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伦和他的生命旋律‖作家马金萍

Original 2018-04-09 马金萍 文学沙龙

之 6

《落花惊梦录》（怀人集）

李德伦和他的生命旋律

马金萍

2001年的10月20号的早晨，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看中央电视台的早间新闻，一条消息让我猛然大吃一惊：……19日上午10时，在中国爱乐乐团的排练厅，艺术总监余隆与百余名演奏艺术家怀着悲痛的心情肃立默哀，为刚刚失去他们敬爱的艺术大师李德伦表示沉痛的悼念。著名指挥家、艺术家、中国交响乐奠基人之一李德伦因病于当日凌晨零点 39分逝世，享年84岁……

新闻主持人后面说的什么，我一句都听不进去了。一年前，在李德伦家采访他的那些个情形以及他慈祥幽默的音容笑貌如同电视画面般在我的眼前清晰地闪现出来……

2000年的5、6月间，我去北京办事。临行前，我的好朋友、《夕阳红》杂志社的老总程晓华跟我说，能否借此机在北京采访几个名人，给他们的杂志提供点高质量的稿子。当时我一口应承下来，由于我不是他们杂志社的记者，为了名正言顺，晓华还特意给我开了几张他们杂志社的介绍信带在身上，免得跟人联系时浪费口舌。

好像是到北京的第三天吧，我自己的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于是，就想起了晓华让我采访的几个对象——在我跟晓华拟好的采访名单上，第一个名字就是李德伦。这天上午，我在酒店的房间，就给中国交响乐团的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李德伦家的电话。其间费了好大的周折，乐团才把李老家的电话告诉我，于是便按着乐团一位女同志提供的电话号码，很快便跟李老联系上了。

当时，李老因病刚刚从医院里出来不久，本来是谢绝一切采访的。后来听说我是从东北长春来的，便答应了我的采访请求。但只限定采访一个小时。于是，我按着李老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家的位置，便直接到他家里去了。

说起来真的是很有缘，李老家就住在和平里，跟我住的酒店距离并不远，打车十几分钟便到了。李老家住在一幢红砖砌就的老楼的一楼，虽然是一楼，但阳光还是挺充足的。当我敲开李老家的屋门，李老出现在我的眼前的时候，我真的是激动了。我几乎是小跑着跑进了屋里，跑到了他的跟前，一把握住了他的那双挥舞了一辈子指挥棒的手，连连跟他问好。

由于李老刚刚出院，脸色有些浮肿，但精气神儿非常好，说话也非常幽默。他的几句玩笑话，很快便拉近了我跟他的距离。于是，我便把采访提纲跟他说了。李老说，用不着什么采访提纲的，咱们就随便聊聊不就挺好么？要什么提纲啊！

李老的这个提议，正合我意。于是，我们便围坐在他家地中间的那张圆茶几旁聊了起来……

我认为，新中国的交响乐跟李德伦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德伦是一个符号，是新中国交响乐发展的一个符号。是新中国的交响乐之父。在他生命走过的八十四个年头的风霜雨雪中，几乎有六十年的生命历程是跟交响乐联系在一起的。交响乐是他生命最主要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他生命的主旋律。

李老跟我说，假如把一个交响乐队比作一支军队的话，那么，它的指挥就如同这支军队的指挥官，面对一部交响作品，面对一支世界名曲，怎样才能把它的内涵把它的气势把它的主题更好的表现出来，这都与指挥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李老强调说，世界上只有的坏的指挥，没有坏的乐队。我觉得，这是李老积一生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由此也可以看出指挥对于一支乐队的重要性了。

李老出生在十月革命爆发的1917年。他是回族。他的童年曾在中国的北方度过。“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成了日本人铁蹄蹂躏下的殖民地，那漫山遍野的大都高粱，那秀美的白山黑水，以及那三千万的劳苦大众，都成了日本人刺刀下的奴役对象。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已经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了，在痛苦的挣扎中，他只好跟着父母亲背井离乡，来到北京谋生。从此，北京成了他生命过程中永远也割舍不掉的一个永恒的存在。

在北京，18岁的李德伦积极要求进步，并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与此同时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共青团，由于他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的出色表现，转年被党组织转为正式党员。这时候，年轻的他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了。

有人说，音乐是唯一能与上帝对话的一种语言。也许是天才吧？李老从小就对音乐有一种特殊的感悟能力，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感悟能力，才使得他能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当年，这可能是中国唯一的一所最高的音乐学府了。李老就是在这所学府里开始了他真正的音乐生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从国立上海音专毕业的李老在已经被日本人占领的上海开始了他的最初的音乐指挥工作。那时，上海地下党组织了不少进步的话剧演出团体，那时演话剧要有音乐伴奏，李老就在这些剧团里给那些小乐队当指挥，有时也在剧团里客串一些话剧演员什么的。当时上海著名的“苦干”剧团汇聚了国内许多有名的大导演大演员，如著名的话剧导演黄佐临就是李老的老师。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正规的交响乐团，李老只能在这种小乐队里来进行自己对于交响乐的幻想。

