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博速递】对话吴十洲：二战期间世界五大博物馆如何保护文物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同时也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吴十洲提出了一个研究课题——“二战期间世界五大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即将故宫博物院与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及大都会博物馆并列起来，共同考察二战期间这五个博物馆的文物疏散和保护工作。这个研究课题以往并不为人所关注，记者就其中问题请教吴十洲教授。
吴十洲：把故宫博物院和大家公认的世界四大博物馆（即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并列起来进行研究，是我之前就有的研究计划，并非是今年才提出来的。之所以把故宫与这四个博物馆放在一起研究有两点考虑：
首先，联系到二战，这五大博物馆的所属国都是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是最终的战胜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而文化上的“巧合”在于，二战期间这五大博物馆不约而同地都有转移、疏散文物的行为。这五个博物馆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的是，它们都拥有丰富的藏品，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同时也体现在其价值上。不同点在于，五个博物馆曾经的历史和性质不同，卢浮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以及故宫都是各自国家的皇宫，在大革命的背景下，转而成为博物馆。
其次，政治和文化本身就关系紧密。无论是从殖民时代，还是新大陆的发现算起，近代才诞生、强大起来的美国与欧洲老牌强国英国、法国以及俄罗斯的发展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在政治发展日益强大进行殖民活动的时候，不断地掠夺大批优秀的珍贵文物，以此丰富本国的博物馆藏品，这些博物馆甚至藏品见证了政治大国的崛起和扩张。而故宫文物的流失与再聚合则见证了中国政治的腐朽、衰亡以及再次崛起和复兴。
但是，以往人们通常提“四大博物馆”，而不提“五大博物馆”，即使有“五大博物馆”的说法，故宫也未必被视为其中之一，我觉得这低估了故宫博物院的地位。
从藏品数量上，故宫博物院有180余万件（套），藏品的93.2%是珍贵文物，也就是国家定级文物（单霁翔语）。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结构和组成体现了中国在文化上，作为东方文明的杰出代表，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从未被阻断的国家，在民族融合和各民族共同发展上有着丰富的历史，对比其他四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具有诞生世界级大博物馆的可能。当然，想得到世界公认，成为世界顶级博物馆，无论是立馆理念，还是展览条件，故宫仍有一段路要走。
然而，这些都在改进的过程中。这些都不应妨碍故宫博物院成为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的决心与前行的脚步。所以，我特别要把故宫和四大博物馆放在一起谈。
我原本计划的题目比较大，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与五大博物馆”，后来改成了“二战期间五大博物馆的文物保护”，这个题目并不为人所关注，我们希望能做些努力。原本今年，我们还有计划联系四大博物馆一起就此主题做个这段历史的展示活动，但是对方热情不高，遂未达成。
吴十洲：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中，确实遇到一些困难，比如国外博物馆的相关档案有些尚不能看到，所以一些具体细节我们还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也已经获得了一些资料，参与此项研究的外籍研究人员也在努力查阅相关档案。可以说，“四大博物馆”在二战期间进行文物保护的基本情况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但是更进一步的研究，还需时日。
吴十洲：简单地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遭受的战争破坏最轻微，因为战火没有烧到美国本土。大英博物馆在伦敦大轰炸时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德国进攻列宁格勒时，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也遭受到战火的严重损坏，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的情况相较而言要好一点，因为法国人要保护首都，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那么，卢浮宫就没有直接遭受炮火的洗礼。
