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维 等：信息框架会“助推”生育政策吗？ | 对话佳作061期
当前，我国已迈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双重危机，我国于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至今已实施5年。然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仅为10.48‰，是我国自1949年以来出生率的最低值，如何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成为急需回应的重要议题。生育意愿作为衔接生育政策和生育水平的关键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生育率。那么，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有哪些？是否存在更有效和低成本的手段来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中山大学的张书维教授团队于《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年1月发表文章《“助推”生育政策：信息框架影响生育意愿的调查实验研究》（点击阅读原文），关注“助推”策略，首次尝试利用框架效应的原理，将实验和助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两个调查实验，探索了信息框架（包括政策框架与新闻框架）对于生育意愿的助推机制。本期对话佳作我们邀请到了张书维老师、朱亚鹏老师、谭小慧就延伸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与交流。
嘉宾介绍
张书维，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中山大学MPA教育中心副主任。从事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机制研究；聚焦行为公共管理学、行为公共政策等新兴交叉学科领域。“行为公共管理学”(CBPA_ZSW)学术公众号创办人。
谭小慧，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生育意愿的助推机制。
朱亚鹏，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研究领域为公共政策理论、社会政策与社会发展、住房研究。
访谈实录
Q1：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在《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年1月发表的《“助推”生育政策：信息框架影响生育意愿的调查实验研究》一文吗？
张书维 谭小慧 朱亚鹏：人口问题关乎国计民生。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不断减少，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持续降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一现象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长期存在。背后的制度和文化因素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基于此的传统政策干预也往往事倍功半收效甚微。这启发我们另辟蹊径，从微观角度做文章：《“助推”生育政策：信息框架影响生育意愿的调查实验研究》一文便是该探索的阶段性小结。行为助推作为一种全新的干预工具，不同于传统手段：它既不必取道行政命令，也无需借助经济杠杆，而是通过提供简约且低成本的选择架构，使人们的行为朝着预期的方向改变。聚焦到本研究关注的生育问题——可以说，整个社会的生育率需要个体的生育行为来支撑；而生育行为发生前一般也得先有生育意愿。因此，对生育意愿进行助推干预，既别出心裁又合理可行。
本文进一步着眼于“框架效应”这一常见的助推策略，通过两个调查实验，探究了信息框架（包括政策框架与新闻框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相较于“失而倍得”政策框架，“得而不失”政策框架更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2）新闻框架调节政策框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家庭导向的宣传立场相对于国家导向宣传立场，能够更显著地增强政策框架对生育意愿的作用。上述发现可以概括为“落袋为安”和“家庭导向”的生育意愿助推机制，这对完善生育政策，鼓励生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Q2：“网络滚雪球抽样”一般适用于寻找在总体中十分稀少的人物，该研究为何采用这种方法？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哪些影响？例如调查对象中学生比例高？
张书维 谭小慧 朱亚鹏：网络滚雪球抽样的优点在于能够快速寻找到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其成本较低，操作更便利，在时间地点、人员经费等客观条件限制下，具有比较优势。诚然，本研究采取该方法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根据在于：实验法强调对被试的随机分配。只要能保证这一点，是否随机抽样，并不会影响实验结果的内部效度。育龄人群的年龄是15-49岁，而学生的年龄符合育龄人群，不应将他们排除在外。我们曾试过将学生样本剔除，最后的回归结果依旧是显著的，假设仍然成立，这也证明了学生比例较高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不大。
Q3：家庭总收入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在两个实验中得到了相反的结果，二者可能有哪些关系，这一关系复杂的原因可能是？
