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朝苏记
诗人简介：于坚，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0岁开始写作，持续近四十年。著有诗集、文集20余种。
于 坚
在古代中国，写作是自我超凡入圣的道路之一。“智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惟文字庶几不与草木同腐，故决意为之”（苏轼）尊卑有序，修敬无阶，每个人每种追求都可以成为圣人，写作只是“生生之谓易”的生生之一。写作与世界人生是浑然一体的，一切都要止于至善。文人的文章，或者庶民的无文之文，都是一条道，生生，止于至善。
一为文人，以诗言志，文以载道，就像僧侣进入寺院，必须吾丧我，为道的彰显而隐匿自我，文不是自我的表现，而是“吾丧我”，“齐物”，“修辞立其诚”，就是自我在大道中匿名。汉语不是工具性的，而是存在性的，“语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有点像罗兰·巴特所谓的“作者之死”，“不再是为了直接对现实发生作用，而是为了一些无对象的目的，也就是说，最终除了象征活动的练习本身，而不具任何功用……失去其起因，作者就会步入他自己的死亡，写作也就开始了。”这种“象征活动”，有一个整体的宰制：“尽善尽美”，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作者之死，乃是作品抵达了至诚。
诗人就是文人，一切都是诗、一切都是文。“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和、缓之医，不别老少，曹、吴之画，不择人物。”（苏轼）文人就是为世界纹身者，写一切，文教，止于至善，甚美。苏轼的写作五花八门，生活就是艺术，就是写作。“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文以达吾意而已，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然。”他是第一流的画家（开创了中国的“文人画”），第一流的书法家，他什么都写，诗、赋、札记、诏书、口宣、奏议、表疏……诗书琴画，什么能够生生，至善，他写什么。虽被后世尊为诗人，但在文体上，苏轼并没有厚诗薄文，“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苏辙说：“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四库提要·东坡全集》有一百一十五卷，还不包括乌台诗案时被毁掉的那部分，它们都是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的。
“有敕。卿等通两国之欢，不远千里。驱一乘之传，来庆三朝。”“有敕。卿拔自循良，老于文学。禁林之命，儒者所荣。往祗厥司，以究所蕴。宣诏许内翰入院口宣”“朕即位二年，水旱继作。致灾之故，实惟冲人。既延及于无辜，复贻忧于文母。是以坐不安席，食不甘味。”“礼之至者无文，哀之深者无节。故礻覃而不乐，古人非以求名；琴不成声，君子以为知礼。朕以宗庙之重，勉蹈先帝之余。履其位惕然而自惊，用其物潸焉而出涕。”“夫以才御物，才有尽而物无穷；以道应物，道无穷而物有尽，……赐宰相吕公着乞罢相位除一外任不许批答。”……都是苏轼写的，就是为朝廷起草的文件，也有许多是苏轼自己的观点。他为朋友写墓志铭，为乳母写墓志铭，“赵郡苏轼子瞻之乳母任氏，名采莲，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俭，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与轼，养视轼之子迈、迨、过，皆有恩劳。从轼官于杭、密、徐、湖，谪于黄。元丰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黄之临皋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黄之东阜黄冈县之北。铭曰：生有以养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从与享之，其魂气无不之也。”他写胡麻赋、蜜酒歌、猪肉颂、老饕赋、菜羹赋……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被派去湖州任知州，他向皇帝呈递了《湖州谢表》。那时候官员每被派到一个地方任职，都要写这样的表，谢表也要在朝廷定期出版的公报上发表。在这个谢表里，苏东坡说，“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生事”之类的隐喻激怒那些支持王安石的官员，就要寻机灭掉苏轼。这些官员在苏轼做的事上找不出罪证，就转向他的诗歌、文章。苏轼时代，一个大臣持不同政见很正常，朝廷经常有大臣因政见不同而辞职（比如司马光、王安石）。小人们为苏轼罗列的罪名不是因为他的不同政见，而是他的诗歌暗示出“不臣之心”。