不过，这四大博物馆在战前以及战争期间都有文物保护、疏散的举措。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即便是远离战火的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也是有所准备的，只是最终没有实施疏散。
吴十洲：先说俄国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当时的圣彼得堡已更名为列宁格勒。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列宁格勒，包围列宁格勒900多天。在此之前，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一百万件博物馆珍品分别装载到两列经过特殊改装的火车被运往乌拉尔地区，在那里成立了艾尔米塔什乌拉尔分部，弗拉迪？莱文森莱辛任负责人，保护了大批的文物。
而留在列宁格勒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粮食、水源、武器等极度缺乏的状态下，忍饥挨饿，抢救滞留在博物馆内的文物，以及一些其他地方还没有来得及运出的文物。并且在装备极度落后的情况下，认真清理德军轰炸后的博物馆内的设施，保证了文物的安全。
大英博物馆在文物保护方面的行动比较早。1933年，当纳粹分子在德国掌权后，大英博物馆管理者就预料到战争不可避免，于是抓紧转移藏品以防患于未然。他们在诺丁汉郡找到一所寄存博物馆藏品的建筑，还借用了一条很少使用的地铁隧道，不过后者湿度较高，不利文物保存。博物馆职员按重要性给文物列出清单，随时准备撤退，沙袋和防毒设施都在博物馆内安置妥帖，博物馆东面的地下室还用钢材和木头进行了加固。
1939年8月23日，战争迫在眉睫，博物馆职员和志愿者被连夜叫起，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了装箱与搬迁。他们将文物打好包装，一件件贴上标签，随后分批转移到指定地点，第一天就运走了12吨文物。到英德宣战时，大多数藏品都已安全撤离博物馆。剩下的一些文物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有的没经包装便装车，有的由于体积太大不能转移而被迫另想办法，来自夏洛特女王岛的图腾柱干脆被就地隐蔽在了博物馆的柱廊里面。伦敦大轰炸中，大英博物馆建筑先后遭受高爆炸弹、燃烧弹袭击，本身受破坏严重。
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大空袭过后，博物馆的管理者把已转移出去的文物二次转移到威斯特伍德的一座矿井中，那里的通风设备较好，也有足够的空间。二战结束后，大英博物馆开始全面复建，藏品陆续搬回“老家”。只是由于空袭中馆舍遭受了比较严重的破坏，许多分馆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修缮完毕，其中有两个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重新开放。
吴十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在欧洲，美国本土未受攻击，这为保护文物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合众”是美国在二战中拯救文物的主题，大都会博物馆机构设置也体现了社会各界联合起来抢救文物、与欧洲国家联合协作的特点。
目前对大都会博物馆的具体情况了解有限，知道的情况是，官方对此很重视，他们成立了专门组织——保护和拯救战区艺术历史遗址委员会。在美国，从文化工作者到政府官员，多个领域的人员为保护文物做出了贡献。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国务卿提出草案、总统罗斯福成立委员会、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欧文·罗伯茨担任主委。美军始终将保护艺术作品和文物，作为其作战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还有大学和政府的联合行为，旨在拯救艺术作品和文物。1942年，哈佛弗格艺术博物馆的成员乔治·斯陶特，提出文化遗址在欧洲战火下岌岌可危。随后，1943年1月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组织了一个保护委员会，由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丁斯摩尔担任考古学协会主席，成员还有来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弗朗西斯·亨利·泰勒，国家美术馆的大卫·芬利，以及来自哈佛的保罗·萨克。
法国虽然是投降不抵抗，但是政府确立不设防政策时，也包括了一系列文物保护办法。1939年9月2日，博物馆工作人员将众多艺术品向外省转移。经过4个月的努力，5446箱来自卢浮宫和巴黎其他博物馆的艺术品，分成51个车队199辆卡车分批转移到外省，隐藏在法国西部和中部的11个修道院和城堡里。