抗日战争胜利后，已经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中国人民渴望着和平，渴望着过安居乐业的正常生活。国共两党在全民族一片和平的声浪中开始了谈判。为了表示诚意，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等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但是，由于蒋介石的独裁，谈判最终破裂了。中国人民在和平的曙光到来之时，又一次被拖进了战争的深渊。就是在这时候——1946年11月11日，李老奉周恩来之命，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搭乘当时由上海飞往延安的临时班机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李老在革命的战火中受到了灵魂上的洗礼，并对音乐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渴望用音乐来陶冶人的情操，来净化人的灵魂。但是，在那样一种艰苦的战争年月中，这种渴望只是一种幻想，他只能等待着全国解放，来实现自己这种梦幻中的渴望了。解放战争时期，他曾经深入到农村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在民众中，更加领略了音乐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为了造就我们自己的音乐人才，在百废待兴的解放初期，人民政府还是把音乐工作纳入了自己的工作日程。1953年，李老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音乐专门人才，被我国政府选送到苏联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音乐指挥专业。从1953年到1957年，李老以自己的努力和对音乐独到的理解，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研究生的学历证书。

李老跟我说，他在苏联的四年时间里，曾多次与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指挥过许多世界名曲，但最让他感到骄傲的是，他曾在俄罗斯国家合唱团指挥过《黄河大合唱》，这是诞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支最令我们民族震撼的大合唱了，它纪录的不仅仅是一场战争，它更是一支鼓舞我们民族自立自强奋斗不息的战斗号角。能在柴科夫斯基的故乡莫斯科指挥我们自己的音乐，对于年轻的李德伦来说，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激动啊！

1957年，李老在苏联学成回国。那时，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交响乐队。1956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柏林举行，作为新中国的音乐大使，我们派出了中国青年艺术团参加了这次社会主义国家的音乐盛会，并以此为契机，组成了我们国家的交响乐团，这就是中央乐团。李老从那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乐团，他用生命谱写的交响旋律就是在这个乐团里由序曲而渐次走向高潮的。

但遗憾的是，解放之后，经过短暂的战争休憩，我们民族就又被一种漫长的极左思潮笼罩在没完没了的“运动”中去了，用李老的话说，那就是“开不完的会，讨不完的论，挨不完的批，检不完的讨，下不完的乡，扯不完的蛋。”从“反右”到“大跃进”，从59年的“反右倾”到三年自然灾害，然后又是62年的“重提阶级斗争”，紧接着就是“四清”运动，“四清”运动还没有完，那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来了。在这种无穷无尽的运动中，乐团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训练，也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练乐，作为一个国家级的交响乐团，它的素质实在太差了。但是，谁也没有办法能改变这种困窘的现状，中央乐团在一种无序的状态下极其艰难的在一种不和谐的音响中运行。许多世界著名的交响音乐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不能进行正常的训练和演出，演出古典的音乐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演出外国交响音乐被批判成崇洋媚外，截止到在1966年，在乐团成立的九年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在批“大洋古”、“封资修”，乐团的旋律只有一个，那就是所谓的“革命”。

在这种“极左”思潮的干扰下，李老以及他所在的乐团荒废了太多的时间，荒废了太多的生命。在走投无路的尴尬中，李老只能选择给江青搞的“样板戏”伴奏来维持乐团的生计。那时红透整个中国的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就是他们乐团在最没有出路的情况下由李老给他们找寻出来的一条出路。但是，就这样配合所谓的“革命”行动，江青还是找出种种借口来进行非难，他一会儿让乐团所有的乐手以及合唱队都穿上新四军的服装，一会儿又说这么也不行，那么也不好，总之，她为了把交响乐给改造“革命”了，为她登上中国最高的政治舞台大捞政治资本，她使出了所有的政治手段来折磨打压中国这本来就稚嫩的音乐品种。

李老跟我说，周总理生前曾经给他写过信，说贝多芬是革命的，指示他们要演奏一些贝多芬的交响音乐。1977年，在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的时候，李老给当时的文化部打了一个报告，说3月26日是伟大的革命音乐家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纪念日，根据周总理生前的有关指示，中央乐团打算搞一次纪念活动，有关曲目乐团已经进行排练，请文化部给予批准。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人们还在极左思潮的阴影下笼罩着，对于李老他们提出的这个敏感问题，文化部根本就不敢做出答复。他们把这个请示报告提交到当时主管文化的中央某领导那里。但是，中央领导仍然不敢答复。最后，只好提交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这次关于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的交响音乐会才终于有了下文，这时，已经是3月23日了，离纪念活动只有三天的时间了。