张书维 谭小慧 朱亚鹏：本研究的两个调查实验是独立进行的，彼此互不关联，出现相反的回归结果也说明了收入对生育意愿影响的复杂性。实验1的家庭总收入结果与经典的成本效用理论相同，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生育意愿会降低。实验2的结果与前者相反，家庭总收入越高，生育意愿越积极。一方面可能是由于30岁以下的青年被试达90.7%，这也印证了风笑天（2009）对青年（18-28岁）生育意愿的研究结论：高收入青年的生育意愿显著高于中低收入青年。另一方面存在“教育的收入效应”：实验2中有87.3%的被试学历为本科及以上，较高收入和较高受教育程度的被试生育意愿更为积极可能与他们生育观念中更不重视子女的物质回报有关。事实上，收入因素对生育意愿的不同影响，都能找到相应的理论解释和实证支持。由于收入的决定因素复杂多样，且不同因素间存在相互作用，因而其影响生育意愿的机制需要更精确的考量。
Q4：两个实验均未提及性别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政策框架及新闻框架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是否表现出差异，原因可能是？
张书维 谭小慧 朱亚鹏：框架效应反映的是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对损失和收益的风险偏好。决策者对风险的态度，更多的是与人格特质而非性别有关。我们在前期的数据检查中也发现，实验操纵信息框架后，性别在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差值）方面并无显著差异，因此论文中没有对该变量进一步探讨。但就生育的理想子女数而言，在性别方面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这可能是由两性在生育成本计算、性别角色规范等方面的不同认知及其它社会因素造成的。
Q5：请问在印证假设2（新闻框架对政策框架影响生育意愿起调节作用：相较于国家立场框架，家庭立场框架下政策框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强）时，国家立场框架和家庭立场框架的回归分析差异巨大是否和被试者的个人偏好有关？
张书维 谭小慧 朱亚鹏：实验2在验证假设2时，方差分析与回归分析的结果均发现新闻框架调节政策框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这充分说明了在考虑政策框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时，宣传立场不容忽视。图1直观地显示出政策框架与新闻框架的交互作用：在“得而不失”的政策框架下，国家立场框架对生育意愿的积极影响远不及家庭立场框架。从侧面反映出在考虑生育这样的“个人问题”时，公众更偏好家庭导向的信息呈现。这背后隐含了收益的逻辑：“得而不失”的政策与家庭立场的宣传是一致的，均让被试体会到了“获得感”。
Q6：城乡之间、一二三线城市之间的工作经济水平、生活压力差异较大，您认为这种地区差异会如何影响到人们的生育意愿？对地方政府制定配套措施有何种影响？
张书维 谭小慧 朱亚鹏：应当说，现行生育政策较之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时代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已大为减弱。当下影响生育意愿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因素。房价、子女教育的高投入等，成为了最好的“避孕药”。尤其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生活工作压力大，买不起房，孩子上学难。整体而言，生活在一线城市的个体生育意愿更为消极。
地区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生育政策的配套措施。各地在面对生育问题时会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水平来配套相应的生育补贴、二胎奖励、产检住院医疗费用、产假制度等鼓励性、支持性的生育政策。但就影响生育意愿最重要的因素之房价问题来说，地区差异在房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房价-收入比上的表现十分明显。这些宏观因素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因此也就有了我们从“助推”思路出发，尝试以小拨大地提高生育意愿。
Q7：得失框架和新闻框架二者共同构成了区别于传统政策工具的新手段，您认为新旧手段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和区别，应如何科学搭配才能更好助力公共政策实践？
张书维 谭小慧 朱亚鹏：得失框架和新闻框架都属于“助推”手段在生育问题上的应用，不过前者是经典框架，后者属于信息框架。作为新的政策干预工具，助推采用柔性策略，通过选择架构的设计来达到影响行为的目的。“非强制性”是助推区别于传统政策工具（如各类法规、政府管制）的一大特色。此外，“助推”洞察政策对象的行为偏好，塑造政策执行的微观环境，引导个体做出更好的选择来实现宏观政策目标，正所谓“以小拨大”，这是助推的另一特色。在此过程中，助推强调低成本，正如助推理论的创始人塞勒所言：花钱的方法一定不是助推。因此，“经济性”是政策助推的又一特征。尽管存在上述三个区别，但都只是在“工具”层面；新手段也好，旧套路也罢，在目的上是殊途同归的：致力于推动民众福祉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改进。这一共同点要始终牢记。
助推完全可以成为“政策工具箱”中的新工具，有效弥补传统工具在成本控制和精准施策上的不足，新旧手段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我个人认为，在政策实践中可遵循“传统工具为主，助推手段为辅”的原则，将各类助推手段和财税、激励、管制等传统工具相结合，因时因地制宜，才有利于政策制定者做出最佳决策。
Q8：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一人户占比约为16.69%，我国未婚未育群体数量增多，面对这一政策受众，您认为我国的生育助推策略可以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
