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余永定：如何应对这场不可避免的贸易战？

《财经》记者 王延春 | 文 苏琦 | 编辑

中美贸易战的确是一付极好的清醒剂，让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等领域同美国的巨大差距，也使我们认识到中国过去的许多政策今后恐怕必须改变了。中美之间关系将会反反复复，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中国应该缩短战线，集中精力实施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方案、切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转到自主创新和国内需求上来。

7月6日的最后期限临近 ，中美贸易战进入关键时刻。

美国对中国500亿美元品征收25%额外关税，将在7月6日生效。如果美国如期扣动扳机，中国也将对美国进行同等规模贸易的反击。中美贸易战是否会如期引爆？两国有无可能在最后关头挽回危局？

此前，中美贸易已上演“热身战”。6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同时就约1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开始征求公众意见。6月16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545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对其余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时间另行公布。

面对一触即发的贸易战，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白宫部分官员争取在7月6日对华征收关税生效前，恢复与中国对话，以避免两国爆发全面贸易战。到目前为止，两国政府层面的谈判已经三轮，但无果而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提醒，对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中国恐怕要做好足够的准备。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中国有必要对过去的以出口导向、引入FDI为主要特征的对外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同时，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加速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把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到自主创新和国内需求上来。”

中美贸易战会不会开打？

《财经》：您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处在什么阶段？

余永定：严格说，中美贸易战还没有真正打起来。只有当美国对中国产品开始加征关税后，中美贸易战才算正真开打。贸易战大概将在7月6日打响。

《财经》：6月15日美国宣布对中国1333种5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美国公布数分钟后，中国宣布将对美国出台“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为什么说这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重要节点？

余永定:美国希望“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则希望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避免贸易战。中国在三次谈判中都显示了最大的诚意。中美双方也取得重要谅解。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5月20日表示中美贸易战已经“停战”。特朗普在6月15日宣布依照原计划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这分明是对中方的诚意和美方谈判代表的努力的嘲弄。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贸易战如何能够可避免呢？

《财经》：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为什么会突然升级到贸易战呢？

余永定：最根本的原因是地缘政治。2017年底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白无误的写道：“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和跨国犯罪集团是美国的五大竞争对手。其中中国名列第一。

在克林顿时期，中国被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在小布什时期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奥巴马时期要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现在中国变成了头号“竞争对手”。一方面，是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引起美国的不安，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并没有把中国定位为敌人，也没有说中美竞争一定会导致冲突或战争。美国认为“在竞争中获胜是避免冲突的最佳路径。”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是美中全面竞争的时代。而经济将是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当前的中美贸易战不仅涉及贸易，而且还涉及投资、高技术和网络等各个领域。

如何看“贸易战”争议问题？

《财经》：美国要同中国打贸易战主要理由是什么？

余永定： 主要有三条。其一，中国对美长期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其二，中国不遵守WTO承诺；其三，中国通过不公正手段取得美国技术。原来，特朗普强调贸易逆差，现在则强调技术问题。

关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问题。首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没有美国说的那么大。导致中美两国贸易差额统计出现巨大差异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统计方法不同。例如，美国把中国香港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算在中美贸易之中，但它实际上有很大比例应归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香港的贸易转口。

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统计资料显示，美国在1980年后连续保持贸易逆差，而美国居民储蓄率也是在1980年代初开始持续下降的。储蓄不变，即便中国因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对美出口锐减，中国的出口空缺也会被其他一些类似国家所填补。

《财经》：特朗普认为中国对美国保持大量贸易顺差，是占了美国便宜，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永定：这完全是胡扯。经常项目顺差（中国是贸易顺差）是衡量资本输出的尺度。中国有贸易顺差意味着中国把钱借给了美国人。这到底是谁占了谁的便宜？

巴菲特最近就说，用几片纸（绿纸美元）换回大量实际资源有何不好？不知道特朗普是真傻还是假傻。占了便宜硬说吃亏应该说是一种谈判策略。但是，也应该看到全球化、特定国际分工格局对一国不同阶级、阶层、行业的利益分配格局是有重要影响的。美国蓝领并未享受到全球化、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好处，因而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对他们造成的竞争压力心生怨恨。美国政府不愿意通过收入政策调节收入分配格局，于是把矛头转向中国，转移美国蓝领的不满。

《财经》：实际上，在胡温时代，中国就开启了经贸战略的转型，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主动促进经常项目的收支平衡。

余永定：的确，中国为平衡国际收支作出了巨大努力，实现了基本平衡。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GDP比在2007年接近11％；2017年已降为1.4％，比诸如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平衡的多。

