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慧芳】国际碳中和的进展、趋势及启示
疫情导致政府诸多优先事项发生变化，应对疫情冲击也给大多数政府带来巨大财政压力，挤压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财政空间；疫情危机也转化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加速低碳转型的动力。总的来看，疫情危机为全球提供了加快向能源友好型未来过渡的契机。中国在疫情期间，做出碳中和的承诺，有力地提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与决心。
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协定》正式签署，其核心目标是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远低于工业革命前水平的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要实现这一目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需要在2030 年之前减少一半，在2050年左右达到净零排放，即碳中和。为此，很多国家、城市和国际大企业做出了碳中和承诺并展开行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取得积极进展。
第一，煤炭产能和投资下滑。在履行《巴黎气候协定》要求和推进能源转型的双重背景下，各国增加了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在发电结构中的占比，全球煤炭产量自2014年开始加速下降，煤炭投资也持续收缩。目前80个国家和地方政府及企业加入“燃煤发电联盟”，承诺逐步淘汰燃煤发电。金融市场上，目前已有30多家全球性银行和保险机构宣布将停止为煤电项目提供融资和保险服务。近1000家资产超过6万亿美元的机构投资者也承诺将从化石燃料领域撤资。
第二，可再生能源投资持续提升，海上风电投资创历史新高。截至2019年底，可再生能源占全球装机容量的34.7%，高于2018年的33.3%。2019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净发电量增量中所占的份额为72%，90%来自太阳能和风能。全球能源消费已经开始由石油为主要能源向多能源结构的过渡转换。
第三，全球电动汽车年销量呈指数级增长。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最新报告，2019年电动汽车的全球销量突破210万辆，占全球汽车销量的2.6％，同比增长40%。66个国家、71个城市或地区、48家企业已经宣布了逐步淘汰内燃机、改用零排放汽车的目标。中国和挪威等国都发出强烈政策信号，要大幅提高电动汽车的比重。
第四，绿色及可持续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全球绿色债券规模在2019年跃升至2500亿美元，约占发行总债券的3.5%，而五年前这一数字还不到1.0%。中国贴标绿色债券发行总量居全球第一。作为国际公共气候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多边开发银行的气候融资规模不断上升， 2019年达到616亿美元，占到其总运营的30%以上，其中76%用于气候变化减缓，近70%用于中低收入经济体。亚投行的气候融资规模在2019 年占到其银行总运营的39％。金融监管机构也意识到气候风险正对金融体系构成威胁，具有联合国背景的国际组织负责任投资原则（PRI）强制要求签署成员自2020年起披露其气候风险和治理指标。
第五，实行碳定价政策的辖区数量翻了一番。碳定价已成为抑制和减轻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并推动投资向更清洁、更高效替代品转移的关键政策机制。截至2019年底，已有40多个国家和25 个地区政府通过排放交易系统和税收对碳排放进行定价，覆盖了全球超过22%的温室气体排放，各国政府从碳定价中筹集了约450 亿美元。
2020年新冠疫情的流行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大规模封锁造成的经济中断对区域供应链、就业和投资造成了严重影响，挑战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基础，也对全球气候行动产生深远影响。
一方面，疫情导致政府诸多优先事项发生变化，应对疫情冲击也给大多数政府带来巨大财政压力，挤压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财政空间。截至2020年7月，各国政府宣布的财政刺激方案总额接近12万亿美元，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刺激支出的三倍多。各国的刺激规模从260亿美元到3万亿美元不等。美国为3万亿美元，是最多的，但美国的计划基本没有涉及环境和气候领域，相反特朗普政府还明确提出要为化石燃料行业提供支持。此外，受疫情影响全球气候谈判进程受阻，COP26以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均被推迟到2021 年，许多关键议题谈判被搁浅。
