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博来稿｜对博物馆数字化建设中几个常见说法的质疑
近几年，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和整个社会数字化应用程度的提高，我国博物馆界对博物馆数字化建设也越来越热衷，各地有条件的博物馆几乎都在上数字化项目。随之而起的，是相关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其中当然涌现出很多真知灼见，但有些却是似是而非，然而因为多由文博专业人员口中说出，且与传统思维和做法联系密切，故而一时成为许多人眼中的“政治正确”，鲜有人敢提出不同看法，也少有人认识到，正是这些貌似正确的看法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内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桎梏。
下面仅举三例来说明。由于了解所限，以下所述仅限于人文类博物馆范围之内。
这种说法一般讲的比较多的是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或者说也代表了很多博物馆专业人员对数字化建设的看法。实际其背后隐含的意思是不能动摇博物馆实物论的主体地位，是一种在不自觉中将虚拟和实体对立起来的认识论。如果说，在数字化刚刚开始兴起的几年保有这样的看法还算正常的话，那么，在整个社会已被数字化改变的今天，如果还坚持这样的看法，则只能被认为是极其短视，也实在是低估了博物馆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意义。
当很多人在说博物馆的物的体验无法被取代时，他们可能忘记了，当网络电商兴起之初，许多百货商、书商、出版商也是以相似的理由盲目乐观的，结果在短短的几年内，就纷纷面临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窘境。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虽然说商业形态与博物馆两者之间不同之处甚多，无法简单类比，但其中难道真的没有可供博物馆反思的地方吗？难道博物馆就真的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然，我们这样说，绝不是要否定物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对博物馆来说，但以“物”来抗拒数字化则无异是不会成功的。
现代博物馆的理念早就表明，博物馆不光是一个物的存放所，更是一个为人，为人的社会生活服务而存在的公共文化机构，它与人们生活的联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密过。基于此，在目前人们已经日益习惯于数字化生活的今天，我们在考虑博物馆的建设时，如果不纳入互联网思维，不采用数字技术手段，没有智慧化的管理，没有大数据的概念，那无异于宣布自外于整个社会，博物馆只能成为一小部分人独乐乐的贵族花园。所以，数字化建设对于博物馆来说，绝不止是一种工具或手段，也不仅仅只是用于提高工作效率，或者辅助展示内容。
如果说“互联网+”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那么博物馆数字化建设无疑也是对这种新型社会形态的一种积极回应，它改变的将是博物馆原有的思维方式和工作形态，而且这一改变将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所谓形态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脱胎换骨，是一次重新出发。从这一角度考虑，我们更愿意将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定位成一种平台，一个驱动引擎。博物馆的各项工作，无论是收藏、管理、研究、展示、教育都将由于数字化平台的接入而被重新注入新的活力，博物馆的大多数业务工作也将借助数字化平台升级转型，它将为我们带来新的工作模式和工作方法。也将更有助于人们创新型思维的产生和活跃。博物馆也将在这驱动引擎的推动下，实现对博物馆原有内涵和外延的伸展，在破与立中重建一种新的平衡，在多学科的参与下协同创新，发展出属于博物馆自身的新的成长空间。
此外，从满足数字时代的参观者的角度来说，博物馆要从信息社会、网络技术，数字革命等方面引入新视角、新认识和新的思考，在公共文化服务中融入科技内涵，寻求科技支撑，使博物馆努力成为“科技与文化融合”的新的探索者、践行者。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虽然说在数字化的时代，它可以为博物馆工作的提升建立新的平台，提供新的方式，但它并不会影响到博物馆这个事业本身。
