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手记 | 刀笔——我的刑事律师生涯（二十六）某科员破坏计算机系统案
文/ McT福岭社区部落 庄慧鑫
庄慧鑫，刑法学硕士，山东万桥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刑名律法，科班草根；法治情怀，律师精英；书生意气，江湖赤诚；在野法曹，侠骨豪情。
作者手机/微信：13153228935
同去独来归
——某科员破坏计算机系统案
1刑辩的尴尬
记得有位刑事辩护界前辈大咖说过，他做的案子里，99%的当事人都会被判有罪，而碰上个判无罪的案子无异于中了彩票。
不得不面对的是，有人对刑辩律师的看法是比较片面的，觉得是帮坏家伙说话，如果那家伙被判得重了是罪有应得，也显得律师无能、可有可无；如果从宽轻判，那可能是巧舌如簧的律师玩弄法律于股掌之间，钻了法律的空子，真是大大滴可恶。
而实际上恰恰相反，无论是被告人被严判重判还是得以从宽处罚，那都是整个国家机器运行的结果，不是律师可以左右的。律师辩护的意义在于让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被侵夺，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证据予以呈现，平衡控辩审三方的力量对比，因为只有确保程序正义才有可能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如果把一起刑事诉讼案件比作一台手术，那么检察官提出手术方案，法官是主刀，而律师则是无影灯下的护士——律师可以影响过程，尽量避免出现失误，但不能决定结果。
然而当事人家属拿出了有诚意的托付和不菲的律师费之后，必然会对结果会有所期待，尤其是他认为所委托的律师具备一定专业水准，那么期望值也就会随之提高。一旦结果让他们失望，对判决的不满无法向司法机关倾泄，就有可能转嫁到辩护律师身上。
与民商事案件相比，刑事案子的胜负更为明显。在我近十年的律师执业生涯中，不仅有过五关、斩六将，也有走麦城，比如这起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辩护效果就不理想；但我仍然认为不是辩护的思路方案有问题，而是和当事人的沟通上过于轻率了。
2似是故人来
辜某出事之前，我们俩就认识。
我在某事业单位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那几年里，有个同事大军和我不错，在我辞职做律师之后还继续保持联系。大军请我吃过两次饭，介绍认识了辜某，说他在某局事业单位是吃公家饭的，就这么认识了。
辜某比我年长几岁，生得白白胖胖，身材像个大冬瓜，眼睛小小的，说话不怎么流利，不过偶尔蹦出一两句还有点俏皮。
辜某毫不见外，曾做东请大军和我吃饭，有了孩子还邀请我们俩去喝满月酒。我们俩去随了份子，可是发现酒桌上的人都不认识，没等开席就匆匆告辞而去，或许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某日，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来电话的女士说自己姓梅，是辜某的妻子，说辜某出了点事，从他手机里查到我的电话，想明天和我见面咨询。我连忙答应下来。
第二天一早见面，梅女士和辜某的母亲颜姨都是一脸愁容，说辜某进去啦！我就问怎么回事。梅女士说辜某在单位上班时，被公安带走了，据说是网警，到现在也没收到任何通知。
我一问，带走时是上午十点多钟，还没有满二十四小时，就安慰两位女士说也许只是配合调查，可颜姨急得眼泪都出来了。我赶紧通过朋友四处打听，费了半天事儿还真问到了，辜某因涉嫌伪造事业单位公文印章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刑事拘留，关在看守所了。
我赶紧和两位家属办理委托手续，律师费我报了个良心价，签约、付费、开发票，办好时已经快中午十一点了。我很快联系到了网警大队的办案警官，表示要去会见；警官不置可否，说这案子可能涉及国家秘密，需要请示领导再答复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还这么严重吗？我赶紧跟警官说，明天我会再打电话来问的，然后道谢、挂线。
我走进会客室，问梅女士是否知道辜某在外面做了些什么？梅女士说她不清楚，又说辜某每月都把工资奖金交给她，不过感觉好像还有“小金库”，有些事情向她隐瞒了。
一连三天，我都给办案警官打办公电话，询问是否允许会见，话语礼貌而简洁。因为我知道，这边不松口的话，即便到了看守所，也还是见不成的。办案警官不堪其扰，又不好发作，估计是催着领导表了态，终于在第四天回了电话，通知我允许会见。
我赶紧把手头的其它工作暂时一放，很快办好会见的手续材料，开车直奔看守所，并在路上和梅女士、颜姨通了电话。其实在接案之后，我就对辜某涉嫌的两个罪名进行了法律检索，打印了一份包含有法条、案例和论文摘要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就放在公文包里。
