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2020—2024 年俄罗斯与世界形势分析和预测
未来 5 年全球政治和社会发展将聚焦技术革新、气候变化和青年问题，而中美贸易战、地区问题、全球经济刺激政策乏力将是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俄罗斯未来 5 年将为 2024 年选举做准备，并致力经济改革。2020 年选举结果可决定美国内外政策的基本走向。2024 年前欧盟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机制、发展“无国界”教育、议会选举、防范多种族民粹主义。中东将面临与气候变化和水资源有限相关的一系列挑战。后苏联空间因缺乏地区带动力，基本不会形成没有俄罗斯参加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也会加强在该地区影响。亚太地区尽管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仍将是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纪念是 2024 年前重大事件。
2024年将是普京本届总统任期最后一年，为评估本届任期后五年俄罗斯的内外形势，2019年底，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组织学者对2020—2024年俄罗斯与世界形势进行中期分析和预测，形成了《俄罗斯与世界：2024.经济和对外政策》研究报告。主要涉及世界经济政治和全球安全问题，俄、美、欧盟形势，中东、后苏联空间和亚太地区三大部分主要问题。其要点有：
预测认为，2020—2024年，全球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新技术革命、气候变化与青年运动问题及其引发的相关后果。当然，不排除因错误信息以及地区矛盾突出引发“黑天鹅”事件的可能。全球经济形势主要与美国挑起的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贸易冲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相关，还有因地区冲突、贸易保护政策引发的经济问题等。而全球安全的主要焦点在于美国是否同意续签《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一）2020—2024年全球政治和社会发展形势
2020—2024年全球政治和社会发展主要与技术革新、气候变化、青年问题相关，突出特征是全球发展变化速度加快。
全球技术变革加快了武器装备与控制系统的更新速度，同时也给生产和社会环境带来深刻变化。中国的5G技术不仅在电信和网络系统取得领导地位，而且中国已经在制定5G技术的全球法律和制度框架。有专家指出，这其中比较敏感的是电信和相关领域（如软件开发）的主权问题。
未来5年全球变暖可能成为决定地区与全球层面发展模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全球变暖将严重影响世界物流运输格局，改变粮食安全规则。有专家指出，气候变化是中东和整个亚洲矛盾的焦点之一。同其他全球问题一样，在气候政策上，《巴黎气候协定》要求各国必须采取一致行动，而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却采取单边主义立场。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警告，气候危机将给人类一个教训：新自由主义会导致文明的灭亡。气候问题还可能成为各国内政的关键问题之一。民众抗议越来越多地以环境问题为口实，且追随者甚众。“绿色”运动往往表现激进，被反对派作为政治工具。尤其在欧洲，该问题已然成为欧洲议会选举的风向标。格雷塔·滕贝格现象近期有可能演变成严重的全球问题。
青年抗议也是未来5年的主要问题。他们积极参加“绿色”运动，以“不要偷走我们的未来”为口号，助长了民粹主义情绪。他们不听辩解、无所谓的态度无助于全球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提升责任感，反而会破坏社会稳定，并妨碍形成一致的解决方案。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而言，这些年轻人的激进抗议情绪和上升中的民粹主义交汇，尤其具有挑战性。在发达经济体，由于老龄化和人口危机，青年问题就更加突出：他们不愿意日复一日地工作；沉迷互联网且自我封闭，社会化程度大大降低，而出现抗议活动时又能被互联网迅速发动起来；对社会失衡不满；对未来没有信心。有专家指出，在美国，建制派和青年一代存在价值观差距，成为政治两极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政治精英加速年轻化的欧洲国家，未来5年这一差距会小一些。不过，欧盟也有自己的问题。如在英国脱欧问题上，年轻人更赞成欧洲一体化。社会学家分析，其原因在于年轻人的悲观主义、挫败感、不相信未来。还有学者在分析2018—2019年全球年轻人暴动的原因时指出，在经济繁荣的巴黎、香港和圣地亚哥发生这类情况，主要原因是“社会不公正感与对社会流动性降低的不满交织在一起”，而政治精英和政府并不了解社会情况，更不知晓这种情绪。
除上述情况外，未来5年还可能有一些不可预测的特殊情况发生。最大的不确定性首先来自美国，中东局势也将持续紧张，不排除因国际法对军控约束机制减弱，个别小国参与进来并采取单独行动，或因网络媒体信息误导甚至伪造，造成严重破坏国际局势的“黑天鹅”事件的可能性增大。
（二）2020—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
未来5年世界经济领域的主要话题还是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以及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比较而言，其他经济问题并不是很突出。
1. 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与问题
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世界经济以年均3.9%的速度增长，在第二个十年增长率降至3.6%。预计到2024年该数字将提高到3.7%。其间，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
第一，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全面开启，是构成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主导因素，并且可能引发全球大规模经济危机，增加了全球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出现新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2020年初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可促进双边贸易和世界贸易总量增长，对中美两国经济增长以及全球经济增长都有利。不过，第二阶段贸易协议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多外交努力。且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获胜后很可能进一步加强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不可避免要采取行动应对，结果可能是美国股票市场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国、德国、日本为首以及原材料出口国巴西、俄罗斯）的崩溃。
第二，地区热点问题。个别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可能加剧全球市场不确定性。这主要指波斯湾（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矛盾升级）、朝鲜半岛（朝鲜的核计划）和中国南海（尤其是南海经济区问题与中国台湾问题叠加）问题。在欧洲，因在建管道“北溪-2号”和“土耳其流”近期不能交工，若俄欧天然气管道在乌克兰领土中断也可能带来重大损失。此类问题在2020—2021年间可能导致欧洲经济放缓0.3—0.5个百分点。加上英国脱欧，预计该问题到2024年对欧盟经济的累积影响为1.3—1.8个百分点。