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交响音乐会的如期举行，在封闭了二十多年的中国交响乐坛上如同狂飙般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演出的当天晚上，西方所有的媒体包括美国之音、英国的BBC等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报纸纷纷予以报道，当时就有预言家预言说，中国的音乐文化界这一反常的举动，可能暗示着一个开放的时代即将到来。

是的，一个开放的时代即将到来了。但是，中国的交响乐并没有因此而真正的走向世界，中国的交响乐与世界一些大的乐团比较起来，还显得非常落后。音乐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文明的象征，人们不能想象，在一个没有音乐的国度里会真正的实现现代化，会真正的走向工业文明。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的音乐家才真正知道了自己生活的困窘与精神的贫乏，他们恨不能在一个早上就把过去损失的那些东西捞回来，为了改善困顿的生活，许多乐手不得不常年泡在录音棚里，为一些电影、电视剧录音，有的乐手还在家里办起了音乐班，以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对于这种现象，李老既着急，又表示同情。他说，乐手也是人，他们也要生活，也要过日子，乐手们想多赚俩钱并无可厚非。问题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政府部门、我们的文化主管部门应该拿出什么相应的政策来发展我们民族的交响乐，使那些流失的音乐人才以及不安心的乐手们无后顾之忧，这才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李老已经不知道自己这一生究竟指挥过多少乐团了，也不知道自己这一生究竟指挥过多少乐曲了。他说，谁能记得自己一生究竟吃过多少回好饭？谁能记得自己这一生究竟走过多少道路？他说自己指挥过的乐团指挥过的曲子就像自己吃过的饭走过的路一样，已经没法计算了。在自己六十多年的指挥生涯中，他去过许多国家和地区，与许多国家的交响乐团合作过，美国、日本、马来西亚、德国、英国、墨西哥等国家的一些乐团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和他指挥的英姿。1977年之后，他还曾率领中央乐团访问过朝鲜、台湾、港澳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与许多有名的世界级交响乐团进行交流，使我们民族的交响乐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那些世界顶尖的交响乐团比较起来，我们的交响乐还显得比较稚嫩，有一段时间——特别是“文革”期间，我们的交响乐团其实只是一个“拿着乐器的政治训练班”，根本不能称其为交响乐团。这是我们民族最可悲哀的一件事情。一个没有了交响音乐的民族，谁还能指望它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记得“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一次，根据与某国的文化交流协议，这个国家的交响乐团来我国进行访问，当时，他们很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国家没有人能懂得交响乐。演出结束后，李老与他们进行了交谈，而且是用英语交谈的，他们对李老的谈吐非常震惊，他们说，中国不是没有人懂交响乐，他们有着许多杰出的人才，这个国家一旦开放，肯定能演奏出令世界震惊的交响乐。当时，这次谈话还被录了电视片，江青看了这个片子之后，曾经向别人问道：李德伦跟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没有人认真告诉江青李德伦跟外国人都说了些什么，但是，李老与外国交响乐团的交谈却在音乐界引起了强列的反响，西方有人说，中国很快就会有真正的交响乐了。

是的，作为一个指挥家，李老曾深深的为我们没有自己的真正的交响乐而感到悲哀，他想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国的交响乐谱写一曲震撼世界的旋律，但是，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不管他怎么努力，却总也不能使中国的交响乐与世界那些著名的交响乐队并驾齐驱。当我问他，中国的交响乐在世界上是一种什么水平时，他幽默地说，你喜欢看足球么？中国的交响乐在世界上的水平就跟中国的足球在世界上的水平差不多。

本来李老跟我说好采访的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可是，当他的夫人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招呼吃饭的时候，我才知道，已经中午12点多了，我跟李老已经整整聊了三个多小时了。看着李老那有些疲倦的神色，我急忙站起来告辞。李老笑着说，不急么，你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们怎么着也得照个像吧？于是，我拿出自己的那个破傻瓜相机，让李老的夫人给我拍下了我跟李老合影的这张珍贵的照片。

从李老家出来，在回酒店的路上，我想，不管怎么说，李德伦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的交响乐写下了一部非常引人思考的旋律，这个旋律在中国的交响乐坛上将会长久地萦绕着，它将会让人们知道，交响乐以及严肃艺术与一个民族的关系。

