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备破译密码天赋的中共开国中将
解放军开国中将罗舜初
军队里有一个很“神”的中将罗舜初，对密码有一种天生的感知力。据罗舜初之子罗小明回忆：在频繁的工作接触中，曾希圣发现我父亲记忆超群，尤其对数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各种数据在他的头脑里分门别类，从无差错，具备搞密码破译的先天条件。他通过几次测试，发现我父亲天资聪颖，悟性极强，稍加点拨就能入门，他认定父亲是一个破译密码的好苗子。本文摘自2005年第7期《名人传记》，原题为《我的父亲罗舜初》。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的父亲罗舜初就属于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积极，很不得力”的那一类领导干部，在处理北航学生围困国防部大院问题上，他因为“不听毛主席的话”，被林彪提议停职反省。在后来“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起的每一次战役中，他都处于对立面，成为重点批判的对象。但每一次冲击最终又都化险为夷，从未遭受牢狱之苦。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后来回忆说，有一次他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一下火车，就看到针对罗舜初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贴遍了大街小巷，他很为父亲捏一把汗。国庆那天，他亲眼看到毛泽东踏着《东方红》的乐曲声登上天安门城楼后，在罗舜初的面前停下脚步，微笑着和他亲切地握了握手，然后才向城楼中央走去。那时候，有一种说法：凡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握过手，照过相的人，都是他要保的人。实话说，自打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的父亲罗舜初不知为什么总是跟不上形势，时常因为思想“右倾”而挨批，但又总是能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保护，这些领导人为什么这样信任和了解他呢？这不仅是我，也是许多关心父亲的人希望解开的一个谜。
打倒“四人帮”以后，政治形势宽松，已经退居二线的父亲，也不那么守口如瓶了，他时常有感而发，回忆一些往事。近年，经过我的采访和查阅有关档案资料，父亲和毛泽东的交往，在我的脑海里渐渐形成了一幅清晰的历史画卷。
1934年，我父亲为毛泽东提供了他最想知道的情况
毛泽东和我父亲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都瑞金认识的。
那是1934年初春的一天，满腹心事的毛泽东独自一人漫步在瑞金城内的石板路上。
“毛主席，你好！”一声诚挚的问候打断了毛泽东的沉思。他抬眼望去，只见一名身材瘦小的小红军站在他的面前。
此时的毛泽东正处于他政治生涯的低谷。自从临时中央进入苏区以后，毛泽东的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在宁都会议上，他不仅被剥夺了发言权，也被剥夺了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打那时起，就少有人敢和他接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鬼都不上门。
看着这个敢于主动上前问候自己的小红军，毛泽东高兴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
“我叫罗舜初，福建上杭人。”父亲回答。
“啊，上杭，那是个好地方。你是哪个乡，哪个村？”对上杭十分熟悉的毛泽东接着问。
“溪口乡大洋坝。”“大洋坝，熟悉，熟悉。我去过你的家乡。”毛泽东接着告诉父亲：五年以前，他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不久就被疟疾击倒了，在前往永定养病的途中，他路经大洋坝，住在黄潭河畔一位名叫罗日新的农民家里。
“那一天，村苏维埃主席让我集合几名儿童团员，去执行重要任务。天一黑，我们就来到罗日新家，布下了岗哨。”得知毛泽东还记得当年曾住宿大洋坝，父亲的话顿时多起来了。
毛泽东全然没有想到，当年那个带领儿童团员们为自己彻夜站岗放哨的孩子头儿如今已经当了红军，而且就是眼前的罗舜初。
“我们是老熟人了，给我说一说你是怎么当上红军的。”看着已经成为红军战士的父亲，毛泽东高兴地问。
于是，父亲向毛泽东详细述说了自己参加红军的经历：1931年秋天，父亲已经当上区儿童局书记，可他一心要求参加红军，县委同意了他的要求，并要他动员一百名青壮年一同参加红军。父亲东奔西走，很快就动员了家乡附近各村一百多名青壮年，由他带队参加了红军。在参军后的第一次战斗中，父亲不幸腿部中弹，负了轻伤。伤愈后，他被选送到红军学校学习，因为各科成绩优秀，又被送到参谋培训班深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红军总司令部一局，成为一名作战参谋。
