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简讯】全球治理体系的挑战与变革研讨会

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战略智库

2020年12月11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全球治理研究室联合主办，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承办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挑战与变革”研讨会在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举行。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结合形式。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及本所的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讨论。

世经政所副所长冯维江研究员在致辞中结合“扫一屋”与“扫天下”的两个典故分享自己关于全球治理研究的两点思考。一是陈蕃所言“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其启示是，全球治理研究应关注专业性问题。全球治理研究共同体应该形成一套共同认可的基本概念，以此提高学术对话效率。二是刘蓉《习惯说》中“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其启示是，全球治理理论需构筑坚实的微观基础，特别要注重完善全球治理的主张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张的逻辑一致性。

研讨会第一节主题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政治逻辑”，由《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徐进研究员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指出最近几年国际制度竞争出现了新变化，互斥性竞争取代相容性竞争成为压倒性现象。这意味着国际制度竞争正回落到国家间制度竞争。相比于国际层次的制度竞争是争夺治理话语权，国家间层次的制度竞争是治理方式和价值理念的竞争。接下来国际制度竞争还会存在，但将成为国家间制度竞争的延伸和工具。李巍教授认为“一带一路”的制度化将是一个重要分水岭，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美治理方式的差异会更剧烈地显现出来，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也将主要由大国的国内政治所驱动。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朱杰进副教授提出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不会导致国际制度变革自动发生，因而崛起国的国际制度改革路径成为一项重要议题。根据崛起国是否接受守成国的基本规则以及是否对基本规则进行重新解释应用，他划分出体制内改良、体制内革命和平行体制三种改革路径，分别对应中国在金融安全领域、开发性金融领域和贸易领域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设立亚投行和签订RCEP的实践。而中国对要改革制度的融入深度，和在要改革问题领域实现外部选择的可能性，共同塑造了中国在几种改革路径中的选择。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凌胜利副教授总结中国对国际制度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最初的制度觉醒阶段和近年来的制度困境阶段之后，由于面临崛起的制度困境，中国已经进入制度创新阶段，通过引领创设国际制度推动实力向国际影响力转化。中国在创设国际制度方面的实践也为学术研究积累了经典案例。围绕不同制度创新之间的成效差异，凌胜利副教授提出主导要素、制度设计和制度间融合程度等影响因素，解释为何在开发性金融领域亚投行的效果优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现实问题。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张发林副教授关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推动实力向权力转化的经济方略。他将经济方略定义为国家为实现对外政策目标而使用的经济手段，服务于国家经济战略。对美元霸权的经验分析显示，在美国权力的生成过程中，历任美国政府使用放任、激励、保护、协商等操作方式和金融、贸易、援助等政策工具。对此，不仅应该研究中国如何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方略，还应从中借鉴，有意识地运用经济方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学理层面，则应尝试建立起联系战略和方略的中层分析框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周强助理教授阐释了大冲击下产生不平等异动和政治秩序钟摆效应的理论机制。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经济危机给各国带来经济损失，但在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同政治效应：民主国家中由于经济精英剥夺普通民众，恶化国内不平等，会使普通民众倒向政治精英，产生威权化变动；威权国家中由于政治精英剥夺经济精英，缓和了国内不平等，会使经济精英倒向普通民众，产生民主化变动。国家的政治秩序对于其参与及期待的全球治理方式也会产生根本性影响。对1929年以来5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及其后政体变迁趋势的观察，和对于泰国、白俄罗斯、印度和美国的案例分析支持了以上理论预测。

研讨会第二节主题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挑战与趋势”，由世经政所副所长冯维江研究员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田野教授论述了世界政治中礼治与等级制的关系。他指出礼治概念以礼义为本，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并因此对于现代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等级制结构具有特殊意义。就国内政治而言，不同于选举式民主和法治为现代国家提供外生约束，礼治提供的是内生约束；就国际政治而言，不同于权力制衡和国际法治对主导国进行外生约束，礼治是进行内生约束。面对传统大国不愿而新兴大国无力提供公共产品的新型“金德尔伯格陷阱”，中国的礼治思想传统和礼治国家、礼治秩序的实践可为开发领导者声誉提供思路。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宏松教授考察了国际制度中的非正式治理。非正式治理指大国在国际组织中不依赖正式规则和程序发挥影响，可通过对比治理结果与大国偏好来对其进行观察。大国实施非正式治理的前提条件是其具备有利的外部选择，而其他国家的外部选择及国际制度本身的治理能力则构成大国实施非正式治理的制约因素。前提条件与制约因素相结合，共产生从“极为不利”到“极为有利”的六种情形。美国在国际能源署中、日本在亚开行中以及中国在亚投行中的非正式治理与这一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王明国教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制度基础展开论证。他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了国际制度的合理诉求，特别是社会学的共同体理论为在制度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宝贵支撑；而制度建设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路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共同理解分别构成国际制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规范基础和认知基础，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实践则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建设中，应以新型全球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制度化和重点国际组织作为抓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赖华夏助理教授以经济-环境类争端为切入点，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比较研究，从国际法的角度辨析不同国际机制内多边主义的演进。在回顾相关案件的基础上，她对比WTO争端解决机制和国际投资仲裁庭的“环境政策空间”，即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在诠释国际经济条约义务时是否兼顾环境考量，发现世贸组织争端解决上诉机构在平衡贸易与环境方面实现较为充分，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往往偏向外国投资者，挤压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公共政策空间，推动各国在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框架下进行多边改革谈判。这一研究发现体现了全球治理研究中过程视角的重要性和比较机制研究的价值。

在自由讨论环节，参会学者围绕礼治理论的适用条件，制度对撞的实践形式，制度设计的细节差异，钟摆效应的时间维度，国际制度动员能力的实现路径，中国在亚投行中非正式治理能力的衡量，中美经济方略的不对等，中美对国际秩序的诉求差异，以及国际投资领域中多边主义倾向和国家主义倾向之间的张力等问题展开进一步提问与回应。

（供稿：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孙振民、郭蔚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