写而又不得不写的一封信。妈妈是太希望儿子留在她身边了。在这个夜晚，我想了一下妈妈，又想了一下明天的计划，就拉熄了床头灯。啊，马上就是明天了。这多么好，而又使我不无畏惧。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到过北京，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和任何北京人有过较密切的联系。惟一的就是几年前在《诗刊》发过稿件，这家刊物是各地诗人心目中的北京。责任编辑的名字我还记得，老早时通过信。

       如果以后我能成为诗人，会永远记得年轻时是如何投奔《诗刊》，它是我的麦加。虎坊路甲5号，许多写诗的人都记得这个地名，我放轻脚步走进六层楼了，恍若梦境，我正在接近缪斯在中国安设的祭坛。传达室的老头打断了我的诗化联想，他说《诗刊》已经搬走了，并且把新址告诉我。

       我按图索骥地又转了几趟车，终于找到了农展馆南里0号的文联大楼。冬天苍白的阳光照得十六层的新楼亮闪闪的，在我眼中是那么高不可攀。《诗刊》在五楼，我拿着责任编辑几年前的阅稿信找到了他。直到今天，在上下班时遇见他(我现在的单位和《诗刊》在同一幢楼里)，我仍想告诉他：我很感激当时他还记得我的名字，真的，很感激!

       我就要大学毕业了，很想来北京工作，却又不认识什么人，只得冒昧地找您。我说话有点局促。

       “你倾向于哪类单位呢?”他颇能理解地点头”。

       “杂志社、出版社、报社或者什么单位都可以。”我急不可待地报出一串来，他宽厚地笑了：“文艺单位都是挺难进的，比如我们《诗刊》吧，有些知名诗人想调进来都不可能呢。”他看出我眼中闪烁了一下的失望，沉吟了片刻，“这样吧，我给一家报社的朋友写封信．你带着去他那里问一问。如果正缺人的话那正好．但我估计可能帮不上太大的忙，现在联系作是太困难了。”

       我在街边的小摊子上：胡乱吃了点水饺，北方水饺，手工粗糙而给人以充实感。站起身来，感到暖和了一点，可以略为抵御呼呼响着的风沙了。我把领口的扣子系上，向卖水饺的老板问了一下路怎么走，就乘车往西南方向而去。

      《诗刊》编辑给我介绍的这家报社，坐落在一幢破落的小楼里，好像还是租来的。我按照信找到了那个小头头。把上午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我注视到门上写有“无烟室”三个字，没敢掏出兜里的阿诗玛敬上去。来北京前我已做好周密的准备，例如把学校介绍信、个人简历以及稍长点的发表作品复印了十份。

       小头头从这一叠东西上抬起头来：“我们专业性报社，确实需要几个有过工作经历的记者，而不是直接从学校里来的。尤其对像你这样搞刨作的人，我们是不欢迎的。”这家伙话说得太重了，我心里隐隐火起，但想到现在是求人办事，只得尽量使表情保持平静。

       他看了我一下，又说了下面半句话：“搞创作的人是不会安心于本职工作的。”我努力使语气放软，向他说明自己属于比较踏实的人，况且写作水平好对搞新闻也不无益处。他的表情是既不反对，也不同意。我边说告辞了，边试探性地指指他面前的复印件：“要么我留一份在您这儿，没希望就算了，有机会的话烦请您留点心?”

       “算了吧，有希望的话我给你写信。”

       他把复印件推给我。他妈的，给我写信?连我的地址都没记下。我这一瞬间特别想骂他一句，那份痛快太吸引我了。然而除了痛快一下，又有什么用呢，我悲哀地想。于是较有礼貌地向他道谢。

       走出门外，路边是一条河，已经结冰了，远处是穿着火红或天蓝滑雪衫的少男少女在滑冰，动作像一只只鸟，使我的心情明朗了一些。我掏出阿诗玛，抖索着手点上了，然后恶狠狠地吸上一口。我发现人活着真不容易，总有那么多事接踵而来，“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真想永远在这桥上呆着，看看别人的风景，什么都不用烦恼。

       其实我还有许多事要跑的，公文包里就装着南京一位文学老师写的推荐信，让我来北京找找他的熟人。“他们都是出版界的，也许了解点情况。”他尤其给我介绍了李先生的情况，说其是出版行业的元老，对晚辈后生也很能理解。于是我找到了公用电话亭，塞进五分硬币，拨响了李先生的电话。那头的声音比我想象的还要苍老，听我说了自己的情况，他约我晚上七点钟去他家。

