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接管中南海惊险一夜差点开枪
就在接管中南海后的第一夜，本文作者夏杰与保卫干事陈群海在丰泽园附近听到一座房顶上发出一阵响声，抬头只见一个黑影一闪而过。陈群海迅速拔出腰间的手枪顶上了膛火，一手举枪一手打亮手电，厉声高喝：“什么人？站住！”……本文摘自2010年第11期《百年潮》，夏杰口述，龚喜跃整理，原题为《接收中南海亲历记》。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时，我曾参与了接收中南海的工作。我当时在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做统战联络工作，随齐燕铭、申伯纯、金城、周子健等从西柏坡赶赴北平，为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打前站。到北平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们首先接收了中南海，并对中南海的一些建筑作了初步勘查。这件事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毕竟是一段记忆犹新的亲身经历。现记述下来，以使后人了解这段历史。
赶赴北平
1948年10月1日，在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时刻，在辽沈战役的隆隆炮火中，我由河北平山县的中共华北局党校直属班调至设在石家庄花园饭店的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做统战联络工作。当时，交际处处长申伯纯一直在位于西柏坡附近的李家庄中央统战部工作，主持交际处日常工作的是副处长高铁英。
1949年1月中旬，随着张家口、天津、塘沽等大中城市的相继解放，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进程也临近尾声。高铁英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要求交际处的所有同志即时投入到接收北平的准备工作之中。
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北平城防，北平和平解放。这天晚上，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召见了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和申伯纯、金城、周子健三位处长，要他们即刻行动，连夜出发到北平，为中央机关进京打前站。
当日，申伯纯接受任务后赶回石家庄布置工作。2月1日上午，他率领我们首发小组乘坐一辆卡车赶赴北平，同车的小组成员有：郭西（人事秘书）、陈群海（保卫干事）、钟农、刘光、郑亮和我。另外，申伯纯和郭西夫妇的两个孩子也和我们同车。交际处其他同志则在高铁英带领下分批乘火车进京。车过河北正定，我们到华北大学带上了沙里、常捷、武治平、武再生、郭原等15位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2月3日晨，北平军管会派一辆卡车接我们进城。
中南海里第一夜
2月3日凌晨，齐燕铭、周子健、金城连同随行的十几位民主人士也从西柏坡赶到北平。他们刚一下车喘息未定，周恩来的电报便追到了北平。在北平市军管会，叶剑英一见齐燕铭就把周副主席的指示转达给他，周恩来要求齐燕铭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中南海后来成为新政协筹备会议和正式会议的会址；而北京饭店则是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下榻之地。
齐燕铭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立即与军管会及北平纠察总队接洽，准备接收中南海。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新旧政权交替很不稳定，我方入城的地方单位和部队很多，隶属关系复杂，进城后铺摊子占房占地的现象极其普遍。为防止意外发生，齐燕铭得知申伯纯带交际处的人已到北平后，马上通知申伯纯到六国饭店接受任务并立刻安排当天下午到中南海办理交接手续。
2月3日下午3点，我们观看完解放军入城式后，正在前门大街牌楼西侧的华北饭庄吃饭，从齐燕铭处回来的申伯纯对我和陈群海说：“你们俩马上去旅馆取行李，随我一同进中南海。”我和陈群海随即取来行李，上了申伯纯从军管会带来的吉普车，向中南海驶去。