自从让博物馆的文物活起来成为一种做好文物利用工作，充分发挥文物的价值的必然要求以来，“讲故事”成为许多博物馆人口中让文物活起来的必要手段，甚至认为博物馆就应该成为一个参观者眼中的“讲故事”的文化机构。于是乎，作为博物馆输出中重要一环的数字化产品，甚至数字化建设本身，因为其自身特有的优势，也就被天然地赋予了“讲故事”的重任。比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首席数字官的斯瑞尼瓦桑就认为“讲故事是所有工作的未来——通过“讲故事”这一形式，实体与虚拟世界、个人的亲身经历与网络实现了联结。”
要求博物馆数字化产品要会“讲故事”，从理论上来说没什么不对，大概也就是对产品需要生动化、可接受性强的一种另类表述而已。但由于很多人对此说法习惯性地进行表面化、标题化的理解，因此很多时候“讲故事”就很容易成为通俗化的代名词。通俗化本身也没啥不好，但实践当中我们更多见到的却是以低俗化为代价来讨好、迎合大众的做法，其代表性做法就是卖萌。
不是说博物馆不可以卖萌，比如故宫刚开始的卖萌就有着可爱俏皮的一面，让以严肃脸著称的博物馆ID也展现出了亲民的另一面，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因而受到追捧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任何事情都有个度的问题，所谓过犹不及。当现在其它的博物馆追随着故宫的脚步开始集体卖萌，甚至有许多已经到了不卖一下萌就不会说话的地步的时候，那么可以说就开始有了检讨的必要了。
如果说，知识传播是博物馆的立基之本和生命力之所在的话，那么，目前的这种全然不顾博物馆所应有的格调和素养，以浅碟化、媚俗化为特征的趋势无限度的进行下去的话，赔上的将是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和公共义务。
李安曾说过一句话
比之以当前的博物馆，依然适用。也正是这种以呼应民意之名，追求流俗的风气所至，使得所谓的“讲故事”变成了表演秀，离此提法的初衷越来越远。
那么，什么是博物馆“讲故事”的正确方式呢？
虽说这可能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在手段和方法上更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状况。但我觉得一些该有的底线还是应该坚持的，就以博物馆的传播来说，比如知识的正确，规则的遵守，行业的操守等等。另外，针对不同的作品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同的要求。
以文物的解读来说，记得有学者说过：文物是有“文”之物，“文”是通过人的技艺，把思想文化渗透、融合、揉进各类物品载体中，使其有灵魂、有艺术、有品位。因此在传播多元化的前提下，我们不能仅仅陷入所谓碎片化阅读的陷阱之中，为一时之点击量的放大而沾沾自喜，而忘记了自己的初心。不能仅仅满足于文物基本信息的介绍，还是需要有一些深度解读的产品，尤其是要充分运用全新的数字化手段，将附着于实体文物上的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以多媒体形式，用感性和理性双通道的方式向观众进行传播。
上博网站“每月一珍”栏目的出发点就在于此。它通过对单件文物进行大容量、多角度和国际视野下的全景式展现，不仅涉及藏品的流传经历、时代背景、使用方式、制作技法，还交代文化背景、历史意义、美学特点等各方面。如对思维菩萨的介绍，从其在印度的产生渊源、从南亚向东亚的传播途径、造像形式、意义的变化、西方艺术中同类主题的作品对比等入手，将单体文物置于广阔的历史和空间背景中考察，由点及面地反映出它深厚丰富的文化价值。
“每月一珍”栏目对思维菩萨的介绍（图片可下拉）
在表现形式上，栏目根据数字化技术和新媒体传播的特点，力求图文并茂，将专业的论述可视化、普及化。如运用了文物的X光透视图、三维扫描模型等说明其制作特点，运用同类器物的细节类比等解释其发展渊源等。同时，充分发挥多媒体综合传播的优势，使文物动起来、透明起来，调动观众的多感官接收信息，充分认知。如以动画展现双管瓶的内部结构、外销瓷的贸易路线，以三维动画的形式演示牺尊使用方法、铸造方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该栏目还在一定程度上尝试了使观众可以在多种形式、不同观点的立体维度中建立对博物馆藏品的自我认识，真正形成参与型、思考型的学习习惯的方式。比如在介绍有争议议题时的多种论点并呈的方式就是出于这一考虑。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u13039y3rlq&width=500&height=375&auto=0
用动画形式讲述牺尊铸造流程
