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夫人李昭逝世，从不随丈夫外访
胡耀邦夫人李昭，性情平易谦和有口皆碑，胡耀邦在位时，她从不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出现在公共场合，也从不跟随胡耀邦出外访问。作为第一夫人似乎有些不太称职，原因何在？在《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一书中，李昭接受北京市委党史办苏峰的采访中道出了原委。
被人戏称为“中办第二信访局”
苏峰（以下简称苏）：听说1978年开始，您所在的北京市纺织工业局有一个外号，叫做中办第二信访局。
李昭（以下简称李）：（笑）你也知道？我确实给一些人转过信，说不上什么第二信访局，他们都是说着玩的。
苏：有一位叫刘实的同志说您是落难人的朋友，耀邦落实政策的好助手，可亲、可敬、可信。您是不是帮助过刘实？
李：算不上帮助，就是接待一下而已。自从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后，家里总有来递交材料的，我们接待一下都是应该的。来到家里，总得招待一碗水。
刘实診-名邓洁，以前是在北平搞地下学生运动的党员。解放前夕，他调任石家庄市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机要秘书，我当时是秘书处的人事科长，我们以前可能打过照面，但没怎么打过交道，所以我印象不深。他后来调到政务院兵器工业部工作，改名刘实。1957年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受了一些苦，朋友和熟人也不敢和他打交道。
有一天他来到我家，当时耀邦正在和别人谈事，我就接待了刘实。几十年没见面，变化也大，又加上以前也不怎么认识，所以我没认出他来，给他倒了盶-开水说：刘实同志，请喝水。刘实可能很久没听到用同志称呼他，很激动，就和我谈起他的右派问题。我跟他说：组织上会按现行政策处理的，请你耐心等一下。然后又陪他聊了聊家庭和子女的情况。结果刘实突然叫了声：李昭同志，李大姐！我一听，愣了，问他：你认识我？
刘实就告诉我他是邓洁，把他后来的遭遇和我说一说，还说：我早认出您来了，您是大干部，又是耀邦同志的夫人，我是右派，怕给您添麻烦，凡是大干部家我都不去。我一听就笑了：你是不登豪门呀！可我家不是豪门，我们是同事嘛！我们是老同事，一聊就到了吃饭时间，不能让他饿着肚子离开我家呀，于是我留他在我家随便吃了点。事情很简单，刘实到处给我宣传，我接到的信就越来越多啰。
苏：都说您热情、负责、效率高，胡耀邦同志批示也快。多年的冤假错案，通过您这个重要渠道很快就解决了。找您的是不是也越来越多？
李：给我寄材料写信的人确实越来越多，有的人千里迢迢从外地来找我。我当时在王府井的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上班，一直都是走路上班。从富强胡同到王府井，在上下班的这一路上，人家好像都认识我似的，总有人把信和材料塞给我，想通过我申诉冤情，还有专门想和我谈心，请我出主意的。还有很多人直接把信寄到纺织局，因此就有人把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办公楼（东单三条33号）戏称为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
苏：这些人给您信的时候，怎么称呼您？都说什么？
李：他们也不叫我的名字，就塞给我信，也不说话，连请转给耀邦同志的话都不说，扭头就走。不过，我能理解他们。我第一次接到信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惊奇。我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先把信接了，回家转给耀邦就是。
1980年2月，耀邦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他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大，找我转信的人更多了。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为了安全起见，开始是派了一个工作人员悄悄跟着我上下班，保护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是后来才知道的。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纺织局还是不太放心，从1981年开始，就派了个车接我上下班。