另一方面，疫情危机也转化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加速低碳转型的动力。欧盟在2019年12月就通过一项新的可持续增长战略——“欧洲绿色投资和公正过渡机制”，计划动员至少1万亿欧元使欧洲在2050年成为第一个碳中和大陆。疫情期间，欧洲理事会发布了“下一代欧盟”经济复苏方案，将应对疫情危机与之前的可持续增长战略相连接，将7500亿欧元中的30%用于“绿色”支出，包括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效率、加大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等。欧盟刺激计划预计在未来10年增加1% 的GDP，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同时通过投资循环经济，增加70 万个就业岗位。几个欧洲国家也表示将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疫情后的重建。德国将1300亿欧元刺激资金中的三分之一用于公共交通和绿色氢开发等领域。法国为其航空公司提供了11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在2024年实现减排24%的目标。丹麦拨款40多亿美元用于社会住房的改造，以增加绿色就业岗位。英国启动了440亿美元的清洁增长基金，用于绿色技术的研发。
2020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作出到206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的政策宣示，并出台了一系列“绿色”措施，包括提升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启动绿色发展基金、促进绿色金融发展、加强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环境信息强制披露等。日本和韩国也继中国之后宣布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韩国的“数字和绿色新政”计划投入73.4万亿韩元支持节能住宅和公共建筑、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发电。日本致力于加强太阳能、氢能和碳循环等重点技术领域的研发与投资。
中欧日韩等的碳中和承诺和绿色刺激方案不仅有利于促进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还将推动全球经济迈向更具可持续性、包容性、韧性的新阶段。
目前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已经有28个国家和地区确立了在本世纪中叶前后达成碳中和目标。从欧洲主要国家的碳中和战略部署看，有几项共同的关键事项：
第一，加快部署成熟的零碳解决方案。包括施行煤炭淘汰计划，逐步降低天然气供热，建造大量零碳发电装机，推动发电低碳化，提升行业能效。能源的“可获得性、可支付性和环境友好性”已经成为欧洲国家和跨国石油公司转型的主要驱动力。2020年7月，在国际能源署（IEA）清洁能源转型峰会上，代表全球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80％的40个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部长强调，要让清洁能源技术成为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组成部分。IEA预计，到203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包括水电）占全球发电量增长的一半。能源效率的提高则将主要集中在交通、建筑和制造业领域，这为智能家居、智能建筑的技术创新提供机会。
第二，推广零碳技术。包括引导公共和私营部门加大在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诸如储能、可持续燃料、氢能，碳捕获、利用或吸收技术等。近年来清洁能源行业经历了显著的技术变革，已经处于与化石燃料行业竞争的有利位置。一些大型科技公司不断加大对可再生能源、储能和燃料电池等领域的投资。未来十年，锂离子电池技术可能主导电动汽车市场。而2030 年后，更多潜在技术将超越锂离子电池技术的性能极限。此外，包括先进核反应堆和电动飞机等在内的广泛前沿技术也吸引了风险投资者的目光。氢能发展也将提速。日本早在2017年就发布了氢能源基本战略。2020年6月，德国发布国家氢能战略，确认了“绿氢”的优先地位。随后欧盟公布酝酿已久的《欧盟氢能战略》，在未来十年内将向氢能产业投入5750亿欧元。加拿大、中国等也在设计氢能发展蓝图。
第三，全面激发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包括提供税收优惠鼓励民众淘汰旧的汽油车，建设绿色社区，实施零排放车辆战略，加大植树造林力度，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和循环再利用，加大对屋顶太阳能的补贴、取消相关电力税费等。
第四，创造有利的政策与投资环境。包括取消化石燃料补贴，进行气候立法，制定碳定价政策，引入新的清洁燃料标准，投资清洁技术，加大绿色采购力度等；还要在价格驱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为脱碳提供额外激励，鼓励金融机构的负责任投资等。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是在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到2060 年左右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中国必须用30年的时间完成发达经济体60年完成的任务。可以预见，中国碳中和之路将是艰巨而迅速的。从技术路线图上看，这个过程不会是线性的，而是一个逐步加速的过程。