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国上将骨灰从八宝山清出，撤下党旗

1967年，蒯大富、韩爱晶、谢富治（前排左起）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一年多来对解放军开国上将谢富治在文革所犯罪行的审查，决定撤销对他的悼词，开除党籍。他的骨灰盒从八宝山革命公墓清出，并揭下了覆盖在上面的党旗。本文摘自2003年第8期《党史博览》，作者万迪宏，原题为《谢富治沉浮录》。

当无数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与世长辞之后，他们生前不辞辛苦、勤奋工作、鞠躬尽瘁、献身事业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怀念。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有一位前半生功勋卓著，但死后却被撤销悼词、开除党籍、骨灰清除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上将——谢富治。

一位红安籍的共和国将军

在中国的版图上，同一个故乡拥有200多位将军的仅有湖北省黄冈市的红安县。因此，红安县有了一个响亮的称呼--将军县。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中，曾经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红安人；每四位英烈中，就有一位是红安籍。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十多万红安儿女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

谢富治，1909年出生在黄安（今红安）县峰岗乡，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谢富治的前半生是无可厚非的。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全民族抗战。在八路军的序列中，谢富治出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政训处主任。

1938年4月，在朱德的亲自指挥下，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及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南武乡县长乐村同日军发生激战，全歼了被围困于长乐村以西的敌人。

两个月后，谢富治转任三八五旅政委，旅长是他的同乡陈锡联。1939年7月，谢富治、陈锡联率部同太行抗日根据地军民一起，展开了夏季反“扫荡”斗争。三八五旅在辽县以西石匣村地区伏击了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毙伤日军300余人。百团大战中，谢富治与陈赓、陈锡联指挥了正太战役，再战日军第四混成旅团，给日军以重创。

1942年，谢富治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陈赓任司令员。1943年底，陈赓赴延安，谢富治任太岳军区代司令员。1944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谢富治指挥太岳军区部队进行了济（源）垣（曲）战役，共击毙、俘虏日伪军800余人，攻克据点20多处，争取到大小10股伪军投诚反正，为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南渡黄河创造了条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谢富治任太岳军区（后改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陈赓任司令员。1946年，谢富治与陈赓指挥闻夏、同蒲、临浮战役，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2.5万人，其中包括号称“天下第一军”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师第一旅。

1947年夏天，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起点，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依次由内线转向外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以“品”字形阵势配合作战，机动歼敌。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改变原定陈赓、谢富治纵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作战的计划，决定由陈、谢率部挺进豫西，协助西北野战军击破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并协同刘邓大军跃进中原。

1949年，谢富治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政委，参与指挥所部渡江战役，并率部进军大西南。此后，谢富治便留在西南地区，转到地方工作。

解放战争中，陈谢兵团从华北到中原，从大别山到淮海战场，一路过关夺隘，势如破竹，令敌军闻风丧胆，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富治任川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后调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9年出任公安部部长。1965年1月，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谢富治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十年浩劫铸奇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谢富治投靠了林彪、江青一伙，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文革”中，他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了许多令人震惊的大冤案，其中包括刘少奇冤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等。身为公安部部长和刘少奇专案组负责人的谢富治都曾积极插手过这些案子，负有直接责任。1966年6月，谢富治伙同陈伯达制造的把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范若愚诬陷为“国际间谍”一案，株连极广。可谢富治却说：“逮捕的不算多。一百多个没一个劳动人民，就是案子不成立，也冤枉不了他们。”

谢富治为林彪、江青集团诬陷刘少奇立下“汗马功劳”。尤其是他在专案组中运用“无稽推理”的手段办案，已到了小说家的程度。

1967年10月4日，北京发生一起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案。据看过传单的人回忆，传单上说：自中共八大以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传单点了中央文革和林彪的名，说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林彪掌握枪杆子，助纣为虐。

11月20日，此案在天津被破获，作案人供认，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他一个人干的，没有其他人参加。公安部门的鉴定，也证实了这一点。但陈伯达、谢富治却给办案人员划框框、定调子，要求追查后台，并授意专案人员要把这个案子与中央领导人联系起来。

1968年4月8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了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赵登程。谢富治布置说：“这个案子的关键，是根子没有找到，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如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彭德怀、贺龙、罗瑞卿、陆定一、安子文……”他一口气点了几十个人的名字。

几天之后，身为副军长的赵登程拿出了一个《在京的作战方案》，抓住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个女实习研究员周慈敖，逼她交待后台。周慈敖在刑讯逼供之下，胡乱编造出朱德等几十个中央和地方领导。专案组又追问道：“你们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周慈敖不知道如何回答，胡乱说了个“中国（马列）共产党”。

谢富治看到这份材料，如获至宝。他说：“你们报告的情况很重要，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要是准的就是个大成绩。”第二天，他又迫不及待地指示：“要她写，要她写真的，明天就要她写，明天就要写好。”