第三，全球经济刺激政策乏力。在当今，用政策手段加速世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已很有限。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包括维持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曾明显降低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但在走出危机阶段却无法刺激经济增长。此外，经济发达国家保持低利率（美国为1.75%，欧元区为0%，日本为-0.1%）已将该政策工具的现实作用排除了。在此情况下，对美国经济中期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的财政刺激政策成了影响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主要手段。不过，发达国家制定的一系列税收政策，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自身经济增长均存在潜在负面影响。最大的风险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借口下与低碳经济有关的税收政策上（包括所谓“碳排放税”以及对拒绝采取严格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加征关税）。一方面，该举措可能给纳税人带来额外负担，提高能源利用成本，压低国内需求；另一方面，此类举措可能会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油气出口国的利益。概言之，打着环境保护旗号的贸易保护主义，会给2024年前的国际贸易带来负面影响，规模或与2020—2021年间可能发生的贸易战相提并论。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悲观预测，因贸易战美国经济的增长率2019—2020年降至1.7%，2024年将为1.6%。而本报告预测，2019—2020年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4%，2021—2024年增长率将达2.6%，发达国家将以年均增长率2.0%的速度发展。与此相反，在未实施贸易保护的新兴市场国家，本预测期内GDP增速将稳定在4.5%—5.5%的范围内。中国经济放缓将被印度经济的加速增长所抵消。可断定，若能避免贸易战，全球经济将保持较高发展速度。
2. 能源政策
预测认为，能源不会限制全球经济增长，不过主要能源国之间的价格与非价格竞争可能会加剧。在化石燃料中，煤炭的地位将继续弱化，因为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考虑气候因素，从电力行业中撤出煤炭，努力减少碳排放对公众健康的影响。由于美国原油出口增长，导致全球石油市场库存过多。市场积压给油价带来下行压力，欧佩克不得不继续将其市场份额转让给美国和其他出口商。如果中美贸易冲突寻求折中的结果，中国市场可能对美国石油重新开放，这将进一步推动“页岩气革命”。若波斯湾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油价可能短暂上扬，这反过来会进一步推动包括美国在内的中东以外地区石油产业发展。液化天然气市场库存积压将至少持续到2022年，这有可能导致欧洲天然气价格下降，加速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形成，可能会使天然气价格沿着较低轨迹运行。
3. 农产品市场
2024年前，全球农业经济和农产品贸易变化将主要取决于当前供求趋势。全球需求变化受到世界人口年增长率（约1%）和全球经济增长3.6%—3.7%这些低预期限制。预计发展中国家人口年增长率为1.15%，经济增长率为5%，其结构变化首先与发展中国家人口中青年占比上升相关，也与城市化、消费方式和食品需求形式变化（包括生态化和定制化）有关，人均食品消费量趋于减少。当前农业生产率超过需求增长，“主食”价格将略有下降，不过对人口快速增长的地区影响不大。
4. 国际贸易
2018年美国对以中国为主的重要贸易伙伴发动的贸易战对国际贸易增速放缓起了决定性作用。美国收回了上届政府已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止与欧盟建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坚持重新制定《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并宣布必须修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因其当前形式不符合美国利益。据世贸组织评估，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增幅将在2.7%左右，这一指数将比2019年扩大1倍。到2024年，贸易的弹性系数（相对于GDP）极有可能处在1.0—1.3的范围内。与全球经济总体形势相关的风险仍很高，人们担忧中美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也怀疑国际金融机制为信贷和财政平稳运转提供保障的能力。贸易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还将阻碍国际投资和跨境产业发展，并影响到全球价值链下的商品周转。而终端产品接近消费地有助于减少制成品份额，提升国际贸易中零部件、无形资产和服务的份额。
如前所述，中美贸易冲突是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2020年初第一阶段协议可初步解决这一问题。英国脱欧则是另一个不利因素。不过，英国与欧盟已谈判三年，各方必是经过深思熟虑并做好准备的。因此，估测这些因素不会对国际贸易产生灾难性影响。预计2024年前国际贸易增长将超过3.0%，俄罗斯商品出口将保持稳定。
（三）全球安全与军备控制
未来5年，军控领域很多已有的和新签署的协议前景还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主要是悲观（恢复包括核武在内的军备竞赛）和乐观（恢复军备控制）两个发展方向，美国、北约、俄罗斯和中国必须做出决断。当然，多数决策的影响只会在2024年后呈现。无论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如何，各方决策朝乐观前景发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未来5年内，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中间态势（既不是军备控制也不是军备竞赛）。
1. 2020年关键问题之一是美国总统必须做出决定，是否将2010年签署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续签至2026年。当前续签的可能性较大（超过50%）。续签可最大限度地降低现有军控机制崩溃的负面影响，有利于防止军备竞赛，还可为俄美达成核军控新协议留出时间。
2. 不论是否续签《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在本预测期内，俄美之间恢复进攻性战略核军备竞赛的可能性都不大。未来十年美国核发展计划不会超过该条约规定的限制数量，没有针对俄罗斯的超支计划。即便2020年选举后美国修改并提高战略发展规划，那么规划落到实处的时间也已超出本预测时段。美国更有可能接受大规模研发计划（НИОКР），以开发包括基于新物理原理的新军事技术和武器系统。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被撕毁，其主要后果将是两国战略核力量发展中的相互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丧失。双方停止交换信息，减少核查程序，废除定期协商机制，从长远看，将助推核军备竞赛恢复。而若能够恢复俄美战略稳定谈判，这些负面影响可在很大程度上降低。
3. 美国在2019年退出《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不会自动迈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的步伐。2024年前，悲观情况下，美国有可能决定在欧洲，尤其在亚太地区部署一定数量的中程导弹。但受技术和政治原因所限，做出该决定的可能性不大，即便实施也将超出2024年视野。同时，美国在欧洲部署核动力中程导弹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目前尚未谈及。