父亲说完，毛泽东的眉梢轻轻抖动了一下。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对军事毫无所知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完全依赖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指挥作战。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还说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结果红军主力多次强攻失利，陷于被动地位。
只能负责中央政府工作的毛泽东，眼看着红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苏区在一天天缩小，心里非常焦急。可是当时他被排斥，无权过问军事工作。特别急于了解战场态势的毛泽东，听说父亲在军委一局工作，很想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战况。
父亲毫无保留地把他所了解到的战况和敌我态势一五一十地向毛泽东作了介绍。父亲后来说，他当时并没有想到，他说的这些信息，为毛泽东思考和研究红军如何战胜敌人提供了依据。
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也牢牢地记住了我父亲的名字---罗舜初，一个来自闽西的年轻人。
密码破译，让父亲从张国焘的枪下捡回一条命
1935年1月，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父亲所在的军委一局是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的主要业务部门之一。
一天，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来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面前，向三位首长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把父亲调到二局去，他要收父亲做徒弟，教他搞密码破译。
在红军总司令部，和二局工作联系最密切的就是一局了。在频繁的工作接触中，曾希圣发现我父亲记忆超群，尤其对数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各种数据在他的头脑里分门别类，从无差错，具备搞密码破译的先天条件。他通过几次测试，发现我父亲天资聪颖，悟性极强，稍加点拨就能入门，他认定父亲是一个破译密码的好苗子。
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曾希圣曾准确地破译了敌人几乎全部的电报，为毛泽东成功地指挥作战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他和他领导的二局是红军摆脱困境的第一大功臣，因此也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的青睐和器重，无论走到哪里，都优先照顾二局，凡是曾希圣提出的要求，一般都不会遭到拒绝。
但是这一次，却出现了例外。三位首长相互对视了一下，半天没有说话。最后，还是周恩来副主席开了腔：“不行啊，我们这里还离不开小罗。”一句话把曾希圣给顶了回去。
作为毛、朱、周这些总部首长身边的一名参谋，父亲所做的都是些十分普通而又平凡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仅起了一个小参谋的作用，没有给首长们太多的帮助”。但是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眼里，父亲是个埋头苦干，认真负责，工作大胆，准确及时的好助手。长征途中条件十分艰苦，通信设施异常落后，毛泽东的很多指示和意图都要通过他身边的这些参谋们跑路去向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各军团首长口头传达。尤其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时间紧，敌情急，父亲不仅能够根据情况和他们的意图帮助处理问题，每次都能及时地将毛、朱、周的指示完整、准确、一字不差地传达给各军团首长，而且在完成任务后歇都不歇，甚至连口水都不喝，一路跑回总部领受新的任务，从不叫苦喊累。他这种老老实实埋头工作的精神深得总部首长的喜爱，确实让他们舍不得割爱。
翻过大雪山以后，父亲病倒了，一连好几天水米不能沾牙，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了执行北上方针，一、四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为了照顾父亲的身体，决定让他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随左路军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则率右路军先行北上。这一别，就是整整一年。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胜利会师，结束了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
