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博聚焦｜对话“千年窝妥”——一场关于窝妥、漩涡纹样、鸟图腾文化的讨论
7月22日下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博物馆文化专委会主办的“千年窝妥”展暨苗族鸟图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民族文化宫东展厅千年窝妥展现场举行（展览信息请点击链接：听说窝妥在民族宫开展了！请问...窝妥是什么？）。来自中国社科院、首都高校、文博界、媒体的专家学者和丹寨苗族蜡染文化传承人，就“千年窝妥——丹寨苗族蜡染文化特展暨苗族鸟图腾文化”进行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的综合研讨。
博物馆作为一个接触带，一个跨文化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不同的文化都可以进行自我展示、自我传播，并互相的认知、批判和沟通。正是有了这种千年的坚守和传承，窝妥才能在千年之后来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博物馆，在文化的接触带里进行一次跨文化、跨时间、跨地域的对话。
侯春燕（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博专委副主任）对“窝妥走进博物馆”从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首先是在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丹寨人感受到了窝妥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源，感受到了它对自己坚守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是对坚守文化的自信和骄傲。
其次是希望将这种独特的文化传播给其他民族的人，将文化资源转化为一种经济力量，来改善她们的生活。
此外，从战争到融合，从迁徙到定居，从图腾到记忆，从记忆到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她们已经将窝妥从单纯的图腾崇拜、民族记忆上升到多彩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如何展示少数民族的文化，来自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博物馆专家William Nitzky强调了社区参与的重要性。“在欧洲或者美国，很多博物馆请当地的居民来参与展陈的设计。虽然现在很多人依然把文物当成结果，而没有把它当作一个过程。如果我要展示他们的文化，我就应该和当地居民进行深入交流。”
谭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对William提到的社区参与这一角度表示赞同，“其实这个展览我自己也觉得不能简单的把这些文化作为一种对象，展示给别人看，就是所谓“他者”的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她们作为一种参与的主体，她们有自己理解，她们的理解有可能和学者的理解相似，但也有可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所以我们学者要做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照相，其实是更大程度上挖掘更深的文化的东西。”
“文化不是孤立的，蜡染也不是孤立的，可能我想看到的除了蜡染之外，还有做蜡染的人，以及这些人他们的生活，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高凯（金大陆展览装饰有限公司策划总监）则从一个普通观众的视角谈到对该展览的理解。
“窝妥是诗，是有生命的艺术，是蕴含生命密码的遗存。”韦荣慧（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博专委主任）对丹寨蜡染的调研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之后又到安顺调研蜡染。她对两地的蜡染进行了对比“安顺有国营的蜡染厂，咱们国家出口的蜡染都是安顺在做。而丹寨的蜡染制作都是个体化的，她们没有市场，也没有专门营销的工厂，她们都是个人行为。为什么要选择丹寨，我们要给自己一个理由，就是丹寨蜡染的工艺、流程、材料其实和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但丹寨的纹样很特别。它如诗如画，很美，让人看完以后觉得很灵动。”
曹兵武（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则认为从历史上看，窝妥应该作为一种信息载体，承载着其民族信息，“窝妥制作工艺中的纹饰与青铜器、陶器上的纹饰制作是有联系的、相似的，汉族通过彩陶和青铜器的纹饰来传承民族信息，苗族很可能就是通过窝妥上的纹饰起到相同的作用。在现代的文创过程中，（窝妥）可以创新功能，但不能改变原有的纹饰，改变原有的纹饰涵义。”
“因为苗族民间女艺术家用苗族独特的神话思维天马行空的进行了艺术形象的审美创造，才产生了不拘一格的独特审美纹样，这些纹样专业艺术家难以创作出来”，杨培德（贵州河湾苗学研究院院长）建议除人类学以外，还应从艺术学和美学角度对窝妥进行讨论。
螺旋形纹饰，是由鸟纹变化而来的。这种图案十分神圣，是被作为族徽标志绣在女性的服装上，是与图腾物有关的。旋涡纹样是对动物形象的写实而逐渐抽象化、符号化，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的过程。
侯春燕建议用窝妥纹来命名丹寨苗族的漩涡纹，因为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在丹寨苗族中有关漩涡纹的五种传说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独立论证的，而是一个综合体，每一个传说反映的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时间、不同事件、不同人物，让丹寨人借用他者的视野将已经模糊的、并不能用某一种单一的纹饰来命名整体。
当讨论到鸟图腾文化时，与会专家发表不同的观点。
李辉（复旦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导）认为苗族文化来自湖广本地的高庙，苗族纹饰是太昊氏部族的风鸟图腾的传承，山东大汶口文化是太昊氏分化出的少昊部落，所以东夷与南蛮同源，良渚文化与仰韶文化与苗族关系不大，这在考古材料、基因组证据、民族学分析上都是一致的。
“排莫苗族自称‘噶闹’，从他们的语意来看，‘闹’即是鸟，应是出自图腾文化，他们的蜡染画更是典型的鸟文化。这是一支正宗的鸟图腾部落的后裔。”韦文扬（贵州省黔东南苗学会副会长、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也对鸟图腾文化进行了解读。
但曹兵武并不完全认同上述专家的观点，他认为苗族是正宗的鸟图腾的部落的后裔就不是很恰当，是否是这样还需研究。
研讨会现场照片
石茂明（社科院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苗学专家）则认为“苗族人口不多，但内部结构复杂，多样性十分丰富，来源是多元的。丹寨及附近的都匀、三都、雷山一部分是苗族的一个亚支系，与其他苗族支系不一样，该支系与鸟有很大关系，例如舞蹈、传说等。要提鸟图腾，要具体到是何种鸟，这个是需要探讨的。苗族各支系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田野调查来具体研究的。”
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教授、博导、博物馆专家）通过梳理有关鸟图腾的学术史，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认为 “对整个东亚地区，包括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的这类似的研究，要放到一个更广泛的立场上讨论”。此外，他还希望考古学家与纺织史的相关专家可以参加到该问题的研究当中。
当探讨到苗族文化源头、族源该问题现场出现了２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韦文扬通过展示苏秉琦先生1965年第一期发表在《考古学报》上的文章《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中描绘了鸟纹从写实到写意象征的一组图案认为，苗族崇拜的蜡染图案中的八个旋涡是由鸟演变而来，那是八只来自图腾时代的鸟。鸟纹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到马家窑期即已开始旋涡化。而半山期旋涡纹和马厂期的大圆圈纹，当是马家窑类型的旋涡纹的继续和发展。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的表现鸟形象的器具。有双头鸟、立体雕刻的拖着又长又大尾巴的大尾小身鸟。除了鸟纹图案外，有的器物就做成鸟形。被称为“鸟形器”。
曹兵武则认为将苗族与高庙文化、河姆渡文化相联系，是不恰当的。“虽然河姆渡出土了“丹凤朝阳”牙器，虽极为精致，但也不能说明河姆渡人就是信仰鸟图腾的后裔，而且河姆渡人与大陆内其他民族的联系并不大。要证实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要从内证与外证两方面来看。外证是指文物的形制，内证指文物的制作工艺、民族语言和DNA。但DNA的证实精确性还有待讨论，并不准确。”
潘守永对此作了总结，“想要寻求苗族文化的源头，需要深入了解和研究考古学内部文化，各区系、支系、地区的联系性还得有所补充。”
文字图片来自于民族文化宫
编辑：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