当辜某穿着大号的橙黄色马甲走进来见到我时，他当时就有点哽咽啦。我们俩隔着铁栏杆握了握手，他那肥厚的手掌里满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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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蹩脚黑客
问候了一下后，我就问辜某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捅这么大娄子？
辜某抖动着腮帮子上的肥肉嗫嚅了半天，说：“我告诉你，你别跟我妈说行吗？”神情像个不敢认错的小男孩。
我心想：“都什么时候啦？还想藏着掖着的？”我就板着脸严肃地说：“辜哥，我知道你是怕你母亲担心，可你既然愿意让我做你的辩护律师，咱们就坦诚相见，我会以适当的方式和你家属沟通的。”
辜某说，他所在的那个局，有个行政职能就是向相对人出具评估鉴定报告，相对人拿着这份报告可以领取相应的补贴，而报告评定的级别就决定着补贴数额的高低。
有人为了多领点钱，就想在报告上做做手脚，尽量给定个高点的级别，于是求到了辜某这里。辜某的岗位不是做级别评定的，可求他办这事的人多了，他就留了个心眼儿。看到该岗位的同事登录管理系统时，他就暗暗记下了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利用值夜班的机会进了系统，改了报告的评级结果，打印出来；又通过小广告找人伪造了单位公章，盖上章给了行政相对人，拿了人家几千块钱的好处费。
辜某刚做这事时非常害怕，觉得随时都有可能露馅儿，可过了几天没动静，侥幸心理占了上风。
他又觉得用同事的用户名和密码容易被发现，修改系统的时间也容易留下痕迹，于是在当地某程序员BBS论坛发帖求助。
某国企的网管乔某看了这个帖子，一时技痒，就应承下来。辜某又值夜班时，请来了乔某。乔某确实有两把刷子，一个晚上就破解了系统管理员权限，做了一个外挂小程序，还把其界面伪装成一个备忘录模样，操作也很简单，统统教给了辜某，还拿到了“技术服务费”。
辜某没想到以自己的智商，居然做了这么一件技术含量极高的事情，难免有点沾沾自喜。再有人请托，他是来者不拒，面对恭维和礼金，飘飘然起来，似乎那局是自己家开的一样。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系统里的记录可以改，可纸质的原始档案是改不了的。辜某的一个同事在偶然的一次查档时发现了古怪，原始档案和系统记录居然不一致！更蹊跷的是，居然从系统里看不出是谁操作的！
该同事马上向领导汇报，领导高度重视，紧急召来工程师。李鬼遇到了李逵，那个外挂的程序被发现了，于是该局报案。公安追根溯源，查那些发出去的修改了评级的报告，很快就破了案，水落石出。
4意外之喜
在辜某被刑拘的日子里，我根据了解的案情，结合法律规定，写了一份取保候审申请书，递交给公安机关。
我为辜某申请取保的主要理由是其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没有造成计算机系统中断、不能运行等严重危害后果，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以后果严重程度来定罪处罚的，对辜某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
取保候审申请能否得到准许，主要还是基于案件事实本身。不过个别同行手眼通天，再加以渲染演绎，家属就会将当事人得以取保当作律师的功劳，不惜重金酬谢，实为“关系高于业务”的非常态。
只要我在侦查阶段接受委托，除非是那种根本没有取保可能性的案子，我都会提交一份申请。尽人事，听天命呗。当时为辜某申请取保时，想法很单纯，更何况我们俩还有点私交在先呢。
没想到啊没想到，意外的惊喜来啦！辜某被拘了三十来天，公安报请批捕没批下来，给他办取保候审了。这不能算我的功劳，检察院不予批捕的理由分明就是“情节显著轻微”，命中而已。
辜某取保回来以后，专门请我和大军在“巨无霸”吃了顿海鲜大餐，聊表心意。觥筹交错间，我在大军面前倍有面子；虽然我也提醒辜某还要认真应对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但我也安慰他说，既然已经取保出来了，最多也就判个缓刑。
其实律师是最忌讳给当事人承诺或担保的，我自入行以来始终恪守这一条，只是我可能向辜某说得过于轻松让他想当然了，安慰有余，提示不足，给他一个心理暗示就是“出来就没事啦”。
5情节之辩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这个罪名本来就不常见，似乎应该是专门针对黑客之类的人物设立的，据我了解，此案在当地尚属首例。
对于这个罪名，我做了一定的调研，结合本案案情，最终确立的辩护观点是：辜某的行为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不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其一，被告人的行为并未影响管理系统的正常运行，并未造成严重后果。个别数据记录的修改不会影响系统整体，那个外挂程序是独立于管理系统的工具程序，仅是用来修改用户名和时间的，不会妨害整个管理系统的运行。
