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中 周学智】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走势

自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中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步伐有所加快，电子、通信和汽车等受关税影响较大行业的对外投资明显增长，对越南、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投资逆势强劲上升，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并购投资呈断崖式下降，外资企业主要通过转移订单而非撤资的方式来外迁产能，但制造业对外投资总体规模较为稳定。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叠加冲击，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规模出现明显下滑，但相对于全球直接投资规模的深度下调，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显得较为稳健。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和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引发广泛关注。美国对中国大量输美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一个重要动机是利用关税手段，诱导美国制造业企业回流本土，推动中国制造业外迁产能，削弱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地位，打乱中国在高端制造业、科技领域的追赶节奏和步伐。为监测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态状况，我们综合利用FDI Intelligence的绿地投资数据、BVD的跨境并购数据和官方的对外投资数据，分析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国别分布和行业结构。

一、投资规模波动下行，但绿地投资规模呈增长态势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在全球经济低迷和跨境直接投资规模大幅下滑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低速下降态势，但总体稳定，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出现震荡下行态势。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前11个月，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分别为1213.2亿美元、1169.6亿美元和950.8亿美元，同比依次下降0.3%、3.6%、3.1%；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分别为191.1亿美元、202.4亿美元、157.6亿美元，同比增长-35.2%、5.9%、-15.1%（年化增长率），占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的比重依次为15.8%、17.3%、16.6%。中国制造业企业在2019年对外直接投资之所以能实现逆势增长，除寻求低成本的投资目的地和拓展海外销售市场等原因外，一个重要的推力可能是规避美国加征的高额关税。2020年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规模的下降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美经贸摩擦所起的作用较小。

另据FDI Intelligence和BVD的数据，2018—2019年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流量虽波动下行，但占中国对外投资的份额却震荡上升。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规模先由2017年的410.1亿美元略升至2018年416.8亿美元，增长1.6%，后降至2019年的385.7亿美元，跌幅为5.9%。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所萎缩的背景下，制造业占对外投资的份额波动上升，先从2017年53.9%降至2018年的44.9%，后大幅升至2019年的65.2%。这意味着，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步伐确实有所加快，明显快于其他行业。

在全球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中国制造业对外并购投资规模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规模出现逆势稳定增长态势。中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规模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和过程中均稳步增长，先由2013年的145亿美元快速升至2014年的243亿美元，2015—2016年回调至210亿美元左右，2017年跨越300亿美元的关口升至3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3.7%，2018年略降至297亿美元，跌幅为6.0%，后于2019年创历史新高，达372亿美元，升幅为25.3%。（见图1）

与以产能转移为主要特征的绿地投资的稳定增长形成鲜明反差，以寻求技术和战略资源为主要动机的中国制造业对外并购投资额大幅波动，先由2017年的94.6亿美元升至120.2亿美元，增长27.1%，但在2019年骤降至14.0亿美元，跌幅达88.4%，呈断崖式下跌态势。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经济大幅衰退和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继续放缓。据安永发布的报告，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企业宣布的海外并购数量371宗，同比下降21.1%，海外并购总额244亿美元，同比下降50.6%。其中，先进制造与运输业并购案51宗，同比下降35%，并购金额29.6亿美元，同比下降10%。这表明，在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和科技竞争的叠加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型投资阻力显著上升，从而，中资企业越来越难以通过跨国并购来提升技术水平，而必须通过自主研发来促进技术进步。

二、电子、通信和汽车等受关税影响较大行业的对外绿地投资明显增长

中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主要分布于金属、化石能源、化工、汽车、纺织、橡胶、电子、食品和烟草、造纸包装、通信等资源或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美贸易摩擦以来，金属、化石能源、电子和通信行业的对外绿地投资规模增长，而化工、纺织、橡胶、食品和烟草、造纸和包装的对外绿地投资规模下降。电子、通信行业的对外绿地投资规模波动上升，先由2016年的23.4亿美元、10.7亿美元分别跌至2017年的11.6亿美元、0.7亿美元，2018年反弹至23.3亿美元、7.1亿美元，2019年进一步升至37.4亿美元、16.6亿美元。汽车OEM及零部件、化工行业的对外绿地投资也经历了一个先跌后升过程，分别先由2017年的58.4亿美元、79.6亿美元跌至2018年的32.2亿美元、3.3亿美元，后反弹至2019年的50.8亿美元、34.5亿美元。金属冶炼、纺织行业对外绿地投资规模的波动幅度大，在2018年分别达峰值的113.7亿美元、33.9亿美元，2019年跌至36.5亿美元、16.9亿美元（见表1）。其中，金属、汽车、电子和通信等行业有多种商品列入美国的征税清单，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环境出现了较大不利变化，制造业境外并购投资明显受阻。2018年，贸易摩擦爆发对中国企业对外并购投资的影响不明显。2019年，美国和欧洲国家先后出台了更为严格的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控措施，中国企业对外收并购投资出现断崖式下跌。其中，中国在机械、装备等工业制品行业的对外并购投资降至零，而该行业包括电子、汽车和装备制造业，技术含量较高。