经过上下一致的“创作”，周慈敖于5月30日被迫写出了一份旷古未闻的《关于伪党中央产生过程的补充交代材料》。

为了让读者了解那个荒唐岁月的奇闻，笔者照录了一段：

大会是在上午9点半钟开始，会场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前来参加大会的反革命集团大后台有：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董必武、聂荣臻等人……包括各条系统、各个部门选来的代表200多人。秘密代表大会由朱德主持召开，他致开幕词……就在这次秘密黑会拼凑完伪党中央后，曾收到苏修、越修、朝鲜、蒙古等国头目及修共党中央的来电、来信等表示祝贺。

这样一个离奇的、蓄意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假案，从开始制造到最后收场，都是谢富治直接指挥的。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均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但谢富治仍不死心，一再指使办案人员继续搜查有关此案的“证据”。

助纣为虐害忠良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因派工作组问题，受到批评。参加会议的谢富治在会上带头诽谤邓小平，因而得到江青的赏识。后来，江青曾多次鼓励他再出来讲话。

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林彪、江青一伙百般罗织罪名，陷害国家主席刘少奇。谢富治跟在他们后面，调子唱得特别高。他诋毁刘少奇“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取而代之”。他还诬蔑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提出要“在更大范围内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谢富治提出要把刘少奇“交给广大革命群众公审”，并诬蔑邓小平“伙同和包庇刘少奇干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他多次说，“对刘、邓、陶要作拼命斗争，坚决打倒”。

谢富治除了在会上公开为林彪、江青打冲锋外，还进一步进行阴谋活动。他散布谣言说，“北京就有一个黑司令部”，煽动群众起来打倒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他还指名道姓地诬陷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一大批老革命家是“旧军阀”，“犯下不可饶恕的反革命罪行”等等，以博得林彪、江青一伙的欢心。为此，谢富治成为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成员，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

谢富治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安部的大权，“殚精竭虑”地保护林彪、江青一伙，可称得上是他们的忠实打手和保镖，效尽了“犬马之劳”。

1966年12月，在江青、陈伯达的支持下，谢富治和张春桥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并于1967年1月13日颁发全国执行。其中规定：“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百法俱废的年月，唯有这个《公安六条》被忠实地执行。多少人因为反对林彪、江青集团而被投入了监狱，惨遭迫害，甚至被杀；又有多少人只是对林彪、江青一伙稍有不满，便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横遭批斗。

十年动乱期间，全国公、检、法机关不仅未能发挥应有的职能，反而遭到极大破坏。而最先提出要把公、检、法“彻底打碎”的不是别人，正是主管公安、政法工作多年的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社会上发生了一些打、砸、抢事件，谢富治作为公安部部长，对此不但不设法制止，反而表示支持。“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用管。”“过去规定的东西……不要受约束。”

1966年12月26日，江青在接见合同工、临时工“造反”组织时，公然鼓励他们去占领劳动部、总工会，谢富治立即效尤。12月31日，他与周恩来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组织--“政法公社”时，主动“建议”说：“你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试点，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来，由你们去管。”

当时，周恩来听后惊得目瞪口呆。他没想到谢富治竟然会煽动群众去接管公安机关，自毁长城。于是，他愤怒地对谢富治说：“这是你说的，我不同意！这事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这样大的事，要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还要请示主席批准才行。”半个月之后，谢富治秘密召见“政法公社”的头头，布置说：“你们先派点骨干进去，每个处、局都去了解情况，然后再派人去。”

当江青多次攻击污蔑公安部门是“坏人麇集的地方”、“十七年里干尽了坏事”，甚至是“反革命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之后，谢富治更是紧紧跟上，并加以发挥，提出了“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8月7日，他在公安部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检、法”，并要求向下传达。这一口号提出后，在全国掀起冲击公、检、法机关，抢夺公安、司法档案，残害公、检、法人员的浪潮，许多公安干部被捕入狱，全国政法机关陷入瘫痪。

这期间，周恩来多次要求谢富治解放一批公安干部出来抓工作，但谢富治却不予理睬。直到1972年4月，谢富治死后，公安部才在周恩来的催促下，解放了刘复之、于桑等副部长和一批干部，撤销了军管。

盖棺定论功过清

1970年，谢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术。虽经医护人员全力调治，家属积极配合，但终因癌细胞转移，久治不愈，于1972年3月26日撒手人寰。

谢富治死了，但“四人帮”还在横行，他的反革命面目不可能被揭露出来。历史是公正的，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谢富治的罪行终于大白天下。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等一批老同志向大会提出了康生、谢富治的严重问题。其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谢富治的罪行进行了立案调查。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一年多来对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罪行的审查，决定撤销对他的悼词，开除他的党籍，并决定向全党公布他的反革命罪行。同时，将谢富治的骨灰盒从神圣的八宝山革命公墓清出，并揭下了覆盖在上面的党旗。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6名主犯之一，但因其已死，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们虽没有能够看到谢富治像江青等人那样，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但他还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成为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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