旮旮角角贵州史丨又一个贵州人！在滇缅勘界中“以国家疆土未能尺寸轻让”
陈灿，字昆山。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卒年不详。同治八年（1869）中举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以主事用，签分吏部。五年（1879）捐知府，调往云南试用。“居官清慎勤能，故所至皆有循声”。七年（1881）任澄江（今澄江县）知府，整治东西两大河水患。禁止宰杀耕牛。每月课试凤山书院生童。澄江文庙有一块“赵孟頫书范忠宣公忠恕碑”，系明万历年间澄江知府刘懋武镌石。在“咸同之乱”后流落于民间，陈灿设法寻回重立并书跋，认定是赵孟頫所书：“此书圆腴遒劲，定为吴兴真迹，且忠宣所言忠恕，都人士子终身行。刘公刻此，意深远矣。兵燹后，余由民间访得，移置书院，后学其永宝之”。
陈灿跋澄江忠恕碑
八年（1882年）任楚雄府（治今楚雄市），重建楚雄和丰义仓，储粮以备荒年。提倡采桑养蚕，鼓励开荒。整顿义学，设义馆教穷民。十年（1884）任顺宁府（治今凤庆县），“建筹备仓而旱涝无虞”。“捐书籍增奔火而文化聿兴”。十五年（1889）任云南府（治今昆明市）知府，筹建经正书院，亲自拟定条规章程，设高材生并外属经古课额。十六年（1890年）兼护盐法道。奉巡抚镇远谭均培之命，会同各绅办理积谷备荒，建丰备仓，“为二百余年来未有之善政”。
光绪十八年（1892），陈灿署临开广道（治今蒙自市）。自同治十二年（1873）至陈灿上任时，蒙自鼠疫已流行了二十年之久，“约毙十余万人，有全家病殁者，有比户骤之者”。据蒙自海关税务司哈巴安报告，陈灿召集士绅开会，向大家介绍瘟疫之所以流行，是不卫生的习惯所致，牲畜满街疯跑，街道排水不畅。于是禁乱放牲畜，掩埋死鼠，集资清理水井，开通沟渠，清扫街道，在城外处理粪便，施棺木，尽可能减轻和抑制了疫情。同时建道成书院。
署云贵总督兼巡抚谭均培对陈灿的考评是“为守兼优，熟谙边务”，遂升迤南道（治所在今普洱县）。“迤南瘴疠之乡，近水尤甚”，“商旅惮行，行人病涉”。陈灿在这种环境中任职十年之久。“大开门河、甘棠河为迤南赴省通衢，烟瘴最烈，每遇夏秋大雨，瘴发水阻，行人守候河干，多罹瘴疠，久为道途之害”，陈灿修建了大开门河铁桥和甘棠河铁桥，“惠济行旅”。光绪二十二年(1896)倡捐改建原凤鸣书院，更名“宏远书院”，建筑仿“五华书院”、“经正书院”，陈灿提笔写下大门楹联“坦荡荡襟怀，看山梁翔雉，濮濠游鱼，放眼时无非道妙；活泼泼天趣，喜绿草风光，白莲霁月，满腔子都是生机”，并购图书3834册。
宏远书院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法滇越划界刚结束，英国就派兵到景洪，宣称车里宣慰承袭是由缅王批准的，现在缅甸属于英国，“十二版纳”应归属英国，被车里宣慰刀承恩拒绝。迤南道陈灿即派兵进驻车里，防备英国与法国侵入，为后来中缅划界谈判提供了铁证。
原来中缅之间边界没有正式划定，英国吞并缅甸后，成了英人不断侵占的理由。中国一直希望与英国完成划界。直到薛福成继任驻英公使，正式与英国展开会谈。经过多次激烈交锋，最终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薛福成保住了孟连、车里两地主权，收回了被英军占领的昔马、汉董等要地，而且将孟卯和麻栗坝之间800平方英里的土地收入版图，西部边界也有所扩展。这在晚清历史上是少有的成功外交案例，薛福成功不可没。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不得已割让辽东半岛。俄、法、德三国出面干涉日本归还辽东。法国自认为有功，要挟清政府将车里所属的孟乌、乌得两地割让给法国。而在薛福成所签署的《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中，是不允许将孟连、车里割让给第三国的，于是，中英之间再起外交风波。这时薛福成已去世，李鸿章和英国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附款》，作了有利于英国的重大修改。在这样的背景下，迤南道陈灿偕同腾越镇总兵刘万胜奉命承担了会勘界务。
光绪二十五年（1899），陈灿、刘万胜与英国钦差司格德、会办觉罗智会勘滇缅边境南段南定河至邦桑一带的边界。陈灿事先召集当地寨老，在地下用草、石块摆出地形图，区别位置，做到心中有数。勘界之处，“往往上经悬崖，下临绝涧，偶一失足，援救无人”。觉罗智认为陈灿是个文人，肯定不习惯跋山涉水，便要挟要一起登山指定界线。陈灿毫不示弱，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觉罗智无话可说。勘界的地方气候环境恶劣，陈灿的随从兵员，“中瘴尤多，或瘴疠甫染，旋即殒身；或痛苦难堪，自行戕杀”。陈灿和刘万胜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会勘界务，由南马河流入南卡河处起至湄公河止一段，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勘毕。从北部孟连土司所属南卡江起，南过打洛，沿南览河、南雅河至澜沧江，即后来所称的“滇缅南段已定界”。这样，澜沧江成为车里与英属缅甸、法属越南的界河。山地以分水岭为界，河流以河床为界，无自然标识处便立石堆、插木、削树为标记。英方则“石则平之，标则去之，树则削之”，意图造成既成事实。陈灿和刘万胜识破英方企图，寸土必争，严厉制止英国窃取行为，“根据图线，不肯以寸土让人”“此次分界立碑，界务从兹完结，铁案由此铸定。”