4. 不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近期美俄恢复战略稳定的可能性很小。2024年可能会略有上升。最可行的选择是继续开展协商。在2024年前或之后一段时期内，事实上没有可能就限制扩大核武器展开谈判，包括有中国参加的谈判。若将进一步削减核武器重新列入谈判议程，那么下阶段谈判将会是双边的（俄美之间）。不排除围绕与导弹技术（陆基、海基和空基）扩散有关的新问题开展非正式双边（美中）或三方（有俄参与）磋商的可能，但很难设想达成限制协议的可能性。
5. 预计美国2020年就会开始落实在欧洲部署第三（最终）阶段导弹防御体系（在波兰的部署可能再次延期，但不会太久），并继续在东亚盟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这将阻碍恢复核军控谈判，并妨碍非正式磋商取得进展。
6. 如果不续签《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必然会加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中的争端，给核大国带来更大的政治压力。2020年4月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很可能促使主要参与国选边站队。此类争端还会继续出现在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上。不过，在2025年下一次审议大会前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系崩溃（一些国家退出该条约）也不太可能。
7. 欧洲常规军控维持现状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俄罗斯与北约国家间就限制欧洲军事活动，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直接接触的军事活动谈判协商的可能性都不大。如果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升级，可能会促使北约改变现状，进一步加强其在东部的军事存在。可见，确保冲突地区有效停火和军队隔离，有利于稳定当前局势，至少可就各自区域内的军事克制措施达成协议。
8. 美国自2019年开始谈论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特朗普连任后该可能性会增加（超过50%）。鉴于此，俄罗斯也可能退出该条约。这使得在欧洲就常规武器达成协议将更加困难。但在续签《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情况下，即便“开放天空”机制崩溃，影响也会减小。
9. 新技术的发展，包括基于新物理原理的武器研发，特别是装备领域人工智能现代化的推进，将对诸如军备发展、军控和保持战略稳定等相关军事问题的解决产生更大影响。不过，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刚刚开始，不太可能在2024年前达成任何全面协议。
2020—2024年俄罗斯、美国和欧盟主要国家都将处在政权变动周期中，预计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部分变化肯定会出现，甚至还可能有较大改善。
（一）俄罗斯形势
近年，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2024年前其作用还会加强，并继续保持互利合作的开放态度。俄国内政治经济局势不会直接受到外部政治环境影响。未来5年将为2024年总统大选做准备，并致力于经济改革。俄罗斯精英和政权已意识到，根本性改善内部经济社会状况、保持发达国家高科技水平将是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特别是从中长期来看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展望2024年，作为环境评级正面国家，俄罗斯有巨大潜力成为解决气候问题的领导者之一。在环境问题上有担当的负责任国家（除俄罗斯外还有法、德、中等国）已开始形成一个新群体，它将民族和宗教不同但都重视环境问题的国家团结起来，是“21世纪的诺亚方舟”（Ноев ковчег 21 века）。
在地缘政治层面，俄罗斯面临的任务将更多元复杂。乐观的判断是，2024年前甚至更早些，俄罗斯可能面临与西方国家逐渐恢复正常关系的任务。预计该正常化部分取决于2020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如共和党获胜，特朗普在第二任期自由度更大，不排除双方恢复对话的可能性，但主要取决于个人。这既不会消除华盛顿的主流反俄情绪，也不会排除政治的不确定性，更不可能消弭双方的根本性分歧。同时，“共和主义情景”还可能意味着美国同欧洲盟国之间出现更大误解，由此将扩大俄罗斯与欧盟及其主导者法德之间关系正常化的选择范围。如民主党获胜，上述负面情况依旧，但不排除伊朗冲突程度降低、核裁军对话恢复的可能。
总体上，尽管本预测期内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性质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但实用主义和求稳的心态很普遍，这意味着在应对全球挑战和威胁（区域冲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非法移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前提下取消制裁、加强互动并非不可能。
在本预测期内俄罗斯仍将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在中东，俄罗斯的预期还有：巩固在该地区的地位（在未来社会发展和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在非洲进一步扩大影响；与美国保持有效的“现场”对话。俄还将保持并加强在印-太亚洲区的多边活动，与该地区利益相关国，首先是印度、韩国、日本（尽管不可能解决领土争端）、越南以及东盟国家合作，就朝核问题开展合作。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仍是中国，中国正迅速扩大在亚太及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当前的主要任务仍是在欧亚大陆构建独立和平衡的关系结构，这要求其集中全力扩大与中国贸易、经济和技术合作。当前俄中多边合作的主要领域有：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合作、“一带一盟”对接、建设“北—南”国际运输走廊。2024年之后，中国还可能参与俄罗斯主导的军控谈判。
后苏联空间未来发展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乌克兰。若2020年能在乌克兰东部冲突问题上达成妥协，无论是逐步调解还是无限期冻结都可保证冲突停止。乌克兰第五任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会找到一种精英和社会都能接受的模式，以便各方接受达成的协议。换言之，保证政权稳定，乌恢复经济和社会发展，俄乌两国政府也能保持联系。当然，不指望两国关系在2024年前实现正常化。在悲观情况下，如不能满足上述两个条件，乌将面临无休止的内斗和不断恶化的社会经济状况，且反俄仍将是乌内部政治斗争的主要方向之一。在外交上，后苏联空间俄仍掌握对外政策主动权。未来5年，影响后苏联空间局势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客观上西方（无论欧盟还是美国）对该地区的关注度降低；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活跃；俄与美欧之间关系逐渐正常化。在此情况下，该地区各国在俄罗斯与西方矛盾中周旋的空间将缩小，并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外交战略，以维护自身主权和独立。据此，俄近期应继续“三步走”战略：与后苏联空间各国发展务实关系；深化区域一体化并提高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效率；在其他国际组织和倡议框架内与后苏联国家开展互动。当然，在“冲突冻结”状态下维护国家利益仍是最大困难。