大数据是现在数字化建设中的一个时髦名词，各行各业都在谈论。博物馆也不例外，从国家文物局，到各地文化厅局，再到各个博物馆，在各类报告中都能看到或听到这个词。谈到博物馆大数据，很多博物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藏品数据，或者能更进一步想到的是观众的数据。机智如南京博物院张小朋主任，则将博物馆数据分成了文物数据、保护数据、研究数据、观众数据、管理数据和社会数据这六大类。当然，前三项我们也可以把它归为藏品数据。但这个不是我们这里需要讨论的重点，我们更想要关注的是博物馆目前有没有应用大数据的条件？如果没有，那可不可能在现有条件下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从目前的国内各博物馆对数据的采集、处理、整合、分析、开放等情况看，说要进行建立于庞大真实数据基础上的大数据应用，条件真是还不成熟。仅仅是最基础的数据采集就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更不用奢谈整体平台的支持。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博物馆不能在现有条件下进行博物馆大数据应用的尝试。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够寻找到一个可能不大，但是巧妙的切入点，以及能否使博物馆数据应用不局限于博物馆的数据，寻找到与与社会数据的关联和结合点。
比如以观众数据来说：现在国内的博物馆从大数据角度对观众数据的关注很多集中在观众行为数据上，这没什么不对，但在我看来，视野还是有些狭窄了，因为我们习惯了仅从博物馆的角度看问题，也只想到对博物馆本身工作的推动。如果能够从对社会，对人的发展的推动角度去思考的话，可能我们的思路能够扩大很多，能从中找到的内容也更丰富，意义也更大。
这里也必须称赞一下南博的数字馆的创意：以人的情感为核心。
也就是张小朋主任所期望的，成为了一座记录现代人情感和行为的，由公众共同打造的场馆。如果说过去的博物馆展览都是由博物馆专业人员生产的，那么，在大数据时代，未来的展览是不是一定全部由博物馆人来制造呢，答案应该是否定，当互联网和大数据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博物馆有时候所要起的可能就是一个平台的作用。
南京博物院数字馆（图片来源于南博官网）
当然以上是从传播教育方面来谈的大数据应用，那对博物馆最为关注的藏品呢?
藏品的本体数据也就是它的基本信息，从目前的采集情况来看，各馆的数据偏少，增长量也有限，可能还构不成大数据研究的条件。但“大数据不能仅仅被定义为‘大量的数据’，而是应该被看做是大量数据所带来的‘问题’。”如果博物馆藏品的本体数据能与公众大数据以及其他社会类数据，比如像知网这样的学术性平台数据进行智能关联，有效整合，就能够形成资源挖掘和主题推理的条件，从而能够使博物馆专业人员在大数据的条件下便捷、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
大数据之所以伟大，还因为它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新的研究方向。由此出发，我们还可以思考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藏品大数据，即藏品的评估标准。目前我们对藏品的评价是采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规定，依据历史的或艺术的或科学的价值，将藏品区分一、二、三级。如果我们同意博物馆的所有馆藏藏品的利用手段的最终指向都是服务于社会这一论断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来自社会维度的评价体系，即博物馆藏品的社会利用评估体系。
在这方面，上博最近在数字中心项目中做了一个初步的尝试，也可以说为博物馆的大数据应用做了一个可贵的测试。该项目的数据涵盖展馆、展览、藏品、观众等核心指标，描述博物馆信息资源及其载体，构建、挖掘、分析呈现信息资源及核心指标之间的相互联系，及时准确、全面综合地反映了上博实时运行状况，为上海博物馆的精准化管理、数据挖掘以及可视化展示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博数字中心首页
除此之外，我们还以国家一级博物馆评估标准为基础，尝试为单个藏品做了一个社会利用评估体系的模型，并给出了评价的量化数值。如此，在可视化的展示中，不仅将具体文物的地理信息、功能诠释、修复的数据进行了有效的整合，而且还打通了博物馆内外业务的空间，对数据形成了从藏品分析、利用到评估的基本体系。
单个藏品的可视化数据和评估模型
虽然这一评估模型无论从那方面来说都有进一步改进和提升的空间，但从探索角度而言，这毫无疑问可以说是一款在博物馆数据运用上具有方向标性质的产品。可惜，在急功近利者眼中，能够马上发挥效用的工具性产品永远是最受关爱的，而类似于南博数字馆、上博数字中心这样的思想性产品的重要性则似乎很容易被忽略，这在这几年的各项文博数字产品的评选活动中也能轻易的得到印证，这也是很令人感叹的地方。
本文作者：上海博物馆信息中心刘健
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辑：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