大会师的时候，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的一同志发现，分手时还是个小参谋的罗舜初，一年之后竟然高升了，成为红四方面军总部二局的代理局长。大家听说，张国焘杀害了不少反对他的同志，也用升官的手段拉拢和收买了一些人。难道罗舜初也被张国焘拉过去了？听了个别人的议论，就连毛泽东也搞不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得不找朱德了解罗舜初到四方面军后这一年的政治表现。
“哈哈！误会了，误会了。小罗这一年表现得很好！”朱德仰面大笑。
“不要看小罗升了官，他的脑袋也差点让张国焘搬了家。直到会师的前一天，我还在替他担心呢！他能保住脑袋，第一个要感谢的应该是曾希圣。”
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和曾希圣又扯到一起了呢？毛泽东更摸不着头脑了，催朱德快点讲个清楚。
“润之，去年你们北上，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拒不执行北上方针，硬让左路军向西，然后南下……”
朱德不紧不慢地说了起来。
作为总部一局的参谋，父亲有条件看到每天来往的所有电报，于是，他把中央已经走出草地，号召左路军继续北上，南下是绝路的电报内容传了出去。这一下，可捅了娄子，引起了张国焘的极度不满。在阿坝，张国焘召开干部会议，继续反对中央既定的北上方针，坚持他自己的那一套。父亲在会上被张国焘点了名，说父亲是“毛、周、博（古）、张（闻天）右倾逃跑主义的忠实信徒”。大会开罢开小会，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父亲斗得很凶，说他反对张主席就是反革命，还说他是顽固不化的“小毛分子”。父亲硬是不低头，大讲特讲遵义会议和中央北上的方针。这就使他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处境。
不久，曾和李克农、钱壮飞被周恩来誉为我党秘密工作“三杰”之一的胡底因为公开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行径，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胡底的死，使朱德更担心，就怕哪一天我父亲也像胡底一样不明不白地被张国焘搞掉。他和刘伯承商量，决定让我父亲离张国焘远一点，调离红军总司令部。
“润之，你还记得曾希圣向我们要小罗去二局的事吗？”朱德突然把话锋一转，问道。
“记得，我们没舍得给呀！”毛泽东说。
“是呀，当时虽然没有给，但是曾希圣提的那些理由我都记在心里。”朱德接着往下讲，“于是我征得徐向前同志同意，调小罗到四方面军总部去学破译。”
几天以后，朱德用自己的马驮着父亲的行李，亲自把他送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当众宣布父亲为二局科长。
在二局，父亲按照朱总司令的指示，凭着从曾希圣那里学到的知识，通过认真钻研学习，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技术，成为破译敌军情报的高手。
离开红军总司令部以后，张国焘仍不放过父亲，他不时得到小报告，父亲到二局以后仍然旗帜鲜明地坚持红军应该北上的方针，就派了政治保卫局的一个人冒充译电员，到二局跟踪监视父亲，一俟张国焘下令，就彻底解决他。
此时红军正面的主要敌人已不再是四方面军所熟悉的川军，而是蒋介石的中央军。父亲在中央苏区时就和中央军打交道，对他们的情况异常熟悉，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及时、准确地破译中央军的情报。没有准确的情报，红军的行动就要受影响，张国焘对此也不能不有所考虑，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这时候，红四方面军总部二局局长蔡威在过草地的时候因病去世，父亲的作用无人可以替代，这才算从张国焘的枪下捡回一条命。
“让小罗代理四方面军二局局长不是张国焘的主意，是我和徐向前商量过的，也是我宣布的。这完全是工作需要，和张国焘没有任何关系。”朱德最后说。
“看不出性格内向、老实忠厚的罗舜初，执行中央北上决定这样坚决。”朱德的介绍让毛泽东恍然大悟。
“曾希圣要小罗，我们没舍得给。没想到让张国焘给我们‘培养’了一名情报专家。好啊，真要好好谢谢他才是。”了解了真相的毛泽东喃喃自语。
“小毛分子，小毛分子，好一个小毛分子！”毛泽东把脸转向朱德，“老总啊，有人说小罗这一年提升得快了。我看，我们对小罗培养使用得还不够。”
朱德笑眯眯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不久，红四方面军二局奉命并入中革军委二局，父亲被任命为军委二局副局长，从此又回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在延安，毛泽东两次亲笔写信送我父亲去学习
1937年初春的一天，毛泽东正在窑洞里聚精会神地阅读着从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辗转传送到延安的一些由国内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理论文章。
这一天，父亲来到主席的窑洞外，喊了一声：“报告！”
自从二局局长曾希圣去学习以后，二局的日常工作就由父亲来主持。在西安事变前后的那段日子里，父亲所在的二局表现得相当出色，他们不分昼夜，严密注视着各个方向的敌情，随时将侦察到的情况上报，对中央处理事变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小罗，有新的情况吗？”毛泽东的注意力完全被手中的书给吸引住了，头也顾不上抬地问了一句。