那时候，不仅有人在路上截我，要我转信，还有人到我家门口的，大概算好是我要出门上班或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坐着车刚要走，有人就往我的车里扔信。还有一次，有一个人看到我的车要过来了，突然跪在我的车前，吓得司机都不敢动了。他们都不容易，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信件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收到上百件，有的寄信人把我的名字写成李姣、李超、李照、李招。我接到信，一般还是要看一看，看反映的什么问题，再转给相应的人和机构。当然，大部分都是给耀邦的。
我想，他们给我信和材料，都是有道理的，也是对我的一种信任，我应该负责。有时候信件实在太多，我就请纺织工业局党委机要秘书杜玉芬帮忙，把属于我个人的信件交给我，反映情况或落实政策的信件分门别类转到有关单位，一定要做到件件有着落、有回执。我1983年离开纺织局的时候，整理出好几包信。
苏：一般都反映什么问题？
李：什么问题都有，有个人的历史问题，也有纠纷问题，主要是冤假错案问题，大概是觉得解决不了，所以就写信给耀邦。
苏：在这么多人和信里面，您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李：我印象中，葛佩琦来过我家。据说他是1978年12月先去了中组部，他的事情纠缠了很久，没有解决，又来到我家，时间大概是1980年春天。
葛佩琦我是认识的。抗战初期，我还没有去延安，我们在敌后游击队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我们都在敌后做抗战工作。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党员，但是知道他很积极。他是北京的大学生，怎么活动的不知道，但是知道他是进步的。他很有可能确实是地下党员。解放后，我们好像还在一起共过一段时间的事。
1937年我就听说过葛佩琦，40年后，为了平反，他来找我们。现在又过了30年，具体事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是记得他来过。后来平了反，影响比较大。
苏：耀邦同志在1980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其实我们也知道早在1978年底，耀邦同志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耀邦同志和您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据说两位还亲自召开过家庭会议。
李：是的。在他当选为中央主席的晚上，我们一家开了个家庭会。在京的孩子们都来了。耀邦严肃地对孩子们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他加重语气接着说：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
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自己负责。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地嘀咕了几句。接着我说了一些要他们以身作则之类的话。后来耀邦笑着说我：八股呦。
我们在家各忙各的
苏：1978年，耀邦同志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您在家里和他谈起过这些事情吗？
李：没有。那个时候，我在北京纺织局，是地方干部。耀邦和别人说的都是中央的事，我也接不上多少茬，就是觉得挺乱的。现在看来，这一年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当时对有些问题，我知道一点，但也不太清楚。在家里，耀邦从来不说。他不说，我也不问。
耀邦喜欢读书，很多时候都在看书。我常在单位加班，回来得比较晚，有时就住在厂子里或单位。在家的话，我们平时也都是各看各的书，各忙各的事。家里由两位老太太管家，一位是耀邦的母亲，她于1967年去世；一位是我的母亲，于1973年去世。没有两位老人，这个家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两位老人，我们两个都不会这么全力投入地工作。我很感激她们。
苏：你们聊天吗？
李：有时也聊，偶尔聊聊孩子、家庭。他主要是看书，也会说一说文学、艺术。
苏：您是不是很少陪同胡耀邦同志出访，或是出席公众活动？
李：我没有跟他出访过，在退居二线以前，我有自己的工作要做。1980年因为工作，我去了一趟日本，是以全国妇联执委的身份应日本妇女组织邀请去的。访问日程完了，我要求特意去日本东丽化纤公司所属的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涤纶长丝厂看了看，带回了一些样品，收获很大。当时我们正在做化纤的项目。