从中长期看，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是创建大欧亚空间，作为文明共同体和经济繁荣的空间，当然，也是欧亚安全的共同体。为实现该计划，俄将努力提升自身对邻国的经济、技术和人道主义吸引力。当然，只有在俄罗斯社会经济状况得到本质改善并保持高科技国家地位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些目标。
（二）美国形势
从中期看，美国内外政策可分为稳态（国内政治稳定）和动态（国内政治结构改变）两种情形，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将是主要决定因素。
1. 国内局势
国内政治稳定的情形：特朗普获得连任并持续现有政策。未来5年，美国社会与政府在思想意识领域的两极分化将继续。因民主党与共和党的自由派/保守派主张不同，全国党派和选民分歧达50%—60%。公众情绪激进化还将持续。该情况主要基于美国中期人口发展趋势，即自由化的年轻一代与较为保守的中老年在全社会几乎各占一半，且代沟还会在政治精英层面显现。国家继续走向衰老，很少体现年轻一代的思想和价值观。这期间，得到80%以上年轻人支持的民主党会加速更新阵地，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左转。若在中短期内共和党保持右翼立场，那么民主党的活动只会强化激进主义，在实践中不可能制定出共同社会纲领。在此背景下，公众不满情绪将上升，政治行动更公开，支持非官方领导者，破坏规则，与体制激烈冲突。
国内政治结构改变的情形：2020年选举结果难料。即便民主党采取激进竞选活动，特朗普仍有不错的机会连任：经济上的成功、所在党派的支持、与公众交流的能力、拉拢粉丝、为竞选投入巨资（7.4亿美元，而民主党候选人总共才6.8亿美元），都决定了特朗普能成功地开展竞选活动，并再次获胜。鉴于民主党已打出所有底牌，弹劾程序也已结束，特朗普连任后将比第一任期更有行动自由。可以设想，他能够进一步放松经济管制，强化美墨边界管控。不过，内政还取决于国会中的党派团结。若一半以上选民对总统不满，共和党就不太可能扩大立法席位，充其量在2020年和2022年保留参议院席位。民主党很可能控制众议院，这将使立法崩溃、总统主动性加强，总统只能最大限度地运用行政命令。如若特朗普失败、民主党候选人获胜，那么政策风向标将反转：恢复奥巴马遗产，废弃特朗普的全部努力。民主党将把注意力放在社会问题上：深化医改、中学教改，保障环境安全。无论如何，从中期看，美国政党内部和政党间的冲突及政府部门内部和政府部门间的冲突都将强化，并影响外交。
2. 外交战略
由于力图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所谓基于自由规则的世界秩序）遇到一系列巨大障碍，直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外交战略都将处于过渡期。政权统治登峰造极将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外交政策基本理念，而政党之间的两极分化和竞争使外交政策严重复杂化。两党都努力维护和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不过其实施途径各异：共和党会努力对盟国和反对者采取单边行动；民主党在与盟国关系上将回到集体安全讨论中，并力图在诸如气候变化、保护人权、推动国际发展和自由贸易等全球问题上采取主动。从中期看，美国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可能破坏原有国际关系体系的国际竞争不断加剧。因此，其主要挑战将来自于亚太地区，围绕美中竞争展开，而中国是全球经济技术领导力争夺战中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有能力在世界经济各领域制定新标准。美国则力保超强地位，并垄断某些技术。美国极可能通过以下方式限制中国经济增长：首先，实行贸易、经济和金融限制（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和21世纪初对欧洲的做法）；其次，对作为销售市场（拉丁美洲、非洲）或“一带一路”沿线（中亚和南亚、欧洲）以及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第三国施加经济影响。已开始的贸易冲突不会随时间流逝而减弱，还会转向高科技领域和财政金融领域。尤其可能在5G、6G技术或人工智能领域对中国领军企业实施制裁或加强出口管制。在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上向美国跨国公司施压，甚至对北约合作伙伴施压，强迫其放弃采用中国技术。以人权问题和领土争端问题等为借口，向中国提出索赔清单，或者收紧中国本科、研究生及赴美访问学者的录取条件。即便美国领导人更换，美中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也会持续，贸易冲突可能还会加强。在坚持要求缔结“全面和长期”贸易协议的同时，美国还会要求在协议文本中列入禁止中国采取应对措施的内容，这将加大冲突超出贸易和经济领域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一起走向保护主义的风险仍相对较低，一个制约因素是国际贸易停滞甚至可能出现全球衰退。美国行为可能引发受经济衰退影响的国家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外采取集体应对措施。同时，为对冲美国的影响力，还有可能出现类似“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和“贸易互换支持工具”（INSTEX）这样的新机制。这些情况可能促使华盛顿逐渐放弃冲突，转向与北京“合理竞争”，并为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建立更紧密的双边合作，如尝试在绿色能源领域合作。当然，这在中期内效果有限，因共和党激进派极力反对，该党力主与中国经济“脱钩”。
在中东，美国将保持有限或精准介入政策。美国参与中东事务的强度，或与实施域外战略相关，或与潜在参与具有战略意义的冲突相关。美国将面临与中东新精英建立关系的问题。华盛顿使美土关系正常化的能力就是一个考验：土耳其渴望实现对外关系多元化并强化战略独立性，很可能导致美国在2023年土耳其议会及总统选举期间支持对自身有利的政治力量。美土关系状况将影响到美国应对北约内部挑战的能力，而解决美土矛盾的结果将为北约其他盟国开创先例。美伊冲突过渡到直接或间接武力对抗的风险在增强。美国将继续在谈判、减轻对伊压力与推动因伊朗违反伊核协议以恢复强硬的多边制裁之间寻求平衡。如果伊朗政权因选举结果（2020年举行议会选举、2021年举行总统选举，哈桑·鲁哈尼不能连任）发生更迭，并且由于美国最高领导人可能更换而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新政权采取更果断行动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21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作为能源净出口国与中东国家的竞争将加强。华盛顿将继续增加原油和石油产品出口，降低从欧佩克国家进口，首先是减少沙特王国的石油供应，这将增加运用非市场机制限制贸易的可能性。与沙特王国的关系可能会成为2024年总统大选的一个影响因素。而中东对抗加剧可能导致能源供应中断，这将使经济增长疲弱的发展中国家更加艰难。
欧洲作为美国重要盟友的地位不会改变。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来自中国的挑战加强，或者在俄罗斯地区“雄心”增强的背景下，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美国的重要性不会丧失。但这不能消除美欧关系的现有矛盾。华盛顿将继续向北约盟国施压，要求其增加军费开支，即所有北约成员国将军费在GDP中占比提高到2%的水平，当然，2024年前不一定能做到。同时，美国在军事政治领域刺激欧盟也可能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可能强化独立的欧洲安全机构的发展，如PESCO。如果这样，美国军工企业在欧洲市场的利益将受到影响，并造成新的矛盾。脱欧后英国能否维持其原有军事开支水平，并为美国实施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计划提供全力支持眼下还难说，美国不得不在欧盟内寻找新的主要合作伙伴。来自第三方首先是中俄的挑战将被作为保持美国领导地位及北约扩大的借口。美国的问题是，欧盟各国缺乏统一的对华政策，甚至在此问题上互相矛盾。这首先是指中东欧国家，当前北京正努力与其加强互动。鉴于欧洲现有军控体系瓦解的风险提高，将军控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以限制中国更符合美国利益。
