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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博名家|首博杨丹丹:“读城”不仅是展览,更是对话

2016-07-17 City 弘博网



本月底,“读城——追寻历史上的北京城池”展(以下简称“读城”展)就要落下帷幕。作为首都博物馆(以下简称“首博”)首个专为中学生量身打造的展览,“读城”展与其他展览有何不同?它是怎样与学生“对话”的?展览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为此,弘博网采访了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读城”的总策划杨丹丹老师,请她从源头为我们解读,“读城”究竟是在读什么?怎样让观众更好地“读城”?


博物馆教育应该从了解城市开始


弘博网(以下简称弘):

“读城”展在初期就因为其独特性得到众多关注,请问此展的策展初衷是什么?


杨丹丹(以下简称杨):  

在首都博物馆会经常接触到很多高中或大学留学的孩子,他们在海外生活的过程中,当其他国家的同学朋友听到自己来自北京,询问关于北京的故事时,自己无法像其他同学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自己家乡。尤其是以明清宫廷为题材影视剧与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所以提到北京的历史,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故宫,但是仅仅是明清的宫城,并不能全部反映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所以他们利用假期来到首博参观,想更加深入广泛的了解北京的历史。


这些深深地触动了我,也引发了我的思考“首博是否应该以青少年为核心受众,采用最简单的陈列手段引发受众思考、发问,同时将与内容解读相关的体验式互动活动融入其中呢?突出介绍北京城的历史,这座城从哪来?今天和昨天有何不同?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当时恰逢北京市教委开展“四个一”工程(即让初中生和高中生在天安门观看一次升旗仪式、参观一次国家博物馆、一次首都博物馆以及一次抗日战争纪念馆)。首博能被划入“四个一”工程里面,我认为就是为了加强学生们的乡土教育,让他们更了解他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读城”展也就是在这样的契机下诞生的。


启动此项目是因为首博新馆开放之时举办了许多与读城相关的系列教育活动,深受广大青少年和家长的欢迎,如移动的城墙、魅力的中轴线等等,个人认为实现博物馆教育,应更多从本土文化开始,从了解城市开始。我们的孩子缺少的,并不是通过一次性参观实现爱国教育,而是让参观过程中,对感兴趣的内容提出问题,通过参与体验在互动实践中,潜移默化在不经意间的介入,并在学习过程而越发地感觉到这座城市的美,它悠久的历史,以及城市变迁中所产生的文化。


首都博物馆作为北京历史的浓缩,通过展览,借助孩子们探究式的学习,把浓缩的历史放大,还原这座城市,形成人们生活中对这城市的一种依赖。这种依赖而产生的爱,让每个人能有一种自豪感与骄傲感。


中学生参观“读城”展



用中学生的视角为中学生办展


弘:

与以往展览相较,“读城”展有何独特之处?


杨:  

以往博物馆办展览的时候,往往很少考虑明确展览的核心受众,只要是来参观我都默认为是我的观众,然而这次“读城”展与其他展览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核心受众是明确的,就是初中生。对比而言,我们的通史展就不适合中学生,因为整个展览的形式、语言、对文物的解读,并不是初一的学生所能理解、所能认知的。


这就让“读城”创作团队将面临着重大挑战,要学着与青少年受众学交流对话,不能用学者的身份与他们进行对话,包括我们的说明牌设计以及提出的问题都是在针对这些核心受众的,用他们能接受的语言和能接受的知识点,来与他们进行对话。也许我们在展览中写了100多个问题,可能没有包含到参观者想问的所有问题,但是我们欢迎参观者随时提出问题,因为当问题提出的一瞬间,他就获得了一种动力想要去解答,通过一次性的进馆参观,虽然无法解决他所有的问题,但是会把问题装进他的生活与学习中,每当遇到一些相关问题,就会引起他的关注与思考。


另一方面,“读城”展并不仅仅是对观众产生影响,对我们博物馆内部的研究人员也是一种启示,比如,展览策划通过与孩子们座谈交流的形式,带领孩子们一起设计、施工,他们就会了解孩子们需要怎样的展览形式。所以说“读城”的教育功能并不是从开展那天才开始的,而是贯穿在整个前期策划、组织活动及实施制作全过程。



学生们参与布展



大社教,大在哪儿?


弘:

“读城”展想要达到怎样的预期效果,实现了吗?