车到新华门，见大门敞开并无军警守卫。我们沿南海西岸向北，径直驶达丰泽园大门口。下车后，见丰泽园门廊柱上挂着“中南海公园管理处”的牌子。我们随申伯纯直接走进丰泽园的颐年堂大厅。这时齐燕铭已经先到了，大家见面后，齐燕铭让申伯纯立即找公园负责人谈话。申伯纯出去不大会儿，带进一位50岁上下的先生，他进来后毕恭毕敬地向屋里的人点头施礼。申伯纯高声向他宣布：“我们是北平军管会派来接收中南海的军管小组，我叫申伯纯，是军代表，这两位是陈群海和夏杰同志，其他同志随后就来。他们两人今天就不走了，请你给他们找两副床板，他们就睡在这里。”说完申伯纯将盖有北平军管会大红印信的公文交给了那人。那人静静地听完申伯纯的宣布后立即点头称是，并到屋外叫人去找床板，随后邀申伯纯到里屋谈话并办理交接手续。
不一会儿，就有人为我们搬来床板和长凳，我和陈群海在大厅靠西墙处架起两张床，随即打开了各自的行李。接收手续很快办完了，申伯纯和齐燕铭将要离去。临走时申伯纯对我们说：“今晚辛苦你们了，明天会派郭西、郭原等同志来。你们是中央机关入驻中南海的第一人，责任重大，意义重大。住下后先初步摸一下中南海的情况，院里情况复杂，晚上注意安全！”说完他看了一眼保卫干事陈群海斜挎在腰间的手枪。
送走了两位领导，我和陈群海回到屋里。晚上睡觉前我们决定到外面走走。出了丰泽园大门，对面是瀛台小岛，北平的二月夜幕来得快，才下午5点天色已是一团黯黑，影影绰绰地只能看见岛上参天的古树和古建楼阁的轮廓。丰泽园门前不远处有条带花格高护墙的引水沟，我们沿护墙下的一条窄路向西漫步，边走边警惕地观察着周围既生疏又神秘的房宅院落。突然，前面不远处的一座房顶上发出一阵响声，抬头只见一个黑影一闪而过。陈群海迅速拔出腰间的手枪顶上了膛火，一手举枪一手打亮手电，厉声高喝：“什么人？站住！”房上的黑影见状惊慌失措地沿着屋脊奔跑，飞身翻出不远处的围墙。后来我们了解到围墙外是“四存中学”的校址（1957年中南海改建时这里成为中办机要局的办公区）。毛贼跑了，我们不便追赶，立即走进那处房门大开的屋中察看。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只见屋里杂乱无章地堆放着许多书籍，仔细翻看才知道是些国民党当局查抄的进步刊物。
就这样，我和陈群海满怀思绪地在既寒冷又陌生的中南海里度过了进京的第—夜。
初探中南海
2月4日早晨，交际处因故未派郭西、郭原同志来，只派了从石家庄带来的两位厨师，他们在丰泽园东配院的南小院里暂住并架锅做饭，这所东配院就是后来毛主席长期居住的院子。吃饭时我留意察看了这幢宅院，它有一个十分儒雅的宅称——菊香书屋。这是一所标准的老北京四合院，它配有东西厢房和南房。南房松寿斋亦是南小院的北房，周恩来初进中南海曾住在这里。走进菊香书屋院子，沿向北的甬道走20余步就到了院子的北房。北房双门对开，上方横挂一块木匾，雕刻、彩涂着“紫云轩”三个大字。紫云轩共5间正房，是历代皇帝栖身西苑时读书阅览之处，其中有较宽敞的藏书室。后来，博览群书的毛泽东久居此处，也算是居有所归了。虽说此宅因久疏修葺，其建筑的漆饰已剥落，隐露凄怆，但幽静雅致、古朴淳厚的遗韵犹存，故当林伯渠进入中南海时首选此宅作为办公栖息之处。当毛泽东入住紫云轩时，已经是继周恩来之后的第三位主人了。
饭后我们又对丰泽园的其他宅院进行了勘查。党中央入驻中南海后，这里一度成为首长们和机关干部休闲跳舞的场所，而颐年堂则是中央政治局和小范围领导开会的地方。颐年堂的北面还有一座叫含合堂的宅院，初进中南海的朱德总司令最先入住这里，院里有座小楼，后来曾作为中办机要室的办公场所。丰泽园里西北角有个叫纯一斋的宅院，我和交际处的几名同志后来曾住过这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进城后就住在纯一斋。一天，院里施工，一个地井盖没盖好，晚上李维汉出来上厕所不慎落入井中摔坏了腿。原本由他负责的新政协筹备工作只好交给了林伯渠。
丰泽园的东面就是勤政殿，这是南海里一处最高最大的建筑，在它向南敞开的大门上，悬挂有康熙题写的“德昌门”三个大字。我们去时殿门紧闭，北平纠察总队已派人驻守（该总队由华北步兵学校的学员组成）。勤政殿后来成为新政协筹备会开会的重要场所，而连接勤政殿东侧的一栋叫政事堂的平房，成了新政协办事机构所在地。
过勤政殿向北就看到了中海。我们沿海边没走多远来到一处叫居仁堂的地方，看见路边和门前停放着几辆军用卡车，许多起义的国民党军官兵正在忙乱地向外搬东西，原来这里是傅作义的总部所在地。
我们沿海边马路继续向北，在不远处发现有几排平房，房顶上架满了各种天线，一看就知道是一处电台工作室，那里仍有傅作义部的军政人员在工作。此地后来改建成室内外游泳池，毛泽东晚年曾居住于此地。
从宝光门往西就是中南海院中面积最大的一处建筑怀仁堂。我们接收中南海后，重点修缮的除勤政殿就是怀仁堂了。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解放后一些重要的全国性会议也都在这里举行。
在怀仁堂附近，还有许多以堂命名的院落，如后来中央统战部入驻的迎春堂，李富春、谭震林、邓小平、陈毅等中央领导住过的庆云堂（大宅院可分住四户首长），彭德怀住过的永福堂，任弼时住过的锡福堂，董必武住过的益年堂，还有其他首长住的来福堂、增福堂以及后来作为中南海业余文化学校校址的喜福堂等。这些宅院我们察看时，多是杂草丛生，陈旧不堪。因人地生疏，又没向导，我们只能随处漫游，见房屋就看，见门开着就进，最后转到中南海最北面的紫光阁附近。当时我们见到的紫光阁，古建上方的重檐有的地方已经塌陷，房檐上长满了杂草，门窗破损严重，后院的北门敞开着，一眼看到洞开的中南海北墙的一处小门，出了这座门可直通北海公园。此处行人可自由出入无人防守。我们把这些情况都一一记录下来。