       我找到一带商业区消磨了无所事事的两个钟头，然后乘开往西单的车，终于在七点整按响李先生的门铃。我知道守时会给别人好印象。

       一位穿着黑坎肩的老人打开门，邀我到客厅里坐下。几分钟之后，他从厨房里给我端来一杯热咖啡，催我喝几口再说，温暖的水气蒸得我眼睛有点潮湿。李先生打开台灯，戴老花镜，很认真地翻阅着我的资料。“你在写作方面挺有才的，确实应该到北京来。”我刚要叙说困难，他微笑了一下：“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但我很喜欢想于点事业的年轻人。这样吧，我为你给几个!出版社的同志写点信，你拿着去他们那里看看是否缺人，好吧?”我很感激地点点头。

       于是他在台灯下给我写信，我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喝咖啡，室内安静了好长时间。写好后他又拿出地图，告诉我地方怎么找．我已经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送我出门时李先生才加上一句：“我已经退休了，平常也不多问事了，但看了你的材料，觉得你要找不到好单位，以后确实挺可惜的。好好试一试吧。”

       天已经很黑了，我一个人走在小巷里。想想热情宽厚的李先生，又想想中午去的那家报社的小头头，觉得社会上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反倒比某些没什么资本可以骄傲的人更为谦逊，更能理解年轻人的青春热情，那是一种大家的风度。这么一比较，我又觉得没有必要感叹什么。

       剩下的几天里我东南西北地跑。通过各种线索，找了十几家单位，大到中央部门，小到只有十几个人的皮包出版社，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去问一问。我清晰地记得每一次问路、进门登记、交谈情况以及兴奋或者失望地出门时的情景。怎么说呢，北京的许多胡同都留下过我的足迹。有时一天跑四五个地方，转十几趟车，碰了数不清的冷脸。也因之而结识一些师长和朋友。更使我高兴的是，有三家单位留下了我的材料，让我回去听消息。其中中宣部还让我填了政治情况表，并且有两个同志面试性质地和我交谈过。

       坐在返回的火车上，我趴在茶几上香甜地睡了一天，觉得这一星期里过分的劳累统统是必要的。

       我曾经和琼讲述过这一星期的经历，那是在她的学校朝阳的山坡上，阳光暖暖地映照着我们。琼是我挺要好的女友，我们的关系是一首朦胧诗，我想可能因为她对我的感情尚未达到愿意完全接受的程度。也有分配的原因．我们都是毕业生，以后很难联缀到一起，于是只能像好朋友一样相处。

       当我讲到在北京一次次碰壁，又一次次执拗地敲叩的时候，琼显出很感动的样子，以那么一种目光看着我：“我终于发现，你有比一般人强的一面。”

       我付之一笑：“是吗?”其实我也挺欣赏自己，知道自己想干点事情，并且懂得如何去实现它。我是为了自己好，希望自己富于幻想，而又永远不失望。

       也许我把许多事想得太简单了。一个月过去，已经有两家单位给我回了信，说他们对我的材料很感兴趣，经过开会研究，考虑到优化组合、人员饱满诸原因，确实爱莫能助。我知道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守株待兔仅仅是为失败所做的准备和铺垫。很烦恼的时候，我又去找琼了。

       那是一个晚上，我们坐在月光下的石凳上，谈到了未来。琼安慰我：“你不要太失望，因为你现在还做得不够，否则许多事情我相信你都会做成的。”

       我凝视着她时常浮现在我梦中的美丽面庞：“我准备再去北京试一次，你愿意陪我去吗?”这类似于爱情的表白了。

       仅仅是两天之后，我们就并肩坐在开往北京的38次特快上，像两个逃学的孩子一样快活。在许多年以后，我们会回忆起这么一个晚上，并且深深地感叹：我们曾经多么年轻、浪漫、执著过啊!

       在北京师大，有一群写诗的哥们，我一月份进京时与他们相识，虽然只聊过两个小时，但友情常常就是在仓促间牢固地结下的。我带着琼去找他们，他们立即就从食堂里打来了饭菜，伊沙还把他的女朋友喊来陪琼。晚上她们就一起住在女生宿舍里。当琼知道我和他们仅仅是第二次见面，不由得说：“你太会笼络朋友了。”我知道这是在变相地夸奖我。我这人挺重感情的，也懂一些交友的艺术，很容易真诚地拉近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后来我又两次进京求职，每次都住在师大，他们总腾出最干净的床位给我一个人睡，而情愿自己挤一挤。还有许多事，使我在让人心里发冷的求职生活里感受到温暖。我一般白天出去找单位，晚上回来和师大的诗友谈天，顺便陪陪琼。在杂乱的学生宿舍里，大家站着坐着挤在一起，能够感觉到彼此的心心相映。我们谈得更多的是诗，他们知道我是为了诗而来北京孜孜以求的，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他们欣赏我、帮助我的原因。