美国要想削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有一条捷径：解除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禁令。美国能卖给中国的产品有限，不要指望中国能够从美国大量购买中国不需要的，性价比并不高的美国产品。

《财经》：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搭了WTO的便车，认为中国加入世贸后，没有按照WTO的规则做事。中国是否履行了WTO承诺？

余永定：中国到底是否履行了自己的WTO承诺呢？最权威的评价应该来自WTO。 WTO前总干事拉米多次指出，中国很好地履行了WTO承诺。最近商务部对中国的WTO承诺履行状况做了一个自我评价，应该说报告是实事求是的。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履行了WTO承诺，一个重要标志是看这个国家是否尊重争端解决机制，执行WTO裁判机构的裁决。对外经贸大学崔凡教授指出：“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一共被告了40次（现在是41次），同一时期美国正好一共被告了80次，整整两倍，现在更多了。中国败诉的一概执行，美国败诉的经常拖着不执行。中国刚刚打赢一场美国执行问题的争端。美国人自己败诉不认账，杯葛世贸组织大法官任命，搞得大法官7个只剩4个，世贸组织判我们输了的官司我们一概认账。“

其实，直到2016年美国政府对中国执行承诺的评价也不全是消极的。例如，在2016年的《中国WTO承诺履行年度国会报告》中，USTR写道：“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和它的许多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和投资都出现急剧增长。事实上，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比2001年增长了505％达到1160亿美元； 同期服务出口增长802％，达到480亿美元。“关于中国WTO承诺的履行情况，报告仅仅说 “总体情况依然是复杂的”。但是，在2017年报告中，USTR却说：悔不该让中国加入WTO。因为美国突然发现“给中国开出的加入WTO的条件并不能有效保证中国会拥抱开放的、市场导向的贸易体系。”这是什么意思？原来美国也不认为中国没有履行WTO承诺，而是中国当初的承诺不够多不够重，或者WTO本身就有问题。美国的态度确实是比较无赖：输了球，就马上换规则。

《财经》：美国现在是否不再关注中国是否履行了WTO承诺。而是将重心放在指责中国触犯了美国的国内法“301条款“？

余永定：是的，因为难以从履行WTO承诺的角度批评中国。301报告基本上不再提WTO了。特朗普是个单边主义者，他不喜欢WTO，就看他什么时候宣布退出WTO了。应该强调，301条款是美国的国内法，把WTO抛在一边，援引301条款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美国是“我是老大我怕谁？”

《财经》：您对“中国非法获取美国技术“的指责有何评论？

余永定：我们自己对《中国制造2025》并没太当回事。我自己就说不清《中国制造2025》是怎么回事。但在美国政界，《中国制造2025》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美国朝野一致认为这是一份指导中国掌握核心技术以使中国在高技术领域取得支配地位的纲领（我还真不知道可以在哪里找到这样一份文件）。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和我们自己的自吹自擂可把美国吓坏了。

USTR承认，很难指责一个国家的技术赶超努力。于是便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执行产业政策的手段。而这些手段都服务于一个目标：非法获取美国技术。301报告把“中国的产业政策手段”归纳为四大类：第一，不公正的技术转让制度；第二，歧视性的注册限制；第三，瞄准高技术产业的海外投资；第四，入侵美国商业计算器系统，通过网络盗窃美国知识产权。

问题是，这些所谓的产业政策措施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措施是否违反WTO规则？

《财经》：301报告是如何证明中国强迫外国来华企业转让技术的？

余永定：301报告花费很长篇幅讨论中国的“技术转让制度”，也就是中国的“市场换技术”政策。把这一政策作为中国强迫外资企业转让技术的主要手段。首先，中国企业有权对合资企业提出技术转让要求。正如崔凡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第七条第3款中承诺，对外商投资的批准不以一系列履行要求（当地成分要求、进出口平衡要求、进口用汇要求等）为前提。中国政府承诺在对投资进行审批或者备案的时候，不以外资转让技术为前提。但是，对于中国企业在与外国贸易商或者投资商谈判中提出的技术转让要求，中国政府也应予以支持。对中方企业的这种议价谈判权利应该保护。如果外方认为中方企业具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拒绝交易的行为，那么应该通过反垄断申诉和诉讼途径加以解决。”中国并不缺乏资本且资信等级并不低，中国企业之所以希望同外国企业合资，其主要动机一般都是获得外国技术。如果不能获取外国技术，它们何苦同外资建立合资企业呢？