张书维 谭小慧 朱亚鹏：本研究的调查对象覆盖了未婚未育群体，文中提到的生育补贴的领取方式以及生育政策宣传立场方面的助推策略，对这类群体同样适用。此外，助推策略还可以在设置生育默认选项、简化产假/补贴等申请流程、促进养育心理账户转化等方面发挥作用。
Q9：文章指出，单纯地从国家立场出发进行宣传，容易使公众认为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从而唤醒心理阻抗，您认为这对官方的各类政策宣传工作有何启示？
张书维 谭小慧 朱亚鹏：框架效应通过转换政策话语、改变信息呈现方式来影响公众的行为决策，但并不改变政策本身的实质内容。政策宣传立场（新闻框架）的就是框架效应的运用。这带来的启示是：官方的各类政策宣传报道要选取恰当宣传立场，且宣传立场要与政策内容相配套。例如本文中的生育政策，因为生育与否更多涉及个体或家庭的微观决策，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因此宣传时应当从民众的角度出发，利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话语体系，强调生育带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提高个体政策参与的自我卷入度，行之有效地“助推”生育意愿。
Q10：西蒙曾把公共管理视为心理学的一个应用领域。而行为公共管理学又在公共管理学与心理学之间架设了桥梁，您如何看待行为公共管理学对于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与实践的价值？当前行为公共管理方兴未艾，您认为行为公共管理还有哪些值得推进的研究议题与视角？
张书维 谭小慧 朱亚鹏：行为公共管理学（Behavior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BPA）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公共管理研究长期存在的弊端——“致广大有余而尽精微不足”。从学科属性上看，行为公共管理学是公共管理学下属的一个跨学科分支（二者的关系可类比政治心理学之于政治学，行为经济学之于经济学），我们把行为公共管理学界定为：公共管理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采用科学方法对公共管理现象与心理过程的共有部分进行研究。“科学方法”主要指实验法，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实验、现场实验和实验室实验，这是现阶段BPA对公共管理在方法上的贡献，以此提升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化。在理论贡献方面，BPA也由过去在公共管理的边缘地带“小打小闹”，逐步走向了舞台的中央。以公共管理顶级期刊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20年首期上刊登的BPA专栏（包含了1篇专栏导语、8篇研究论文和4篇观点文章）为代表，BPA被视作“有望解决公共管理的中心议题”。另一个体现就是，近年来直接以BPA为研究或理论视角发表的中文论文和立项的研究课题越来越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BPA与行为公共政策（Behavioral Public Policy, BPP）是理论和应用的关系。BPP是基于人的行为特点而设计，主要使用“助推”（nudge）和“助力”（boost）作为干预工具来执行的公共政策。BPP旨在弥补现有政策工具的不足；试图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管制型政策与激励性政策的社会治理的全新道路。相对西方国家而言，中国政府长期属于强势政府、“全能型”政府，但并非总是有效的。市场转型、治理创新、体制改革, 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有限而有效的政府，而BPP正是“助推”这一目标实现的有力工具。必须指出的是，作为试图调和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间张力的“第三条道路”，助推手段需要伦理自觉，既不能走向借助于精致化技术和认知缺陷的政府“操纵”民众的技术极权，也不能成为特殊利益团体“俘获”公共利益的政策工具。正如塞勒所言：“把助推用在好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助推在中国等儒家文化长期秉持的“父爱主义家长制”传统中，可能更容易得以推广和实施。
我认为公共管理与政策领域已进入行为科学的新时代——从个体和微观的视角，主要是心理和认知的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和公共政策过程，这是一种新的范式。展望未来，BPA要想在“立潮头”的基础上“入主流”，还需在以下五个方面持续发力：（1）探索公共部门行为的独特之处，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2）将微观的BPA与传统公共管理与宏观政策更有机地整合起来；（3）研究主题与时俱进；（4）研究方法兼收并蓄；（5）“学”以致用，助推社会发展，构建和谐政民关系。
如果大家对BPA感兴趣，敬请关注我们的学术公众号：“行为公共管理学”（CBPA_ZSW）。
最后，感谢“公共管理共同体”的专访！我们的另一篇论文《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政府决策的互动机制 ——基于环境型项目的分析》（点击阅读原文）曾有幸荣膺“公共管理共同体2019上半年高被转载学术文章”（点击阅读推送），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作品能够与贵平台结缘，为公共管理共同体的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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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芳
审校：对话佳作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