我想，在这个旋律的熏陶下，不但我们的灵魂能得到净化，我们的生命也会因此而更加丰富多彩起来。

2001年10月写于长春东岭忘忧斋

2007年6月修改于长春开运街新居

作者简介：马金萍男。民族，汉。本名马金平，笔名有马金萍、司马荒原等。吉林扶余人。文革后期毕业于吉林省扶余县第一中学。后因前途渺茫，遂入伍戍边，曾先后在在陆军40军120师360团一连当兵，后被选入360团文艺宣传队，因创作上取得的骄人成绩，两年之后又被调至120师文化工作队，先后任创作员、创作组长。转业后，被分配到吉林省扶余县戏剧创作室，任创作室主任。1991年进入中央戏剧学院高级进修班代职进修，主修戏剧文学、影视文学编剧，同年结业。1992年调到吉林省民间艺术团任编剧、艺术室主任、艺委会主任。系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曲艺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家协会理事、二人转艺术研究会秘书长等闲职。马金萍创作的歌词《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孙连梦演唱）、《咱们屯里人》（赵本山、刘德华等演唱）、《老家大东北》（火风演唱）、《东北二人转》（小沈阳、沈春阳演唱）《永远伴随你一生》（阎学晶演唱）《情满西厢》（阎学晶演唱）《蓝河遗恨》（阎学晶演唱）《回杯记》（阎学晶演唱）；（《东北人的歌》（王小利演唱）《高粱叶子窄、苞米叶子宽》（衡越演唱）《弹起吉他唱起歌》《努尔哈赤的故乡》《黑土地——生死之吻》《东北大粮仓》（日本、韩国等电视台多次播出）等，在国内外流行歌坛影响巨大。除歌词创作外，他的主要影视作品有：20集电视连续剧《海风吹过的乡村》、三集贺岁片《讨个老婆过大年》之《四喜临门》；10集电视系列剧《缴枪不杀》、电影剧本《镜泊湖的枪声》（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电影剧本《代乡长主政》（广西电影制片厂出品）；48集东北风情电视系列剧《拉拉屯风情》；30集电视系列剧《恭喜发财》（与人合作）等；参与策划、创作的影视作品有百集系列剧《北方故事》（吉林电视台）；千集网络微喜剧《关东微喜剧》、《荒唐县令》；网络电影《东北赌途》《东北山炮》；东北风情纪录片《关东大喇叭》《龙腾黑土地》等；其中20集电视连续剧《海风吹过的乡村》获1999年度全国电视剧评奖“飞天奖”，并同时获吉林省文艺最高奖“长白山文艺奖”；创作出版的文学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白色的太阳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人在江湖》（电影出版社）、《黑道生涯》（电影出版社）、《线人》（新文化报连载，电影出版社）、《尘世浮情》（城市晚报连载）、《腐•败》（电影出版社）、《反贪局长自述》（中国电影出版社）、《黑色娱乐圈》（中国电影出版社）、《谁玩谁》（群众出版社）、《逃亡日记》（群众出版社）、《月光花园》《新文化报连载》、《谜底》（时代文艺出版社）、《交易》（新文化报连载）；长篇报告文学《与死神搏斗的人们》、《光明行》；中篇小说有《原罪》、《宿罪》、《人欲》、《女犯》、《在掌声中死去的女演员》、《同时出现的三个妻子》、《爱到伤心才是情》、《爆炸》、《横祸》、《伪都》、《八卦》、《断落》、《在极乐园疯人院里》、《狼谷》等六十余篇。其中中篇小说《佛眼》获“关东三宝”奖。《同时出现的三个妻子》获“东北文学”奖。小小说《聋爷》获吉林省建国五十周年征文一等奖。在进行影视及文学创作的同时，主要从事戏剧、二人转、以及歌词和其他艺术样式的创作，出版有《马金萍剧作选》（上下卷）；其主要代表作品有大型戏曲《皇帝出家》、《盘丝洞》、小剧场话剧《瀛台落日》、《鸳鸯扣》、《绝响》、《人欲》等。其中《鸳鸯扣》获戏剧文学奖；《人欲》获第四届全国戏剧文学奖优秀剧本奖。二人转、拉场戏作品有《矬乡长》、《挂风铃》、《盘丝洞》、《幸福鸟》、《生财有道》、《二姑爷拜寿》、《孙成打酒》、《济公新传》、《猪八戒照镜子》、《县长赶集》、《徐九经赶店》、《焦大骂园》、《大劈棺》、《劈关西》、《听声》、《招聘记》、《二大妈打庙》、《大炼活人（演出时易名为《顺水推舟》）》《黑吃黑》等150多部，二人转《矬乡长》获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文学奖；拉场戏《生财有道》获吉林省政府最高奖“长白山文艺奖”。二人转《挂风铃》、《盘丝洞》、《矬乡长》、拉场戏《二姑爷拜寿》、《济公新传》、《上班》、《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品《杠杆》、《谁帮谁》等分别获国家和省级会演一、二等奖。另外除此之外，还在各种期刊上发表戏剧论文、散文等各种文字数百篇，共发表各类作品1000多万字。《中国文化报》、《中国青年报》、《吉林日报》、《新文化报》、《城市晚报》、《戏剧文学》等多家媒体曾多次撰文刊载介绍、评论他的创作成就。国内50多家出版社编撰的各类人物辞典登载过他的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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