       伊沙的女朋友对琼说：“你真了不起，能够陪着他来打天下，没有比这更使一个诗人幸福的了。”

       这也是我和琼交往过程中最美丽的时光，只是过于短暂罢了。

       琼心理上甚至愿意和我一起分配到北京，如果可能的话。她家在武汉，又是独生女，况且当地就有不少男孩追求她，我至今仍很感激她在那段时间有过这种想法。可能是我对事业的执拗、对朋友的坦诚打动过她吧，哪怕这种打动最终将在现实面前显得无力。

       我鼓动过琼和我一起在北京求职。她属于那种外貌漂亮，但各方面能力又很强的女大学生，这本身就是一个挺好的条件。在一家大公司的高楼下，我用一百种理由劝说琼进去试一试，她仍很胆怯。我想自己第一次找单位时也是这样。直到我说就当开一次玩笑吧，她才向那扇辉煌的玻璃大门走去，走到一半又跑回来：“我不想干了，别逼我了。”

       我默默地看着她。她终于鼓足勇气走进去了。我站在楼外面等她。结果自然是失败的，回来路上琼依偎着我：“我会永远记住这一次的，你使我做了别的男孩使我做不了的事情，你是成功的。”

       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我们反而没很失望，两颗心因之而碰撞出微弱而珍贵的火花。也许以后我们会嘲笑这时候的幼稚和耽于幻想，我们会逐逐渐淡忘年少时的狂热和深情，而变成另外两个人，但又有什么理由去责怪涉世未深的心灵呢?它所迸发的一切，都是一去不

复返因而永恒。

       四月是让人伤感的季节，那风和日丽的气象很难弥补我内心的空洞之感。经历了两次求职的挫折，我已不敢奢望什么。意外会发生吗，那让人惊喜的意外?

       经过近一个月的冷却，琼已理智了许多，比我更直接地从短暂的梦中走出来。爱情在被触动时迸发的火星是多么微弱且易于熄灭。

       还是在上个月的晚上共同坐过的两张湖畔石凳上，琼注视着我的眼睛说：“长痛不如短痛，我们不要多见面了。”

       我无力地试图挽留某种东西：“也许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分到一起?”

       琼平静地笑了一下：“你跑了几趟北京都没找到单位，更别说我呢?不要把社会看得太简单了。”

       在琼抉择的时刻，我看出她变得成熟了。对于我来说这又是多么残酷的成熟啊。

       琼果然很顺利地在武汉找到了好单位，还约了几个朋友庆祝过。酒会上她容光焕发，几乎没有什么能影响她春风得意的神情。我坐在角落，内心一片荒芜，这时才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除了一颗被自己的幻想所捉弄的心。

       仅仅是第二天，我又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没要任何人送就启程了。

       四月份进京是我最为辛劳的一次。我仍住在师大那帮诗友处，早出晚归，他们说我上床一分钟后，再喊我就不见答应了。

       我白天跑单位，选择最适宜的方式与之交谈，头脑中深藏一张算盘，许多场合处理得很机智，在路上顿时松懈下来，体会到来自骨子里的一种累，感觉视线时常缭乱，迟钝而缺乏目的。我的眼中只有一个个单位所在的地点，以及抵达和返回的路线，其它的一切都与我毫无瓜葛。

       我被机械的思维控制着，偶尔找一家街头餐馆吃点东西，仅仅是为了把奔波时耗费的精力补偿或延续下去。晚饭时我可以喝点儿啤酒，使眼前的景物恍惚一些，无端地对自身滋长了几分怜爱。我要好好地跟自己相处，以便共同克服外界的压力。

       我对求职时必然遭受的冷遇已经习惯了，相反，一些稍为热情的接待，哪怕只表现在一句同情和安慰的话语上，都容易使我感动。并且时常怀想着它们，因之而加快了步伐。   李先生的家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我每次去他都先奉以一杯热咖啡，然后耐心地听我描述具体情况，传授以应付的办法。坐在这位谦逊的长者家的客厅里，我的心境变得柔和了许多。

       我当然知道：此时在全国各地，为职业而奔波的大学生岂止我一个?从彼此相似的神态里，可以感受到某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是的，他们仍会做梦，却已懂得把梦想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使自身与社会之间获得桥梁。他们为之所付出的一切，都将被证明是有价值的，无论最终实现与否。