“主席，我是为我自己的事来找你的。”我父亲回答。
“你有什么事呀？”毛泽东的目光仍然盯在书本上。“主席，我想去学习。”“学习？”毛泽东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是的，我想学习。”我父亲认真地说。
这时毛泽东才放下手中的书，抬起头来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轻声问道：“说说你的想法。”
“主席，去年12月听说张、杨在西安扣了蒋介石，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十年来，他杀害了我们多少好同志和亲人。大家都觉得这下可好了，可该为死难的同志和乡亲们报仇了。周副主席去西安，大家都以为是去把老蒋提回来公审，没想到是去劝张、杨把老蒋给放了，要在全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现在越看越觉得中央高明，要是依着我们，哪会有现在的大好局面。我常想，我们的思想太简单，原因就是革命理论学得太少了。我听说，在党校开了理论课，所以想去学习。”
听了我父亲这番话，毛泽东非常高兴。他早就感到，全党应该开展一个学习的高潮。特别是像我父亲这样经过长征考验的同志，都是今后斗争的骨干，他们在凶残的敌人和险恶的环境面前个个都是好样的，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但是由于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没有学习识字的机会，即使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对自己给予支持，也仅仅出自质朴的感性认识，而没有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今天我父亲主动提出要去学习是一件大好事，岂有不支持的道理。毛泽东当即提起毛笔，饱蘸浓墨，为我父亲写了一封到中央党校学习的介绍信。没想到第二天，我父亲哭丧着脸又来了。
“又为什么不高兴呀？我不是批准你去学习了吗？”毛泽东不解地问。
我父亲一脸委屈地说：“党校不收我。”“为什么不收？”毛泽东问。
“他们说过了开学时间，不能插班。还说我只上过三年学，学不懂哲学、政治经济学。”我父亲如实回答。
听着听着，毛泽东脸上变了颜色，他知道，我父亲虽然只上过三年学，在红军中已经算是有文化的人了，更多的人连一天学也没有上过。而且我父亲在军委机关工作这几年，刻苦勤学，文化水平大有长进，他就不信我父亲学不了理论。
“岂有此理！”毛泽东一把从我父亲手中夺过他写给党校的那封介绍信，愤怒地将它撕成碎片。随即又挥笔给我父亲写了第二封介绍信。他决心让这个年轻人的求学愿望得到满足。这一次，他要介绍我父亲到抗大去学习。
看了毛泽东亲笔写的介绍信，当时的抗大校长林彪和教育长罗瑞卿二话没说就接纳了我父亲，他们安排我父亲一面工作，一面在校选科旁听。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父亲终于圆了自己的学习梦。
为了提高红军干部的理论水平，毛泽东在抗大亲自办了一个研究班，自然也把我父亲接纳为研究班的一员。
这一年的七八月间，毛泽东应林彪、罗瑞卿的请求，多次来到抗大为抗大的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事前，他要总政治部把他准备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油印发给学员，待学员们读过后，他再去讲授辅导。我父亲也得到了一份油印的讲授提纲，并且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为大家讲授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中受益匪浅。后来，他把这份珍贵的讲稿一直带在身边，一看到它就想起当年毛主席讲课时的情景。
一天傍晚，工作了一天的毛泽东正在窑洞外散步，遇到了从抗大回来的我父亲。那时候，在校学习的红军团师以上干部周末可以回家和家属团聚，我父亲那时还没有成家，就利用这个机会回军委机关看望首长和同志们。
“小罗，学习得怎么样啊？”每逢遇到我父亲，毛泽东总是关切地询问他的学习情况。
“主席，我已经被批准进入第三期学习了。”我父亲高兴地回答。
“那好啊！在哪一个队？”毛泽东接着问。“上干队。”
“这一期都有哪些同志？”听说在上干队，毛泽东的兴趣更大了。
“有王树声、李先念、许世友、陈志芳……”我父亲把同学们的名字一一报给毛泽东。
“四方面军的同志打仗都很勇敢，你同班的许世友就是一员虎将，七次当过敢死队队长。但是他们的家乡大多在鄂豫皖的大别山，那里不像你们福建，是教育之乡，你们福建出来的人大多念过几天书。他们可就不一样了，多数人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大字不识。不知道他们在学习上有没有困难？”毛泽东关心地问。
一提起学习，我父亲的话就多了，他接着毛泽东的话头，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们的课程可多了，有党的建设、中国革命运动史、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还有兵团战术。大家熟悉的内容比较好学，像你讲的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都是亲身经历的事，大家一听就懂，讨论起来也热烈。大家过去没接触过的，像政治经济学就不行了，教员讲得太快，也听不太懂，一堂课下来就像坐飞机一样，头都要晕了。”