中国需要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在未来5—10年，优先推动重点排放行业和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率先达峰并进入下行区间，并加大对关键清洁技术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强碳排放核查、立法规范等制度性建设，为中国在2030年后快速深度脱碳打好基础。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优化能源结构，加速“去煤化”进程。能源电力行业承载着最先实现碳中和的期望。未来须合理控制燃煤电厂的总规模，尽快推进燃煤电厂的峰值发电，通过稳步推进传统小火电的淘汰退出和高效火电技术的替代，以及加强电网建设、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等措施，使得清洁电力在总发电量中占比大幅提升。天然气需要在达峰阶段发挥“过渡性燃料”作用。因此中短期内，中国须优化天然气的供给结构，同时大力推动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的商业化应用，降低燃煤和天然气的碳排放强度。
第二，推动交通电气化。要实现交通领域的碳中和，需要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提高交通运输工具效率和提升低碳能源的利用水平。为此，需要加大对交通电气化的投资，大力推广智慧交通，提升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同时积极推动航空和海洋领域生物燃料、氢燃料、电气化等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目前中国针对新能源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的部署已经开始。根据国务院的最新文件，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要占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到2035年，公共领域用车将全面实现电动化，纯电动汽车成为消费主流。文件还规定自2021年起，生态文明试验区、重点污染防治区域的公共领域新增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得低于80%。可以想见，未来10年中国可持续交通（包括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建设将大大加速，新能源汽车与能源、交通、信息通信的全面深度融合也将全面展开。
第三，加快建筑绿色和智能化。建筑部门应围绕提升能效、加大清洁能源利用、强化绿色标准等方面展开相关工作。要加大照明、制冷等节能技术产品的应用，对既有建筑进行节能低碳改造，提高新建筑的绿色标准，鼓励建筑领域清洁、低碳电力和天然气的使用等。
第四，促进消费低碳化。从需求端降低对高耗能产品的消费需求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举措。需要加强节约型消费、绿色低碳消费等理念的宣传，出台激励措施，引导和鼓励居民购买节能低碳产品和使用智能化技术。还要加强对企业排放的监督，建立气候环境信息自愿披露规范，引导企业生产低碳产品和采用低碳技术，并通过回购旧家电、鼓励节能家电消费等方式促进新的绿色产业的发展。
第五，加快金融绿色化布局。推动气候投融资与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扩大绿色金融试点范围，引导金融机构提前布局净零碳经济，并激发资本市场对低碳转型的支持力度，加强气候投融资的国际合作，并通过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绿色债券等引导社会资本流向低碳行业，将是解决中国低碳融资缺口问题的重要手段。
第六，完善碳定价机制，推动碳金融产品创新。碳交易市场即将在电力行业全面推开，首批纳入的发电/供热行业企业约1700余家，排放量超过30亿吨，占中国总排放总量的46%。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八大行业的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按计划已经于2019 年5月31日前完成核查、复核与报送，预计将逐步纳入碳市场。但从目前七大碳市场试点运行情况看，中国的碳价水平还比较低，且试点区域的价格差异显著。未来需要逐步完善碳定价机制，扩大碳市场交易主体覆盖范围，并探索以碳期货为代表的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和创新，加强中国碳市场的国际合作。
总的来看，疫情危机为全球提供了加快向能源友好型未来过渡的契机。中国在疫情期间，做出碳中和的承诺，有力地提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与决心，同时也对中国未来5—10年的减排行动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实现碳中和，需要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和能源体系发生重大而迅速的转变，需要中国政府进行良好的顶层政策设计，部署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气候行动路线图，包括转变能源电力结构、完善碳市场、大力发展清洁技术、构建完备的绿色金融体系等。还需要政府充分考虑各行业、各地区的发展现状，制订差异化的达峰路线图，并辅以充分的激励和监管政策，激发地方政府和其他非政府行为体的减排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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