杨:  

此次“读城”仅以解读城池为主线,尝试通过引发问题、策划组织一系列社教活动,从而激发受众的参观兴趣、引发思考提出问题,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体验博物馆所特有的参与互动的乐趣。


如果说预期我认为这次作为大胆尝试以青少年为核心受众,量身定制所呈现的展览已经超出预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包括展览的核心受众,但没有想到的是引起了核心受众之外的北京人,特别是老北京人的兴趣,好多老人来看展览,看着图讲自己的故事,站在那里聊这个展览,这就是我们没有预料到。


然而从教育项目策划上我们还有欠缺的地方,开展后期活动缺少连惯性,很多教育互动项目没有持续开展,传播推广的力度还有待提升。这也是由于博物馆教育者的数量有限;从博物馆教育的可持续上,没有让学生、老师以及家长在参观过这个展览后,后续互动起来。我认为这种体验式的活动应该随着展览的开幕不断加大,而不是缩小,无论是周末,还是寒暑假。因为作为“读城”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并不是一次展览活动所能承载的,应该说“读城”开展并不是结束,反而确是解读北京城的开始,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把博物馆的教育做大,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学生们参与布展


弘:

那您认为如何把博物馆的教育做大?


杨:  

首博新馆开放之初便提出了要构建新首博“大教育”理念,多年来首博始终坚持这一理念,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


第一个“大”是把阵地做大。提出 “首都,我的博物馆”,就是把整个北京作为一座巨大的博物馆,我们首博仅仅是浓缩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但并不全面,所以我们不能只在博物馆里边做教育,而是要依托展览内容将浓缩的展览放大还原,举办教育活动走出博物馆,通过实地参观体验,让孩子们立体地去解读北京城的历史文化,把首博里边的文物还原到发现它的位置,比如克盉与克罍,虽然你现在是在首博看到的,但一定想知道,它们从哪里出土?铭文写了些什么,又是如何印证了它与北京城的关系。


第二个“大”是把资源做大。提到博物馆的资源,一定会想到博物馆的文物资源,因为一个博物馆的藏品决定了这个博物馆的价值,然而从博物馆教育者的角度看,文物资源固然重要,但哪些博物馆研究文物资源的专业人员更重要,如何让文物活起来,怎样讲文物背后的故事,文物本身不会讲,它只是冰冷的器物,那么谁来讲述他的故事呢?这就需要5种人,考古人——发现挖掘文物的人,藏品人——收藏保管文物的人,研究人——研究文物的人,展览人——策划展览的人,社教人——直接面对观众讲述文物的人,通过将与文物有关的一系列人串联起来,为观众更好的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


学生们参与布展


第三个“大”是把博物馆的受众做大。以往,我们把来博物馆参观的人称作观众,但是如果我们把博物馆的社教活动放大到社会层面的时候,这个层面上的所有人都将是我们的受众。我们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将博物馆的资源,整合呈现在不同的传播推广平台,即使他们不来博物馆参观,同样会通过网络、通过虚拟博物馆、通过不同的渠道,都可以体验参观博物馆的乐趣。



贯穿始终的观众研究


弘:

读城展有没有做过展览评估或者观众调研?


杨:  

观众调研作为“读城”展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展览开启之初就一些相应的调研报告。一方面,社教部组织专人对 “读城”进行观众调研,并针对观众反馈形成报告。另一方面,读城在策划之初始终坚持每个环节都要与观众建立联系,随时在与观众的互动中汲取信息,修正内容和形式,所以它所呈现的形式与内容也是在与观众互动调研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完善。这些调研不仅仅是针对于通过“四个一”参与的学生们,其他类型的观众也作为调研对象参与到了调研活动中。


调研发现,在策划和制作读城的过程中,为了让内容和形式的完整统一,受众的意见反馈给创作团队带来挑战的同时丰富了创作素材,让内容更丰满、细致、解读起来更加清晰、流畅。让形式设计激发灵感、表现手法既考虑到创新又能让受众所接受。当然, “读城”在教育推广和受众研究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博物馆人要研究受众,研究分析教育活动,让受众在展览的推广链条中发挥作用,影响更多受众,实现互动的连续性。


此外,读城展额外的收获在于,博物馆与学校老师等从教人员实现了很好的互动,一些重视博物馆学习资源的区教委人员和学校老师,在读城展调研学生的社会实践学习,并与首博分享教研过程得到的反馈信,这对读城和对未来办展都是一些很好的建议。教委和学校老师们认为,观读城是一次轻松的看展体验,虽然没有重量级藏品,线索却很完整,他们能够根据这些线索,找到北京城的原始信息。



将城一如既往地“读”下去


弘:

读城展结束后,其中的纸艺展品将怎么处理?


杨:  

一座城市一次肯定读不完,在“读城”展结束后,首博也制定了将城一如既往地读下去的计划,不断丰富内容,把“读城”塑造成一个长久的品牌。“城”包含很多内容,现在,我们找到了城址遗迹,就似乎找到了城的痕迹,进而就会想了解这座城当时的形态,从建筑民居、百姓生活、市井文化等方面不断深挖,这也是首博的使命和担当。所以,展品里边能会考虑重复利用的,观众会在之后陆续推出的“读城”展中看到。当然,我们也会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将这些展品通过不同的方式保存的更久。


图片来源于网络

采编: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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