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仕国、宋泓、高凌云、石先进、周学智、臧成伟、张宇燕】世界开放大变局：基于对外开放指数的测度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国际经济评论 Author 刘仕国 等
《国际经济评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期刊
在逆全球化现象汹涌之际，科学测度世界开放变局和探究各经济体开放潜力是必要的。
在宏观层面上，对外开放即至少两个经济体的特定主体之间展开交流。在迄今为止的人类跨境开放实践中，经济是最主要的领域，社会与文化等则是次要领域。因此，本文探讨的对外开放是一个经济体同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开放以及同经济开放密切相关的社会开放和文化开放。
经济开放领域中，历史最悠久的当属跨境交换环节，包括但不限于跨境贸易。跨境贸易其实是一国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生产技术等禀赋的直接体现或者延伸。随着跨境开放的深入，跨境生产、跨境分配和跨境使用渐次成为国际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因此，跨境贸易理论适宜作为构建对外开放理论的起点。开放理论起于或基于国际贸易理论，以刻画跨境贸易、投资、金融、社会、文化、治理等活动。事实上，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经典研究已广泛使用国际贸易模型研究其他领域的问题，例如采用梅利兹模型研究异质性企业投资选择的问题。
跨境开放理论采用的模型形式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可以排除不同模型假设所带来的不必要争论，从而专注于开放度议题。
在跨境开放模型中，开放的维度包括经济（贸易、投资、金融）、社会和文化。其中，经济开放为主，社会开放和文化开放为辅。
基于科学性、代表性和可持续性原则，开放指数所依据的指标体系构建如下。该体系包括29个基础指标，其中8个指标测度政策开放度，21个指标测度开放的直接结果。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权数设置基于专家调查。
表1 开放指数的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指标处理包括补充缺失值、去量纲化和中心化。其中，去量纲化基于开放流动内容的需求方来设置同度量指标，从而避免类似测度中的“规模偏差”和观察值过度估计而失真等痼疾。
对外开放榜单基于129个经济体（2008-2018年）。“世界开放指数”以经济体不变价GDP份额为权数对各经济体开放度加权而来，本质上是各经济体的平均开放度。
世界开放度2008年以后震荡缩小（图1左侧）。2008-2018年，世界开放指数介于0.74和0.78之间，其中2008年最高，2016年最低，总计缩小3.5%。
G20开放度也逐年下降(图1右侧)。2008-2018年，G20开放指数下降4.7%。2018年，发达成员的加权开放指数为0.7945，新兴经济体成员为0.6308。德国开放度最高，南非开放度最低。11个新兴经济体成员中，最开放的是韩国（2018年名列世界第20位）。
80%的经济体扩大了对外开放。2008-2018年，104个经济体扩大对外开放。其中，扩大幅度最大的三国依次是尼泊尔、柬埔寨和中国，升幅分别为86.6%、11.1%和10.6%；下降幅度最大的三国依次是美国、埃及和黎巴嫩，降幅分别为16.8%、9.1%和4.9%。显然，中国领升，美国领降。
中国开放指数2008年为0.6746，2009年微跌，随后稳步上升，2018年达0.7461。在全球开放榜单上，中国2008年排名第65位，2009年跌至第66位，2010年大幅回升7位至第57位，随后几乎逐年上升，到2018年已升至第39位，比2008年上升26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从全球第三位升至第二位，为世界开放指数提供增量0.6684个百分点。
中国的开放潜力依然很大。贸易、投资、金融、社会和文化等领域许多内向开放指标的排名低于对应外向开放的排名，比如服务市场，具体包括服务进口、吸引境外学生、移民、高端知识特别是高端技术和专利等。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其开放指数2008年至2010年均超过0.9。自2009年开始，开放度逐渐缩小，2011年跌破0.9，2016年跌破0.8。这直接导致其开放排位显著下滑。2008-2011年，美国排名第一，2012-2014年退居第三，2015退居第五，2016年陡降至第十二位，2017年跌至第十六位，2018年跌至第二十二位。
美国加速缩小对外开放，严重拖累世界开放的走势。2008-2018年，世界开放指数下降4.2%，其中来自美国的贡献为4.64个百分点，幅度超过前者。显然，如果不是中国等其他重要经济体的持续扩大开放，仅仅美国就足以拖累世界整体开放度较大幅度缩小。
开放度和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经济越发展，开放指数越高。2008-2018年，全球129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同开放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392。
——对外开放度最高的10个经济体均为发达经济体（2018年）：自高而低依次为新加坡、中国香港、德国、爱尔兰、瑞士、英国、法国、加拿大、中国澳门、卢森堡，加权开放指数为0.8243。
——开放度最低的10个经济体均为发展中经济体（2018年）：自高而低依次为中非共和国、布隆迪、尼泊尔、加蓬、坦桑尼亚、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马拉维、斯里兰卡、刚果（布），加权开放指数为0.5887。
正是基于上述结果和部分历史事实，我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大多数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呈现出一种U型变化。在没有进入工业化过程之前，开放水平很高。而一旦要发展本地的产业和企业以推动工业化进程，则需要相当长时期保护当地的幼稚产业，从而降低对外开放的水平。随着当地企业和产业竞争能力的提高，该经济体的开放水平逐渐增加，甚至进入到自由放任的状态。
每个经济体的开放度并不必然呈现U型轨迹。事实上，开放与发展的关系存在多样性。多数经济体的开放度围绕开放指数与人均GDP的趋势线上下波动（见图３）。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开放都是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影响发展的唯一因素。
此外，社会开放度和文化开放度是否也存在类似假说，经济开放度、社会开放度和文化开放度在数学加总后的综合开放度是否支持类似假说，都有待学界展开深入研究。
任何开放行为都可能具有“双刃剑”效应：既可能为开放主体带来合意的收益，也可能带来不合意的损失。界定开放损益的内涵、外延及其所合之意的阈值，是评判开放合意性的必要基础。
总体而言，开放度提高意味着社会福利改善，更高的开放水平是各经济体理应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各经济体不仅要将开放度同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相结合，还需要在各经济体之间有效协调，避免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开放“以邻为壑”，这就需要全球多边经贸体制得到广泛的尊重，当然，多边经贸体制应与时俱进，寻求更好地平衡好各方的动态损益。
当今世界，全球化仍然是时代发展的潮流。部分经济体从开放中获得的总收益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或者是因为开放策略不当（比如开放不足或开放过度），或者是因为与开放政策相关的其他配套政策不当。轻率地将自身的发展问题完全归咎于开放政策不当，很可能错失正确的开放发展政策，甚至错误地选择闭关锁国的极端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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