我父亲只当是在和毛泽东闲聊，无拘无束地把大家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毫无保留地谈了出来。没想到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一天，父亲在校内遇到了已经升为副校长的罗瑞卿。个子高高的罗瑞卿笑眯眯地对我父亲说：“小罗呀，你可是告了我的‘御状’了。”
“什么御状？”我父亲一时摸不着头脑。罗瑞卿看着他那副迷惑不解的样子，笑着说：“你向毛主席反映的教学问题，主席都和我讲了。他特别重视你们这些工农干部的学习效果，提出讲课要看对象，讲究实际，要用启发式、研究式、实验的方法。”
父亲这才明白罗瑞卿这句玩笑话指的是他回答毛泽东提问时说的那些情况。于是不好意思地说：“是主席问起来，我才说的。”
“你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对的，我们已经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原则。你知道吗，毛主席最喜欢的就是说真话的人，下次他要是再问起你来，你还是照实说。”罗瑞卿的诚恳态度让我父亲打心底里感动。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我父亲在抗大前后学习了十个月的时间。这次学习使我父亲的理论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为他以后的进步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罗荣桓提议越级提拔我父亲，毛泽东欣然同意
1938年5月，尚未毕业的父亲接到命令，提前离开抗大，准备接替他的福建上杭老乡黄鹄显，担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跟随朱德总司令到抗日前线去。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父亲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来向毛泽东告别。看着即将到前线去的我父亲，毛泽东心里多少有些难以割舍，毕竟是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了。
“家里来信了吗？”毛泽东放下手上的工作，首先问了一句和上前线无关的话。
“来信了。”我父亲回答。“母亲还好吧？”毛泽东问。
“挺好的。她还给我转来了伯父从新加坡的来信。”我父亲答道。
“信上怎么说？”毛泽东知道我父亲有一个伯父远在新加坡，1928年曾打算把我父亲接到那边去读书，已经接受共产党影响的父亲婉谢了伯父的一番好意，决心留在国内参加革命。
“去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伯父打算派人来把我的母亲接到新加坡去躲避战乱。母亲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我们共产党人应该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线，把亲属送到国外是不对的，因此不同意母亲出去。母亲把我的信转给了伯父，他回信支持我的做法，说忠孝不能两全，鼓励我积极抗日，杀敌立功。”我父亲把来信的内容向毛泽东做了汇报。话题渐渐转到了正题上。
“记得去年你就向我提过上前线的要求，现在终于实现了，这下心满意足了吧！”毛泽东微笑着看着我父亲。
“不，主席。这次只是上前线，我还要求去敌后，到更艰苦的地方去，把这一年学到的东西都用上。”我父亲充满豪情地说。
“好！就该有这么一股劲儿，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毛泽东赞赏地说，“到了前方，要好好锻炼，将来，有你到敌后的机会。”
牢记毛泽东的教诲，我父亲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途。他决心要以实际行动向毛泽东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943年的春天，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以罗荣桓为书记的中共山东分局将一份关于实现一元化领导的干部配备方案通过无线电波传到延安，送到毛泽东面前。
报告建议：“王建安担任鲁中军区司令，罗舜初担任区党委书记兼政委。”一心要破格使用我父亲的罗荣桓怕这个安排中央会有所顾虑，特意对我父亲的情况做了说明：“分局认为罗虽军职提升甚快，但进步亦快，且事实上鲁中区别无更适当同志担任此职务。”
不用罗荣桓解释，毛泽东对我父亲这几年的成长历程了如指掌。离开延安一年以后，我父亲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纵队参谋处长，跟随徐向前司令员越过敌军的重重封锁，来到日寇铁蹄下的山东，参加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看着当年的小参谋终于崭露头角，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脱颖而出，并且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毛泽东是何等高兴啊，他毫不犹豫地批准了山东分局的建议。
