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骂宋庆龄败类

宋庆龄于1945年3月12日，直接约谈蒋介石，帮助中共向蒋施加压力。当天，蒋在日记中写道，访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彼对俄国之利害无异其自身之存亡，对共‘匪’之成败无异其祖先之荣辱，彼已不知其祖国何在，而祖先何自矣。此种奴性贱志不一而作，吾不知中华民族何故而有此种败类。”本文摘自2016年9月15日《人民政协报》，作者李传玺，原题为《宋庆龄两次为中共“说项”》。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召开雅尔塔会议，决定于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大会。中国共产党得知消息后，立即要求加入中国代表团。这一要求遭到了蒋介石及国民党中许多人的反对。其理由是联合国会议是政府的会议，不是党派的会议。

但经过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极力争取，在各方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下，代表团最终容纳了董必武作为成员出席联合国大会，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老朋友的宋庆龄曾两次为中共做工作，也为此遭到了蒋介石在日记中的痛骂。

“为什么保留军队”

第一次是在1945年3月10日，宋庆龄找刚回国的时任驻英大使顾维钧。顾维钧从国际形势分析，多方建言，“这个代表团的组成应有广泛的基础，应包括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以便向世界昭示，我们的代表团是真正的全国性代表团”，也就是代表团应容纳中共和民盟。宋庆龄首先找了他，以中立的态度，了解情况、沟通信息、提出要求，意在请他帮助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并做相应的斡旋。

据顾维钧回忆：“孙中山夫人邀我茶叙，谈话内容颇有意思。她对我说，共产党人希望在中国出席旧金山代表团中占有两个名额，我问她，为什么共产党还要继续保留一支军队。她说，共产党感到放弃他们的军队就等于不要他们的脑袋。她说，共产党如果没有军队，就得惟国民党之命是从。关于中共立场的详细情况，她让我去问孙科（孙科当时刚发表他的折中方案）。一般地说，她只是代表自己谈话。这可能是因为她不愿给我留下她同延安有直接联系的印象。”

通过顾维钧的这段回忆，我们看到宋庆龄针对顾维钧的“疑问”，帮助中共辩解了“为什么保留军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虽然从这段话中没有看出顾维钧有什么明确表示，但之后，顾维钧一直主张应有中国共产党参加代表团，并为中共争取，宋庆龄的话无疑起到了释疑和坚定的作用。

直接约谈蒋介石

紧接着，宋庆龄又于1945年3月12日，直接约谈蒋介石，帮助中共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访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彼对俄国之利害无异其自身之存亡，对共‘匪’之成败无异其祖先之荣辱，彼已不知其祖国何在，而祖先何自矣。此种奴性贱志不一而作，吾不知中华民族何故而有此种败类。彼俄究用何术，而使其麻醉之烈，竟亡其本身与祖国，而为其效忠至此耶。是吾人未能尽其教化与宣传之力耳。”

3月17日，蒋介石在周反省录中再次记到此事：“共‘匪’知我对其各种横逆、暴戾、卑劣手段皆不能生效动摇，知我决心绝无指派其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之可能，彼乃间接运动宋庆龄对我说项（以庆龄与我提共‘匪’事，乃为十五年来第一次，以其从不愿与我谈政治与共‘匪’也）……余仍置之不理，视若无睹，彼将于我奈何也。”

看蒋介石这两则日记，足见宋庆龄的约谈并帮助要求中国共产党参加代表团一事，给蒋介石带来的精神震动。

蒋介石在日记里说是“与我提共‘匪’事，乃为十五年来第一次，以其从不愿与我谈政治与共‘匪’也”。也就是说从大革命失败后，两人就没有就共产党的话题交谈过。足见中国共产党对于参加代表团一事和请宋庆龄“间接运动”蒋介石这项举措的重视，也足见宋庆龄这次帮助中共的诚恳。正是因为此，蒋介石才在日记中使用了如此恶毒愤慨的语言。

不过，中国共产党成功参加联合国会议，也可以说是建立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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