其次，中国政府对外企施压，要求转让技术的情况到底是否普遍呢？USTR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充分暴露了它的不专业。USTR自称对许多美国在华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但是所有宣称受到过技术转移压力的企业全部是匿名的。除一些语焉不详的所谓证词外，USTR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证据。更为让人吃惊的是，USTR称：“在回答问卷的公司中，有19％认为曾受到过技术转让压力”。USTR的草率程度令人吃惊。其一，19％并不是一个很高的百分比。其二，USTR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它到底发放了多少问卷。像这种调查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对这种毫无意义的问卷调查的补充，USTR举出了两个中国强迫合资方转让技术的案例：长安汽车的“长安模型”和商飞的“主制造商－供应商模式”。长安如何强迫合资方转让技术了？USTR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和证词。唯一的证据是2006年网上关于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任浙江省常务副省长冯飞提出“长安模式”的仅有1页的报道（我根据301报告注脚提供的网址在百度查到的）。USTR煞有介事的说，“长安模式”核心是“控制合资企业的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发展自主创新能力，逐步提升国内品牌。”好像“长安模式”这是中国车企的共同发展道路。

长安汽车的负责人告诉我们，长安的技术进步是经过30多年努力的结果。除国内的研发基地外，长安汽车在境外5国家有9个研发基地；研发队伍有12000人；每年投入研发的资金占销售收入的5％。

商飞的情况也是如此，USTR在商飞的主制造商－承包商模式上大作文章。外国飞机零部件制造上看好商飞的市场前景，争当商飞的承包商，确实有16个承包商在中国建立了合资企业。但没人强迫它们这样做。合资企业确实能够从这种合资中学到一些东西，但商飞从没有指望能够从这些承包商中得到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是无法偷的。一件复杂产品，给你图纸、样品你也是仿造不出来的。

USTR特别指责中国通过《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强迫外资转让技术。中国把外商投资产业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这四类。在2017年颁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开放了外商投资产业。首先，制定这样的清单是完全合乎WTO规则的。在某些产业限制外资持股比例是处于经济、军事安全考虑，你不高兴可以不来啊，谁能强迫你转让技术呢？

外商之所以希望同中国企业合资，并接受相应的股权地位，是经过成本－效益分析的。外商企业对从合资中得到的好处是心知肚明的。多少年来似乎没有什么外商因中方“强迫”转移技术而退出。从路风教授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市场换技术”政策并不成功。汽车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但汽车的核心技术我们到底掌握了多少？前几年之所以提出“自主创新”就是因为有了“市场换技术”失败的惨痛教训。

事实上，在当年外国投资者非常希望同中国企业合资，否则很难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顺利开展经营活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独资企业在外资企业中的比重正在不断提高，独资比例已大大超过合资比例。不仅如此，外国投资者在相当时间内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它们在中国获得了巨大利益。外资到中国不是做慈善，某些技术转让对外资来说肯定是上算的事情，否则外资不会源源流入，而中国也不可能长期维持世界第二大外资吸引国的地位。

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存在不少问题，外资有抱怨是可以理解的，企业和有关部门也应该虚心听取外商的意见以力保实现“双赢”。

《财经》：301条款调查报告也指责中国的海外投资政策？

余永定：301条款调查报告称：中国 “利用政府资本和高度不透明的投资者网络在海外获取海外高技术”。资本的本性是逐利，中、外资本概不能外。我很怀疑中国资本“大举进入”美国的背后是政府布局的结果。事实上，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数据，自2005年到2017年底，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绿地和并购）为234宗。这些投资主要包括，78个金融和房地产业项目、35个娱乐和旅游业项目，26个运输业项目，25个石油和天然气项目，仅有17个项目涉及技术行业。在总额为1700亿美元左右的投资中，在美国科技领域的投资总额仅200多亿美元。与此相对比，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在2009-2015年间中国居民在美国的房地产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在2013到2017年中国在美国购房投资达到940亿美元。

301报告认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在三个方面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第一，中国试图通过海外并购和投资实现产业升级，损害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第二，中国企业比美国并购目标企业技术落后，根本无法给美国带来一般直接投资所能带来的技术溢出效益。第三，中国的海外并购人为提高了潜在并购标的物的价格，造成了整个知识产权并购市场的价格扭曲。

301报告的指责同WTO规则没有半毛钱关系。除了引用某些部门的政策报告外，301报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说明哪个企业是非法使用了政府资金实现并购的。有意思的是，当中国政府加强资本管制，对海外投资加以规范之时，301报告又指责中国政府利用整顿迫使企业更好地执行政府的战略意图。这不禁使我想起伊索寓言里狼和羊的对话。总之你怎么做都不对，反之我要吃掉你。