       这也是我历经艰难而无悔的原因。虽然我有时很累很累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又去了农展馆南里十号，联系的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因为三月份留下过材料，他们对我文学上的能力和爱好有一定兴趣，特意在今年要人情况的会上讨论过。这次让我和编辑室的领导面谈，快到吃中饭时间了，我只得告辞，说好一点钟以后再去。

       其间的两个小时我不知如何打发，既不想吃东西(心情因希望的出现而过于紧张)，又没有力气闲逛，于是在楼下的街边花园找了张石椅斜躺下，我是太想放松放松自己了。不知不觉居然假寐过去，那天正午的阳光暖洋洋地洒在我身上的感觉至今也难忘记。

       一阵脚步声把我弄醒，上午接待我的那几位领导下楼办事，正好路过街边花园。我顿时觉得自己狼狈极了：躺在一张石凳上，沉重的旅行包垫在头部下面(没办法不守好它，里面有我回程的路费)，典型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虽然我是为了追求艺术而来。

       下午和我续谈时，那几位领导的语气里渗透着理解和同情。也许是回想起他们自己年轻创业时的那份虔诚了吧。

       虽然如此，仍然没有哪个单位给我以比较明确的答复。他们总是说这事我们还需要研究，即使真要也得向人事部门申报。急也没用，你回学校等着吧，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写信告诉你的。

       回到武汉后，我果然陆续收到几家单位的信，无一例外都表达了经过努力，爱莫能助的歉意。

       难道我每次进京的收获不过如此吗?我简直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堵铁壁铜墙。

       哪一本书里说过：抛一百颗种籽到空中，至少有一颗会落地开花的。五月中旬，我收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一封信，说他们很慎重地开会讨论过了，考虑到我冢不在北京，而该单位没有集体宿舍，如果我有什么亲戚可以提供住宿担保，这事才存留着一线希望。

       我不由得想到了在北京求职时认识的朋友小栗。

       初次进京时还是冬天，南京一位好友给了我小栗的地址，间接地介绍我们认识。我找到了三里河一带，敲响一扇很普通的门，这一动作后来大大地帮助了我。

       我和小栗一见如故，都是有点艺术家气质的小伙子，谈得来什么都好说了，他摆酒相招，一问我俩的生日居然是同月同日，趁热打铁就结拜为兄弟。他很希望我能来成北京，他说现在想干点事情的朋友是越来越少了，真希望搞艺术能搭个伴儿。最后他说：“如果来北京没地方住，你就在我这里搭张床儿。大话我不敢说，至少一两年内没问题。”

       他话说得很实在，反而比有些把胸脯拍得嘭嘭响的人更使我觉得牢靠。

       以后几次进京，我都是要到他那儿玩玩，还回请过他几顿酒。酒确实是男人们交往的最佳道具，能鼓舞起血液里的某种义气，和小栗对酌常使我想起梁山泊好汉相会的场面。也许男人的友谊也需要借助于缘分。

       我想小栗会帮助我的。于是收信之后即毫不犹豫地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

       凌晨四点钟天还没亮，我出现在北京火车站。有点儿冷，我抖索着把夹克衫套上了。毕竟坐了一天一夜的硬座，加上心绪紧张而混乱，在车站洗脸间照照镜子，发现自己面容憔悴。

      我狠狠用冷水擦擦脸，希望恢复点平日的神气来。我准备当天早晨就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问问具体情况，可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一副落魄相。其实我确实够落魄的了。

       就这样熬了两个小时，街头渐渐有豆浆铺子亮起了灯。我买了几根焦脆的油条，就着滚烫的豆浆灌下来，浑身舒坦，才想起旅途上几乎粒米未进。远处的钟楼传来早晨的报时声，薄雾迷离中开始出现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空气新鲜，城市在这个时刻给人以拉开幕布的兴奋感。我估算了下时间，乘车向农展馆而去。

       我几乎是在正常上班的时间来到这里，好在负责人事的同志已在了。我拿出那封信，很诚恳地述说了一下匆匆前来的目的和心情，并说信中提及的那个障碍我可以克服。“我在北京有一家亲戚，他们住房比较宽敞，并且说好如果接收单位没宿舍，可以到他家住。”我尽可能使语气平稳而肯定。

       “你能不能让亲戚就此给我们写个协议书，以便我们向上级部门申报时有所依据。文化单位普遍住房紧张，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

       我答应第二天把亲戚的信送来。又分别和编辑室的几位同志具体商谈了一下工作方面的情况，直到中午才离开那里。事情并不是很乐观的，我的心情没有办法不沉重。我在想如何在今天晚上之前找到小栗，以及怎样求助于他。除非无路可走，我是不大愿意求人的。现在只有小栗能帮我这个人。