1079年7月28日，苏轼在湖州任上因写诗“谤讪朝廷”被监察御史李定告发，逮捕，押往御史台关押。苏轼尚未定罪，“诟辱通宵”，关在监狱里等着宣判。皇室崇拜苏轼文才的人不少，包括皇帝的母亲。告发者担心他会被释放，于是更积极地在他的作品翻找“微言大义”、隐喻、象征。这些告密者自己也是写诗写文章的人，自然娴熟于含沙射影、言此意彼、断章取义这一套。御史台里行（里行，资历较浅的官员）舒亶用了四个月的时间研读苏轼的诗，此时他可不是一个诗歌批评家，苏轼的诗集在他看来，只是一堆案卷、罪证，不是美而是政。他终于找到一些片段上奏朝廷，说苏轼的诗“包藏祸心，怨望其上（埋怨皇帝），讪渎谩骂（亵渎谩骂）”“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无复人臣之节者（不守大臣的规矩），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指青苗贷款，帮助贫困的农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颁布法令考核官员的政绩），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宋代曾实行盐由国家专卖），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舒亶奏请将苏轼处死。身为宰相的王珪也甘当小人。这首诗被王珪从苏轼诗集里面挑出来：“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复秀才所居双桧》王珪对宋神宗说，“根到九泉无曲外，岁寒惟有蛰龙知”是对“陛下有不臣意。”“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苏轼麻烦大了。“利用小说反党”。这首诗本来是苏轼写给钱塘的中医王复的，王复家种着两棵桧树。苏轼借着赞美这两棵古树来暗示他对王复人品的仰慕。
诗只是诗，虽然一再被各时代的诗人申明，但读者一到关键时刻，就将诗理解为事实本身，美降格为事实，成为可以呈堂取证的证据。尽善尽美，善成为现世在场的道德、政治尺度，超越性的尽美被忽略不计。“甚美”常常被好事者交给有司去定夺，而有司也认为自己有资格和权力定夺。美政，无事的时候是诗，一旦有事，美政分裂，那就是政。“政塞道丧，若违忤要势，即恐祸不旋踵，虽以清白自守，犹不能免请谒之累。”（《北齐书·袁聿修传》）（政治封闭大道沦丧，写作就是不合时宜的异端，时常害怕着祸从天降。虽然只是纯粹地（无关政治）写也难免常常要战战兢兢自我辩护。）在中国这种文化传统中，写作是刺激的，令人兴奋的，也是危险、令人恐惧的。文教充满魅力，“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朝阳路八千”，极端的时候，甚至导致杀生之祸，诗歌天才被嫉妒，陷害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杜甫写到李白的时候，曾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野史记载，唐代诗人刘希夷曾经写下“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诗句，他舅舅宋之问为这两句诗迷狂，要求刘把这两句诗让给他，刘希夷不干，宋之问就杀害了刘希夷。
文政合一，并不意味二者没有分别。诗蛊惑人心，崇尚语言的自由无为，“澹无为而自得”（屈原），“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在文政合一的开明的时代，文化导致政通人和。在另一方面，由于文追求自由表达的本性而异常危险，头上总是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文的悖论，它一方面是“位焉”，另一方面，它“师法造化”，试图代神立言，“圣人之学也，以其所见者推其所不见者。”（苏轼《东坡易传》）说不可说之说，道非常道之道。文对迹象进行的解释，通常是不确定的，模棱两可的，感觉性的、表现性的，启示性的，信不信由你。怎么解释都行，解释越不确定的越被视为好诗。
法国哲学家朱利安在《间距与之间——论中国与欧洲思想之间的哲学策略》一文讨论文的不确定。“对柏拉图而言，之间的想法找不到实际可以立足之处，它只能来自混合与‘驳杂’，来自必须解开的错乱之混淆的认同。希腊人对“极端”深深着迷，因为只有极端会凸显出来，具有可分辨的特征而且可让人辨识它们之间的差异。但是希腊人可能忽略了流动的‘两者之间’与过渡时的‘模棱两可’。它们都不具有特定属性，它们是老子所谓的道。其后果是，柏拉图无法给这个生命之间任何实质，因此把生命一分为二……排除了生成与暧昧，但是生活的思想却因此被遗弃了。”“中文词既没有词尾变化，也没有性、数、格变化，所以它几乎不建构，而是使用相关性发挥作用，强调肇因之中（非常有名的阴阳）两极的互动关系。同样地，中文也没有动词变化，因此——犹如欧洲语言的动词不定式——很自在地让人听见，事物沉默地进行着不确定之过程，那就是‘道’。”