尽管对301报告的质量不敢恭维，我不得不承认USTR为贯彻政府的地缘政治战略下了相当大功夫。例如，301报告就中国在美国7大类产业中的数十项中资的收购项目，从中国相关部委的文件、收购企业和收购对象都进行了尽可能翔实的材料收集和分析。我们自己在干什么？商务部一份1万字的白皮书就够了吗？USTR自2001年以来写了16份关于中国履行WTO状况的报告，今年3月22日又公布了有200多页的关于《根据1976年贸易法301条款对同贸易、技术转移和创新相关的中国行动、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对此，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多如牛毛的智库又有何反应？在301报告中受到攻击和指责的大量中国企业又有哪个站出来为自己辨诬。我以为，反驳301报告并不难，美国加征关税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的“围观心态”。

《财经》：关于利用网络窃取商业秘密问题，您有何评论？

余永定：首先，斯诺登已经告诉我们谁是搞网络间谍的行家里手。其次，2015年中美两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奥巴马达成一致，政府不支持窃密。再次，纳瓦罗也承认，来自中国网络攻击的数字的确下降了。但他却又说中国“可能”是转向了更专业、集中和复杂的由少量人员进行的网络攻击。对于这种满脑子偏见的人你能说什么呢？美国有些人有一种偏见：中国一有好东西，就一定是偷来的。幸好美国也有不少人出来说公道话。例如，萨默斯最近就说，中国能在一些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并不是窃取美国技术，而是有了不起的企业家、优秀的教育系统和政府的大力投资。拉迪则撰文指出，“最近几年，中国为使用外国技术所支付的专利费和版权费飞速增长，去年达到差不多300亿美元，比上个十年增长了几乎4倍。”他指出，为使用外国技术而支付专的利费，中国可能仅次于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二。“

《财经》：您判断未来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会出现哪些新的趋势？

余永定：回答这个问题已经超出我的能力。但我想至少我们应该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高技术领域压制中国。在中美经济竞争中，美国的优势在高技术领域。而中国也深知赶超美国的关键是高科技。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将尽一切可能，通过各种办法保持对中国领先10年到20年的优势。竞争本身并非坏事，但美国会采取抑制中国发展的政策，“宁可自伤800,也要杀敌1000”。美国的301调查报告和特朗普6月18日的讲话已经清楚的表明了美国的这一立场。特朗普政府现在开始谈论对中国学者和学生的限制，这使我们嗅到麦卡锡主义的气味。第二，美国在同中国的经济交往中将大力强调所谓“对等性”（reciprocity）。WTO的基本原则是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但并不要求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和行为同发达国家完全对等。美国现在强调“对等性”，表明美国不再打算为维持战后国际秩序提供“公共产品”，一切以美国“不吃亏”为原则。例如，美国的关税很低，但要求发展中国家也把关税降到美国的水平是违反WTO规则的。中国不能接受美国的“对等”原则，只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接受WTO的相关规则。我们不能指望人家以后会继续让中国享受某种优惠，但也不能因为不“对等”而自认理亏。第三，美国将更经常使用禁运之类的大棒打击中国企业。由于美国的“长臂管辖”，即无论发生地在何处，任何人只要满足了“最小联系”（只要和美国发生了任何联系，哪怕仅仅是电话、邮件或还是银行转账）美国都具有管辖权（判罪），凡是同美国有点关系的中国企业都会面临“中兴式”的危险。中国不承认美国“长臂管辖”的合法性。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反制能力，中国很难使“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今后，美国可能会频繁的把中资企业当作人质，绑架中国的外交政策。如果美国对某个国家实行禁运，而中国的外交政策不支持这种禁运，中国企业怎么办？对于这种可能性中国必须准备好预案，以减少自身所受的伤害。我以为，“不缴赎金”应该是一项重要原则。否则，“劫持人质”的事件会越来越多。第四，为了贯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战略意图，美国还会不断在其他领域试探中国的底线。中国必须考虑好各种可能性。但对这些问题经济学家没有资格置喙。

《财经》：您对过去几个月来中方对中美贸易争端的处理有何评价？如果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场贸易战？