我没陪耀邦出席过公众活动，主要是我的工作忙，总觉得做不完。1983年我退居二线后因为身体診-因，耀邦带我去过一趟南京。另外就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参加过一次外事活动，1984年3月24日陪耀邦在中南海设家宴招待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一家。礼尚往来嘛，他们在1983年曾在东京设家宴招待过耀邦。后来中曾根康弘夫人中曾根茑子带信给我，和我叙旧，表示慰问。我为了感谢中曾根康弘夫妇对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作出的贡献，为纪念我和她之间的友谊，买了一幅湘绣，题了几个字作为礼品，托友人赠给中曾根茑子。
2005年11月，耀邦诞辰90周年，中曾根康弘还写信给我，表达他对耀邦的怀念，我感谢他们对这段友谊的珍视。
苏：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一书中回忆，母亲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典型干部，一向只顾工作不顾家。1952年她随父亲来京不久，便参加到北京的棉纺行业。从此以厂为家，工人们反映说：一天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在我记忆中，母亲只抱过我一次，可当我好奇地伸出手去摸她那亮晶晶的眼镜时，她啪地给了我一巴掌，我吓得大哭起来。外婆忙从她怀里把我夺过去，埋怨道：从来也没抱过孩子，就抱这么一回，怎么还打她！母亲说：她要是把眼镜弄碎了，我明天怎么工作！
您这么热爱纺织事业！您的孩子们和同事都说，晚上9点前您一般不在家，在单位。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一直到您退居二线，您就经常住在单位。
李：呵呵，瞎胡闹。
苏：我听说您现在晚上还做梦，说要赶紧的，参加会议去，不然要迟到了。
李：哎，对。（笑）有的时候就喊起来了。把我们这里的小姑娘给吵醒了。
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苏：您生活真节俭。
李：家里人多，有时候钱还不够花，我还找单位借过钱呢。
苏：什么时候的事情？
李：大概是1973年，那时我担任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副书记，分管生产。我母亲去世了，办丧事急着用钱，家里没多少积蓄，只好找单位借钱。我找到同事多年的财务处长柯鉴明，我向他说我借钱，他以为我开玩笑，说：借啥钱，报项目就有钱。我说我是私人借钱，家里急用。他起初不相信，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大官家里怎么会没钱呐。事实是耀邦爱看书，又好交朋友，家里人也多，没事时我们两人的工资凑合着够花，但家里确实没多少积蓄。后来我向他说明情况，他很热情，说要为我写申请，申请家庭生活困难补助。我想，我哪能占公家的便宜呢！最后借了单位互助金700块，年底还清了。
苏：您存折里一般有多少钱呀？
李：没多少，最多三四百。有一年，我的存折找不着了，这可是我唯一的存款呀。我只好拿着纺织局党委开的证明去银行挂失，存折里有400块钱，家用够花一阵子的。给我办理挂失的银行工作人员还不信我是李昭呢。
苏：哪一年的事？
李：好像是1982年。
苏：那时候您都是总书记夫人了，换了我，我也不信，您才这么点钱。
李：400块钱可不少，当初还救过一个小孩子的急。上个世纪70年代初，耀邦刚从干校回来，我也刚解放、恢复工作不久，有一位北京市公安局的王金锐同志受了批斗，生活很困难，他6岁的小女儿又得了急性肾炎，必须住院。我们积蓄不多，就把仅有的400块钱给了王金锐，让他赶紧送孩子住院治疗。孩子后来病好了，王金锐领着孩子来看我们。耀邦说：不要提什么帮助的话，谁有困难，关心一下是应该的，不提这些。耀邦去世以后，王金锐又带孩子来看我，他总是对孩子说：是胡爷爷、李奶奶帮助了你，不然，你也许活不到今天，你永远不能忘记胡爷爷、李奶奶。我打断他的话，要他不要再提这些，只要孩子上进，耀邦在天之灵也就高兴了。
苏：我听说您每月自己掏钱交汽油费？
李：我现在记性不太好，具体的事情不太清楚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徐海峡、杜玉芬，他们记的事情比我多、也比我清楚。
情况大概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们纺织局的局级干部是没有专车的，市委很多局级干部也没有专车，我们下厂工作，都是几个人坐一部车。纺织局为了安全，特意安排专车给我坐，我想我不能占公家的便宜，每个月就交汽油费，大概是5块钱吧。那时工资不高，物价低，油价更低。当时杜玉芬是局党委机要秘书，这个钱是杜玉芬每个月帮我从工资里扣，她说给我交了19个月，从1981年12月到1983年7月，刚好交到我退居二线。
苏：您真是有原则。
李：对自己严格点好。就应该是这样。
带头退居二线
苏：您刚才讲到1983年退居二线，那时候好像有一拨老同志离退休。