其二，被告人的行为尚不构成“后果严重”。根据常识和逻辑推理，在“后果严重”的情况下，计算机系统一般不能正常运行；如果连计算机系统的正常运行都不足以影响的话，其行为肯定达不到“后果严重”的程度；对于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行政拘留。
其三，根据最高院公报的“吕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及《刑事审判参考》的论断，即便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应用程序有所删改、增加，只要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不应认定为犯罪。而此案中辜某恰恰符合这一情形，他既没有致使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也没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影响正常工作秩序。
至于第二个罪名“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我发现辜某到案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的，这与公安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类，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应以自首论。从法律适用上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已规定了对伪造事业单位公文行为的处罚，而本案中辜某的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尚不构成犯罪。
主审此案的是该区法院刑庭庭长，他戴着一副金丝茶色眼镜，凌厉的眼神透过镜片很有杀伤力。他似乎对我的辩护意见不以为然，庭审结束后我想把那本《刑事审判参考》留给他，被拒——这似乎不是个好兆头。
6同去独来归
庭后过了大约一个月，其间有消息传来，说案发所在单位的某局局座对此案极为震怒，力主严惩，这让辜某有些不安。
我考虑到已经取保又判实刑收监的毕竟是极少数，就安慰辜某让他放心，又询问法院何时判决，得到的答复是“等着吧”。现在再听这句话，似乎是“等着瞧”的意思。
我不敢怠慢，托人打听。不久，我收到了法院的电话通知，说当天下午宣判。我连忙再打听，消息传来，果真是经过审判委员会的研究，议定了判辜某实刑，待宣判当日就把他抓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惊讶、失望、埋怨夹杂着对辜某的一丝歉疚，仿佛这一结果是我参与造就的。我把自己关在卧室清静了半个多小时，决定给辜某打个电话。
我跟他说：“下午宣判，结果可能不大好，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辜某那年35岁，女儿十个月，这个190多斤的胖子，当时在电话那头就哭出声来，说“我这不见不到孩子啦！”
我本想说还有二审，还可以争取减刑、假释，但我听到他的哭声，我的嗓子好像被什么东西噎住了，什么也说不出来。
辜某好容易止住了声，说他会安排一下家里的事情。我说，一会我开车到他家，接上他同去法院，无论怎样都要像个男人样地去面对。
现在想想，我打那个电话给辜某是有风险的，他万一索性跑了咋办？不过好在我了解他的处事方式和胆量，毕竟大家朋友一场。
到了法院，刑庭的书记员让我在大厅等着，带着辜某走到里面去了，估计是把他交给法警送到了羁押室。
我等了一个半小时，终于拿到一份判决书，判辜某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处有期徒刑三年，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罪名不成立。
7尾声
我拿着判决书，开车又去了辜某的家，副驾驶座位是空的。
面对他的母亲和妻子，我说了很多道歉和安慰的话，虽然我知道这都是徒劳的。梅女士抱着没过哺乳期的女儿直流泪，让我的心都碎了。她和颜姨很通情达理，无奈地表示了理解，并没有为难我。
我为辜某起草了上诉状，提起了上诉，但没有参与二审的辩护。
五个月后，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辜某在服刑两年后，因表现良好得以假释，回来以后举家搬到外地，再没有和我、大军联系过。
我有时候除了埋怨辜某糊涂之外，还会琢磨他为什么会那么做。他虽不富裕，但其实并不缺钱，难道是为了刷存在感、满足控制欲？行政执法领域的腐败问题常常引起热议，事业单位里像辜某那样高不成、低不就还心有不甘的人并不罕见，也许在怀才不遇中扭曲了心态，也许在随波逐流时丧失了底线，这是个体的沉沦，也是群体的悲哀，难道非得要一次牢狱之灾才能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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