三、对越南、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投资强劲上升，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并购投资断崖式下降

中国对外制造业投资具有突出的区域特征，绿地投资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跨境并购投资基本分布于发达国家。贸易摩擦以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绿地投资呈稳定增长，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均快速下降。从表2可见，中国对俄罗斯、印度、越南、巴西和墨西哥的制造业绿地投资总额由2017年的52.9亿美元，升至2018年的56.2亿美元，2019年进一步攀升至211.9亿美元，但对其并购投资额接近零。中国对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制造业绿地投资合计额先由2017年的71.5亿美元，降至2018年的16.1亿美元，后回升至2019年的37.4亿美元；中国制造业对其并购投资额大幅下跌，先由2017年的48.5亿美元，大跌至2018年的16.2亿美元，2019年则基本为零。这表明，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企业对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技术寻求型的并购投资门槛急剧抬升，投资规模呈现断崖式下跌。

中国对越南、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制造业投资出现强劲增长，投资份额大幅跃升。部分人力和自然资源较丰富、经济开放度高、经济发展潜力大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中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的主要目的地。2018年，中国对印度、越南和巴西制造业投资规模分别达34.4亿美元、8.6亿美元和4.1亿美元，依次增长2.2倍、2.8倍和0.8倍。2019年，中国对越南、巴西和墨西哥制造业的投资额分别为32.2亿美元、17.9亿美元和11.7亿美元，依次增长2.8倍、3.4倍和5.4倍；中国对印度制造业投资规模为27.9亿美元，虽下降18.7%，但仍为2017年的2.6倍。中国对越南、印度、巴西和墨西哥制造业投资占中国对外制造业投资的份额迅速攀升，由2017年的6.4%升至2018年的11.7%，2019年进一步升至23.3%。

201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和欧洲对外资的管制逐步收紧，极大影响了中国企业对欧美的投资特别是并购投资。中国对发达国家制造业投资呈断崖式下跌，投资受阻现象明显。中国对发达国家制造业投资额由2017年的168.0亿美元降至2018年的134.3亿美元，2019年进一步跌至72.4亿美元，占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份额由2017年的41.0%逐步降至2018年的32.2%和2019年的18.8%。美国和德国是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投资规模由2017年的52.2亿美元跌至2018年24.6亿美元，降幅达52.9%，2019年进一步降至16.7亿美元，下跌32.1%。中国对德国制造业的投资规模由2017年26.9亿美元降至2018年4.7亿美元，降幅达82.5%，2019年虽回升至17.7亿美元，但仅有一个绿地投资项目。其中，2018年，中国对美国、德国的制造业并购投资出现大幅下降，分别由上年的27.7亿美元、13.2亿美元降至14.3亿美元、11.9亿美元，降幅分别达48.3%、91.0%。在欧美相关法案出台之后的2019年，中国对美、德制造业企业的并购活动基本停止。

四、外资制造业企业出现隐性外迁

外资制造业企业外迁产能有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显性外迁表现为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撤资和向外搬迁工厂。隐性外迁有两种方式：一是跨国公司的转移订单行为。外资制造业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虽未撤资，但可将订单转移至国外已有的子公司或兄弟公司。二是外资企业停止和削减对华新增投资。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减少，也是制造业的一种潜在损失。

生产订单转移的现象在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前就已存在。如，对纺织行业而言，越南作为美国第二大纺织品服装进口市场，具有产业配套相对完善、生产成本低、劳动力充裕等优势，最有可能承接来自中国的订单转移。在自行车行业，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一些国际品牌商也存在转移订单的现象。如，崔克（Terk Bicycle）自行车公司、肯特国际(Kent International)自行车公司为了规避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的关税，将原有在中国的订单转移至柬埔寨工厂进行生产并出口。另据一项调研，一些在华外资企业主要采取转移订单而非撤资的方式来外迁产能，将原本属于中国工厂的订单转移至东南亚等国。

制造业外迁的另一种隐蔽形式是外资企业停止和削减对华新增投资。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跨国公司出于分散产业链的考虑，适当增加对东盟、南亚和拉美等地的投资，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度。目前，一些在华外资投资企业虽有一定的外迁意愿，但中国制造业对外资仍具有较大吸引力。外资企业对制造业的绿地投资在2015—2017年期间维持高度稳定，均值约为277亿美元，2018年急剧升至731亿美元，2019年虽降至351亿美元，但明显高于前些年的水平。新冠疫情打破了美国政府的中美经贸脱钩和国际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如意算盘。制造业企业外迁产能的意愿已显著降低，这从中国吸引外资规模持续逆势攀升可得到验证。据商务部数据，2020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43.7亿美元，同比增长4.5%，创历史新高。其中，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额同比增长13.9%，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同比增长11.4%。不过，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可能加快出现区域化、多点化的特征，中国面临的产业外迁压力可能会上升。

（本文发表于《经济纵横》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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