余永定：第一个问题是在哪里谈判。中方似乎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4月5日，中国就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和301措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项下向美方提出磋商请求，正式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4月18日，美国宣布已同意与中国进行WTO磋商。根据WTO规则，如果60天内磋商无法达成协议，争端可以交由WTO争端机构（DSB）任命的“小组（panel）”裁决。尽管中美双方进入了WTO争端解决程序，但主战场显然仍在北京和华盛顿。事实求是地讲，日内瓦磋商的重要性无法同中美双边谈判的作用相比。但是，如果直接接受中美双边谈判的结果，无论是谈判成功、贸易战停打或谈判失败、贸易战开打，是否意味着WTO争端解决机制受到忽视？我们是不是要在处理同美国的贸易争端过程中最大限度维护WTO的权威？

第二个是怎么谈。我感觉中国政府对中美贸易战的处理是正确的，是有理由、有利、有节的。特朗普的谈判策略是所谓的“疯人战略”，极限恫吓，然后利用对手的心理弱点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美国政府在第一轮中美贸易谈判中提出的要求是一份十分荒唐、无理的最后通牒，中国当然不能接受。

要谈判就要有让步。解决中美贸易争端，除协调WTO框架内的谈判外，中国应该坚持市场化的解决办法。如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中国的服务业市场（电信、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服务业市场），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等。采用提供购物清单的方法达成妥协，是一种非市场的解决办法，对资源配置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在坚守底线的同时，中国可以作出一些让步，让特朗普自吹取得了胜利。

谈不成就要打。面对特朗普的步步紧逼，中国没有退路，只能依照WTO规则进行报复。其实，其他国家对美国也是这样做的。6月18日特朗普威胁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10％，而2017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总额仅为1300亿美元。中国不可能对特朗普进行“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关税报复。但这里也并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2000亿美元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价值的35％，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价值的35％是454.5亿美元。我们可以对另外454.5亿美元的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如果特朗普再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我们就再对美国454.5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直到双方没有更多商品可以再加征关税为止。

有人主张在关税之外的其他领域，如投资领域，对美国进行报复。我以为中国的报复是不得已的、被动的，不应该主动挑起在新领域的冲突。此外，美国每次公布加征关税清单时都会用数月时间征求各方意见。中国也应该这样做，应该征求公众意见，特别是相关企业的意见，不用急于确定名单，也没有必要急于实施报复计划。

任何贸易战，特别是大规模、全面的贸易战都是两败俱伤。被加征关税的中国出口中的大部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华企业生产的，这些产品中的大部分是美国企业将会使用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美国想通过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打痛中国，到头来，被打痛可能是美国自己。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以中美贸易战为契机，调整对外经贸战略

《财经》：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正处在对外开放的战略机遇期，您对这个提法怎么看？中国对过去的对外经济政策有没有必要调整？

余永定：这要看如何理解“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了。邓小平当年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话虽简单，但确是一个伟大思想，是对准备“早打、大打”和“深挖洞、广积粮”的拨乱反正。我们现在面临的时期，肯定同邓时期有所不同了。在未来一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很可能是中美之间的全面竞争。中国并不想挑战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也没有证据显示美国有“亡我之心”，中美之间并没有必然爆发冲突甚至战争的理由。但历史上并不乏因误判对方意图而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的例子。因而，如何管理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以防止出现战略误判是中美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在这方面，有许多事情中国是应该而且可以做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就让它维持在贸易战的范围内吧。

《财经》：中美贸易战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我们还不能自我膨胀，还需要继续保持韬光养晦，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化压力为改革契机。

余永定：中美贸易战的确是一付极好的清醒剂，让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等领域同美国的巨大差距。另外，中美贸易战也使我们认识到，中国过去的许多政策今后恐怕必须改变了。例如，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虽然并不一定违反WTO规则），“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政策，“走出去”获取高技术的海外投资政策等。对于另外一些政策则需要展开深入辩论以形成共识。例如，加入全球生产价值链，在价值链内实现升级的政策就需要进一步思考。

一方面，中兴事件暴露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脆弱性。另一方面，如果脱离价值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也将是极为巨大的。如何平衡各种关系，建立“威慑平衡”（类似核武器的恐怖平衡）使美国不敢恣意破坏建立在自由贸易原则基础之上的全球价值链；如何依靠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以避免受制于人等等都是我们必须仔细权衡的问题。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产业政策问题。中国到底要不要产业政策？应该要一种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取得共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人还在对是否应该有产业政策争论不休的时候，美国人却早就给我们下了结论：中国不但有，而且有一个威胁美国繁荣与安全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

总之，中美之间关系将会反反复复，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中国应该缩短战线，集中精力实施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方案、切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转到自主创新和国内需求上来。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微信公众号2018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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