上任之后，父亲团结区党委和军区一班人，迅速健全了鲁中各地、县的党组织，大力发展人民武装，带领鲁中抗日军民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不到半年就使以沂蒙山为中心的鲁中抗日根据地迅速改变了东西百余里、南北一线牵，号称敌人一枪就能打穿的不利局面。
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鲁中军区所属的主力部队已经发展到两个野战师和四个警备旅，根据地扩大到十几个县，和周围各个战略区连成一片，成为日后和国民党争夺天下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事实证明，毛泽东支持罗荣桓大胆起用我父亲是完全正确的，父亲也没有辜负领袖对他的培养和厚望。
毛泽东亲笔写信：介绍罗舜初同志为海军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签署了委任状，委任我父亲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也已发布了任命父亲为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的命令。就差一个中共湖南省委的任职命令还没有发出的时候，领袖们改变了主意。
1950年春天，从莫斯科访问归来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把人民海军的建设放到了优先考虑的位置。金门战役的失利，使他们认识到海军的重要作用，在苏联访问时，斯大林婉言回绝了毛泽东希望苏联派海军帮助中国的要求，使毛泽东更加意识到建设一支自己的海军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他和周恩来在莫斯科当场拍板，决定将苏联提供的三亿美元援助拿出一半用于人民海军的建设。
当毛泽东选了肖劲光出任海军司令员后，又给他配了一位副司令员和一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还剩下一个参谋长的人选没有最后确定。该选谁呢？周恩来在几个人选中首先想到了我父亲，他趁我父亲出差途经北京的机会，先找我父亲打了招呼，然后和毛泽东一商议，两人都对当年的那个小参谋十几年来的成长和进步感到满意。于是，毛泽东挥笔为我父亲写了一封介绍信：
肖劲光同志：
兹介绍罗舜初同志前往你海军任参谋长。
毛泽东
就这样，我父亲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殷切期望，肩负起守卫祖国万里海疆的重任。
1953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关于海军建设的指示：
“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大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父亲经过认真思考，认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为了”，不仅是赋予海军的三项军事任务，也是海军建设发展的三个阶段。他在海军党委会上大胆提出：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按照国家工业发展条件及国家财政状况，有计划、有步骤地在长期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我的认识是这个方针应分为三个步骤去实行，第一步是完成沿海护渔护航打击敌人的侵扰的任务。第二步就是完成组建轻型舰队的任务。第三步为建设强大的海军。
“我估计大体上十年左右时间可以有把握完成第一步的任务，十五年到二十年的时间可以完成第二步的任务，以后就是各种条件都具备了，逐步实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个认识可能有些保守，但我觉得思想上应有这个准备。”
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年代，父亲作出如此冷静的分析，显然难以被多数同志所接受。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父亲被说成是“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在海军的代理人”，“彭、黄安插在海军的钉子”。
令人奇怪的是，在中央军委的批复中，父亲虽然以“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被免除了海军第二副司令员的职务，但是安在他头上的几顶骇人听闻的大帽子都不见了，而且免予处分，入政治学院学习另行安排工作。有人说，这是因为“上边领导”说了，“罗舜初在军委当参谋，搞技术，工作不错”。意思是不相信他会卷入这个帮，那个派。在周恩来、朱德也在挨批的时候，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上边领导”，除了毛泽东，还会有谁呢？
“文革”中，我父亲斗胆提议暂停“四大”，毛泽东居然没有怪罪