美国将继续在后苏联空间采取各种措施降低俄罗斯的影响力，主要挑战来自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2024年前，作为跨大西洋统一体的一个要素，美国反俄计划极有可能后续乏力，这将为俄欧关系发展创造条件，且可能推动形成欧洲安全体系。预计2024年前美国不会取消对俄制裁，该政策的强化受到国际局势和国内政治斗争的制约。美国的政策方向之一是向欧盟施压，要求扩大对欧液化天然气供应。该目标既可压制俄罗斯的经济，又符合其占领欧洲能源市场大部分份额的利益诉求。不过，由于海上液化天然气运输需要特殊的基础设施，相关的费用问题无论对美国还是对其欧洲盟国来说都是个制约因素。在北极，俄美冲突可能加剧。可以预见，美国将倾力推动北极问题地区化，不支持扩大北极海洋开发者的圈子，努力阻止中国利用北极空间和资源，同时，又以保护海洋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为借口吸引其盟友参加北极合作。美国的北极政策主要还是坚持航行自由，希望在“航行自由”计划（Freedom of Navigation）框架下可以在俄北极部分活动，可能需要北约盟国参与，而俄主张在北方海航道水域实行国家监管。在中亚，受中国外交政策影响，美将更加关注中亚国家。不过美主张的多边合作形式（包括“5+1”），军事技术和经贸合作对遏制中国影响不一定有战略实效。美更可能推动印度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联系，以制约中国。
在南亚方向上，美国将把重点放在阿富汗内战、印巴冲突和“一带一路”倡议上。在那里，两方竞争将深化：一方是美国、印度和阿富汗政府，另一方是中国、巴基斯坦和诸多阿富汗反政府军，两方都希望把俄拉入自己的阵营。
（三）欧盟形势
据 2019年欧盟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欧洲委员会构成及关键岗位人事安排有所更新。若没有重大过失（如腐败丑闻），本届欧盟班子将工作到2024年底。此间欧盟权力有限，在许多问题上是补充性的，无力取代各成员国的决策过程。
欧盟议程重点在完善社会机制，主要计划是，确保体面的最低收入，改善医疗条件，保证青年就业。为保证资金就要实行税改，包括打击税收欺诈。由于在欧盟运营的公司普遍技术水平较高，但很多公司的数字基础设施更新赶不上世界领先者，而此类基础设施（包括5G网络）发展又涉及关键领域的技术主权。因此，支持关键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将是欧盟工作的重点之一。为保证科学领先及公民的高质量生活，欧盟计划到2025年建成“欧洲教育空间”，清除科学国界，确保现代学习过程伴随一生。2020年初，推动学术交流的“伊拉斯莫斯+”计划的财政预算已翻倍。2024年春将举行欧洲议会选举，其规则会有调整，以加强与选民的沟通。2024年前欧盟结构的变动将只是英国退出，多数成员国对向西巴尔干国家扩张并不热心。其筹备工作主要是更新合作机制，不过，即便是那些小的候选国要获得完全准入权也不会早于2025年。此间格鲁吉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话题还谈不上。欧盟共同防务项目将继续，尤其是国防工业合作，可能会取得更显著的成果。不过，欧盟防务质量构成千差万别，是最应改善的，可当下还提不上日程。
欧盟的主要问题，一是长期脱欧。尽管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斗争仍在继续，但英国脱欧已成定局。评估脱欧经济政治后果尚需几年，但英国脱欧肯定会给欧洲一体化进程造成严重打击。欧盟担心英国退出带来“多米诺效应”，不过考虑到脱欧对英国的负面影响，该可能性很小，但风险犹存。随着英国退出，法德和解对欧盟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欧洲怀疑论者的声音将越来越小。二是多种族民粹主义。欧盟精英层面的政治偏好和取向应不会改变，但在成员国层面，可能会发生许多大的变化。不少国家传统的中间派政党受欢迎程度在下降，出现了新的民粹主义和激进的政治力量，这些运动给中间派敲响了警钟。德国的“默克尔时代”将不迟于2021年结束，但重要人事问题尚未解决，主流政党在经历代际变革、尚未有突出的领导者的情况下形成传统联盟的可能性很小。绿党受欢迎度暴涨，这是民粹主义情绪与环境问题交织的结果。近几年德国可能会为环境而斗争，这一议题也可能吸引部分极右翼和极左翼的抗议活动，激进分子有可能带来泛欧动荡的风险。2022年春法国将举行总统大选，马克龙将面临严峻的内外挑战，主要竞争者是勒庞。马克龙有关欧盟未来发展的大胆表态目前未能在欧盟提高他的声誉。若因移民形势和中间派力量削弱等因素影响，勒庞有机会获胜，则不仅对法国，对欧盟也是一项重大考验。在南欧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受经济问题影响，政治动荡和分离主义情绪爆发的风险始终存在。而对欧盟来说，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可能是个大问题，那些民粹主义者意图违反欧盟规定并打破成员国在关键问题上的共识。在中东欧国家，民族民粹力量也不太可能被削弱。据部分调查结果，中东欧地区的年轻人认为，对欧盟来说，民族主义比气候变化更加危险，比经济问题略微危险。甚至在匈牙利和波兰这样领先的“自由民主”国家，执政党的主导地位可持续到2024年，但反对党的活动及公民社会运动等也将持续活跃。
在外交方面，就自身属性而言，欧盟不具备与大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条件。欧盟各国十分关注美中关系的恶化，但截至目前，欧盟未能制定出协调一致的独立政治路线。在外交方向上，预计2024年前欧盟对后苏联空间的兴趣还会降低，对其加快过渡不抱什么希望，但与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多瓦三国的结盟协议还在继续讨论和落实。美国在军事安全问题上还将继续担任欧盟担保人角色，但特朗普连任对欧盟来说将是磨难。目测2020年美国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可望得到欧洲同情，但不能排除即使民主党人出任总统美国对欧洲的兴趣也会继续降低的可能。华盛顿无意扶持欧盟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中心。中国在欧盟国家的存在及中国技术应用的局限性仍将是政治辩论主题之一。最棘手的情况是，欧盟成员国在敏感领域究竟优先选择与美合作还是与中合作的意见不统一。欧盟诸多问题的核心在于欧洲一体化结构自身——难以在整个欧盟层面和各成员国层面的决策中取得平衡。现有的抗压力结构能否足以应对现代挑战，是欧盟未来几年的主要问题之一。
中东、后苏联空间和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与外交政策变化受到一些内外因素的影响，客观上要求俄罗斯对内外政策做出一些调整。
（一）中东
中东地区将面临与气候变化和水资源有限相关的一系列挑战。该地区年均气温上升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严重的干旱正成为常态，而可用资源分配不当又加剧了该状况。粮食安全问题也将更突出。2024年前，社会问题甚至国家间冲突都可能激化。埃及与尼罗河上游国家，尤其是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关系的紧张程度可能加剧。同时，不排除在幼发拉底河水资源利用问题上，以土耳其为一方、以伊拉克和叙利亚为另一方发生摩擦。因为土耳其正在幼发拉底河上修建大坝，限制向其他两国的水流。在经济上，廉价石油时代的开启是个长期趋势，到2024年其影响将更明显。中东油气输出地已转向亚洲国家（日、中、韩、印）。天然气、石油、石化产品市场出现了新的参与者，强化了对亚洲的竞争。甚至像沙特这类富国也将面临财务困难。另外，与油气出口依赖相关的问题还可能强化现有能源多样化进程。鉴于该地区各方尚未准备好接受范式转型和修改现有社会契约，未来，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可能会推动政治现代化，也可能出现地区动荡。随着气候变化，农业生产有可能减少，这将迫使阿拉伯国家政府增加进口，给已稀缺的财政预算带来额外负担。结果，其他社会支出项目可能受损，再加上人口增长，可能导致内部政治危机。在这方面，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这类人口众多的国家最脆弱。土耳其政府将继续努力克服经济危机，据国际评级机构分析，这场危机将持续到2021—2022年。伊朗经济发展将很大程度取决于制裁。2022年后，随着对制裁生活的适应，伊朗经济形势将不那么动荡。但因无法通过吸引外资、技术和设备来更新固定资产，其基础设施条件恶化问题将凸显。固定资产枯竭将成为伊朗经济发展和保证预算收入稳定的主要障碍。