苏轼在《东坡易传》中解释过道：“道者，器之上达者；器者，道之下见者。其本一也。”“物生而阴阳隐，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世之所谓变化者，未尝不出于一而两于所在也。”“两于所在”就是朱利安所谓“‘两者之间’与过渡时的‘模棱两可’。“圣人无能，因天下之已能而遂成之。”“上而为阳，其渐必虚。下而为阴，其渐必实。至虚极於无，至实极於有，无为大始，有为成物。夫大始岂复有作哉？（卷七）有作，就是有心。就是朱利安所谓的“只有极端会凸显出来，具有可分辨的特征而且可让人辨识它们。”有心，就是不信，不信，不服，所以要极端、凸出。“天非求同于物，非求不同于物也，立乎上而天下之能同者自至焉，其不能者不至也，至者非我援之，不至者非我拒之，不拒不援，是以得其诚。”道是先验的。“我有是道，物各得之，如是而已。”道必须信任，“凡有心者，虽欲一不可得也。不一则无信矣，夫无信者岂不难知难从哉。乾坤唯无心故一，一故有信，信故物知之者易，而从之者也不难。”“我与物为二，君子之欲交于物也，非信而自入矣，譬如车，轮舆既具，牛马既设，而判然二物也，夫将何以行之？惟为之輗軏以（车辕与衡轭联结处插上的销子。）交之，而后轮舆得藉于牛马也。輗軏，辕端持轭者（驾车时搁在牛马颈上的木架）也。故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械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车与马得輗軏而交，我与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坚，天地之远，苟有诚信，无所不通。吾然后知信之物軏也。” 《东坡易传》
文的最高境界是几近于道。几是距离、层次。怎样的文几近于道？孔子认为诗可“群”，孔子暗示，诗导致的群、团结、共享的层次几近于道。“诗三百”何以能够流传至今，因为群。但是，文的“几近于道”，也可以通过权力来定夺。这是文的“以其所见者推其所不见者”的一个天然悖论。道在屎溺，但道不是屎溺，但有时候，道就是屎溺。苏轼时代，朝廷中几乎人人写诗，写得好的不在少数。懂得诗之奥妙的也不在少数。美政，美的事，可以交给美去定夺，也可以交给行政、有司去定夺。诗并非事实本身。天人合一，但是天也是天，人还是人，无论如何天人合一，开端处的分是无法弥合的。哲人孟子早就预见到文与政最终无法合一，他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意思也是，政见不和就独立写作，政见合的时候就美政。天是天，人是人，文政合一只有通过中庸之度来调整，完全的一仅是暂时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也是一阴一阳谓之道。古代文统的软肋在于，中庸之道仅依赖权力者个人的修养，慎独（阴），而缺乏制度（阳的）的保证。文人苏轼运气好，生逢其时。文化在宋已经具有宗教的地位。“郁郁乎文哉”（深邃沉默的文啊！）文具有最高的、神性的制约力量，一切世俗行为的最高核准权，某种程度上甚至制约着权力。诗是文统的核心，诗人就像神职人员。宋神宗就是真的忌惮苏轼，他也必须收敛。宋神宗看了被王珪告发的苏轼的诗后，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真是千古至言。这位“有司”不但有权力，而且有较高的修养，是明白“诗就是诗”的。他说：“彼自咏桧，何预朕事？”“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也可以言龙也。”他还指出：自古称龙者多也，如荀氏八龙（东汉荀淑八子皆贤，时谓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耶？”王珪顿时“语塞”。王安石也施援手，他虽然在变法上专断独行，但并非为了一己之私，而是忠诚于他的政治主张。苏轼的门人黄庭坚说，“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王安石不喜欢苏轼的政见，“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但并不因此否定苏轼作为诗人、朋友的存在。这时，他已经被贬官，不在朝中，他听到苏轼命在旦夕，就写信派人连夜飞马进京递给宋神宗。信中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宋太祖曾经立碑“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
苏轼没有被处死，1080年被流放到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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