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以内促外”
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路径在哪里？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动能的转化？
在9月5日至6日举行的伦敦政经-牛津中国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基于中国经济面临的长期和短期形势，分析了为何要提出“双循环”，以及如何实现“双循环”。
张明认为，中国过去30年走的是“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的道路，而未来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道路，其要义就是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
如何形成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张明认为要持续促进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坚持房住不炒、加速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而以新的区域一体化为代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会成为未来5~10年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他非常看好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以郑州、武汉、合肥为中心的中部城市群和以成都、重庆、西安为中心的西三角城市群。
对于外循环而言，张明认为，中国未来要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经略好“一带一路”，其中关键节点是经略好东盟。
张明认为，中国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在下降。改革开放前30年的平均增速是10%，而在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不断下降，目前依然处于探底过程，根据社科院的测算，大概在6%左右。长期经济增速的下降背后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人口结构的变化。2010年是中国人口结构的重要拐点。从2010年起，工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开始向下。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必然带来经济增速的下行。
第二，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主动力从制造业和投资转向服务业和消费，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增长动力的切换必然导致潜在增速的下降。
第三，从增长效率来看，可以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来刻画增长效率。2008年这一指标在14%左右，现在下降到6%~7%左右，增长效率的下降也将导致长期增速的下降。
从短期来看，张明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也面临三重压力。
第一，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美博弈可能是未来10年、20年持续面临的问题，中美摩擦已经从遭遇战转化为持久战。
第二，疫情对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负面冲击。虽然中国现在抗疫非常成功，但疫情会不会卷土重来并对经济构成二次冲击，现在仍有不确定性。
第三，要平衡好经济增长和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系。张明谈到，今年疫后经济反弹，货币政策在5月份开始边际收紧，政府近期也加强了房地产调控。其背后的原因是，政府部门担心，如果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虽然有助于短期增长，但是系统性风险将会再度上升。
在改革开放前40年，中国经历了3次非常重要的结构性改革：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和城市的承包制改革；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第三次是1998年开始的国企改革、商品房改革与加入WTO。
张明认为，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要让市场机制起作用。今年4月9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意见》，核心就是要促进要素定价的市场化以及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可能是未来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的一个必由之路。
二、如何建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成为了国内外热议的一个新名词。
张明认为，提出“双循环”的背景在于：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崛起，全球化在贸易和金融领域有所退潮，依靠外部经济拉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阻力；而中国体量不断放大，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想依靠外需拉动内需，也会面临动能不足的问题。
张明认为，“双循环”早就存在，只不过中国过去30年走的是“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的道路，未来要构建“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道路，其要义就是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
如何形成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张明认为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持续促进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而要扩大消费则需要更多政策支持，比如未来5~10年如何进行收入再分配显得更为重要。
第二，房住不炒会成为长期政策，如果房价继续上涨，持续扩大的房地产市场将会挤压消费增长。
第三，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必然加速，因为它会带来农民消费的崛起。
对于外循环而言，张明认为，中国未来要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经略好“一带一路”。
这次疫情之后，全球生产链不确定性增加，未来发展可能是两个方向：第一，发达国家过去在生产链上太依赖中国这一枢纽，他们发现脆弱性太强，因此要寻找替代的节点。第二，全球产业链过长，外部冲击下容易出问题，因此要实现产业链的本地化和区域化。未来全球可能有三大产业链，美洲一条、欧洲一条、亚洲一条。
张明认为，“一带一路”大多数的相关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上都要比中国更低一个层级，因此形成了很好的梯度优势。未来如何更好地经略“一带一路”和周边国家，以中国的发展带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发展将尤为重要。
张明认为，在贸易领域，要强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作用，构造国际版雁阵模式；在金融领域，要推进以培养真实需求为核心的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在开放领域，要把自贸区、自贸港做实；在机制领域，既要利用好全球老多边机制，也要做好中国主导的新多边机制。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创造新增长极
张明认为，让要素自由流动与聚集，这必然会导致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以新的区域一体化为代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会成为未来5~10年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具体而言，张明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是中国区域一体化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同时在金融和创新领域有很强的竞争力，被称为“中国硅谷”，并且有香港和澳门两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配合；长三角地区是区域内部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江苏的国有经济比较强，浙江民营经济比较强，长三角也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结合比较好的区域。京津冀虹吸效应最强，区域差距最大，北京有着典型的总部经济特征，同时在科创方面有独到优势。中部城市群中的郑州、合肥、武汉是大通道，是高铁的最大受益者，是连接其他四个区域的中枢，也是国内先进制造业从长三角往后迁移的核心节点，比如武汉是中国典型的汽车城。西部三角的科研、教育相对发达，同时人均人力资本成本比其他区域低，可以更好地承接东部产业的扩散。
从一体化角度来讲，这五个区域内部的核心城市之间又形成互补，比如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深圳、佛山，长三角的上海、南京、杭州，每个城市群都有一个城市金融相对更发达、一个城市制造业相对更发达、一个城市科研力量相对更发达。
他认为，这五个区域各有发展禀赋，相互之间也有梯度优势，未来它们会成为引领中国增长的五大增长极。国内未来可能发展成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为第一梯队，中部三角、西部三角为第二梯队，其他区域为第三梯队的国内版雁阵模式。
张明认为，允许要素聚集可能会带来新一轮地区发展差异，但如果“双循环”成为未来发展方向，即使出现地区差距，先行地区发展好之后，会发生产业的扩展、经济的扩散，加上政府有目标的转移支付政策。这些机制将带动后进地区的发展，推动中国各地更高水平的发展。
张明认为，如果未来政府政绩考核方式由考核GDP总量转变为考核人均GDP的话，可能会更好地促成国内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一体化。
（本文为第一财经记者对笔者9月5日在上海举办的伦敦政经——牛津中国论坛2020上所作演讲的报道，已经笔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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