1965年春天，经周恩来提名，历经坎坷的父亲被任命为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兼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这两个单位的职能，用聂荣臻元帅的话说，就是要“当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参谋，当好领导同志的助手”。一些老战友打趣地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军委的老参谋，又回到中央领导身边当参谋来了。
一天，父亲接到通知，毛泽东要亲自听取他汇报国防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当他走进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住地时，已经多年没有见面的毛泽东上下打量了一下站在他面前的我父亲，似乎是在寻找当年那个小参谋的影子。
毛泽东历来关心国防现代化建设，更提倡自力更生。他曾经说过我们要搞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还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当父亲详细汇报了这些重大项目的研制安排和试验进度后，毛泽东感到非常高兴。
父亲接手这项工作虽然时间不长，凭着当年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养成的良好参谋素质，对于规划中的各个细节了如指掌，在汇报中有问必答，从不卡壳，毛泽东听了十分满意。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高兴地要我父亲留下来和他一同进餐。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你就很瘦弱，现在还是那样薄，要加强营养，多吃些肉。”
毛泽东的关切使我父亲备感亲切，仿佛又看到当年长征路上和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
在餐桌上，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不停地谈论着“两弹一星”发展的宏伟前景。我父亲受到极大的鼓舞，决心尽最大努力，早日实现这些大长中国人民志气的宏大目标。
令我父亲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向毛泽东汇报过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这场大浩劫中，“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1967年春夏之际，我国第一颗氢弹的试验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可是承担氢弹主要部件生产任务的二二一厂因为群众分成两派，直接影响了工作进度。
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父亲经过一番思量，觉得要想确保氢弹试验如期进行，只有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在二二一厂暂停“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和“文化大革命”，否则别无他法。他斗胆提出自己的想法后，得到聂荣臻元帅的支持。于是我父亲亲自动手，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代拟了一封电报，经聂帅审定后呈送毛泽东定夺。在许多领导干部因为对“文化大革命”和开展“四大”不理解，不得力，甚至有抵触而遭到冲击乃至罢官的年代，毛泽东丝毫没有责怪我父亲，他破例批准了这个下令暂停“文化大革命”的电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如期试验，获得了成功。
1967年12月31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里温暖如春，父亲走到主席台中央，高兴地向参加国防科委会议的全体代表宣布：“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了！”话音未落，大会堂里灯火齐明，掌声雷动。在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他时而向台下激动的人群频频招手，时而与参加接见的有关部门领导亲切握手。当他走到我父亲面前时，高兴地握住他的手亲切交谈起来。通过电视荧屏，人们看到毛泽东和我父亲谈笑风生，气氛异常融洽。
没等父亲到家，接连不断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但是，不管谁来打听毛主席有什么“最新指示”，一向不爱炫耀自己和毛泽东有过密切关系的父亲总是保持低调，口气平和地回答：“我和主席很早就认识，他除了和我叙旧，没有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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