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君达】“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学解释
美国出现过两次“反共”意识形态斗争即“红色恐慌”，它本质上是一种由保守主义政客领导、以夺取政治权力为目的、以意识形态宣传为主要动员手段的社会运动。本文提出适用于“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的社会运动三要素模型，认为议题素材、运动领袖和运动听众是美国发起和维持反共社会运动的三要素，也是“恐慌”形成的先决条件。在两次“恐慌”中，运动领袖建构出外来威胁，并以此对社会进行动员，运动随着争议性剧目的爆发不断升级；在领袖失去政治声望后，运动则随之降温。作者将该模型应用于当前美国反华政治，虽然美国当前尚未形成类似“恐慌”的排华运动，但拜登任内在野的共和党政客有动机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中国对美国正在酝酿的反共运动应保持警惕。
美国曾两次发生以“反共”为诉求的意识形态斗争（以下简称“反共运动”）。反共运动的高潮被称作“红色恐慌”（Red Scare，以下简称“恐慌”），第一次“恐慌”是1919-1920年美国司法与情报部门对劳工组织、左翼人士和俄裔移民的大规模审查，第二次“恐慌”是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在1950-1954年对“苏联间谍”的大规模清洗，又称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
“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限制美国决策者的对外政策选项，同时加剧国内意识形态对立。近年来美国政坛对华战略敌意上升，多名政学界人士公开警告麦卡锡主义可能重现。美国是否会出现第三次“恐慌”？本文基于历史案例，提出美国反共运动的发展机制，并分析美国社会近期爆发“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的可能性。
“恐慌”是反共运动的一部分。本文将反共运动定义为带有意识形态斗争色彩的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美国学者已就反共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一）政治学研究：美国政治学提出“恐慌”的几类成因：一是强调反共政客个人影响；二是大国竞争；三是国内政治斗争；四是国政治系统的结构性缺陷。基于个人的研究容易忽略社会群众对反共运动的助推作用，其他研究则着眼于美国政治的“常量”，难以解释为何“恐慌”在特定时间爆发。
（二）政治心理学研究：心理学将极端运动归因于部分社会群体遭受的认同危机，被边缘化的群体将敌意投射在外来意识形态上。这种理论能解释民众参与“恐慌”的动因，但难以解释为何“恐慌”的烈度远大于历史上其他排外运动、种族主义运动。
（三）政治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为研究反共运动提供了思路。资源动员理论认为社会运动是社会动员组织（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寻找资源并发动社会的过程。政治过程理论则提出，社会运动包括政治机会、动员结构、建构过程、周期性抗议（protest cycle）和争议性剧目（contentious repertoire）等要素。上述理论对于当代美国社会运动解释力较强，但反共运动具有一些独特性质，例如议题的政治性、全国性和抽象性，导致反共运动的政治过程不同于泛用模型。
本文以既有社会运动理论为基础，结合意识形态斗争的特殊性质，提出美国意识形态斗争的三要素模型（如图1）。本模型将美国反共运动视作运动领袖通过建构议题吸引运动听众的过程，并提出假说：（1）外来威胁议题、政治领袖和社会听众是构成反共运动的三要素；（2）外部挑战者、政治斗争和潜在听众是美国社会常量，而议题完善度、斗争态势和议题关注度是导致三要素出现的变量；（3）争议性剧目是反共运动发展和升级的催化剂。
图1 美国意识形态斗争的三要素模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一）建构出的外部威胁：外来威胁是反共运动的主要议题，也是运动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外部挑战是美国社会的常量，但必须经过议题建构才成为社会认可的外来威胁。议题完善度是反共运动的第一个自变量，建构出的外在威胁随着国际形势变化、政治宣传而逐渐完善。
（二）政治斗争与运动领袖：运动领袖是反共运动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往往为职业政客。政治斗争是美国政治的常量，而斗争态势是反共运动的第二个自变量，决定了运动领袖的产生。反共强硬派在野、温和派执政的局面往往导致在野政客抨击当局意识形态软弱，借助民间反共思潮夺权。
（三）政治运动的参与者：领袖必须动员群众参与运动，听众是运动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社会对议题的关注度是反共运动的第三个变量， “争议性剧目”，即广泛吸引公众注意的暴力、极端事件，往往使社会对外来威胁议题的关注上升。
社会运动非阶段明确的线性发展，议题建构、政治斗争和社会动员三个过程在运动领袖发起的周期性抗议活动中反复进行。一旦运动领袖事实上失去权力制衡，能够不受阻碍地发起政治迫害，反共运动即升级为“恐慌”。然而一旦三要素不复存在，反共运动将走向衰落。
美国在20世纪出现的两次反共运动均可用上述三要素模型进行分析。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反共运动的泛起与消解
