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起源于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两名劫匪抢劫银行失败后，绑架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六天六夜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不可思议的是，在后来对劫匪起诉期间，四名银行职员竟然对绑架劫匪产生怜悯之心，公开表示他们并不痛恨劫匪，甚至感激绑匪在六天六夜期间对他们的照顾，拒绝在法庭上指控绑匪，甚至为他们筹措资金进行无罪辩护。其中一名女人质Christian更为离奇，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种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精神疾病在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中相当普遍。当人遇上了一个凶残的杀手，随时要取他的命，受害者就会把生命权托附给这个凶手。杀手给她们饭吃，给她们水喝，时间久了，受害者都会觉得这是恐怖分子对她们的宽容和慈悲，她们的恐惧会慢慢转化为感激，最后再上升为崇拜。

四年前震惊中外的洛阳性奴案也是一例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个叫李浩的职工，将六名歌厅女子绑架，禁闭在一个小区地下室中，长达两年供其玩弄。

在这个六米深的地下室内，六个女子有机会可以出逃，或者联手杀掉恶魔。但是她们没有，她们争先恐后讨好李浩并称之为“大哥”，甚至猜测大哥今晚上谁的床，为了得到大哥宠幸她们争风吃醋。当然，有两个不听话的女子被杀害，而且就埋在这个地下室。而杀害这两名不听话的女子，其他女子竟然成了大哥的帮手。她们为了自己活命，就用这种方法讨好大哥——你看看，受害者就这样慢慢成为施暴者。

人在发现自己被逼、走头无路之时，会主动加入一个他曾经非常厌恶的体制中，并去维护和壮大这个体制，然后再利用这个体制去加害其他人，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集权国家大多数国人都患了这个病，你要想活命，必定得加入这个体制中，而且一定要表示得积极、卖命，以期得到老大的赏识。很多不听活的人死得都很惨，就如同洛阳性奴案被李浩埋掉的那两名女子，她们的下场等于在这座集中营中公开昭告：你要是不听话，不加盟我们的组织，她们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

现在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人，都被高房价、高生活成本压得喘不过起来，本来罪恶的根源是这个体制，方方面面对底层百姓盘剥太甚，但是你又觉得无法反抗体制，只好把手伸向食物链的下一层，去盘剥比你更弱小的人群。于是我们就看到，教师吃家长、医生吃患者、城管吃小贩的潜规则就成为这国无数潜规则的一种，你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这个体制的帮凶。

体制内可以分房、可以拿高薪，十七级或十九级由着他们自己制订，他们可以休假和疗养。他们把一切生存资源从教育到医疗、从房产到影视全垄断在手，你要想生存，你只能做这个体制的奴才或打手，因为它整个体制就是个传销模式，呈现一个金字塔形，上层吃下层，最上层获利最大。要想有饭吃，你就得加入，去加害下一层的人。保持独立的人格，保持清醒的头脑行不行？行！但这个体制不欢迎，专制体制最怕的就是头脑清醒的人，有思想有见解的人他会看作你是他的敌人，能收买就收买，不能收买就不让你说话——封博客、删网文是小儿科了，它会制造各种各样离奇的死法让你离奇死去。绝世独立的人，最后的结局大多就是进监狱。专制体制就是这么一个把人变成鬼的体制，和人类普世文明背道而驰！

现在应该明白了，为什么金三胖将朝鲜搞得一穷二白，人民连肉汤都喝不上，而朝鲜人见到金三胖总是热泪盈眶，跳海相迎。

当然我们更应该明白于丹、倪萍、邓亚萍、这类女人的言行了吧？于丹踱着台步，侃侃而谈：“当你遇到不公平时，不要抱怨社会，要问自己的内心是否学会忍耐。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忍又何尝不是柳暗花明。”听出弦外之音了吗？就是说：当城管掀了你们家活命的摊子时、当开发商、政府与黑道相中了你们家那块地皮，联手断水断电也逼不走你，干脆趁月黑风高用推土机将你们家一推了之时，你不要抱怨，你要学会忍耐，告诉自己：一辈子眨眼就过去，惹不起总躲得起吧？你听听邓亚萍在败光了《人民日报》20亿之后怎么说：“人民日报从来没有说过假话。”倪萍说得更直接：“我把国家和政府当成父母，作为母亲的孩子，我从不给父母添乱。”她们其实全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年复一年争相为老大站台、当托。

专制就是靠愚民和欺骗作为统治基础，害怕人觉醒，害怕听真话。在这个社会里斯德哥尔摩综合者却遍地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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