比如，著名的画作《蒙娜丽莎》，可以说说它的流亡生活。早在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由于一战的前车之鉴，时任法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的雅克·若雅敏感地嗅到了战争的气息，他和巴黎各个博物馆馆长们开始酝酿将博物馆内的艺术品分期转移到外省隐蔽的计划。
远离巴黎的中部和西部乡村是隐藏艺术品的最好地点，特别是卢瓦尔河谷地区，一共有大大小小三百多座城堡，大多隐藏在遥远的乡村，被森林和河流包围着，它们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与世隔绝的生活环境成为了艺术品的最佳避难所。
1939年，战争的硝烟已渐渐燃起，8月28日，第一批艺术品转移从卢浮宫开始。提前几天，卢浮宫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打包需要运送转移的五十幅名画，达·芬奇的巨作《蒙娜丽莎》在第一批运送名单里。
《蒙娜丽莎》离开了卢浮宫，抵达香波堡躲避战火。此后迫于时局形势，这幅画作随着战火蔓延，一路向北，在法国各地辗转——离开香波堡后，被送抵法国萨尔特省的卢维涅城堡，后来又来到了阿韦龙省的洛克？帝尤修道院。但是夏季来临时修道院过于潮湿，于是1940年10月，《蒙娜丽莎》与大量卢浮宫珍品一起被安置在法国西南部蒙托邦的安格尔博物馆。
二战中德国人曾要求法国将隐藏在农村古堡里的艺术品都运回巴黎用作德法“艺术交流”。于是，《蒙娜丽莎》再次逃亡，被转移到洛特的蒙塔尔城堡。直到1945年盟军胜利在即，《蒙娜丽莎》才结束逃亡生活，回到巴黎的卢浮宫。
另外，卢浮宫的文物保护中还有里应外合的保护者。1939年至1940年德国刚要发动进攻，法国国家博物馆的主管雅克？若雅尔就将卢浮宫内一件件国宝疏散转移了出去。大部分文物是集中运送的，为了防止空袭，艺术品大都存放在偏远的古堡中。
弗兰茨？冯？沃尔夫-梅特涅伯爵是纳粹驻巴黎总督阿贝茨任命的艺术品保护部的主管。他不是纳粹狂热分子，而是通常说的“好纳粹”。他和若雅尔密切合作，坚决按照《海牙公约》办事，致使不少落入纳粹囊中、即将运往德国的文物又被送回卢浮宫。因为梅特涅伯爵只做“对法国有利的事儿”，1942年他被撤职。战争期间，虽然卢浮宫的藏品受到了一些保护，但是法国私人藏品则难以避免地遭到劫掠。
还有，当时欧洲战场前线有一群战士，他们被称为“古迹卫士”，其主要工作就是搜寻被盗或失踪的文物和艺术品。这三百五十名战士，来自十三个国家，平均年龄四十岁，领命于罗斯福总统，受助于艾森豪威尔将军。他们所在的单位叫“古迹、艺术品和文献部门”，一般简称为MFAA。参军前他们都是文物艺术方面的行家里手——或是建筑师，或是教授，还有博物馆馆长，都是具备专业技能的精兵强将。他们的任务非常明确：竭尽所能拯救欧洲文化。
由乔治·克鲁尼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古迹卫士》，影片根据著名历史学者、“古迹卫士艺术品保护基金会”创始人罗伯特·M.艾德塞的小说《古迹卫士：盟军英雄、纳粹强盗与寻宝之旅》改编，片中乔治·克鲁尼饰演哈佛弗格美术馆的工作人员乔治·斯陶特。
吴十洲：根据文献记载和相关研究，抗战期间故宫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七七事变”爆发之前，为了保护故宫文物不至遭战火毁灭或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故宫博物院决定采取文物避敌南迁之策，大部分精品文物已经迁出、转移，留存的文物在后来也未受到严重破坏。
故宫博物院先后进行过五次文物南迁，实行文物的“战略大转移”。1933年2月至5月，宫内重要文物被装成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南迁文物又沿三路辗转迁徙至四川，分别存于四川省的巴县、峨嵋和乐山。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万里西行，最终运抵四川，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处文物复归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
南迁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代的宫廷收藏，堪称国宝，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毛公鼎、著名的《快雪时晴帖》等。在15年里，南迁文物行程上万里，穿越大半个中国，然而上百万件文物中没有一件丢失，也几乎没有毁坏。
吴十洲：故宫文物南迁的情况，有三本书可以供读者参考阅读。一本是吴景洲的《故宫盗宝案真相》；一本是那志良的《故宫四十年》，后来在这本书的基础上，他又有一本《故宫七十年》；另外一本是欧阳道达的《故宫文物避寇记》。吴景洲即吴瀛，故宫文物南迁初期他是总押运官，那志良、欧阳道达二人都是故宫职员、南迁的亲历者，这三本书有故宫南迁情况的详细记载，也应是原始记载。
2010年，也就是故宫博物院建院85周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时，故宫博物院曾倡议举办了“重走文物南迁路”实地考察活动，这次活动得到台北“故宫”的积极响应，南京博物院也参与其中。当时参与这个活动的人员，很多就是当年故宫南迁亲历者的后代。这次考察路线就是按南京-贵阳-安顺-宝鸡-汉中-成都-重庆-峨眉行进，途中也考察了乐山、峨眉两地的文物存放地和存放遗址。
