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驻村】走在都柳江边上

临行前一天，完成了最后两篇稿件，终于可以抛却杂思，到江边走走。这是我一直念想的，在我看过的小说中，好几本都是从“水”说起：贾平凹的《浮躁》，苏童的《河岸》。前者的州河暗涌着世事变迁，后者的金雀河沉浮着人性冷暖。

走在都柳江边，我期盼它能与两条河发生某种奇妙的融合，在激荡出白花时，也能生出些故事。

故事都在岸上

和小说里的两条河相比，都柳江水上的故事少了些：没有喊着号子日夜前进的运输船，也没有因为长久不着地而会“晕地”的船民。在定旦村，都柳江上永远都是那几条孤零零的小渔船，渔民也大多闲坐在岸边，抽着老旱烟，望着泛黄的都柳江发呆。

“老乡你好。”

“嗯。”

“今天不打鱼？”

“下雨涨水，不好打哩。”

“平时打鱼的次数多吗”，我还是不甘心。

“已经很少打鱼啦，现在网上来的鱼又少又小，赚不了几个钱，还不如在岸上打打零工。”

“哦，好吧。”

 连渔民关心的都是岸上的事。

走在路上

走在都柳江边的不仅有我，还有路。

自从去年9月定威乡被列入全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以后，定旦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得到了大力推进。现在村里的一二三七组已经有了通组路，可四五六组却由于位置偏远在规划上被落在了后面。

采访期间，我认识了一名叫杨艳珠的小朋友，她和弟弟是四组唯一两个在中心小学上学的学生。周五和周日，从学校到家里，再从家回到学校，走的都是那条四公里蜿蜒曲折的山路。

杨艳珠曾带我走了一次这条路：肆意生长的杂草把原本就很窄的泥路削得只剩下不到半米，雨水打湿后的泥土和石头格外湿滑，踩在上面，脚步稍有不稳就会滑下山坡，四公里的山路，姐弟俩平时最多花一个小时，这次因为我们，足足多走了20分钟。

可尴尬和恐慌真正袭来是在踏进杨艳珠家门的那一刻。

“叔叔，你把包放在我屋吧。”杨艳珠说。

“好好”，我摸索着寻找屋子里的电灯开关。

“叔叔，我屋里没有灯。”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赶紧把书包往地上胡乱一扔。

“叔叔，坐吧，走了这么久的山路，肯定累了”。

“好好”，我摸索着寻找凳子。

“叔叔，坐这里”，弟弟从黑暗中拉出一根高度和山路的宽度差不多的凳子。

“好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赶紧一屁股坐了下去。

“叔叔，喝水吗”，杨艳珠说。

“不，不用，”我抿了抿嘴说道。

“喝一点吧，今天走了这么久”，说着便拿着瓢在水缸里舀了水递给我。

“啊，好好，谢谢！”我愣了一下，赶紧拿过来，一口气喝掉。

……

当记者前，我对农村贫困残存的记忆是我外婆家的那个村。每逢过年，全家人都会到那里，洋洋喜气和团聚的欢愉完全冲散了贫困的压抑。木房、泥地、山路，这些被看做贫困标签的存在，在那个时候只是新鲜。

可20年后，当我真正走近贫困，我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无助和恐慌：我没法想象一家6口人，如何挤在如此狭小的木屋里生活；没法想象姐弟俩如何在没有电灯的情况下学习。

在杨艳珠家里的20分钟，我基本听不懂他们的言语，只能像个傻子似的陪笑，20分钟好像是过了20年，我草草做完采访，边摇手告别边大步跨出木屋，也不理会“要不歇一晚上嘛”、“吃了晚饭再走嘛”的邀请，只是口头应承“晚上还要写稿，还要写稿”。

一次造访，审视了自己的懦弱，也理解了为什么寨子里的人这么想要路，这么想求变。

“没有路，脱贫，脱个球！”

杨红是定旦村四组的组长，也是村里的宣传员，跟其他晒得黝黑、穿迷彩服的村干部不同，杨红长得白净，且整日都套着白T恤，有时还配副眼镜，说话也细声细气，显得文质彬彬。这天，他把四五六组的组长和村民代表召集起来开了个会，商量通组路的补偿问题。

“咱几个组的路如果修起来会损坏到到三组村民的一些田地和林地，但国家只负责修路的资金，不负责这部分赔偿，所以现在人家不答应了。咱几个组要不商量一下，看是不是给他们一些补偿？”

“这个为什么我们给？这是政府给钱的项目，应该政府出钱！”村民说道

“政府只负责修路的资金，这是规定”，杨红说。

“那也不能我们出啊！他们三组的也太欺负人了，你看当时七组修路的时候也是占了人家一组村民的田地，人家一组的村民压根钱都没要！”村民说道。

“那是占的地少，咱这次牵涉的人多，地多”，杨红解释道。

“我家是没钱了，路要修就修，不修就算了。”村民说道。

听到这句话，杨红和其它村民瞬间安静了下来，大家都低头看着地，不说话。突然，杨红捏紧拳头，涨红着脸，吼道：

“没有路，脱贫，脱个球！”

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见过杨红这个样子。

最终会议决定，三个组每组分担两万元，补偿给受到损失的三组村民。

走在都柳江边，云已被时间抹成暗色。想想定旦村本来就是水路交融的地方：路在山间走，江在山下流。几百年前，都柳江连接黔桂商贸，也许已书写太多故事。几百年后的故事，还需要在岸上找寻，那里有人、有路。

记者：曹浩 付友 编辑：小千 李可馨（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