在国内政治方面，2024年前，中东一些国家政治局势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不稳定。社会问题和种族矛盾交织可能导致黎巴嫩、伊拉克、苏丹出现严重和持久的动荡，动摇埃及局势。因个别国家内部局势恶化，很可能出现“阿拉伯之春2.0”，不过，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不会导致威权政府垮台，叙利亚、埃及、土耳其基本如此。尤其是土耳其，2023年将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根据宪法，埃尔多安不能连任三届，但不排除他绕过该障碍。他若参选，获胜的机会很大。如果经过艰苦斗争共和人民党候选人当选总统，则很有可能改革埃尔多安的政策，且土耳其外交会转为亲西方。2024年，伊朗最高领导人很有可能会改变，国家外交政策将取决于其继任者。已开启的第三任最高领导人非正式竞选清楚地表明，反对深度自由化改革且戒备西方的伊朗中右翼精英或右翼激进组织代表获得此职位的机会更大。而在“自由主义者”队伍中，没有任何重要的和有魅力的人物能赢得最高领导人职位。鲁哈尼政府经济政策失败以及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很可能使改革落得失败的下场。
在地区冲突和外交上，即便2024年冲突正式结束（如果确实发生的话），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局势还会对该地区产生负面影响。不排除“伊斯兰国”及其他恐怖组织重新活跃。不过，不稳定形势不太可能严重超出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已适应的当前高度。巴以冲突解决前景仍旧模糊。以色列对现状以及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并将以色列主权扩展到那里的现实可能性感到满意。巴勒斯坦问题悬而未决不会成为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建立关系的主要障碍，但也不会为其签署协议铺路。伊朗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及以色列间的冲突可能还会继续。伊朗可能会努力改善与相邻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但与以色列的关系将进一步恶化。
对外部参与者来说，中东局势越来越有竞争性。美国将在中东，主要是在波斯湾地区维持军事存在，将继续作为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和安全保证者反对伊朗。美国力图保持其政治影响力，但对美政策可预测性的怀疑也许会刺激阿拉伯国家扩大与俄、中联系。俄罗斯有机会提升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俄能源公司在这里活跃，武器销售增加，俄参与该地区建立安全机制和解决冲突，这些都是可以预期的。不过就提供新技术和推动建立高素质人才培训体系而言，直到2024年莫斯科的影响都将非常有限。
欧盟在中东的地位未必会提升，但是其与中东国家的传统合作对于双方和其他国家而言仍然是外交、经济和文化政策的重要方面。到2024年，中东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或多或少将被纳入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双边贸易额将上升，但主要有利于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东南亚国家在该地区也会日益活跃。到2024年，中东当前复杂的均势将被改变，但导致地区严重不稳定的可能性不大。
（二）后苏联空间
后苏联空间主要指中亚（五国）、南高加索（三国）和欧洲地区（三国）。中亚和南高加索有些情况类似。未来5年，从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看，没有哪个中亚国家（甚至人均收入水平高于邻国的哈萨克斯坦）能达到世界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因边界畅通以及2018—2019年中亚各国检查站互相开放，可预期今后在人员、货物和服务领域交流会更自由。不过，由于缺乏地区经济带动者，2024年前无论中亚还是南高加索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不会发生。国家间联合或合作项目（欧亚经济联盟和“大欧亚”伙伴关系）影响力会继续，俄罗斯将保持领导力，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也会加强。从人口统计和人口迁移动态看，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将保持人口增长趋势，哈萨克斯坦人口外流将继续。哈政府颁布政策吸引哈萨克族人回迁，有可能彻底改变哈萨克斯坦的人口均衡，有利于“土著民族”，但不能解决人口增长问题。中亚的城镇化正在进行，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将使社会经济状况复杂化，造成就业失衡并增加失业，特别是对年轻人而言。在年轻劳动力数量增加、社会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就业岗位不足将促使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的劳动力向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一些人口增长率较低或负增长的国家迁移。当然，本预测期内的个别年份移民人数也可能会略有下降。
从未来挑战和风险看，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和风险，将仍是毒品贩运、跨国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和环境恶化。地区特情也强化了挑战和风险：中亚缺乏水资源，导致塔吉两国出现矛盾，这是一个方向，而在另一个方向上则是乌土矛盾。同时，愈发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也会加剧社会不稳定和宗教极端主义。未解决的边界争端和领土问题则可能引发地区争端。特别是因纳卡、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放弃主权的准备不足，在南高加索地区以“冻结冲突”形式解决冲突的可能性极低，有可能成为地区“痛点”。在卡拉巴赫的接触线上可能会发生单独挑衅和军事对峙情况，但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极低。格鲁吉亚将继续面向欧洲大西洋。中亚国家安全主要受到阿富汗因素的威胁。在阿富汗领土上，正形成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组成的温床（所谓的“高加索省”）。而在整个后苏联空间，特别是在南高加索地区，不仅有传统的地区参与者（土耳其和伊朗），还有非本地区参与者（美国、欧盟、北约），都是有影响力的竞争者，都想拉拢那些国家的政治精英，所以地区的政治稳定无法巩固。当然，本预测期内非本地区角逐者对后苏联空间的兴趣也可能会下降。
就未来政治前景看，尽管存在局部风险，但中亚总体形势将比南高加索地区更稳定和可预测。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的政治体制将威权主义与“可控民主”（其外部特征是：选举，三权分立，政党和反对派，独立媒体）结合起来，应该不会出现重大重组。在宗教方面，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将在世俗范式中发展。但中亚和阿塞拜疆还存在传播“政治伊斯兰”思想的土壤，在某种情况下，它可能成为未来政治动荡的意识形态基础。同时，因当局和执法机构将继续压制各地宗教反对派活动，主张引入伊斯兰教法作为定义现代伊斯兰社会生活的法律，已经堵死了伊斯兰主义者介入世俗政权的渠道。由体制外反对派构成的分散的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小团体，将以不受单一组织中心约束的团体形式行事，但不能决定中亚和阿塞拜疆的政治与宗教面貌（走向）。