第一次“恐慌”之前，美国社会正在形成反共运动的三个要素。第一，美国社会保守运动兴起，种族主义者、仇俄人士和禁酒主义者形成一个坚定的反共阵营，成为反共运动的潜在听众。第二，美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反劳工政治宣传令社会逐渐感受到“苏联威胁”。第三，威尔逊因为参与欧洲战争遭到批判，国内保守派意图通过“反共”等口号动员民众夺取权力。
1919年1月，西雅图劳工中央委员会展开美国史上第一次城市总罢工，工人瘫痪城市的能力令美国中产阶级如临大敌。随着工人运动逐渐暴力化，司法部成立由胡佛领导的情报部门，准备对“共产主义者”进行大规模排查和驱逐出境。
随着社会反共呼声增强，帕默在1919年11月对移民社团、左翼组织进行大规模搜查，大规模搜捕俄裔移民，政治清洗逐渐失控。帕默意图夸大外来威胁，利用高曝光度和支持率捞取政治资本。然而随着工人运动平息，帕默构建的“外来威胁”很快成为虚假警报。以劳工部助理部长路易斯·珀斯特（Louis Post）为代表的反对者攻击帕默践踏法律，导致后者名誉扫地，“恐慌”也很快消解。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共运动的泛起与消解
第二次“恐慌”之前，美国社会同样形成反共运动的三个要素：第一，社会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反共言论能够收获大量听众。第二，反共人士以苏联间谍案和共产主义阵营扩张为根据炒作“苏联威胁”。第三，两党保守派政客意图以部分政府官员“通共”为契机，推翻“新政民主党”的统治。
第二次“恐慌”始于一系列间谍案，包括1945年《美亚》事件、1948年本特利、钱伯斯间谍案，1949年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对外交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的调查等。麦卡锡于1950年2月开始炒作其“间谍名单”，其支持率在争议中攀升，共和党则希望借麦卡锡打击民主党。1952年共和党赢得总统大选后，共和党试图约束麦卡锡，但麦卡锡凭借高人望继续推动反共清洗，艾森豪威尔总统也遭到其攻击。
虽然当时社会的反共情绪高涨，麦卡锡却很快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其政治迫害也告一段落。麦卡锡对美国陆军提出“通共”指控后，开始遭遇公关危机，共和党以此为契机与麦卡锡划清界限。1953年，麦卡锡几次遭遇政治挫折，其政治生涯随之结束。
（三）美国两次反共运动的共性
美国两次反共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基本符合上述三要素模型。第一，劳工运动快速发展，导致社会重视共产主义威胁，促进了议题建构和社会动员。第二，执政者面临国内外挑战，反对党积极谋划夺权。部分政客在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第三，一些争议性剧目，例如大规模罢工推动运动升级。第四，随着反共政治迫害加剧，对社会产生直接威胁的罢工等运动平息，建构出的“外来威胁”难以维持。反共领袖的滥权行为最终遭到政治对手抨击，“恐慌”也走向衰落。
2017年至2021年间，特朗普政府推出一系列意识形态对抗政策，包括对“中国背景”人员和实体的审查，引发学界对麦卡锡主义回归的担忧。但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反华政治尚未升级为“恐慌”，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从政治斗争态势来看，美国政治斗争焦点集中在国内议题上，两党在涉华政策上有一定争议。
第二，美国反华政客建构的“中国威胁”尚不完善。中美在中国沿海、第三国和国际组织的地缘竞争对美国社会的直接影响有限，中国既未直接对美国社会生活造成破坏，也未参与美国社会中受到广泛关注的种族和党派等冲突。
第三，尽管美国社会对华观感向负面发展，美国社会对政治议题的关注相对分散，愿意重视“中国威胁”的听众数量有限，对反共运动总体并不积极。
拜登就职后，中美战略竞争升级，美国社会的反共运动升级风险有所增加：
第一，决策圈形成反华共识。共和党可能将外交作为突破口，利用两院立法委员会监督权和公众影响力批判执政党对外绥靖。在近期执政中，为争取共和党政客对民主党法案、政令的支持，拜登政府主动强调中美对抗，因而陷入与共和党的反华“军备竞赛”。
第二，美国媒体继续构建中国威胁，内容包括中国对美的技术、经济威胁，中国“间谍活动”和地缘威胁等。近期美国多项法案延续了特朗普时代对中国的定位，鼓吹中国对美形成全方位竞争。
第三，受到新冠肺炎阴谋论影响，美国社会反华情绪与日俱增，民间仇华情绪强烈。
由于拜登政府外交政策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拜登很难缓和美国内部的反华反共情绪。随着中美竞争在可见的未来持续并激化，美国有较大可能爆发“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
本文将反共运动视为运动领袖为夺取政治权力而发起，通过议题建构动员社会听众的过程，强调斗争态势、议题完善度和社会关注度在运动中的关键作用。美国反共运动往往伴随着一个被建构出的外在假想敌。运动领袖煽动社会对“外来威胁”的恐惧，攻击现任政府失职，从而争夺政治权力。政客争议性言论和传播广泛的恶性事件构成争议性剧目，导致运动不断升级。
本文提出的三要素模型也可用于分析当前美国反华社会动员。近期美国反华政治具有向两次“恐慌”特别是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发展的危险。在拜登执政时期，在野的共和党将通过批判政府对华软弱，削弱拜登的民意支持。反华政客为了仍将积极建构“中国威胁”，通过煽动反华情绪误导民意。我们对此应当予以重视，维护与美国温和派人士的沟通机制，加强双边风险管控。