       从农展馆到三里河，几乎要横穿北京，天渐渐下起毛毛雨，满街都是撑伞的行人。我没有雨具。于是设法乘地铁，在木樨地出站时，几乎把我吓了一跳。刚走了几级台阶，隐隐听见地面上传来噼里啪啦的雷雨声，甚至有积水从外面漫了进来。站口挤满了为雨所阻的人们。

       我尽力挪到前面，发现天是铁青色的，像是晚上，雨像鞭子抽在地上，溅起好高的水花。我冷得牙齿直打战，索性把夹克衫的拉链直拉到领。周围的人虽然同样一脸忧戚，他们毕竟有一个温暖的家在远处等待着，我呢，漂泊异乡，心灵几乎没有栖息的余地。积水漫上了大街，公共汽车已经停开，我估算了一下到小栗家的距离，约摸三站路。为了早点和他商量那件事，我恨不得冒雨冲出去，但预想一下浑身湿透，头发耷拉的落汤鸡模样，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这是我最脆弱的时刻，居然觉得自己的追求有点滑稽，我真希望能拿到一张回程车票，在母校，毕竟有一张可以朦胧入梦、疗治创伤{的床，我一遇挫折对它格外眷恋。

       老天有眼，雨说停就停了，我趟着人行道上一洼洼积水，头脑一片空白。终于走到小栗家门前，房间里黑着灯，我的心悬到半空中，敲了敲门，果然没人。看看手表，才三点多钟，小栗一般傍晚才回来。

       我沿街踱着，以图打发时间。腿已经抬不起来了，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又马不停蹄地奔波一天，处于心力交瘁的状态。真想找个台阶什么的坐下来，那感觉肯定非常好，可路面上都是水渍。看到交叉路口有家电影院，我灵机一动，不问什么片子就买了一张票。

       可能白天的缘故，剧场里散坐着二十几个观众，大多是一对一对的情侣。银幕上是一部描写西部歌手的国产片，我只管找了个最靠边的座位，蜷缩下来。什么都忘记了，什么都与我无关了，等到睁开眼睛的时候，剧情接近尾声。在电影院里睡一觉，既便宜又解乏，流浪也有如此聪明的方法。真好。

       我再次敲响小栗家门的时候，心情晴朗了许多．正如此刻的天气。小栗给我开的门，他并不很惊讶，只是微笑了一下。就着昏黄的吊灯，我们聊了起来。

       这是单元房里的一间，旁边住着另外一家，厨房、洗手间之类合用。小栗平常一个人呆在这儿，白天上班，晚上回来看看书、写点东西，他父母住在另外一处。

       我看快到吃晚饭时间了，就邀小栗出去找家酒馆坐一坐。哪怕是在请哥们帮忙时，我也是很讲究礼仪的，它能证明一个人办事的润滑程度。

       两瓶啤酒下去，我注视着小栗的眼睛，平静地说起这次求职的情况。小粟默默地听着。等到我们起身结账时，他一声不响地摸出一套钥匙放在桌上：“拿着，你就在我这儿住吧。”

       虽然朋友之间无需过分感激，我还是无言地碰碰他的臂膀。他明白我的意思。

       第二天我拿着小栗签名的一封信交给了单位，上面写着我几年之内可以住在他处，请单位不用为我的住房问题操心。

       单位也很诚恳地告诉我，只要我能做好克服几年困难的准备，如果有条件他们也会尽力为我着想的。

       其实我对这一切都能理解，我来北京是为了创业，根本没有资格苛刻于生活。正因为有这种想法，我相信自己是不至于白来的。我目前缺乏的仅仅是一个可供驻扎下来、逐步发展自己的位置。

       我曾经把这一段故事和一位女孩讲述过。她只下了一句评语：“如果一个男人为做某件事情而什么都不要了，实在是太可怕了。”她是小栗的女朋友。由于我后来住在小栗那里，三个人直相处得友好。我想，有可能是我对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所抱的态度，使他们有所感动吧。他们各方面都很关心我，他们的友情是我来北京工作后的一大安慰。

       我会永远记住帮过我的朋友们，哪怕是在我虚弱时握一下我的手，都能支撑着我走很远的路。

       在生活如意的时候，我也会想起那半年五味俱全的日子，那虽然涉世未深，却苦苦追求的心，并且深深地为之骄傲。那青春的每一下心跳我都记得，它是多么真实而值得怀念啊。

       （本文1989年写。原载1992年《风流一代》。1995年《青年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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