外在因素对这些地区的影响较大。未来5年，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仍将是大国（主要是俄、中、欧盟、美）争夺影响力、资源和市场的政治竞技场。对俄罗斯而言，里海、中亚、黑海和高加索地区是利益攸关地区，与此地区国家间关系始终是优先事项。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政治动荡和经济疲弱将阻碍俄商进入，俄对于将经济合作重点转移到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很感兴趣。俄将积极在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市场开展工作，参与国家现代化计划，不论其是不是欧亚经济联盟正式成员国。不排除在某阶段俄罗斯的关注点不再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扩大而是提高其效力。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将加深与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同时避免与俄产生矛盾。能源需求决定欧盟将优先考虑该地区油气出口国（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印度打算继续提升其影响力，尤其是在中亚的影响力，以阻碍中国获得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美国将把南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放在优先地位。不排除格鲁吉亚可能会获得北约以外美国军事同盟者的地位。土耳其和伊朗强调与该地区突厥人及宗教团体间的文化和种族亲近感，同时试图在当地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客观地说，其影响力明显逊色于前述大国。在前景上，2024年前，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将成为地区各国和外来力量积极发挥作用的场地。该地区各国传统上都努力保持外部平衡，以使其经济利益和政治主权最大化。在中亚，保持平衡的首要影响力来自俄中两国，而在南高加索则是俄罗斯与西方，也包括地区“巨头”。
后苏联空间的欧洲地区国家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情况有相近之处。在经济上，2024年前，这几个国家都无法达到欧洲的生活标准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仍将是欧洲最穷国，尽管其增长率（尤其是乌克兰，在2014—2015年经济衰退之后其复苏增长率超20%）可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白俄罗斯可能有几种情形：乐观情况下，发展与俄联邦的一体化，持续得到俄补贴，其增长率可达到甚至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人均GDP指标将适度增长。但这不是可能性最大的情况。相反，短期内俄白一体化可能出现严重问题。如果俄减少对白俄罗斯经济补贴和优惠贷款，白经济增长率将大大低于其他国家，生活水平和人均GDP甚至可能下降。俄将通过支持欧亚一体化项目（主要是欧亚经济联盟）保持影响力。在人口和移民动态上，三国都面临人口危机。尤其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人口减少很快。在摩尔多瓦，人口少不利于提升投资吸引力已经成为那些要求并入罗马尼亚的人们的额外借口。居民就业不足和社会问题成了这些国家向外，首先是向俄罗斯进行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
该地区的挑战和风险主要是跨境有组织犯罪，小型武器和其他武器从冲突地区扩散出来；非法移民；右翼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主要是乌克兰）；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和领土问题可能引发地区内乱；“冻结冲突”地区（德涅斯特河沿岸，或许还有顿巴斯地区）。这些问题的等级不一定很高，但西方与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竞争始终不断，亲西方派很有可能利用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乌克兰政治精英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政治走向上，泽连斯基及其政党在2019年乌克兰总统和议会选举中获胜，已表明普遍存在抗议活动，还有对政治经济变革的期待。“人民公仆”的计划明确——“根除”腐败、实现和平。不过，在起步阶段，泽连斯基及其团队不仅面临旧精英抵制和寡头斗争，且社会思潮也多种多样。乌克兰人是在抗议选举中聚集到一起的，他们都厌倦战争和贫穷，对国家未来却想法各异。在选择经济一体化方向时，主张加入欧盟的占57%，主张与俄罗斯和西方等距离的占24%，主张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占10%。2024年前乌克兰发展前景将在2020年确定。如果泽连斯基能成功地就顿巴斯问题达成和平妥协，并说服社会这是不可替代的方案，而且从根本上符合国家利益，能够承受住包括激进民族主义者在内的“波罗申科支持者”的联合进攻，那么，乌克兰将有机会实施快速政治经济改革，改善社会环境。如果“人民公仆”的政治反对派成功地组织并升级抗议活动，开启国内政治经济斗争新周期，那么等待乌克兰的将是又一个五年的“动荡时期”。
在白俄罗斯，正在形成一个缓慢“温和”的白俄罗斯语化趋势。在社会经济问题突出和解决办法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正积极寻求经济途径以提高年轻人和全民的国家忠诚度。同时，发展和加深俄白一体化进程的政治活动也在进行。不过，俄白两国对联盟国家框架下的经济（更突出的是政治）一体化有不同看法。2024年前，一个目前已显现的趋势可能还会加强，即白俄罗斯外交积极朝向西方，方向多元化，更多地采取中立和独立的方针。尽管如此，2020年卢卡申科再次当选总统几乎毫无悬念。在卢卡申科保持领导地位的背景下，白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完全正常化是不可能的，白外交政策轨迹发生根本性改变也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以预测，未来5年内，俄白之间的争议问题能够以众所周知的方式——双边的或是多边的形式理顺。
摩尔多瓦仍将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该国独立近30年，既未形成统一的精英阶层，也没有清晰的发展方向。如果未来几年无法实施某种“革新的科扎克计划”（«обновленный план Козака»），实行联邦化并达致全国团结，使摩尔多瓦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加入欧盟或独联体自贸区协定，改变目前在欧亚经济联盟中的观察员国身份），那么在本预测期内该国政治动荡还将继续。不能完全排除摩尔多瓦被罗马尼亚掌控的情形，因为在摩尔多瓦精英阶层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亲西方的右翼分子。不过，德涅斯特河沿岸地位还将继续保持待决。该国居民和精英大约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亲欧，一部分趋向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从中期前景看，这将导致政治动荡和选举结果摇摆不定。