在划勘滇缅边界南段时，觉罗智收买证人，捏造证据，而且大声恫吓，陈灿层层指驳，声色严厉，绝不肯稍涉退让。有的地段原有我国驻兵，英方要求撤兵，陈灿强硬答复：“今日即觉罗智亲持手枪向我轰击，亦决不撤兵。”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先后提出红、黄、蓝、绿、紫五条分界线。英国代表斯格德提出了两条线，一条是红色线(自拟线)，另一条是绿色线(拟让线)。中国代表陈灿、刘万顺也提出了两条线，一条是黄色线(以薛福成的草图为依据的拟划线)，另一条是蓝色线(拟让线)。光绪二十六年（1900）清政府总理衙门也拟出了一条紫色线(部示线)。由于双方差异较大，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这样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就被拖了下来。光绪三十年（1904），英政府照会清外务部，企图否定中方所拟定的三条边界线，要求以斯科特所作的红线为界，中方予以驳斥。后来中方又进行过多次划界的努力，但是英国人口气越来越大，所以一直没有定界。
中英缅北边界谈判时的“旧五色线图”
光绪二十七年（1901）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丁振铎奏保请旨录用迤南道陈灿。二十八年（1902）陈灿任云南粮储道，“积谷备荒，并设蚕桑虫蜡等局，为民生利”。二十九年（1903），设立云南高等学堂，任总办。三十年（1904）署按察使。建议设立“东文学堂”，为云南第一所日文学校。三十一年（1905）署布政使。三十二年（1906年），云南省设立云南省学务处总理全省学政，任总理。《新纂云南通志》说“陈灿宦滇，兴学为重”，“尤为人所称道不置者，滇云文化关系甚大”。有云南籍庶吉士在翁同龢面前盛赞“陈灿之直”。云南著名学者陈荣昌称“藩司刘春霖、臬司陈灿皆正人”。
云南高等学堂
三十三年（1907）因前任云贵总督丁振铎年终密考陈灿“才明心细，办理通省学务，条理秩然”，而后任锡良却奏陈灿“疲懦因循，遇事敷衍，难胜边要重任”。于是调任甘肃按察使。谕陕甘总督升允察看，升允回奏“孜孜图治，绝不蹈敷衍因循之习”，准销去察看。宣统二年（1910）七月补甘肃布政使。“清讼雪冤，奖廉黜贪，一如在滇时。赈兰州及各属旱灾，……全活饥民无算”。宣统三年（1911）六月解职。回籍，道经宁夏。九月二十九日，哥老会首领刘华堂、刘复太在宁夏府城率众起义成功，设军政府于道台衙门，“首要请点兵，誓死不从，伪为佯狂，卒全大节”。十一月，西军分统马骐带兵剿抚，宁夏哥老会起事失败。陈灿脱身回到贵阳，“不问世事，宦橐萧然，粗砺自甘澹如也”。民国六年 (1917)，陈灿因刘春霖“其姪瑞征因支祠落成，持具节略，乞余为之传”，作《江西布政使刘公家传》。所以陈灿之卒年应在1917年之后，而不是民国《贵州通志》所说的癸丑（1913年）。
1938年4月民国政府派梁宇臬、张祖荫等重勘中缅边界，二人感佩陈灿、刘万胜两公精神，在云南孟马为之立碑曰：“以国家疆土未能尺寸轻让，争持尤烈”，“两公之赤心捍国，足以辉昭百世也已”，碑额为“气壮山河”四字。
云南省孟连县孟马镇
延伸阅读
1960年，《中缅边界条约》签订，主要内容：
(1)双方同意从尖高山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一段未定边界，除片马、古浪和岗防地区外，按传统习惯性定界，并且确认从尖高山到中缅边界东南端终点的划界原则；
(2)缅甸同意把属于中国的片马、古浪、房岗地区归还中国；
(3)双方决定废除缅甸对属于中国的猛卯三角地所保持的“永租”关系，中国方面同意把这个地区移交给缅甸，缅甸同意把按照1941年中英两国的滇缅南段界务换文规定属于缅甸的班洪、班老部落辖区划归中国；
(4)为了便于双方各自的行政管理，照顾当地居民的部落关系和生产、生活上的需要，双方对1941年换文划定的界线中的一小段，作一些公平合理的调整；
(5)中国放弃1941年换文规定的中国参加经营缅甸炉房矿产企业的权利。
该条约1961年1月4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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