清理中南海的“老住户”
我们刚进中南海时每天开两顿饭，早上时间长。2月5日，我利用晨练的机会独自跑到南海的新华门。在新华门内东侧围墙下，发现有一排平房，房前空地上停放着许多辆汽车。一问才知道这里是傅作义总部直属的一个汽车队，司机们为了生活大都离散，只有少数不愿离开的司机仍在车队守候。整个车队尚有各种车辆32部，由一个叫高鸿基的副队长负责守摊。解放军进城5天了，尚无任何单位接收他们，许多司机迫切希望新生的人民政府能给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出路。发现这个车队三四天后，我受上级领导的委派接收了这个车队，该车队的接收为我们开展整治中南海、筹备新政协、成立政务院提供了便利的工作条件。
那天，我回到驻地吃过早饭已是10点多钟，齐燕铭和申伯纯来到丰泽园听汇报。我们把昨天和当天早上发现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齐燕铭听后急切地问：“现在有没有咱们的部队驻防？”我说：“到现在没有见到一名解放军战士，只是不时地能看见几个身着黑制服的旧警察在四处流动。”齐燕铭听后摇摇头：“解放前的旧警察，不经过审查能相信吗？中南海我们要派大用场，这么重要的地方不能留下空白，一定要由我们自己的部队驻防。”随后他指示申伯纯：（1）今天把收集的情况整理成文，尽快向军管会报告；（2）要求军管会派人督促傅作义总部人员限期搬出中南海并同时要求他们停止电讯工作上交电台；（3）立即联系我们的文化部门去万善殿接收傅作义的军乐队并及时撤离中南海；（4）傅作义的汽车队由交际处派人接收管理；（5）要求军管会尽快派我们自己的部队驻防中南海；（6）交际处的工作人员近日全部进入中南海，即时展开各项工作。
成立中南海办事处
2月7日上午，首先来到丰泽园的是华北人民政府社会部的李富坤同志（他奉党中央委派参与罗瑞卿组建中央公安纵队，开展警卫工作）。他来这里一是了解中南海的现状，二是勘察警卫部队进驻的营房和警卫点的分布设置。此时的中南海，除摄政王府仍有北平市旧政府和民政局因需在此滞留办公外，其他闲散人员已基本清出，上述两个部门也于4月初全部撤离中南海。李富坤走后不久，由新成立的中央公安纵队警卫一师一团正式驻防中南海，团长是何有兴。
同日上午，齐燕铭与金城、周子健及高铁英带领的交际处其他工作人员一并进入中南海，一时间丰泽园里人气旺盛一片笑声，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安顿下来，大家随齐燕铭一齐察看了丰泽园和瀛台。随后齐燕铭召集开会作出几项决定：（1）申伯纯、金城去北京饭店主持工作，周子健在中南海主持工作；（2）交际处工作人员日渐增多，不能都挤占丰泽园，应尽快清理瀛台的部分房屋，将大部分工作人员的宿舍和厨房设在瀛台；（3）交际处的值班室设在丰泽园后院含合堂的一座二层小楼内；（4）进入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马上进行职能设置和分工，尽快开展有效工作。
后经周子健与几位主要干部研究决定，将由石家庄、正定等地来的同志与从西柏坡、李家庄来的同志统一编组开展工作。当时拟定的主要工作有：（1）清查中南海内所有房产的位置、面积、家具设备等并登记造册绘图列表；（2）勘查所有房屋的破损程度，制定修复计划，联系修缮单位（年底前共修缮房屋2,000余间）；（3）联系北平市有关部门勘查修复中南海的电路、道路、上下水及安装电话等；（4）联系有关单位清运各处垃圾并适时组织清理中南海水中的杂草淤泥（解放初中南海里到处是露出水面的淤泥、杂草和垃圾，后经组织部队清出海底淤泥达16万立方米。沿海边用石块砌起了护岸，杂草、垃圾也被彻底清运干净；（5）加强与北平市军管会及警卫部队的联系，配合开展整治中南海的各项工作。
周子健在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工作职能和各组人员名单后说：“我们这一摊子，现在由我负责，我们主要是搞好中南海院内的工作，但也难免与外界打交道，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总得有个名称才好，我的意见暂时叫‘中南海办事处’如何？”大家听后一致鼓掌通过。周子健原本就是中央统战部的处长，中南海办事处成立后我们仍称他为周处长。就这样，我们最先进驻中南海的人自行设置机构，自己起了单位的名称。散会后有人跑到丰泽园的大门口，摘掉那块“中南海公园管理处”的旧招牌。从此，我们以中南海办事处的名义开展了对中南海的全面整治工作。
中南海办事处的成立，为党中央顺利进城、为新政协的胜利召开、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及时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南海办事处成立后不久，我于2月21日奉命调离办事处，随申伯纯进驻北京饭店，开始了筹备新政协会议、接待民主人士、管理北京饭店的新工作。
长按二维码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