影响该地区的外部因素，首先是俄罗斯与欧盟和美国的竞争，到2024年前还会继续展开。因为与推动欧亚经济联盟机制发展的目标有冲突，东部伙伴关系项目的作用将会下降。在本预测期内，北约不可能扩张。俄罗斯将一如既往地倡导扩大和深化欧亚经济联盟构想。俄方企业也会争取到后苏联欧洲国家发展。但考虑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局反对以及摩尔多瓦政局动荡，大规模投资看起来并非现实选择。在政治上俄与该地区部分国家关系将持续不稳定，但严重危机有可能避免。欧盟因乌克兰危机带来的“疲软”在对俄制裁问题上缺乏一致性，以及在冻结/解决顿巴斯问题背景下与俄罗斯整体上的政治经济互动，可能导致本预测期内多数对俄制裁措施被削弱和取消。对乌克兰来说，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将有重要影响。若特朗普连任，美国有很大概率会降低对后苏联空间尤其是乌克兰的关注。若民主党人上台，乌克兰与摩尔多瓦两国极有可能不会被正式纳入北约，但可能会争取到美国在北约之外军事盟友的地位。中国将深化与白俄罗斯的合作，将其作为通往欧洲的过境走廊上的一个重要国家。对于乌克兰，中国将主要关注军工领域有技术意义的项目。
（三）亚太地区
亚太国家与地区尽管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但仍将是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同时，该地区各国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千差万别，其差异性还将带来新的问题和矛盾。主要矛盾和敏感问题有：部分国家或集团宣称在新兴多极世界秩序中是独立的，且是相互竞争的一个权力中心。这主要指中国，其越来越感觉自己是一极，能够与公认的全球领导者美国平等地互动和竞争。2021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纪念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宣传上主要强调在中国走向富强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目标的历史连续性。这将强化官方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影响，提升习近平的政治威望。不过，中共也将为向新一代领导人移交权力做准备。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主要动荡威胁将来自中国台湾地区。2020年1月台湾地区“选举”受到2019年中国香港事件影响，民进党候选人连任，中国统一论受到质疑。台湾地区的下一次“选举”将于2024年举行，“台独”的支持者可能会利用香港的情况抹黑“一国两制”，而中国政府在香港事件影响下可能得出结论，用武力确保领土完整将不可避免。不过，香港地区的动荡不会对内地造成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由于内部原因导致的增长放缓将越来越明显，与美国的“贸易战”强化了这一情形。如果经济放缓至5%，中国政府可能不得不注入大量现金，这可以避免硬着陆，但会导致债务负担迅速增加。21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将出现劳动力短缺情况。国内经济问题和来自美国的压力将激励中国领导人集中精力支持创新和发展高科技产业（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经济）。2024年，将验收《中国制造 2025》的成果，该规划被视为用多种现代技术将中国推向世界的一种手段。最初，中国领导人希望与西方合作实施这一规划，不过，该规划越接近完成，西方技术壁垒将会越高。西方国家采取技术遏制政策的后果，有可能是在中国周边形成一系列技术替代更新发展的伙伴国。
考虑到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21世纪头十年结束时的水平，可以预测20年代中期中国将实行更严格的外交政策。如果民主党人在美国上台，对抗强度可能会降低，但结构性矛盾还会继续存在，且双方随时可能重新展开激烈的公开对抗。中国将沿着与俄罗斯和睦相处的道路前行，开展大规模合作，努力争取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的支持。到2024年，中俄贸易额可能提升到2000亿美元，比2018年翻一番。中国还提出与俄加强互信的优先事项，即建立高质量双边关系。如果在双边合作中两国不再担忧对方可能恢复与西方的关系，那么这是可以实现的。预计到20年代中期，中日韩关系将得到改善，合作领域将扩大，包括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作为全球参与者的自信心正在被唤醒。到2024年前，将继续保持过去十年间的发展趋势：自民党继续执政，代表国家利益和情感，在高科技部门引领下，使社会经济机制适应“老龄化”社会现实，更积极地利用外交和国防政策提升其国际地位。自民党和日本政府首脑安倍晋三可能在该职位上工作到2021年8月，若没有重大外部冲击，这将保证领导权在右翼保守主义占主流的政权模式框架内更替。未来几年中，可以预期，日本在亚太地区多边经贸关系以及政治协商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在与美国谈判中坚决捍卫自身利益；强化军队的国家宪法地位并积极参与国际行动。而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地区邻国关系将以不拒绝对话但态度僵硬或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为特征。
韩国未来5年将致力于消除最高官僚机构与最大私人公司之间的非正式（包括腐败）关系中的威权主义，并限制其影响社会历史认知和政治决策能力。2022年前，将最大程度保证执法和立法机构活动的透明度，进行司法改革。可能会将总统任期从一个五年改为两个四年。在社会经济领域，将关注消除或最大程度降低现有的不均衡现象：经济上的（在大型和小型企业之间）、群体上的（在养老金领取者数量增加和年轻人占比低之间）、性别上的、地域上的（首尔在经济、科学和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不均衡现象。最大的困难将是人口问题和小企业现代化问题。在外交方面，将分阶段逐步提高韩国作为中等实力国家（middle power）的外交地位，该政策可使韩国在与全球竞争者（美、中、欧盟）的双边谈判以及在国际组织（联合国、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框架内保持自身优势，并维护伙伴国利益。韩国在选择外交优先项上越来越坚持独立性，但这不意味着其放弃与美国的盟友关系，而是使其与美关系更平衡。考虑到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韩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朝着实用主义方向发展。或许会解决与日本关系中的最突出问题，但不可能消除危机的根本原因。与俄关系将保持稳定并积极发展，不会有重大变化。最困难的是与朝鲜关系的复杂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鲜政权的演进与现代化能力。
朝鲜将继续保持其政治体制、经济机制和外交政策。这就是说，不可能就其放弃核武器达成协议，以换取解除制裁并获得经济援助。围绕朝核问题的政治较量还将继续，且不可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东盟将朝不同方向发展，但主要目标是保持内部稳定。该组织中大多数国家的现有政权很可能继续掌控权力，以防政治竞争超出预期范围。由于小企业高度活跃及大型跨国公司的兴趣不断上升，该区域经济将保持较高增长率。在东南亚国家外交政策中，尽管东盟实行的共识原则具有约束性，但各国还是不断调整与潜力巨大的合作伙伴，首先是中、美，还有日、俄、印的关系。未来5年间，这种灵活调整以及与之相关的潜在利益还会增加。
在印度，未来5年执政的巴拉蒂亚·贾纳塔（Bharatiya Janata）党及其领导人将做出努力，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基层结构，缩小社会和区域差距及发展不均衡。该方针的标志是“印度制造发展计划”。同时，由于增长缓慢，印度经济正受到机构僵化和投资吸引力下降的困扰，这将成为印度国大党和其他反对党的抓手，使他们有机会在下届立法选举中迅速提升自身地位。政权党将努力转移人们对争议领域及与巴基斯坦和中国摩擦的注意力，倡扬“民族精神”，塑造莫迪作为战略设计师的形象，以提高其在地区和世界的地位。同时，将继续参加20 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国际组织活动，来提升印度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