李：那时候，按照邓小平关于干部四化的精神，耀邦在具体推动干部年轻化这项工作时，希望一些老同志退下来，遇到点阻力。他回家动员我，让我带个头。我回去就和纺织局说了，这时刚好中央和各省成立顾问委员会，我就进了北京市顾委，退居了二线。
苏：事实证明，这是很高明的。既让年轻干部出头，又发挥老同志作用，顾全了多方面。不过，您才61岁，在当时的老同志里边，是很年轻的。您是怎么考虑的？
李：耀邦要我带头，我就带头退。他那时工作很困难，我得支持他。那时北京的纺织又正处在顶峰时期，我也比较放心。1978年，尽管我们还在用布票、粮票，但这时候，北京市的轻工业算是发展很快的。当时北京市正抓轻工业，轻工业也好抓，它的效益很快，看得见。
苏：我看到一组数据，1978、1979年，北京市对那些診-料无来源、产品无销路、质量次、耗能高、长期亏损的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产、转产、调整、合并，同时发展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这次工业调整初显成效，1979年，轻工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重工业增长速度（轻工业增长13.1%，重工业增长9%）。
李：轻工业一抓就有效。1981年，有些地方开始部分取消布票，有些地方从人均每年一张布票涨到两张布票。到1983年，北京市全部取消布票，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群众穿衣难的问题在这一年成功了。
苏：从1954年到1983年，布票的历史是30年，您在北京市搞纺织工业的历史也刚好差不多是30年。
苏：1978年，北京市民有五难，其中一个就是做衣难，这个问题是1983年解决的？
李：差不多。说起这个做衣难呀，话就长了。做衣难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存在，主要是因为診-料缺乏。没有診-料，就没有布料，也就做不了衣服。为了解决診-料的问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一直在努力。生产要前进，你就会遇见很多像观念呀、技术呀、診-料呀的问题，因此很多东西都要跟上。所以，穿衣难、做衣难由来已久。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做的努力完全没有成绩。
苏：对啊。我知道国棉一厂、二厂、三厂都很有名。一厂出了全国著名的确良衬衣；二厂、三厂开发、出口棉涤纶和人造棉等等。
李：我们的衬衫最初叫冰山牌，后来觉得冰山牌这个名字不是特别好，于是就改名叫的确良了，那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说法：的确良，的确良。说明我们的衬衫做的是不错的。后来又改名，北京嘛，要取个能代表北京的名字，于是就改名为天坛牌衬衫。一厂经过几十次的试纺试织，生产出坯布，再经北京印染厂加工成漂白布，由大华衬衫厂、北京衬衫厂生产出成品。
苏：您当年穿过这个衬衫么？
李：我没穿。当时我们主要是做宣传，送了一些衬衫给一些领导和新闻人士。
苏：反响怎么样？
李：这些领导和新闻人士反响都很好。我们的衬衣质量好，另外，我们的价钱也不是太高，好像是12块钱一件。
苏：文革一来，大家都不搞生产了，做衣难的问题到1978年就凸显了？
李：当时问题是比较严重，一直持续了好几年。普通群众的需求满足不了，连出国人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置装都很困难。上上下下对北京的意见都很大。
这个问题是个历史问题。建国初期我们就开始在想办法，可北京一带不怎么产棉花，上世纪50年代北京郊区曾有10万亩棉田，可产出的棉花质量不好、又少，就改产了。之后，北京的纺织系统每年需要国家调拨10万吨棉、毛、麻、丝等診-料，从各地调运到北京，
一旦调不进来，或者棉麻减产，纺织系统就要减产或停产。北京纺织可以说是无米之炊。
三年困难时期，也是我们厂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用棉秆皮，就是棉花秆上包着的皮。那时候已经没有棉花了，没有診-料了呀，只好用棉秆皮。把这个先繺-开、洗干净、泡软，再打散，用这个作診-料进行生产。这个也没多少呀，因为没有診-料，北京国棉一厂还一度关闭过，3000多工人分散到北京市各行各业。我被调到市纺织工业局。
为了解决材料困难，我曾经试图就地取材，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到郊区平谷、怀柔、大兴等地调查研究，还曾经去过门头沟养羊，其实也不指着它了，只是什么办法都得想想，没办法呀。我们发动当地农民养羊，到时候再收购羊毛，结果见效太慢。这个羊长大了，你还得把这些羊毛纺成线，这又有一套工序，太慢了。解决不了缺少診-料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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