吴十洲：北平沦陷后，主持故宫日常工作的就是故宫博物院总务处长张庭济，他与留守职工一起还是按原有体制工作，典查留存文物，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苦撑了八年。当时，日本人虽然攻占了北平，但是也不得随意进入故宫，除非带有介绍信，否则会被留守的工作人员拒之门外。日本也曾妄图派日本人担任故宫的院长或顾问，但遭到了故宫方面的坚决抵制，因而未果。
从“七七”事变到1942年，故宫博物院经历了地方维持会时期、王克敏伪政权时期、王揖唐伪政权时期，在外有侵略者窥伺、内有伪政权觑觎的境况下，为保护古物不受损害，故宫博物院也是历经风波。
比如，1938年6月，敌伪宪警曾两次闯到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以检查为名搬走撕毁大批图书杂志。据《马衡传》记载，这次故宫图书馆共计损失书籍242种，340册；杂志369种，10682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故宫博物院面对这种情况也是无可奈何，张庭济一面指示太庙图书馆做好损失统计、藏匿好余下的“敏感”书籍杂志，同时也利用人脉关系与日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积极交涉，追讨部分书籍。
故宫图书馆有数万册的书籍、杂志被毁。在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图书馆，被毁的书籍、杂志中还有孤本刊物。
吴十洲：去年《故宫博物院院刊》登载的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主要有三种图书，第一类就是含有反日、抗日、爱国内容，或与日本的殖民地、满洲、日伪政权有关的书籍、杂志。第二类就是含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等内容的杂志，这都是要销毁、查禁的。第三类就是，由非占领区或者国外发行的有关司法、教育、财政等方面的书籍、报刊杂志等印刷物，这是因为日本推行愚民政策。
吴十洲：日本军队占领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未遭大规模的掠夺、破坏。其主要原因大概在于，首先，被占领的故宫已成为日军的囊中之物，动与不动只是时机问题；其次，中国的抗日武装还大量存在，日本人的主要精力更多的还是放在军事行动上；再次，日本人与清室贵族自民国建立以后结成了特别关系。1928年夏，孙殿英清东陵盗墓惊天大案引来逊清皇室的强烈不满。1932年春，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之后，又抬出溥仪来充任“满洲国”皇帝，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军”强行进驻东陵地区，把东陵划归“满洲国”热河省管辖，并在这里设置了“东陵地区管理处警察署”。由此来看，日本人更不会重蹈孙殿英的覆辙。不过，当时日军确实在故宫搜集大量铜器、铁器，用做军需。
1944年8月，伪政权相关机构下令搜集铜器、铁器事宜，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叫北京市金品献纳委员会，强制征收各类铜铁制品，故宫也未能幸免。
因为故宫和历史博物馆中铜缸、铜炮等数量很多，日方就曾以游览之名前往调查过，所以他们是了解情况的。搜集令下达之后，故宫人员一方面强调这些铜器都是古物，且均已编号登册，不能交出；另一方面也对此类文物盘查、分类。尽管故宫也是多次抵制，但最终迫于压力，为了确保整体安全，不得不将一些散落于各院落无号又残破的铜缸铜炮交了出去。但是他们并不满足，要求故宫必须捐献更多。
后来，日军又从故宫劫走一批文物，不过，这批文物刚运到天津，还没来得及转运到日本，日军就宣告投降了。
吴十洲：故宫的工作就是文物的查点、保护，还有维修、展览。这期间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故宫测绘工作。
从1941年到1944年，日伪建设总署和北平市计划局委托华北基泰工程司，由张镈主持对北平中轴线及其外围重要古建筑进行了系统的测绘，先后测绘了故宫中轴线以及外围的太庙、天坛、先农坛、社稷坛、钟楼、鼓楼等古建筑。这次测绘范围主要集中在中轴线上，北起钟鼓楼，南抵永定门，重点就是紫禁城内的建筑。
因为此次测绘工作的初衷就是为了战争毁坏后的重建，所以前期规划很详细，测绘的内容比较精密丰富，手段也比较先进。为了方便保存真迹，测绘图纸采用的是厚的橡皮纸。这套图纸除单体建筑有精密的平面、立面、剖面和大样图外，各宫院还有总平面图、总立面图、总剖面图，此外，对于屋面及内外梁架的彩画以及细部纹样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测绘。
这个工作进行了4年，1944年秋完成。最终绘制出的大幅图纸有680多张，另附大量的古建筑照片及测量数据记录手稿，这些都为建国后故宫古建的修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文章来源于：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